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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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不住的机会是诱惑,若是人才永远不缺机会,不是人才给你机会也抓不住,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聚焦自我成长才是解决问题的王道。——Deep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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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混乱中发现简单,从无序中发现和谐,在困难中找到机会。

关于机会和陷阱

——罗辑思维CEO脱不花

111 世界上最大的陷阱,叫做“机会型陷阱”。

112 评估一下这件事对多少人有利?越是多赢的局面,越可能是个机会,反之如果只有你占尽便宜,那肯定不是机会。

113 想想这件事是不是很容易做到?有两种事。一种是机灵事:开头就炸,但是越来越没劲。另一种是苦逼事:开头特难,但是越干门槛越高。前者是陷阱,后者是机会。结硬寨、打呆仗是不变的真理,很容易实现的事情,是机巧,不是机会。

114 看忽悠你干这个事的人跟这事的关系。如果对他在精力上只是业余兼职,在财富上只是锦上添花,而你要付出全部精力,搭上全部身家。那么,要警惕是个陷阱。

115 周边人赞成与否不重要,但是否出手帮你很重要。一旦开始干,帮你的人越来越多的事,机会。反之,陷阱。

116 因资源而启动的事,容易翻转为陷阱。因顺势而发生的事,容易找到机会。

117 推动社会新分工的事,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靠这事吃饭养活一家老小的事,机会。在各种裂缝中套利,除了你谁都没好处的事,陷阱。

118 做成之后,容易被巨无霸们摘果子的事,陷阱。做成之后,自成体系的事,机会。换句话说,南瓜不会结在树上。有命长出来,没命hold住。

119 就算做成了,也有后遗症的事,陷阱。就算做不成,也长本事长江湖地位的事,机会。

120 摊在桌上打明牌也能干的事儿,机会。必须遮遮掩掩唯恐别人知道的事儿,陷阱。

121 你孩子长大了为你骄傲的事,机会。反之,陷阱。

如何抓住未来中国的机会?

最近这段时间,随着国际上贸易战的持续加码,国内股市的喋喋不休,很多朋友从年初的积极乐观,逐步转向了如今的悲观情绪蔓延。

因此,很多人都茫然而不知所措,甚至在提笔写今天文章之前,也有读者在群里询问,未来的机会在哪里?于是,今天就顺着读者的提问,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老读者们应该记得,我从去年写“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系列开始,到贸易战刚开始的几篇文章,我的情绪是比较低落的。不过,随着一边写作一边思考,我的情绪也逐步转向晴朗。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理顺思路的过程中,看到现在面对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对比20年前实在是好太多了。

20年前的中国,经济上正在进行痛苦的产业结构供给侧改革,仅97年就造成了千万职工的大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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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点上,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刚刚回归的香港经济,股市楼市腰斩经济濒临崩溃,而国内更是面临出口下滑、经济下行和汇率贬值的三重压力。更不要说,98、99两年的特大洪水,又对中国的精华之地长江经济带造成了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冲击。

更不要说外交上,一方面李登辉上台导致96~97年的台海危机,美国两个航母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干涉我国内政,99年北约更是悍然轰炸了我驻美国大使馆,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中美关系跌入建交以来的冰点。

而当时,国内大量的精英们比现在还悲观,很多人宁可在美国刷盘子也要出国。

可是呢,当年那么恶劣的局势,最终我们硬挺过来了,并为中国未来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当年出国精英们中的不少人,十多年后,面对自己当年“爱答不理”的同学们,发现自己反而是“高攀不起”了。

说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既要看个人的奋斗,也要看历史的进程,你在西方跑得再快也很难跑得过在中国坐车的。

因此,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的读者,高呼“药丸”和高呼“中必胜”对自己都毫无意义,怎么样能“上车”,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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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读者留言,说我近期的文章没有之前的那么劲爆,那种写谁谁死的“死亡笔记”型文章,好久都没有看到了。

说起来,文章不够劲爆有很多种原因,从小气候上来看,前两天刚开宣传思想的会议,我得先把会议精神吃透;而从大气候上来看,无论是政坛还是商坛,大新闻时代已经过去了,特意去搞的“大新闻”,往往都是“假新闻”。

而政事堂一贯遵循的,就是在不造谣不传谣的基础上,试图给出一个准确率更高的预判,所以很多时候,没有新闻才是“好新闻”。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个人的原因,就是最近几天的晚上,码字的时间比较少,精力都在研究朱总当年的讲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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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年从新华书店买书的时候,多半只是为了给自己书架填充的更好看,可是随着近几年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发觉,当年朱总力挽狂澜之下的改革方案,几乎以一整套复制的方式,再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譬如我之前一直对自己在乐视、万达巅峰之际预判了其衰落而沾沾自喜,也等着房地产税的加快落地的时候再吹嘘一波。可是当我看到讲话实录中,朱总自国务院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说要重点打击的三个领域时,不禁慨叹历史的轮回。

15年前,朱总在会上强烈反对大量进口小汽车,15年后,中国新能源汽车领跑者,在美国砸了几百亿,准备生产汽车往国内卖的乐视,如今不得不回国放弃股权接受爱马仕哥的混改。

15年前,朱总在会上说要严厉打击的滥建主题公园和配套酒店,15年后,中国文旅酒店一哥的万达,不得不接受混改,把公园和旅游地产打包折价甩卖给融创,把酒店打包折价甩卖给富力。

15年前,朱总在会上说要严厉打击的房地产过热,15年后,宇宙第一房企的碧桂园,成为了众矢之的和热锅上的蚂蚁,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确定了遏制房价上涨,而这么多年一直难以推动的房产税,也终于加速进入了立法流程。

也就是说,他15年前说要重点打击的领域,在15年之后全部都兑现了……

能够兑现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当年作为园丁为祖国播种下的种子,如今大多已经开花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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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读朱总的讲话实录时,联想到最近几年的事件时,总会感慨良多。

譬如第四卷连着的五条内容:

224页的“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及其后台”,对比今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26页的“加快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对比这几年贵州官场的快车道和大规模投资;
230页的“企业界要进军俄罗斯”,对比这几年逐步减少中东油气,转向从俄罗斯进口;
237页的“会见索罗斯时的谈话”,对比最近开始的金融开放合资;
245页的“走向更加开放和繁荣的中国经济”,对比今年博鳌上,中国承诺对大幅度对外开放…….

更不要说,从加强金融监管到发展长江经济带,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到增强税收征收能力,从钢铁去产能到绿水青山的环保,从“税改费”到中西部大规模基建…….

可以说,最近几年中国所有新的改革政策出台,都能从当年朱总15年前的讲话中找到影子与原型。

至于对于普通人关心的发家致富之道,很多也都写在了讲话实录之中。

譬如你如果在2002年的时候相信了朱总说的,中央下决心支持造船业发展,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那么,你几毛钱一股买到的ST中船,五年之后就会涨到300块钱……

如果你信了朱总说的,深圳的发展会走在全国前面,那么,在2002年时候的深圳落脚,多买几套当时便宜至极的房子…….

我想,现在应该没啥可以焦虑的了……..

嗯,这就是文章刚开始说的,你跑得再快,也很难跑得过坐车的。

而反过来说,就像“进口小汽车”、“主题公园”、“房地产”这些朱总口中的产业,如果现在再去搞,恐怕就像49年加入国军,纯属脑子进水。

其他领域亦如是,当年朱总就说的很明确,污染环境、不符合安全生产的企业,必须依法采取行政关闭的措施,对于供过于求的过剩产能,则采取经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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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很多最近很痛苦的企业家,必须判断自己的产业是否属于“过剩产能”,如果是的话,尽早脱手或者撒手别撑着,L型经济还有很久,税改只会越来越强劲。目前短期保就业的很多措施,不代表未来不会继续出清过剩的产能。

而与L型同步的,过去十年“积极的货币政策”势必要转型,重回朱时代真正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会想尽办法提升地方的财政支付能力。而金融领域们苦等的大水漫灌势必不会等到,因为这些水,很可能都被西南通过财政大规模推动的水电站给截住了。

而水电印钞机的大规模启动,势必对我国的能源结构和部分产业结构出现大规模的调整,这个影响会非常的深远。

当然,除了基建之外,紧跟基建步伐的那些环保和教育,势必会成为接下来的重点,大量的国家资金会通过转移支付向中西部涌入,大量的相关人群也将收益。毕竟,这两个加起来能占了朱总讲话篇幅中的三成。

而与此同时,对比当年的房改、教改和医改的推进,我们很容易理清楚,未来对于民企来说,在无法参与混改的前提下,上车最快的切入点,势必还是房产周边、教育周边和医疗周边,巨大的变动之下,势必会出现巨大的洗牌,这对于老玩家是巨大的挑战,而对于新玩家来说则是巨大的机会。

当然,机会最大的必然都在长江经济带上。

最后,在遏制房价上涨之后,国家势必为存量的M2寻求新的出处。因此想加杠杆赌风口的人,自然可以在新动能领域,用杠杆拿着国家的资源拼一把。

至于领域有哪些,其实都写在了十九大的报告里面…….

调整焦点: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方法论

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 切换模式,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还要学会 转换焦点 。

当一个新生事物发生、一个新的趋势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的想法思路都是这样的:

哇!这个东西好厉害!那么如何才能为我所用呢?

举个例子,微信公共平台在过去的几年里,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势力,随着它的崛起,很多人随着大势就成长起来了……可问题在于为什么能够随着大势成长的人永远是极少数呢?

一般来说,面对这个事实,绝大多数人的解释是:他们运气好,赶上了。事实上,那极少数人中的绝大多数,自身也确实如此感受,也如此认为:就是运气好啊,谁能想到这事儿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大多数人没有那样好的运气。 当一个大的趋势来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即便绞尽脑汁,也想不出那大势如何为己所用。

假设在微信公共平台崛起的时期里(2013 - 2015),我依然是个托福培训老师(事实上我离开那个行业已经若干年了),然后我就想微信公共帐号这个东西,我怎么用,才能提高我个人的招生量呢?然后我就开始研究各种微信推广手段,最终更可能的发现是,绝大多数手段并不适合我这个托福培训老师…… 发个“马上转发不要让朋友上当!”之类的手段,“效果”看起来确实明显,可问题在于这样引来的流量或者订阅,对我这个托福培训老师来说,肯定完全没有转化率的啊!大量建微信群好像是个比较适合的手段,但很快就发现,在这上面语音授课,虽然也不是不行,但讲结构复杂一点的内容,没有个白板,没有个视频直播,还真不太好办;辗转发现有个叫红点的东西貌似不错,可其实也不支持视频录放直播……总而言之,就是哪儿哪儿都不对。看着那些幸运儿随着大势突飞猛进,看着自己裹足不前,最终只能得到一个结论,这东西不适合我 —— 当然,会得到更多本质上一样,看起来却不同的结论,比如,“唉,老了,年轻人玩的东西咱也整不明白啦……”

当然,在微信公共平台崛起的时期里,我早已不是个托福培训教师,在休息,在学习,偶尔投资几个种子阶段、天使阶段的创业项目…… 所以,虽然见识到微信公共平台的崛起,我却没有过以上描述的烦恼 —— 只是觉得它暂时跟自己没啥太大关系。

到了 2014 年年底的时候,我开始跟身边的朋友说,再过一小段时间,“ 微信创业 ”就和许多年前我们挂在嘴边上的“互联网创业”没什么区别了,甚至可能更为强大,没几个人深以为然。到了 2015 年年中的时候,微信朋友圈里,时不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鄙视:“现在的年轻人啊,开个微信公共帐号就以为自己在创业了!” 我觉得这种评价事实上挺肤浅的。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这种肤浅评价的出现,让我感觉大势真的要发挥作用了。某种意义上,马云的总结很精准:

很多人输就输在,对于新兴事物,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来不及……

开始有足够数量的人看不起某种因新趋势的存在而产生的行为模式的时候,基本上总是那个趋势要发力的时间点。

于是,我开始动脑思考了。这样的时候,我总是要调用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论, 转换焦点 :

不是问自己,这个大势如何才能为我所用?
而是问自己,在这个大势中,我去做什么最划算?

