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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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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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故事,感悟,成长,育儿,专利,专业,沟通…

人与社会

60/70年代,文革动乱年代
80年代:改革开放年代
90年代:经济飞速阶段
00年代:技术革新阶段

When,Where,Who,What,Why,How,Feeling,Conclusion…
——The general logic of telling a story.

IPCreator:听他讲故事,很有画面感。抓住要害,再辅以生活中的日常例子进行类比

IPCreator:书与故事

都是在讲故事
作家
演讲家
Hi,Story
专利

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

每一部电影
每一首歌
皆如此

熟悉的感觉
大桥——恒星
图书馆——掌心

探讨——《权力的游戏》《公民凯恩》《12怒汉》《1900》
讲故事能力

你观察到的事实是什么?
你的观点是什么?为什么?

俞敏洪给记者讲了雄鹰与蜗牛的故事。

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它可以一飞冲天,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而另外一种动物也能到达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能爬上去,这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而且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当蜗牛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天才和奋斗者的区别。

“蜗牛比雄鹰富有。”俞敏洪说,它的坎坷经历就是一大笔财富,而且“蜗牛可以写回忆录,鼓励一代又一代的蜗牛。”俞敏