这两个问题的区别在于,

第一个问题的焦点是放在自己身上的;
第二个问题的焦点是放在大势本身上的。

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而后开始思考,思考结果常常是,几乎所有的大势其实都与我没关系……

把焦点放在大势自身上,而后开始思考,思考的结果常常是一样的: 必须跨界 —— 自己手里正在做的事情,常常与那大势完全没有关系,也并不适合与那大势共存。某个大势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一些特定的事情比其他的事情更适合“顺势而为”,万一那些特定的事情恰恰是自己正在做的,或者是最擅长做的,那真是天大的运气;可这种天大的运气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可问题在于,有另外一些人,可能是极少数,比如我,是那种 有办法、有能力让自己变得运气足够好的人 —— 源自于我们有不一样的操作系统:

我们不断升级概念和方法论
我们多任务运行
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切换不同的模式
我们还会在不同的时间点转换不同的焦点……

我们就是那种勤于深入思考的人,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就是那种践行者。想到,就要琢磨清楚;搞明白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行动,在行动中继续思考,在行动中不断调整,在行动中获得更多的灵感,在行动中主动创造各种好运气…… 这就是所谓的“ 主动选择”了。

2015 年 8 月份,我开始动手在公共帐号上写文章。我想我又一次把身边的一些人吓了一跳 —— 不止一个人跟我说,“你可真行,每天都发长文……”

可是反过来,我觉得我要是不这样才不正常呢,我们做事不从来都是这样的吗?既然开始做了,就说明之前深入思考了,所以一旦开始做,就肯定是开足马力啊!

我跳进来,自己动手开始写的目的有这么几个:

我想知道这个生态里的每一个细节,不自己跳进来,只看别人做,一切分析在我看来还是“得来终觉浅”……
我从来都知道“个人品牌”的重要性,所以,虽然在这事儿上起步晚(那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休息),但终归我需要一个信息传播通道,既然微信公共平台已经成了大势,我就不应该任由它把我自己落下;
我想验证一个猜想。在没有“早期初始红利”的情况下,什么样的 IP 依然可以迅速获得流量?我的猜想是:那些独特的内容 —— 那些打着作者独特印迹的内容,那些读者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内容,那些天然被搬运工拿走也带着作者独特印迹的内容;而在这一点上,我运气足够好,因为我恰恰懂得如何生产这种内容……
我认为如果我能短期之内集聚足够的流量的话,那我一定有什么办法,或者遇到什么机会,搞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九月初,开通半个月后,总计才两千订阅;十月初,七千;十一月初,四万多;十二月末,八万多;春节,十三万多…… 当然这过程中,还要真诚感谢每个推荐我的公共帐号的各路朋友。

感谢金融八卦女、雅君、霍炬、冯大辉、张辉、彭萦、罗振宇,以及时不时转发我文章的很多朋友……

果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之前尚处于模糊状态的念头开始清晰起来,很多之前在脑子里尚未关联起来的节点开始相互碰撞,很多昨天的想法在今天已经开始发酵,很多原本根本不可能认识的人(尤其是那些恰当的人)感觉在突然之间就从各个方向“冒了出来”……

我开始认真思考一个概念:“ IP 多维化 ”。只有一个维度的 IP,没有足够强大的商业潜力,最终只能沦为“发发广告收点钱”的奴隶 —— 这几乎是最没前途的商业模式。好的 IP 从来都是可以锻造出多个维度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相比火爆的《盗梦空间》,《星球大战》的 IP 更有潜力,因为后者早已是多维化的 IP,单单玩偶市场就大得不得了,且经久不衰,过去、现在,与将来;前者并非不可能多维,但相对后者明显在多维上有很大的劣势。

到了十一月,我已经基本上琢磨清楚了。于是,进一步的行动开始了, 我创建了多个支付宝经费群……我还在继续思考,继续行动。到了十二月份,我已经确认自己做出了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新(因为我毕竟是那种“拼凑高手”),但骨子里却多少有点颠覆的创新 —— 起码,“ 一个众创书籍的收费社群”,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形态。

言归正传, 转换焦点,是整个征程的起点。 事实上,这就是我在多年后不可能再是一个托福培训教师的根本原因。每当我意识到某个大势存在,并且对之深入思考之后,得到的结论总是一样的:

我必须离开,我必须存在。

其实这里套用的是崔健的歌词: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我知道老崔表达的是其他的意思。但这句歌词放在这里还真的应景。当我们以那个已经存在的大势为焦点,一路深入下去之后,离开的欲望就非常强烈,想要在那个新世界里存在的欲望就无可挥去,既然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再死一遍对我们这种反复重生的来说,根本就是早已经习惯了早已经适应了的事情而已。

现在问题来了,“随波逐流”不一直就是贬义词吗?

这只是频率问题。 真正的大势,很少频繁出现,尤其对个体来说,能够感知的大势更少。 这就好像在股市上,有的人是“日内交易者”,每天都恨不得交易很多次;有些人是周内交易者,有些人是月内交易者,有些人是年内交易者……每个人的属性并不相同。若是非要给我归类的话,我基本上应该属于“七年内交易者”…… 能够让我感觉“大势来了”、且我能想明白我该去哪里的事儿,这些年遇到的也就那么区区几个而已。

嗯, 转换焦点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锋利的方法论。其实,关于转换焦点,我在此之前有过一个公开的课程:不是以理服人,而是 以理服己。事实上,选择 活在未来而不是当下, 研究新生事物的时候更应该关注优点而不是缺点,等等,也都是转换焦点这个方法论的重要应用。

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平日里人们评价“某一个人格局不一样”的时候,本质上来看,其实就是指那个人关注的 焦点 不一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来说明“朴素准确的描述带来清晰准确的理解”。“格局”是个定义含混的概念,于是在理解上就不容易通透;“关注的焦点不一样”,是更朴素更准确的描述,于是,理解起来就相对比较清楚。

再比如,关于自信的方法论,是这样的:

我们更应该 对自己的未来自信 ,前提只不过是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我们都在挣扎着进步。

也就是说, 我们在自信这件事儿上,关注的焦点更多在于自己的未来 ,而不是,或者不仅仅是自己的过去或者现在。

再比如说,当我们关注未来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

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未来呢?

还是

更多地关注这个世界的未来呢?

这是两个不同的焦点。从小被逼着写了无数遍《我的理想》的我们,一直就没有人提醒,其实起码有两个关注焦点,一个是自己,另一个是这个世界。

如果关注焦点在自己身上,甚至以为“当然应该只放在自己身上”,且同时并没有想到过居然可以把关注焦点放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一切都是海市蜃楼,基本上都是无处落脚的臆想。从这个角度望过去,绝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过理想,只有臆想,他们长期以来所向往的,其实只不过是毫无意义幻象。

生活中,一旦与人讨论起这个世界的未来,收到的绝大多数反应是这样的:

别想那没用的,还是先想想自己罢!

这个看起来有道理的建议,其实一直在荼毒众生,一直在荼毒终生。世界在变,而所谓的“理想”不变,那就等着被淘汰呗,那就逆来顺受呗,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 偏偏,他们的抱怨永恒。唉,其实都是自己选的。(They had it come.)

在我看来,我们不仅应该优先关注这个世界的未来,也要 活在未来而不是当下。为什么我们这么自信,自信自己可以活在未来呢?理由简单而又清晰,我们是掌握了方法论的人,一旦我们通过研究通过思考,发现某个属于未来的大势出现的时候,我们早已调整过自己的关注焦点:

不是问自己,这个大势如何才能为我所用?
而是问自己,在这个大势中,我去做什么最划算?

人们的平均寿命正在加长 —— 我想,在更长的一生中(好几辈子里),每个人其实都有机会,总能逮到几个大的罢?逮不到,别怪别人。

在深圳,永远不缺机会
自我成长了,才能识别机会
精心准备了,才能把握机会

只有真正错失过好机会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机会的难得和可贵,没有失去就不会懂得珍惜。——DeepCreator

机会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
不打无准备之仗

IPCreator:没有资本(资金、智识、时间),即使识别出了机会也抓不住,即使抓住了,也拿不住。

没有能力抓住的不是机会而是诱惑和陷阱——不是我的我不要;对真正的高手而言,从来不缺机会。

永远不要抱怨没有机会,所谓错过,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而已。
如何才能使自己配得上那个机会?

IPCreator:不能识别出的机会往往是遗憾,只有能识别出才能抓得住,
类似于情绪管控的第一步是识别出情绪。

筛选条件:

  1. 符合目标;
  2. 能力匹配;

【打工的本質:你的薪水取決於你創造的價值(所謂的業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
為什麼是陷阱?

  1. 難以得到
  2. 得到了難以勝任
  3. 勝任了難以滿足
  4. 又是一輪惡性循環

真正的考验,在于对错误的机会说不。

令人痛苦的问题视为考验你的潜在进步机会。

“机会并不是平等的。你把握好机会,是能力;你创造出机会,也是能力。”

Deep Thinking from IP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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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very task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self-growth.—-Win-Win
The greater the challenge, the greater the growth.
2, The premise of seizing a good opportunity is to have the necessary ability and experience, as well as contacts.
3, Breaking old thinking and old habits can produce new results.
4, Take care of yourself first,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then say something else.
5, Don’t waste any energy and money on useless people and things. That’s what life and struggle are all about.
6, My health, happiness, growth, lif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thers, only Myself.

Create opportunities, identify opportunities, seize opportunities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opportunities, only the ability to seiz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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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机会不平等的4个因素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和社会学者之一。他的代表作包括《使民主运转起来》,研究的是意大利在二战之后如何建立起现代政府,《独自打保龄》研究美国社区的衰落。这两本书都是过去半个世纪被引用非常多的社会科学著作。他也担任过多届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统等政府首脑的顾问,在西方的学术界和政治领域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帕特南最新的一部作品是《我们的孩子》。这本书要讨论的问题同样宏大而且切中现实: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和阶层流动机会的变化。

我们在谈论不平等时,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收入平等和机会平等。

收入平等指的是大家最常谈论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机会平等指的是,无论你出身如何,都能在一个大致相同的起点上开始奋斗,也都能得到大致平等的机会。

所谓美国梦,指的其实就是机会平等,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可以白手起家,靠个人奋斗成功。也正是因为美国社会过去在机会平等上做得很好,所以,美国人一直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也很高。

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研究的是后者,美国下一代的机会平等在遭受威胁。这本书的副标题也表明了这一点:危机中的美国梦。

帕特南和他的研究伙伴一起,从家庭结构、父母、学校条件、邻里社区四个方面,调查和访问不同阶层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明这一点。这是四个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因素。

家庭结构上,受过大学教育、经济收入在前三分之一的上层阶级家庭,出现了一种“新传统”婚姻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指,夫妻双方都外出工作,等到事业走上正轨,才开始考虑生孩子的问题。但是,仅受过高中教育,经济收入落在后三分之一的下层家庭,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更杂乱多变的家庭模式”。有的社会学家称之为“脆弱的家庭”,在这种家庭中,性伴侣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孩子的养育也逐渐同婚姻脱钩,孩子的父母可能根本没结过婚,即使处在婚姻关系,这种婚姻也很脆弱。

帕特南说:“上一代人的贫穷造成了及家庭的解体,而家庭解体又造成了下一代人的贫穷。但无论如何,家庭都是事关全局的重要因素。单亲父母越多,也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低,虽然不是绝无例外,但相关性也很强。”

家庭结构必然会影响到父母对孩子的学前教育。这是机会不平等的起点。帕特南引用最新的神经学研究说,婴儿的大脑天生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因此,成长环境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他们的大脑组织发育。尤其是在”非认知性技艺“,比如勇敢、乐观、责任心、自控力等方面。“儿童的大脑并不是一台可孤立运转的计算机,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器官和机制。”

而且,帕特南指出,绝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在培养孩子上,不同阶层的父母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高知父母致力于培养自主、独立、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要让孩子自尊自强,有能力做出积极向上的选择;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往往把目光投向几率和服从,要求孩子严格遵守家长定下的各种规矩”。上层家庭在培养孩子上采用的是“推进式策略”,父母会鼓励孩子在舒适的环境中开发潜能;穷人家培养孩子的策略却是防备式的策略,也就是以保护孩子安全为首要考量。

两类父母在对孩子的时间投入上也表现出很大差异。最典型的就是“睡前故事时间”和“共进晚餐时间”。因此,出生在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孩子可以享受两种成长红利,更多的金钱和投资,更多的时间投资。而下层家庭的孩子承受的是两种成长的困境。

第三个会造成机会不平等影响的因素存在于学校之中。但是,并不像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穷人学校和富人学校之间的分化,是因为公共资源分配的偏差。政府对所有公立学校的资源投入差别并不大。也就是说,差学校之所以差,不是因为穷。

帕特南的研究表明,更合理的解释是,学生群体从校外带入学校内的资源和习气。也就是说,“你的同学是谁,你和哪些人一起上学,这是大问题。”起决定作用的是学生在校外的生活。真正的差距发生在学校之外。然后,有的孩子会把家庭对学校的鼓励和资源带入学校,有的学生会把麻烦和挑战带入学校。好学校存在着同辈压力,学生们互相竞争以取得更好成绩;坏学校的氛围让学生并不在乎学习。

其实,这和跟帕特南说的第四个造成机会不平等的要素相关:邻里社区。邻里社区就是社会关系网。帕特南用了一个比喻,它就像是汽车的安全气囊。在遇到事故时,安全气囊会自动张开保护车内的人,社会关系网络会在孩子出现麻烦时保护他们。

但是,帕特南说,由于美国各地的社区,无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社会关系网络都在衰落。因此,这就让穷人和富人的下一代在机会平等上加大了差距。因为,富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用私人的资源来弥补衰败的公共关系网。

这是知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指出的四个会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因素。虽然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美国社会,但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能在中国社会中找到对应。

本期文章参考内容来源:《我们的孩子》,作者罗伯特·帕特南

创业者应该怎样理解机会和风险

顺为资本投资合伙人周航,曾经是易到用车的创始人。在离开易到用车之后,他完成了从创业者到投资人的转变。在艾瑞峰会上,周航结合自身的经验,分享了他对机会和风险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要避免共识性的风险,应该去追求分歧性的红利。

周航说,作为创业者,在面对媒体和投资人的时候,都想表现出最好的那一面,但其实创业者很清楚公司的问题在哪里。而在投资人看来,创业公司也都是问题,投资人眼里没有完美的公司和完美的项目。这些都对。但周航认为,不管是风险还是机会,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那就是只要机会足够大,就没有不值得冒的风险。承担风险是投资人获得收益的前提,所以,投资人其实要判断的是,对应的风险机会背后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从机会的角度来说,不确定性带来的红利,是周航最愿意看到的机会。不管是一家公司,还是一个项目,如果产生了高度的“分歧”,周航就觉得机会来了。尤其早期项目,当别人都不看好时,创业者却洞见了若隐若现的希望而笃信未来;或者,创业者就是愿意选择相信不确定性,愿意去做,哪怕没看明白也愿意,这时候往往会出现大的机会。

那什么是风险呢?周航认为,太相信确定性,就会产生风险。当大家对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公司有了高度共识,全社会都在关注,整个朋友圈都在点赞,这时候创业者会觉得公司已经成了。由于大家一致看好,项目的估值开始溢价,甚至出现了投资人经常争抢投资份额的情况。人们在面对这种机会时,就会放弃风险意识,争着把钱投过去,这时候往往会形成满盘皆输的局面。

总之,周航认为,要避免共识性的风险,应该去追求分歧性的红利。不要害怕公司有问题,投资其实就是与风险共舞。只要机会足够大,就可以去冒足够大的风险。

成长的秘密

每个人都渴望成长,渴望提升自己的能力。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能力,如何提升呢?今天,我就自己最近学习的内容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欢迎各位指正。

一、个人知识内化升华,分享与应用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之前学习达梦的一个课程——《个人知识管理》。何为个人知识管理?是指个人为了提升个人的竞争优势,建立自我的知识体系,并不断进行知识的获取与整理、存储与更新、交流与分享、应用与创新的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误区,资料保存了就掌握了。而事实上,我们只是保存了,而且只是增加了硬盘的内存,并没有添加到自己的头脑,更没有内化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没有内化升华,一切就成了垃圾。学习知识,需要形成体系,除了获取和存储外,还要更新、分享、应用和创新。

知识如何转化为能力呢?能力就是将知识运用到工作生活中,使得下一次出现的时候,依然能做得很好。能力提升的通用模式一般要经过体验、试错、观察、阅读、思考、行动、肯定等环节,总的来说是自己先去做了,再去示范教会别人,这个是成长最快的途径之一。

二、行动,刻意练习
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想,可大多数人是想得太多而做得太少,猫叔说:不去做,然并卵。想法太多不如去做,知道与做到之间,差着很多个刻意练习。真正提升我们水平的不是文化,不是艺术,不是哲学,不是制度,不是自虐,而是刻意练习!

想要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高手,关键在于“刻意”地在这个领域上练习。而刻意练习的关键就是察觉,有意识地训练识别当下的情绪、当下的机会,让情绪带来正面的价值,创造或把握机会。因此,不要因为察觉练习简单而放弃。

三、察觉,利他,共情
梦想实践班微课第一项作业是做察觉练习,这个练习是定期记录自己的情绪状态,检查是否偏离自己的目标。这个练习早在刚接触达梦的时候,就有刻意练习过,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在紧急的状态下,通过察觉自己的情绪,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另外,在与他人沟通时,能更好地察觉对方的情绪,进而做到共情。

近期听裙子老师的课程《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HRBP》,他提出一个合格的HRBP要有利他心理,即共情。如果与员工对话的过程中,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那么得到的效果就截然不同。

这个周二,在跟运营部门开会讨论绩效方案的时候,我想起了裙子老师的利他心,当运营部门人员提出了不同意见和过分要求时,我察觉到自己心里有那么一丝嘲讽,但是我没有去反驳,也没有恼怒,而是调整了一下情绪,作为一个聆听者认真听着他们的处境、他们的难处,以平和的心态引导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虽然讨论会最终的结果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层地了解到业务的运作,同时也发现自己在控制情绪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四、坚持,养成习惯,厚积薄发
牛人之所以牛,除了有天赋之外,还离不开行动的勇气,以及坚持下去的毅力。上面提到的想要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高手,关键在于“刻意”地在这个领域内练习,那怎么练习呢?有2个关键点:第一就是走出舒适区,不断接受各种挑战,才能突破自身的局限,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就是保持动力。刻意练习离不开长期的努力,但过分强调意志力的事情都很难成功,保持动力才是关键。

重复,重复,再重复!想要把一个套路,一个技能,哪怕仅仅是一个生活习惯,甚至是一个心态,长在大脑中,唯一办法就是不断重复。据美国科学家的研究,一个好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90天的重复会形成稳定的习惯。所以一个行为,如果被别人或自己验证了21次以上,它一定会形成你的习惯。

习惯经过长时间有准备的沉淀积累,那么在重要时刻,将会发挥作用。就如我现在的状态,通过察觉练习,能够及时地感知自己当下的情绪状态,进而减少与他人争吵对抗的局面。当然目前还有需要加强的地方。

五、总结
能力提升的4个环节,第一是将知识分享与应用;第二是刻意练习;第三是察觉练习;第四是厚积薄发。把察觉练习运用到生活和工作中,每个人都能很好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零工经济:如何用“机会心态”获得成功

如今,零工经济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2017年,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一份“零工经济”报告显示,在美国和欧洲,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口占到了20%~30%。过去,零工可能只是体力劳动的外包,比如像快餐、零售等行业提供的兼职工作。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脑力和专业工作也可以被重组、外包,比如,我们可以下载一个财务管理软件,找一位会计师。

美国资深研究员黛安娜·马尔卡希开过一门MBA课程,叫做“创业与零工经济”,这门课被《福布斯》网站评为“全美十大创新性商学院课程”。她在《零工经济》这本书里认为,零工经济不仅让企业和劳动关系发生了变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在零工经济中,好工作甚至不是必须的,人们只要专注于找到好的工作内容就可以了。

那如何参与到“零工经济”中呢?马尔卡希在书里提供了一些建议。

第一,你要定义属于自己的成功版本。书里说,如果你想要改变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首先要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期待的成功是什么样子的?我生活中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是什么?我如何定义一份好工作、好职业,甚至是美好人生?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帮你在财务、职业等方面更好地做决策。

第二,要从“员工心态”转变为“机会心态”。书里说,零工经济其实是一种基于技能的经济。在传统经济下,我们都是用“员工心态”问自己,“我能找什么样的工作”。而在零工经济时代,我们应该用“机会心态”问自己,“我能做什么,以及我能创造什么价值”。新的劳动力市场不再只看重学历、职称这样的传统成功标志,而是更关注你能为潜在的雇主和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可展示的技能和能力。拥有“机会心态”的人,会积极地跟别人建立联系,学习新技能。即使是在全职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从战略性的角度去思考,当前的工作能提供什么样的技能、经验、人脉和知识。

第三,要建立一个稳定的人脉圈。在零工时代,多变的工作任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个人可能一直处在寻找新机会的过程中,所以人脉圈很重要。书里建议,在建立人脉的时候,要重点培养弱关系。关系分两种,一种是强关系,指的是那些你最熟悉、经常互动的人,比如配偶、好朋友、同事等。还有一种是弱关系,指的是那些你只见过几次的熟人,比如在一个项目中遇过几次的同事,或者是偶尔在街上遇到的邻居。

研究表明,人们新工作机会来自强关系的比例不到20%,其余80%都是弱关系贡献的。所以弱关系是带来新机会的关键。

除了利用弱关系,书里还介绍了两种展示能力和价值的方法,分别是“内导联系”和“外推联系”。内导联系是指主动创建内容,再用这些内容把人们吸引过来,比如你可以通过传统媒体、博客、个人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让人们发现你,然后跟你建立关系。外推联系是指参加一些兴趣组织来和别人建立联系,比如读书会,业余体育俱乐部等,或者是一些归属性组织,比如校友群、社区委员会等。

第四,你要重新规划自己的时间。自由意味着对负自己更多的责任,这也是很多人宁可不要自由的原因。在零工经济中,由于你不用被迫朝九晚五去上班,所以更要谨慎制定自己的日程表。

第五,你还要更新自己的财务观念。过去,稳定工作给你提供了固定的薪水,这种情况下,高固定开销、高负债的生活方式也许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在零工经济中,没有哪一种工作是稳定的,你的收入也是随时变化的。这时候,你在财务方面要更灵活,降低固定开销,提高储蓄,以及减少债务。比如,你可以把所有权变成使用权,选择以租代买、以使用某件东西代替拥有某件东西,这样可以增强你对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的控制,也可以节省开支。

以上就是马尔卡希对零工经济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对你有帮助。

本期内容参考来源:《零工经济》,作者:黛安娜·马尔卡希,中信出版社出版

罗胖精选 | 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全球化机会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今天的“罗胖精选”,来自「得到」的付费订阅专栏王煜全老师的《全球创新260讲》。

现在很热的一个话题,是中美贸易摩擦。很多人都隐隐然感觉,不管这次摩擦的结果如何,一个不同的时代,正在拉开序幕。在我们今天免费放送的内容里,王煜全老师就从科技全球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只要中国人能够重新理解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这次摩擦恰恰是中国进一步全球化的元年。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王煜全老师的精彩内容。

摘自「得到」付费订阅专栏《全球创新260讲》

最近很多人问我关于中美贸易的话题,很多人关心美国突然增加关税,对我们在美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有没有影响?

今天我就这一段时间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解读一下,中美贸易摩擦背后对我们的科技创新有什么影响。

  1. 特朗普难以预测

首先,我们说是特朗普的性格决定了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

以前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虽然互相都会有一些不认同,但是总的来说都要保证美国政策的连续性。但是,特朗普这个人以前就没有搞过政治,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为所欲为,所以他的政策调整是无法预测的。

今天他告诉你说,跟中国关系很好,明天就要制裁中国。包括对其他国家其实也是一样,一边说着跟欧洲是盟友,另一边加关税,主要的目标反倒变成了欧洲。所以你很难借助过去的行为对特朗普的政策进行逻辑推理。

另外一方面,别忘了特朗普是电视明星出身,他的那个节目收视率非常高,这其实说明了他对美国老百姓的喜好特别敏感,特别懂得如何调动老百姓的情绪。

在全球化这件事上,他深知大部分的普通美国人认为,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损坏了美国人的利益,大家反对全球化。所以他敢于不考虑外界的影响,突然增加关税,讨好民众。

但是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只不过受益者是美国的那些跨国企业,而那些跨国企业受了益之后,经常因为避税把大量的资产留在海外,所以美国的普通民众既看不到也享受不到,所以增加了怨气。

但是美国的跨国企业有自己的一套说辞,而且毕竟在美国懂得做各种公关,结果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其实是帮跨国企业赚钱的这些国家身上。

别忘了,中国的出口主要是美国跨国企业的代工,人家赚的是大头,我们赚的是辛苦钱。

但是在特朗普的嘴里,好像一切都是中国的错误。
当然,虽然特朗普的性格造成他当了总统以后无所顾忌,但是也不是能够让他真正为所欲为的。

  1. 中美关系的变化

所以说完特朗普的性格,我们就要说说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中美关系要放在全球化的格局下看待,尤其是要放在中、美、俄三方的关系上思考。

从全球的角度看,美国的两大对手是中国和俄罗斯,一般的原则,美国肯定是要联合一方去打击另一方,但是怎么联合怎么打,这其中是很有学问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一直有个说法,叫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因为从毛主席那个年代,基辛格就好像对中国很友好。

其实基辛格骨子里是非常现实的,他当年对中国友好就是为了借中国打苏联,但是现在他发现中国的经济变得强大了,所以他认为经济的崛起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而俄罗斯只是政治体系和美国不同,但是经济搞不好对美国的威胁有限。

所以,是我们的老朋友基辛格一直在背后建议美国政府,尤其是建议特朗普政府联合俄罗斯打击中国,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直对普京频频示好的原因。

但是这个建议被美国的两党议员都给否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即使基辛格想改变和俄罗斯的关系,特朗普想改变和俄罗斯的关系,但是美国这么多年和俄罗斯一直在斗争,互相之间的怨恨是非常深的。你突然说因为眼前的利益需求想要和他结交,那大多数的美国人是不可能认可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虽然基辛格想在背后使坏,但是美国政府这个巨大的机器还是会一直沿着自己的路线行进下去。

特朗普因为整个的政坛都反对,所以现在也摆明了立场,要跟俄罗斯对立。

因为我们都知道,政府会把政治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所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好事情,也就是说美俄矛盾在美国政治当中依然是第一位的,中美的矛盾虽然看似好像因为经济的问题有点加剧,但是,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只是突然暴富,美国人看不惯而已。

所以,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全球化以后多方利益的博弈,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赚钱多了,那既然是博弈,就有机会找到动态均衡,就有双赢的可能性,不像美俄关系几乎无可调和。

  1. 中国形象越发负面的原因

过去这些年里,美国一直有一个制裁中国的“301法案”,但是这个法案每年都有人提,但每年都会被否决。

因为美国的很多跨国企业,尤其是那些世界500强企业,他们会不断地找人去做公关游说活动,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制裁中国,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合资利益是越来越大的,这些跨国企业在中国以前是赚了很多钱的。

但是这几年中国在快速发展,跨国企业在中国赚钱越来越难,甚至有一些跨国企业退出了中国,于是过去替中国说话的跨国企业集团,他们的声音就越来越小了,他们就不愿意为中国说话了,结果质疑中国的声音就变成了主流。

当然,这些新兴科技企业在中国还是有很多合作的,比如说像苹果手机就是在中国造的,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合作和以前的合作比起来要弱很多,所以虽然新兴科技企业在美国依然受重视,但是新兴科技企业也没有太大的意愿替中国说话。

●一方面跨国企业不再替中国说话了;

●另一方面和中国有合作的新兴科技企业也不会为我们代言。

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在美国整体形象正在越来越负面的一个原因。

  1. 中国企业需要全球化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利好的地方,就是中国有一些出色的企业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能够让美国也看到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的企业可以和美国企业做得一样好。

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企业依然还没有掌握在美国如何去介绍自己,如何让美国不管是公众还是政坛都能够接受中国,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当然结合这个趋势,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理解中国的全球化机会。因为虽然前面说了,整体局势中美的关系是在慢慢地恶化,但是并不是没有机会的。

而我认为,其实我们是可以化被动为主动的,因为过去中国的全球化是被动的,我们说的说法是:

中国之所以受益,是别人全球化,而中国自己不全球化的结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加入了 WTO,所以中国的产品可以卖到全世界,但是我们自己依然征收相对来说比较高昂的关税,而且我们还有一些非贸易壁垒,造成这种不公平竞争,这种不对等开放的情况造成中国的获益机会。

所以,我原来一直也在讲,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强大的产业集群能力,这样强大的制造能力,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完全遵守 WTO 的规则,我们要求跨国企业进中国的时候不能够直接进口,而必须要在中国本地生产,这个是违背 WTO 精神的,那结果这是中国受益最大的一条政策。

  1. 中国让美国老百姓受益

所以,我们认为特朗普其实是借助大众情绪混淆了事实。

因为特朗普现在主要讲的是美国似乎在全世界都吃了亏了,他不光说中国,他也说了日本、也说了韩国、也说了欧洲,甚至说了他的邻居墨西哥和加拿大,因为他认为这些国家很多的关税收的都比美国的关税高,美国的关税反倒是最低的。

他举个例子:

中国的车如果要出口到美国,美国人收2%的关税,但是美国的车出口到中国,中国人收25%的关税。

当然了,其实中国的车出口到美国也不太容易,还有很多其他的限制,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美国人是如何限制华为的,按理说那也不是关税的问题,但是我们就想说明一点,其实美国的非贸易壁垒也是存在的。

其实在过去的中美贸易当中,美国的跨国企业是获益的。因为其实是他们把制造部分放到了其他国家,那这些国家制造完了以后再利用美国的低关税,再把产品返销回美国,其实整个布局里面都是美国跨国企业在赚钱,而不是那些帮助美国加工的企业赚了大头。

但是,这些跨国企业获益的同时并没有把这些利益带给普通的老百姓,中国反倒是使得美国的老百姓获得利益了,因为有了中国才会让美国老百姓享受到了非常低价的商品。

过去的10几年里,美国老百姓的平均工资并没有增长,但是他们购买商品的价格在降低,所以总的来说,美国老百姓的待遇改善其实是靠中国。

所以这种时候,我认为中美可能会发生摩擦,但是贸易战应该不会打得太激烈,因为一旦激烈了以后,老百姓就真正地受害了,那就不会支持了。

包括我们看前一阵,当特朗普宣布了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以后,美国的股市大跌,那这其实也是另一个侧面的证明,我们在前两天的前哨内容里也讲过,特朗普非常在乎民意,非常希望被老百姓和分析师们认为他是最好的总统。

所以,一旦股市大跌,老百姓必然认为特朗普不是个好总统,所以股市大跌就会造成特朗普不敢有什么真正的大动作来制裁中国。

  1. 重新理解中国的全球化机会

当然,在相对中国能够给美国带来福利的低端产品上,不制裁不意味着都不制裁,所以特朗普的政策是制裁中国的科技产业。

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去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的发展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讲过,整个科技产业并不是从头到尾都只是科技创新,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从高校是要解决科技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而创新企业是要把高校的科研成果孵化成产品,然后再需要巨大的制造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包括资本的支持使得这个产品能够被低价地卖到世界各地,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真正获利,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被科技所推动。

这里面中国其实不光能贡献资本,而且中国能够贡献我们庞大的制造实力,尤其是高科技制造实力。

中国是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第一大国,虽然出国的很多产品其实是替外国人加工的,但是至少在科技领域这种制造实力是非常有必要的,甚至说中国的制造能够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把我们的市场制造和资本能力和全球的科技企业对接。

美国现在要限制中国的科技产品出口,反倒是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全球化的最好时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既然能够在中国帮助美国的科技企业生产,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美国帮助美国的科技企业生产呢?我们生产的优势并不只是在中国,我们有一大堆懂生产的专家,而且能够和科技对接的懂生产的专家,这个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优势。

那我过去的亲身经历是切实从全球化中受益,所以我也特别愿意把自己在实战当中的洞察和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和我一起做产业的连接者。借着全球,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经济上的一些动态,来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

我认为,现在中国想像以前一样,一味地躲在家里不断地往国外卖,国外一旦制裁我们,我们就继续降价,国外增加关税我们就接着再降价,永远不出去,那这个时代将会结束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特朗普这个人他是不受各种东西约束的,他会点名告诉你,这个你必须要怎么做,那个就是不允许。所以中国还按以前的办法,就是你增加关税,我就降价继续出口,现在看起来肯定是不行了,他唯一欢迎的是你要到对方那去设厂。

所以我认为:

虽然现在看起来对中国是不利的局面,但是很有可能恰恰会变成中国企业真正大批出海全球化的元年,所以到最后我们反倒需要感谢特朗普,逼得中国人最后终于走出了全球化的这一步。

当然,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是被动地去做全球化,我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和有志于通过全球化超越以前那些成功者的创业者们,我们一起来研究如何更好地全球化,不是因为被特朗普政府逼着出去,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的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了。

如果我们能够用好全球的资源,我们就会比现有的中国企业更加成功,何况全世界的各个经济体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同样一个经验,就是当这些经济体的经济迅速地提升起来,变成全球强国的时候,总会诞生一大批真正的跨国企业,真正地从全球去布局的这样的企业。

中国真正的跨国企业还非常少,我认为中国未来成功的企业家,在未来20年里必然是那些真正做到全球布局的企业家。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推动这些企业家的成功,这样也是帮助中国的经济更加持续地发展下去。

来源:得到

罗辑思维:假如再给光绪一次机会 32

欢迎各位来到罗辑思维!

古语有一句话叫:“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什么叫“非法法也”?也就是说用没谱的手段,没准儿恰恰可以达成靠谱的结果。

前一阵很多人在讨论“罗辑思维”的选题。有人说我爱听历史;有人说我就不爱听历史,你多讲点现实。

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玩一个“非法法也”,来一个混搭,表面上讲的是历史,其实说的又不是历史,你看有没有点意思?

光绪皇帝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假如再给光绪皇帝一次机会”。就是你我这样的人穿越回一百多年前,坐到光绪皇帝的宝座上,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替他想出一个破局的招,来破掉当时戊戌变法失败的那个局面。

那光绪皇帝遇到的第一大难题是什么?就是大家不搭理他的圣旨嘛,一百多天他发了那么多份圣旨要变法,而封疆大吏面对圣旨都跟耳旁风似的,觉得这是小屁孩在胡闹。所以光绪皇帝痛感自己没有权威。这时康有为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叫大誓群臣,这个词在1898年的早期特别重要。

康有为就说,想变法,行!得把所有的臣子聚起来。问大家国家还要不要好,要不要奋发图强?如果要,来跟我喊口号:变法!变法!这叫大誓群臣。

其实今天在很多城市的餐馆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景象:趁客人少的时候,把服务员、厨师集中起来,大家升旗、喊口号、唱歌、洗脑等。对于传统组织的控制者来说,这几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一旦当他感觉到权威不够,底下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要试图通过权威把这种想法统一起来,要不洗脑,要不咱们发誓,要不咱们喊口号,要不我用各种方法、言词,甚至是峻法来激发你。

光绪帝笔迹

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组织的权威是天然的,是上面授来的。要不我有钱,所以我开个工厂,你们都得听我的;要不就是我是皇帝,授命于天。所以你看在公元23年左右,当时的皇帝王莽已经不行了,整个绿林军把京城包围了。王莽朝廷最后的反应不是指挥部队去防守京城,而是搞了一个叫威斗的天文仪器,希望通过这个玩意可以跟上天达成某种心意相通。为什么?因为这是他权威的来源。

光绪皇帝也一直这样。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他老人家就是这样坐在皇宫内。因为他受的一直是传统的帝王教育,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样的一个皇帝,他能拿前线的将领怎么办?就是一道一道下谕旨:李鸿章你给我激发天良;那些勇士们给我迎头痛击;那些武将们必须给我防守,一步都不能退,如果退了,一定军法从事。他能干的事就是这样。

当一个组织的权威开始衰退的时候,它就试图要当一个放大器,把权威进一步放大,影响到基层。你看其实二战后期希特勒也是这样,一步不许给我退,就是不投降,其他都不管。光绪作为传统组织的领导者,他已经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

激励大家的超级方法

我们在现代社会感受到的组织类型,其实和传统社会组织类型不一样,权威的来源也不一样,面对的环境也不一样。可以说权威并不是组织存在的唯一要素。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就不是一定要发狠,一定要试图把自己的力量达于所有的细枝末节。最重要的方法恰恰是反过来的,不是通过我要干什么,而是试图激发对方干什么。

现代营销学里就有这么一个经典的案例。美国一个推销吸尘器的全美销售冠军在他退休那一天他就跟他的同事们讲,说知道为什么你们干不过我吗?今天我退休了,我把秘密告诉你们。你看你们这些人啊,敲开门之后都会说,太太,能不能给我三分钟,我给你介绍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你还没开说人家“啪”就把门关上了。我从来不说这句话,那我说什么呢?我敲开门之后,我会说:“太太,我是一个路过的推销员,我口渴了,但是没带水,能不能给我一杯水?”

在美国那种国家,一般人在判断你是安全的人后是不会拒绝这个要求的。当她从厨房里给你一杯水时,你不就拥有了三分钟跟她交流的时间吗?因为你已经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是销售员,这时候就可以开口了。这样成单率就不一样。

但是这个推销员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呢?我发现他们在给我一个小帮助之后,倾向于马上再给我一个大帮助。比方说原来吸尘器可买可不买,他就倾向于买。

这是什么道理?各位请想,当我找你要一杯水的时候,请问我有没有给你东西?给了。这个东西叫作证明你是好人的一次机会,对吧?所以很多人给人以小帮助,马上就倾向于我还能再怎么帮助你?这个效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人际关系效应,不是管理学当中的阶层之间的效应。

你比如说一个老师,他更倾向于去辅助那些学习成绩已经很好的孩子。按说这不符合老师的利益,一个孩子现在如果只考40分,把他辅导到及格,这相对容易。可是你要把一个已经考98分的孩子辅导到考100分,这就很困难,那两分不如那20分来得值钱。

但是你发现老师经常愿意辅导好孩子,为啥呢?因为他在好孩子身上能够得到好的反馈,我一教你就懂,笨孩子怎么教都听不懂,所以他天然地就会去回避笨孩子。所以,人不见得一定是理性的,他觉得我帮了你,然后他能得到好的回应,他就愿意更多地帮你。

我当年当记者采访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方实在嘴太笨,说半天说不清楚一件事,其实我要用的就是他的一小段话而已,但他坐在那儿说好几个小时也说不明白。

有的电视台记者就会这样说,我给你写张纸,然后你跟着念。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这样的图片,电视台记者拿一张纸让采访对象念。但是我用的就是另外一个方法。我一看这个人口才不行,就跟摄像师说你先别开机,我先听他怎么说。说一段之后我就会帮他总结您是不是这么个意思?他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给他总结的这一段话正好是我要用的。我就会说好,您把您这个意思再说一遍。他就按我给他组织的语言顺畅地说出来了,双方合作就会很舒服。要不然他会觉得这显得他挺没智力的。所以激发对方心里的那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包括现在谈恋爱也是这样。网上有人就总结出一套经验:如果你觉得自己条件不够好,比方说很丑,很胖,一旦跟对方见面肯定见面死。那怎么办呢?千万别见面,先聊,因为网络给你提供很多聊天的环境,QQ、微信上先聊着,拖着别见面。你让那个爱的种子自己在他(她)心里生根发芽,等他(她)觉得你已经跟他是很亲近的人了,他(她)对你在观念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已经有很多切合的地方了,他(她)已经非常渴求跟你见面了。这时再见面,他(她)看见你是恐龙或者青蛙,会更容易接受你。我们推销自己,需要的往往是对方在心中正真已经滋长出需要的种子。

回到管理学也是一样的。现代管理学已经不是在组织内部去解决问题了。即使在组织内部,也不是仅仅靠杀伐决断,靠放大权威能够解决问题的。即使是在传统组织当中,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拿慈禧太后来说,她老人家就懂这一套。

重要的是有多少打心眼里愿意帮你

在三十多年前她在和恭亲王奕訢共同主持那一轮的洋务变法的时候,遇到阻力跟戊戌变法的时候是一样的。很多老臣那个时候的观念比1898年的时候还要腐朽、陈旧和保守。当时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理学大师倭仁,他是读孔孟之道研究程朱理学的,他怎么能接受洋鬼子的这套东西?

慈禧和奕訢商量要开同文馆,就是请洋人来教中国的士大夫一些西方的学问。倭仁当时就炸了,那怎么行?怎么能学洋人的东西呢?我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地大物博,什么人才没有?如果一定要学天文和算学,我们干吗跟洋人学?中国一定有藏在山林中的这样的奇技异能之士,把他们访求出来不就可以了吗?干吗要去学鬼子呢?我是中华,他是夷狄啊。

慈禧太后怎么办呢?按照后来光绪皇帝的办法就是叫过来训话,骂一通,要求你一定要跟我上下同心。慈禧没有这么办,她跟奕訢商量了一个办法。奕訢上了一道奏折说:这倭仁他能提出这个方法很好,我们不必请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也行。首先我们请你倭仁老人家来管理同文馆;第二,你不是说中国一定有这样的人吗?你来保举,来推荐,来搜求和查访。倭仁一接到这个圣旨之后就傻眼了。他哪知道中国有什么人懂天文、算学、西方学术。然后就说我不行,你还是想别的办法吧,就写了一封辞职信。慈禧说,那哪儿行啊,话是你说的,你不是说中国有吗?你德高望重,那就得拜托你给找出来。

这就把倭仁给愁坏了,每天一封辞职信,慈禧就是不批。因为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在给同治皇帝上课的时候就哭,眼泪“吧嗒吧嗒”掉。根据翁同龢后来的日记来看,这老头到最后为这事愁得已经不能进食了。

那好,不能进食一定要辞职是吧?慈禧最后就像猫耍老鼠一样玩够了说:“那你走吧,你身体不好你就歇着吧。”你看她对这么顽固的保守派就用这一招,我让你自己知难而退,几乎是三下两下就打退了这保守、反对改革的势力。

但是很可惜啊,三十多年后的光绪皇帝不会这一招。这也不能赖他。如果在互联网时代,他就会知道,你想做一件事情,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大能量,而是有多少人在心底里打心眼里就愿意去帮助你,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都是这个规律。

方法一:利用周边的力量

站在光绪皇帝的角度,如果我们不赞成他动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同时他又没有办法激发底层人的自我意愿,那他怎么办?当时反对派争执激烈得很,越跳越高,越来越来劲。而光绪皇帝支持的维新变法派跟这些顽固派、保守派相互之间又搞得水火不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现代管理学其实也给他指出了一条路,那就是利用周边力量。

比方说光绪皇帝就是灯下黑,他最没有看到他最应该利用的力量,就是上面这个力量——慈禧。你想慈禧当权那么多年,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是她一手提拔的,那种政治权威如日中天。而且她是撤帘的太后,此时也不当政,她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中立和客观。光绪皇帝第一个应该争取的就是慈禧的支持,而不是让慈禧最后被反对派和保守派给争取走了,所以这是戊戌年间光绪皇帝最大的战略失误。

比如说当时礼部的一个品级很低的官僚叫王照。王照就上书给光绪皇帝讲了这个观点,但是这个上书后来惹出很多事,包括后来的戊戌政变都跟这个上书有关系。这是后话咱们不提,就说这个奏折本身的内容。王照就说两宫要和,你们得达成共同的政治意愿。甚至有这么一层意思:皇帝你得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你应该挟太后以令天下,这样你变法的政令就容易推行。王照甚至说,皇帝应该带着太后到东西洋去考察,把全世界跑一遍,然后你们娘俩在路上达成的那些共识,回来后再借用太后的权威把它推行下去,这样变法就容易得多。

但是光绪皇帝怎么做的呢?他像是一个等待老师批改作业的小学生。我在宫中独立办事,您看这事我能不能办得好。他这种等着太后打分的这种心态就不对了,当然太后没有抓到手。所以在戊戌年间,光绪就应该天天就自己的变法主张一条一条跟太后讲,太后不想听也不行,拽着她的裙角说我们是娘俩,你就得听,你还得给我们出主意,老人家你得给我们把把脉,给我们助助阵等等。但是光绪皇帝好像就没有这根神经。

方法二:借助底层的力量

那么第二种可以借助的力量就是底层的力量啊。我跟大家说一件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有一次我在一个单位被新调到一个部门。那个部门特别乱,有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大家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来干这个活呢?我当时心里没谱。我就找到了更大的领导。我说你给我出出主意——你看我就用到了调动慈禧力量这一招。大领导就给我出了特别高明的一招。他说你去就干活,你不要管那些人事纠纷,强行军把业务的分量加到最重。强行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人掉队,因为他跟不下来。但不管是能力原因还是意愿的原因,当他掉队之后一定要原谅他。当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在干一件正经事,怎么你老掉队啊。你开会迟到,该完成任务不能完成,对吧?大家都会对这个人有意见。当你捕捉到这种民意——就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是害群之马的时候,你就手起刀落,该怎么处罚你就把他处罚掉,从此你的权威就树立起来了。

大家听听这套章法,很有道理。就是任何改革,你想要做一件事情,重要的是所有人的意愿跟你一样。那怎么达成一致?就是要造就一个跟所有人意愿不一样的落后分子,你用各种方法让这个落后分子自己去显形,最后让所有人都觉得对这个人反感的时候,你把他剔出我们的队伍,你就可以达成你要的那个方向,并激发大家的热情了。这就是利用底层的力量。

光绪皇帝当时也应该这么干。我们变法,然后在各个省每个月都排名次,看大家变法的成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人老是不行,你就给他机会,再给他机会。皇帝天天干活,累得满头大汗。这个时候有一些忠君爱国的分子就会出来说,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没有天良啊,皇帝天天为变法这样,你们还落后。这个时候你再给他处罚,大家觉得,原来这个事儿是真的,落后是要挨打的,大家就会跟上这支队伍。所以这也是光绪可以利用的力量。

方法三:利用中层之间的协作力量

还有一种力量是中层和中层之间的协作力量。说到这个话题我就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台湾的曾仕强先生写的《中国式管理》。他老人家一生著述等身,他提出这个“中国式管理”你乍一看有点像权谋,好像有点鬼鬼祟祟,不太光明正大。但是如果不是放在传统的工业组织内,而是放在一个现代化的互联网的环境当中,就是组织内外的协调也变得很重要的条件下,你就会觉得他的很多讲法和策略,其实是有道理的。

对比针对光绪皇帝当年面对的情况,他就举了个例子。一个公司有两个职业经理人,王经理和李经理,都很强势很能干,都是你的爱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俩总是谈不拢,意见总反着的。比方说王经理提了一个方案,李经理不同意,身为总经理的你怎么办?你明明是支持这个方案的。开会的时候,你能把态度亮出来吗?你亮出来,对不起,你只是一个打分者,你是一个是非的评断者,这个目标你还是达成不了。因为就算这个方案对又如何?李经理不支持,他就会捣乱。有的人成事不行,但是给你捣捣乱让你这个目标达不成还是可以的。

所以即使你支持他都不能说,因为这和你的根本利益冲突,你要的是目标而不是是非。那作为总经理怎么办?开会时你就说:你看你们俩意见不统一,这个事怎么办?那就再商量吧。会议停止。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人开会太拖拉,老是议而不决,这跟中国人的人际交流的特色——大家都不愿意当面伤面子有关系。那接着怎么处理呢?把王经理叫到办公室说:“小王啊,你这个方案呢,我是同意的,我甚至很偏向。但是呢,我要批评你。你看人家李经理为什么不同意呢?你要争取他的同意,你什么时候争取到李经理的同意,我什么时候就公开支持你。”你看这也光明正大吧。

你就等着王经理跟李经理去沟通。等他俩沟通完,你再把他俩叫到一块儿坐着。哎呀,上次我没睡好觉,我也没听懂你们俩的矛盾是什么呢?你们俩再说说。你放心,这个时候王经理和李经理会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俩没什么矛盾,我们俩只不过强调了事物的不同侧面,实际上我们俩是为了把这个事想得更周到而已。

你看当他们同心合力的时候,也许一个不太完美的方案,往往因为这种更强力的协作,可以得以推行得更加顺利。这才是管理者、当政者、对目标负责的人应该有的策略;而不是公开地打一方拉一方。光绪皇帝当时也没有这样的智慧。

方法四:为人处事的策略

我们回到每一个人的处境,因为我们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是管理者,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做事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跟他人相处,你非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跟他们博弈吗?这种博弈,因为你可能是弱势,可能环境的偶然因素,会让你的博弈失败的。

最好的博弈方法是什么?调动周边因素、周边的人、各种民意,各种有权威的人,甚至是未来的力量,能用的力量你都可以调动起来。

曾仕强老先生在《中国式管理》当中就举了一个例子,你拿一张电影票到电影院看电影,一看位子被人坐了,这个人还是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看着还不是个讲理的人。请问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你是个愣头青,拿出电影票说:看好没有?这是我的座位,让开。一般人可能也就算了,但如果这个彪形大汉本来就是横行街里的人,如果他旁边再有一个漂亮姑娘,他要给自己拔拔分,那他会怎么办?老子就坐了怎么着?就不让。你们会吵起来,你又不见得打得过人家,最后你憋一肚子气,对吧?何必呢?

所以曾仕强老先生说:“你别这么处理。很简单,你拿着票去,举着这票跟这个彪形大汉说,兄弟,你先坐了啊?没关系,你坐你坐,我坐旁边,别人不赶我,我绝对不赶你。”

你看这个本来是认怂吧,但是本质上不是怂,因为你调动了一支未来的力量来对他施压。他就算是彪形大汉,他坐在那儿,毕竟是坐着别人的位置,理亏啊。他看电影始终提心吊胆,旁边来人赶你,然后他要跟你发生一场冲突,这对他来说未来的压力是很大的。这个时候他就让开了。这是最聪明的方法,双方都能够保全面子。

最近我听一个企业家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成语解说。他说“唾面自干”这个词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们过去说唾面自干,就是别人唾你一口唾沫,你擦都不擦,让这唾沫在脸上干掉,说这个人实在是太委曲求全,太怂。当别人唾到你脸上一口唾沫,我们最正常认怂的举动是什么?擦掉就算了。什么叫唾面自干?我要让所有周边的人都看到,你把唾沫唾我脸上了,我等着它风干,我不动。虽然我的姿态非常低,但是要知道,周边的情绪正在酝酿。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没理,他在欺负你的时候,你其实已经获得了反击的力量,只不过反击的时机由你控制而已。所以唾面自干,比唾到脸上擦掉是一种更为强硬的姿态。

不管是管理,还是平时为人处事,跟他人博弈,只要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达到,我们最核心的不是加大自己的力量,而是怎么调动周边的力量。

今天我们是从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讲起的,但你也听得出来,这只是个标题党嘛。我们真正要讲的是传统组织内部的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的互联网时代的跨组织的这种管理方式之间的根本区别。

传统组织不管它再大,它都有一个边界,哪怕你牛到了像洛克菲勒和今天的苹果这样的公司地位,你都有自己的边界,你的大是有限的,而且你不能犯错误。你一旦一个接着一个地犯错误,再大的企业都会轰然倒地。原来那么大的诺基亚,而今安在哉?现在的苹果iPhone5已经被很多人骂,如果iPhone6、iPhone7胆敢再出重大失误的话,你那个世界第一的市值有可能有一天就没了。这就是传统企业的弱点。

传统企业组织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它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控制好组织内的力量。比方说,来自顶端的一个意志往往在组织内部经过放大之后,在末端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已经是面目全非。

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单位失火了。对于这个单位的领导者来说就是要背责任了,那就做一些亡羊补牢的事吧。全单位组织防火大检查,各层领导都觉得这是个大事,因为领导担着责任呢,就层层往下压,压到最后你知道什么结果?就是所有的办公室以防火安全为名义,饮水机都不准用了。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例子,到末端的时候顶层的意志已经被放大扭曲到完全荒唐的地步。但是对不起,这就是传统组织,因为你是层级机构,所有人都要把意志再放大一层去执行。所以很多传统社会的荒唐现象往往都是这种组织意志放大的结果。

无边界的现代组织

而现代化的组织呢?它是网络社会的产物,虽然也可能很大,但是它的大和传统的大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它是无边界的大。

比方说像谷歌这家公司就是这样,他2013一季度的营业收入达到137亿美金,听着很大吧?但是更牛的是它的财务结构,它有90%的收入都来自于它的搜索业务。可是你知道它公司内部有多少人干搜索吗?只有7%。换句话讲,谷歌公司内部93%的人干着不挣钱的活。无所谓,因为我利用的是全网络的力量。这就像是给我在房间里搁了一头现金奶牛,什么时候想喝奶,上去接一杯就可以。剩下这将近93%的人都可以干不挣钱的活。比如谷歌眼镜、手机的安卓系统等。你可以说它将来有前途,但毕竟它眼下没有任何盈利模式,但这没关系。

所以你说你怎么跟这样的企业竞争?比方说它可以跟微软说,你有Office软件?好,我来一个免费的;微软收费,我这个免费。它到处搅局,你所有干的活它都给你干一个免费的,你怎么跟它竞争?因为你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同领域的竞争对手,你面对的是谷歌背后那种来自整个互联网的根本没有边界的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你怎么跟它竞争?它即使这一局竞争输了,没关系,再玩一局。当一个赌徒坐在你的牌桌对面,你不管赢还是输,他都有底气跟你说,没关系,再来一局。你觉得你还有可能赢吗?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和传统时代最本质的区别。一个组织内不管它的力量调动得多么合理,多么淋漓尽致,它都有一些缺陷,它都有具体的边界,它都有随时崩塌的危险。而互联网时代,虽然它只是一个点,也许它的版图并不大,但是因为这个点可以通过网络的力量,和这个世界上所有可能连到的点相联系,只要它的姿态对,它的愿景对,它都可以调动所有点的力量来跟你进行博弈。请问,这个仗你还怎么打?

什么才是真正的管理智慧

传统管理学仅仅是压榨组织内部的力量,而现代管理学讲究的是跨组织边界,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外部力量,这就是区别。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教我管理学的那个老师就非常聪明。他跟我讲管理的概念时说:现在把管理都定义为组织内部的事,其实在我看来不是。只要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影响他人的行为或意愿,这都叫管理。你可以在本校的食堂贴一个舞会的告示,调动本校的女生到你的舞会地点来跳舞。你也可以把这个告示贴到隔壁学校,把隔壁学校的女生调到本校来跳舞。虽然你们之间并不存在组织内部的上下管理关系,但是这种智慧也叫管理。

管理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曾经在前面的节目里讲过,我说我现在不太好读管理的书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传统的工业社会组织内的管理。但是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叫作《管理思想史》。它就讲到了著名的泰勒制的创始人泰勒。这个人在20世纪的早期是整个工业社会管理思想科学的鼻祖,他创始的这种制度叫泰勒制,他把工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给计算出来,你做这个动作需要多少秒,然后把所有的浪费时间的动作全部剔除,看一个工人一天到底能干多少活,最后根据这个数目给他定指标。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所以很多人都在骂泰勒,说你这是帮助资本家来压榨工人阶级,是资本家的狗。在1911年到1912年的四个月当中,因为跟工会有矛盾,泰勒天天被弄到国会去听政。泰勒在证人席上待了十二个钟头,就接受各种各样的非难。

就在这一年,泰勒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泰勒制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它既不是什么计时工作法,也不是什么欺负工人,也不是一种薪酬制度,也不是一种规章,它不是你们认为的任何一种东西。泰勒制是什么?泰勒制是心理革命,是让所有没有进入工业社会的人进入到工业社会,按照这个社会的全新的标准来确立自己的心理状态,让这种人和雇主、市场、自己、环境,确立一种全新的心理约定。所以泰勒制不是制造一种制度,是在制造一种全新的人。

泰勒是在1912年说的这句话,时光过去了一百年,互联网来了,全新地构建了我们这个世界,颠覆了原来的组织和管理的思维。那我们今天要说,什么时候现代管理才成型呢?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技法,也不是我们理论上认知到要跨组织边界去协同资源。而是我们真的呼唤出了、锻造出了一整代这样的人,完成他在互联网时代的心理革命。只有出现了这样的人,我们才称之为现代管理成型了。

你是这样的人吗?

视频: 老办法抓不住新机会[罗辑思维]No.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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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期节目比较特殊,它既是我个人读书的一点心得,也是把过去一年的所思所想、所做的事情一个归纳总结,首度和各位分享。

01一席话改变罗辑思维

2015年上半年,我们办公室里来了位贵客,他叫田溯宁。

田溯宁先生当过网通这样大型国企的老板,自己也创立过一家私企叫亚信,这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后来,又创立了宽带资本,他还是中国最早的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布道人。将来中国互联网要书写历史的话,田溯宁是定会提到的。

当然了,我最在乎他的身份不是这些。而是他和各位样,都是我们罗辑思维的用户。

田先生看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就说这胖子他们公司到底在干什么?我得去看看去。

所以,那天他来访其实没有特定目的,只是为了聊一聊。我们就聊了很多我们公司当时正在做的事,到最后,田溯宁先生给了我们两个建议。

这两个建议直接地影响了这一年多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02新时代的知识运营商

第一个建议,他说我们现在干的事太多太杂,能不能稍微收收,干件最重要的事?

那个时候我们正痴迷于做各种各样电商的探索,比如说卖月饼,卖大米,当然最重要的是卖书。田溯宁先生说卖书可以继续,但是你们应该转型为个新的方向,叫“知识运营商”。

我说“知识”这两个字我知道,“运营商”是个什么呢?恕我浅陋,请教您老人家。

田溯宁说,运营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所有复杂的事情交给自己来运营,烈后给公众提供一个通用而且简单的服务。

比如说中移动、中联通,我们打移动电话,只要到它那儿买个卡缴费,你拿起来就可以打,而电信的科技背后是多么复杂,所有的运营他们来解决,这就叫运营商。

这我听懂了,就是说罗辑思维这家公司将来应该对公众提供种通用便捷的知识服务,而我们把苦活、脏活、累活都留在自己手里干,我懂了。

03罗辑思维人人必读的一本书

第二个建议,他说我建议你们公司上上下下全体都去读一本书——《出版人》。

这是一本亨利·卢斯的传记,《时代》周刊的创办人,这个人活跃在大概一百年前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田溯宁先生跟我简单说了几个书中的要理,我们马上眼睛一亮。

我们迅速地和中信出版社联系这本书的版权,在2016年7月1日,推出了这本《出版人》。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尤其是中国的创业者。

04亨利·卢斯和他的媒体巨无霸

亨利·卢斯是《时代》周刊的创办人,这家公司如今已经演化为个巨无霸——时代华纳公司。

大量我们熟悉的电影尤其是我喜欢的那娄,比如《骇客帝国》、《哈利波特》以及《指环王》,都是他们公司拍的;

HBO电视网也是他们公司的,《权力的游戏》就是他们出品的;

在新闻界鼎鼎大名的CNN,也是他们公司的;

还有著名的《时代》周刊也是他们公司的;

2000年,他们公司还并购过美国在线,当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案。

05一个为中国操碎心的美国人

亨利·卢斯在中国的普通大众中可能没什么名气,但是在20世纪历史上,他可是跟中国渊源最深的个美国人。

这话怎么讲?亨利·卢斯就出生在中国,准确地讲是中国蓬莱,当时叫登州。

他父亲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年纪轻轻,心怀梦想,按照当时基督教会的号召,来到中国传教,来的时候带上了他已经怀孕的妻子,到中国落地之后生下了亨利·卢斯。

有人说,亨利·卢斯一生一共是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基督教,第二件事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第三件是中国,第四件才是新闻事业。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谈论亨利·卢斯,是把他作为新闻行当的祖师爷来谈,但实际上这件事在他心目中只排老四,中国排老三。

抗战时期,亨利·卢斯可谓是为中国操碎了心。

《时代》周刊报道中国的篇幅每周是1.2篇,趁过报道美国之外的任何个国家。而且报道还育严重的偏向。比如说拍中国士兵的照片,那就是高大、英猛、向上,拍日本士兵,永远是那么猥琐。

我们其宴心里知道,抗战的时候.中国军人的军容是不可能有日本好的但是不管那套,就是要按我的方向去讲述这个故事,这也是《时代》周刊直的特点,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他还替中国人筹款,策划宋美龄访美,甚至还带着他的妻子亲身来中国战场。你想,当年的情况多危险?突破艰难险阻来到了潼关前线,对面就是日本鬼子的阵地,但是亨利·卢斯就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中国人的支持。

当然了,他辈子支持中国,就是赌错了个载体——他辈子支持蒋介石。所以前半段对了,后半段就赌错了。

蒋介石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其10次。你猜罗斯福几次?一共才8次,丘吉尔也是8次,希特勒也只有7次。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无所不用其投地来关注中国。

06一本杂志,超过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

亨利·卢斯的创业故事其实没啥可讲,他那么的顺利:

1923年,创办《时代》周刊(TIME),第二年就盈利了;
1930年,创办《财富》杂志(FOFRITUNE);
1936年,创办《生活》杂志(LIFE);
1954年,创办《体育画报》(SPORTS)。

他一生最辉煌的几本杂志大概就是这么以每六七年本的方式创刊,组建了个庞大的媒体帝国。一直就没失过手。

借用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金斯的句话:“亨利·卢斯办的杂志,对美国人性格养成的影响超过了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

你看,这是多高的评价,他是美国人灵魂的工程师,怎么做到这个高度的?

在《出版人》这本书里,我们读出了事利卢斯生事业最关键的那句话: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去生产本新闻周刊。

为什么这句话重要?

因为它包含了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人,为新兴的中产阶级服务:第二个要素是时间,以一周一本的频率去出版刊物来影响人。

07黄色新闻和“灰色贵妇”

先说人的要素。所有的商业模式基本都有个假定——我是为谁服务的?

如果是低端用户,那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人群数量特别大,所以国个跑量:如果是高端用户呢,那我就要国个利润幸和影响力。所以般来说,这两个商业模式是井水不犯河水。

亨利·卢斯当年创办《时代》周刊的时候,美国的新闻界就形成了这么两个派别。

首先是低端的,就是著名的普利策报系相赫斯特报系。都是大众小报之王,发行量动不动几百万份,几十份报纸覆盖底层群众。他们的办报风格叫“黄色新闻”。

黄色新闻不是指黄色新闻。普利策报上有个漫画栏目,主人公是一个穿黄色衣服的小孩,各种插科打诨,讲的都是底层爱听的那点事,所以这种新闻叫黄色新闻。

它的风格就是迎合底层的低级趣昧。爱听啥呀?凶杀、色情、八卦是吧?好,都给你们。还爱听什么?喜欢骂富人,好,骂给你听。

有些富翁被骂急了,跑来拢普利策,说我们叉没犯什么错,天天这么骂我们干嘛?普利策说,你没犯什么错,但是你犯了罪,叫“有财有势罪”,只要有钱,我们一概骂,管你有没有错。

底层人民还喜欢什么?各种爱国主义,各种喊打喊杀,这跟今天有些人爱看军事节目是个道理,所以这些黄色小报煽动国家战争,甚至去煽动刺杀大人物。

有的历史学家就讲,1898年美西战争,就是这帮黄色小报煽动的,1901年美国麦金莱总统遇刺,也是他们煽动的,那个刺客在现场被摁住的时候,兜里还揣着一份黄色小报。

还有个一流派,就是用户定位非常高,最典型的就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有个外号,叫“灰色贵妇”,头版永远灰蒙蒙片,没打算讨好谁,就像是个高冷的贵妇人,它当然看不起黄色小报了。

《纽约时报》说过,我们绝对不能用那些脏东西来污染我们读者的早餐桌。

所以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中,你休想看到一个带有情感色彩,或者是偏向引导色彩的形容词。它报道事情永远平铺直叙,会大段大段地刊登一些名人的演讲词,甚至是一字不改的政府文告。因为这些就是事宴,摆出来你们自己做判断我不能影响你们。社论也是经常请左派写篇,又请右派写篇。

这样做当然很有好处。但是,它也有副作用,就是这种报纸实在是没法看,实在太枯燥了,这就是高端的调调。

08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

那个时候的新闻业出现了高端和低端两个流派,如果整个社会是静态的,那就没有其他人的机会,因为整个市场已经分割完了。

但你别忘了1920年代,也就是亨利·卢斯的那个时代,是美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最经典的一个变动就是城市化。

亨利·卢斯1920年毕业,然后开始办《时代》周刊,1923年把它办出来。1920年是什么时候?正好是美国城市人口占这个国家51%的时候,美国跨过了城市化的边界点。

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意昧着进城的人有了更丰富的生活,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光明的前景,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也面对更为激烈的挑战。

有那么句话,叫“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不是城里人没有生殖能力,而是在城里生养一个孩子比在乡村城镇成本要高得多,所以很多人就不生了。

09新兴中产阶级:焦虑、有欲望、有上进心

一个人城市化之后,马上面临两个结果:

第一,你的博奔环境变得极其的复杂,每天面对大量的陌生人,有的善意,有的恶意,所以你的焦虑心变得比较重;

第二,纸醉金迷的生活真的就在你眼前,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拼命地往上爬,欲望又被放大。

又焦虑,又有欲望,这个人能不难受吗?造就叫新兴的中产阶级。

你说这些人是高端用户呢,还是低端用户呢?

说不好。说他低吧?可能他的财富状况还不错,而且还见多识广。说他高吧?他的整个脑子,甚至是见识,还留在底层人民那儿。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有强烈的上进心。

所以《纽约时报》服务不了他们,而那些黄色小报也服务不了他们,这就是亨利·卢斯的机会。

10创新者的窘境:流量和认同的绑架

你可能会说,难道《纽约时报》和黄色小报傻吗?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为什么不调整自己的编辑方针,来适应这个社会变化呢?

他们做不到嘛。这就是商业社会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你可能听说过一本书,叫《创新者的窘境》,作者是美国人克里斯坦森。他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人觉得无奈的结论; 一个成型的商业体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路径,他就会一条道跑到黑,是很难掉头的。

这是为啥?那本书里做了周密的理论推演,我就不多说了,这儿只说两点。

第一点,任何一个企业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一个产业链条之中,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对它都有种绑定的效应,很难摆脱。

比如说,那些底层的黄色小报,他们就被数字绑架了。

因为他们是广告模式,广告模式就要求增加发行量。用什么方法?你会发现,大标题有效,黄色的图片有效,爆炸性的搞笑新闻有效,你就会一条道走到黑。

就像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一个标题如果后面打个括号写上“有图”,你放心,点击量马上就上去了,如果打括号说“有美女国”,点击量会大规模上升。你是走不回来的,想装高端大气上档次,门儿都没有。

《纽约时报》虽然也是靠广告为生,但它是瞄准那些高端用户,高端用户对它的认可也反过来绑架了《纽约时报》。

比如说,当时很多上层人士鄯觉得,我要是在地铁上夹一份《纽约时报》,这是多么装那哈的个行为啊?对呀,如果你胆敢改变你的编辑方针,比如说加了些形容词,大家不接受,还会觉得你堕落了。

我经常讲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站在北极点上,他是找不到着北的,因为他往哪个方向看都是南。

《纽约时报》到了那个高端的点之后,它做任何一点改动,原来的用户都不答应,而这些用户是它的命根于,它怎么能够摆脱得了呢?这就是创新者窘境的一个效应。

还有个效应,就是那些新兴的机会。

刚开始的时候,市场规模是不确定的,或者说非常小的,难道我要放弃既得利益,去追逐那个根本就估摸不出未来,而且现状非常小的商业机会吗?所以传统的大型商业机构面对这种全新的机会,往往只能选择叫视而不见。

《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里就提出了两种创新方式:

种叫持续性的创新,就是在你原来的路径上慢慢地改动,越改动你就越没有未来;

还有一种叫破坏性创新,虽然理论上大家都有进行的机会,但往往这种破坏性创新是留给新来后到者的,因为他没有被任何东西绑定。

11怎样迎台新兴中产阶级:内容在高处,服务在低处

亨利·卢斯怎么迎合新兴的中产阶级呢?

方法很简单,就是在题材上固守高端,因为毕竟要引领这些人,但在表达方式上,要摆脱《纽约时报》老古板的笔法。

有一颗服务之心特别重要。他用的方法当然很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

第一点是语体上的变化。

亨利·卢斯和他的创业合作伙伴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耶鲁大学教希腊文,所以他们对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都特别熟,速成为他们办《时代周刊》的语言资源,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种古典的诗意。

举个例子,两个政客见面,本来报道就可以了嘛。但《时代周刊》不会,它会劈头来上一句:“锋利的舌头吐出了柔软的语言,于是善意自然呈现。”

再比如说,如果哪个州搞政策辩论,它劈头会来上一句:“有人希望冷,有人希望热,有人希望这件事已经在水里煮了9天。”然后,再具体报道这件事。

甚至是一般的报纸上的讣告,就是哪个人死了,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但它不介。先来上一句:“死亡在所难免,于昨天正式降临。”然后再说某某人死了。

但在《纽约时报》看来,这怎么可以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人民日报》哪天报道一个好消息,先来句“呦呦切克闹,今天有个好消息”,可能吗?老干部的心脏病会发的。《人民日报》报道也不会引用诗一样的语言,什么“酒入豪肠,七分化作了月色,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吐就是半个盛唐”,你能相信这是《人民日报》吗?所以《纽约时报》绝对不会这么干。

但《时代周刊》把这种方法用到了底,字里行间都充斥着这种味道。

但凡一个词,前面都要尽量加上形客词或者是副词。比如说形客人吧,那就是“万恶的希特勒’,或者“慈祥而坚定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形容个动作也是,“走”变成“阔步走”,“看”就会变成“盯着看”, “笑”就变成“得意地笑”。这种修辞方法用上去之后,《时代周刊》的报道自然显得活色生香、喜闻乐见了。

在精英报纸看来,这种行为很没底线。你作为媒体是有公众责任的,应该不偏不倚,这种修辞用上去之后,你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哪儿呢?

你猜亨利卢斯怎么回答?

他说,谁告诉你们,我要办一家公正、客观的媒体了?我就是要传达价值观。

日本二战投降,《纽约时报》会怎么报道?再高兴也得憋着,只能说这个事实。而《时代周刊》的处理方法,是把日本国旗直接放封面上,上面打上个大叉,表达那种强烈的情绪。

12打破行业原有的伦理底线

亨利·卢斯的这套做法,从当时到后世都充满了争议。

《出版人》这本书的第一页就写了个场景。1966年,距离他老人家去世还不到一年.当时身体已经不行了。一天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辈子也不接受采访的人,突然接受了个电视采访。坐下来之后,对面的主持人不是挖掘他的价值,也不是说他的贡献,而是就对这个问题进行穷追猛打,你为什么不客观公正?你老实交代。弄得老头疲于应付。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的观点非常简单,这是必须的事情。

如果你想抓住新兴的中产阶级,打破原来行业的这些所谓的伦理规则的底线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为什么?

我们假设,一个新闻没有背景、没有偏向,只有害观事实,可不可以读?当然可以读。

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读者必须是精英,必须是有大背景知识和坚定价值观框架的精英。

面对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可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观,也没有那么多背景知识你让他面对个枯燥的、颗粒状的事件,他怎么评价?就像今天要是《人民日报》突然登了个政府文告,你让我怎么读?我读不到任何东西。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个人从来没有涉足过古典音乐,可能听过一些词,今天我给你介绍钢琴家肖邦,我咋介绍?

如果我只坚守客观事实,我会告诉你:美国人,波兰人,混在法国,生卒年月,以及主要的作品,后世的钢琴家哪些人喜欢弹他的作品,一大堆专育名词。你说我不懂古典音乐,我咋了解肖邦?听了这些信息跟没听是样的。

如果我换种方法告诉你:肖邦,小白脸,在法国混主要靠些贵妇人养活,但是他在艺术上其实就是今天的周杰伦,他充满了那种年轻的朝气,跟当时音乐界都不是一样,所以算是吹来了一股新风,很多粉丝跟他,这就是肖邦。

你马上就听懂了,而且你会对肖邦有兴趣,对吧?可是你说我刚才这段描述精准吗?客观吗?公正吗?不,它充满了偏向,充满了我个人的理解。但是又怎样?如果我通过这段话让你燃起了对肖邦的兴趣,你自己去探索古典音乐的那个庞大的世界,我也是功德无量。

比如说于丹讲《论语》,很多专业人员出来挑剔,这个不对,那个有偏差,那又怎样?于丹一个人对于《论语》的贡献超过那些专业人员关起门来几十年的总和,很多普通人正是通过她,了解了这个精彩的世界。

13商人改变世界,从提供桌边谈资开始

个知识分子应该干嘛?

难道应该整天证明自己正确,然后对别人有智力优越感吗?一个知识分子甭管是为了出名、挣钱,还是贡献社会责任,他都是应该站在一个知识宝库的门口高声地赞叹,吸引外面人的注意力。

学习这事从来都是自己的事,谁都替不了你,只要我引发你的兴趣,你进去找你自己的宝贝,我就是功德无量。

亨利·卢斯当年也就是这么个人。

他说过一段话:“我办那么多杂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见识贫乏的上层阶级,为那些初涉世事的富豪的子女,为忙碌的商人,准备一周一次的桌边谈资。”

就像我们罗辑思维,我从来都说,我根本不是个讲知识的,我就是给各位用户准备谈资的,你觉得有趣你就拿走。

这个立意点好像特别低,一点都不教书盲人,但是又怎样?最后亨利·卢斯达到的的业,他的杂志帝国对于美国人性格的养成超过了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

这就是一个商人改变世界的方式。

14 一个失去现在 ,一个失去未来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这个呢?
你不觉得,今天的中国和1920年代的亨利 卢斯生活时代的美国非常像,至少社会发育水平达到一个类似的阶段。这是由城市化率决定的,1920年美国跨过51%,而2015年中国跨过了56%。

说白了,美国当年那个新兴中产阶级大规模涌现的时代,将会在现在中国。

为什么说这几年是中国的创业黄金时代?除了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因素以外,在中国的场景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原因。

怎么伺候这帮新兴中产阶级呢?

将近100年前,亨利·卢斯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几乎完整的案例。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提供给新兴中产阶级,而且是以服务的心态提供给他们。

你听着好像很简单,其实难比登天,为什么?因为要两面作战。

首先,原来的精英阶层是很难理解你的服务姿态的,他们有一系列的清规戒律,如果按他们那一套玩,你就会失去现在。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价值的坚守,那你就会失去未来。因为对于新兴中产阶级,可能你给他看一张美女图片或是大胸图片,跟他玩价格战他会吃这一套,但是他掉转身来,就会看不起你这一套,你就会失去未来。

为什么一些品牌现在拼命地打价格战,后来玩不下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可能会买,但是买完了,他仍然看不起你。

所以原来的打法,一个没有现在,一个没有未来,我们就要找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亨利·卢斯探索出来的道路。

15走正道,说人话,跟高人

一方面坚守价值,一方面以服务的心态传递价值。

明白了这个逻辑,我就听懂了去年田溯宁先生给我的建议,要做中国新时代的知识运营商。

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筹备,今年年初推出了我们的产品,叫「得到」APP。「得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00万用户,而且大量的都是付费用户。上面有很多订阅产品,付费的,也不贵,一个产品一年不到200块钱。

这个产品设计的思路,其实就是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亨利·卢斯当年的思路,把那些原来供在象牙塔里的知识,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用碎片化的、跨界化的方式给大家讲清楚。给大家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雪枫音乐会》就是把原来那些高高在上的古典音乐,找中国最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老师,每天给你讲上一段,你吃早饭的时候全家听一下,然后高高兴兴去上班就可以了。

在投资、高科技领域,我们找到了王煜全老师这么一位名嘴,当然他本身也是投资家,在《前哨》栏目,给大家每天说上一段,哪儿正在发生什么。

万维钢老师把西方世界最新出现的思想成果,以用户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每天写一篇笔记传递给大家,叫《精英日课>》。

所有的思路都是这样。所以很多外面的朋友在问我,你们「得到」上产品的设计思路是啥呢?

我说其实就是九个字:
走正道,坚守价值;
说人话,用眼务的姿志传递价值;
跟高人,这就是亨利·卢斯当年搞的那一套。

16警惕内容创业的两个倾向:精英腔,追逐数字

当然了,这个市场特别大,绝对不是我们一家公司能做得了的。所以我经常劝一些内窖创业者到这条跑道上来,大家当同路人。

但你要防止两个倾向:

第一就是学那个精英的调调,动不动就哀驭,浮躁、喧嚣、人文精神沦丧,那是你没本事伺候这帮新的上进的人群,你活该挣不着钱,

还有一个倾向也得防止,就是过度地追逐数字,整天追求10+和点击量。搞个搞笑的短视频点击量是很高,但那不代表未来。

我今天讲的这些逻辑,不仅仅适用于内容创业者,其实行行业业都一样,都面对着类似的机会。

我随便说一个我干不了的机会:中国这么多新兴中产阶级,很多都买房,很多墙上都挂着婚纱照,那不是这个阶级应该挂的东西。

你能不能够把婚纱照取下来,换上一副哪怕是入门级的艺术品,不用高大上,就一千块钱入门的一张版画总可以吧?你掰掰指头算算,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规模?

当然你觉得这个生意很好,但你面对着两头的竞争:一方面淘宝上有的是几十块钱一幅的那种复制画,你怎么显得比它育价值?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些个满口大词,张嘴就是苏富比、佳士得、博物馆、大师、流派、笔法,甭搭理他。

你跟那些从来不懂画的人,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告诉他为什么应该买,好在哪儿,这个东西将来会不会升值,你挂在家里给你丢人还是给你长脸。把这点说清楚,你放心,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生意。

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创举,不到一百年前,亨利·卢斯早就把全套做给我们看过了。

17重新理解时间:航海钟、怀表和铁路

我们再来讲第二个要素,就是时间。

亨利卢斯给我的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对时间维度的把握。前面我们讲,亨利卢斯一生的事业秘密都藏在一句话里,叫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办一份新闻周刊。

请注意这个“周”,它就是时间维度。你说新闻周刊奇怪吗?现在到处都是,但在当年,那是一个巨大的创举。

其实你想想,确实挺奇怪的。新闻嘛,我们都渴望马上知道它,所以一般做新闻的都是日报。那个时代的杂志也有周刊,但是都是做文摘,没谁敢碰新闻。谁会一周才了解次新闻呢?

但为什么亨利卢斯起手就要做新闻周刊呢?这就得重新理解时间。

时间不是个永恒的量,它是一个变量。

你想,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间不重要,我上午大概干什么,下午大概干什么,就可以了。

而在早期的大航海时期,工业文明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如果没有精确的航海钟,大家是没有办法判定我在海上的位置经度的。

所以,时间变得精确,实际上是技术跃进的一个前提条件。

到工业社会之后,这就是更明显的个效应了。大家在个一工厂里聚集起来,人和人之间互相协作,在时间上要搞不对头,就没法协作,所以什么打卡、按时上班等等都是工业社会之后的途径。

19世纪,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什么叫上等人?如果你的社会地位开始往上走,有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你开始有怀表了,你需要掌握精确的时间。

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时间越来越成为人娄文明内部的一件事,跟大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小。

你想,原来各个城镇之间,大家各自有自己的时间,都是根据当地太阳运行的规律来调整自己的表,也不知道外面的人跟我的时间有差距。

一旦有了铁路,这就串起来了,铁路只能用一张标准的时间表,不能再屈从你当地时间,那样就乱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格林尼治时间、美国东部时间、西部时间、北京时间,这本质上是人造时间,跟大自然已经没关系了。

到了工业时代,城市化完成之后出现了什么?就是大家协作开始有了内部的规律。

《福特传》里讲过,因为福特汽车创造了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按照一周一次的节律来上班的,五天工作日,然后休息两天。

周刊就是这么来的,人娄文明的内部时间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工人每天忙得要死,晚上回家洗个澡赶紧就睡了,哪有功夫看报纸呢?为了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周末给他们提供一次精神食粮。

这在时间上是全新的节奏,这是城市化之后才出现的图景。

所以亨利·卢斯才要办周刊,他发明了个词,叫“慢新闻”。

你们去追逐新闻的时效,把新闻的深度解读交给我,反正我也不强调什么公正、客观,所以我用一周一次的频率来影响新兴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这是最好的节奏,这就是新闻周刊能够崛起的原因。

18不做时间观念的散户

我们的时间观念在继续发生剧变。现在对时间的使用已经不是什么一周,也不是一天,甚至不是一小时了,我们现在使用的时间极端情况下已经是纳秒。就是十亿分之一秒。

什么概念呢?一纳秒的时间,光可以走30厘米。你说这么短的时间跟我有个毛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用的GPS和北斗定位系统,就是通过天上的那些卫星里的原子钟和我们联系的时间差来确定我们的位置的,这就要精确到纳秒。

再比如说毫秒,你以为跟你没关系吗?

要知道,美国股市里面现在盛行“高频操作”。就是利用计算机进行无风险套利,利用各个市场之间交易的毫秒级的误差,快速大量地进行买和卖。我去年看到个数字,说美国市场每年这种无风险高频交易套利已经这几百亿美金。

所以,如果你还是一个原米时间观念的散户,你在被人巧取豪夺,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不说这些神了的,就说我们平时在微信群里,抢红包,差一秒你试试?时间观念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商业协作关系因为这种时间尺度的变化,在发生内生性的剧变。那现在我们做媒体、做内容,是不是也应该发生变化?

就拿我们这个行当来说,我们是提供知识服务的,那原来社会是通过三个产业来提供知识服务:教育、传媒和出版。

现在这三个产业都有危机感,但是这个危机不能赖到互联网身上,而是人类社会内部的时间节奏发生了变化,而这三个产业你的产品和服务形态不能适应这个变化。

比如说,国书,中国一年出版几十万种,又厚,我们看不过来;教育也是,你把学生在课堂上圈了四年,每堂课还要点名真的对得起大家的时间吗?再比如说传媒,从我当年上新闻系时候的四个版到八个版,直到一百个版、两百个版,电视从一个频道到十几个频道,大家都拼命想攫夺用户的时间,但问题是用户没有时间了我们的时间彻底碎片化掉了。

19内容创业的两个提醒:抢时间和省时间

这个时代创业,尢其是内容创业,我给大家提两个醒。

第一是所有的产业部在争抢一个东西,就是时间。

时间是人类社会最后的稀缺资源,而且是刚性稀缺,其他资源都可以通过知识来增长,唯独时间,绝对不会多一分一秒。所有的产业都在这一个池子里舀水,甭管你是做电影、出版、游戏、旅游度假的,你都在争抢国民的总时间,或者说总注意力。

那你可以算一笔账,就是以有限除无限,结果是啥?几乎就是零。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而争抢时间的产业和创造那是无限的,所以最后大家能够吸引到的注意力实际上是零,这是一个血红的战场,这是一点提醒。

第二点提醒,帮大家省时间,会变成一种全新的价值。

我们做「得到」APP,不以占用用户多少时间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恰恰相反,我们衡量自己价值的方法是为用户省下了多少时间。

现在我们还听到有人语重心长地说,读书一定要读原作,要读经典,那才是好东西。我难道不知道吗?但是我没有时间,生命就这么长,新鲜事物那么多,我要提升自己的认知,就必须找到全新的时间解决方案。

所以,经典和原作当然是价值,但是在这个时代,帮大家省时间是一个全新而巨大的价值。

20成为做知识胶囊的人

今年许知远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当时他就说我是个“做知识胶囊的人”。他未必是夸我,但是我听到之后觉得很荣幸,为什么?

因为亨利·卢斯就自称是“做知识胶囊的人”。跟一百年前的前辈干了同一件有价值的事,我非常之光荣。能够帮我们的用户省时间,这就是我们这家公司能够创造的价值。

大家不妨去研究一下我们的「得到」APP,里面的很多订阅产品都是按照这个思路生产的,帮你省时间,把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精细加工为知识胶囊,以最省时间的方式交付给你,《李翔商业内参》、《刘润五分钟商学院》,都是这个思路下的产品。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估计会挺挨骂,一个是老念生意经,第二好像是在结自己的产品做广告。

但实际上我对「得到」APP非常不满意,我觉得很多方面部没有做好但是这个方向我坚信它对。

而且,我希望更多的创业者,尤其是内容创业者一起到这条跑道上来,成为我们的同路人。

因为时隔一百年,我们中国人再一次面对一个叫“亨利·卢斯级”的机会。

——本期荐书——

本期节目,罗胖推荐是一本亨利·卢斯的传记——《出版人》。
今天的中国,衣、食、住、行每个行业都面临着个“亨利·卢斯级别”的机会,这是“时代级”的机会。
商业的真谛不是“竞争”,而是“生长”。和时代起“生长”,则时代本身的伟大性将通过你的生意表达出来。
罗胖说,在罗辑思维两年多的创业过程中,这个全球最著名的出版人,就是他的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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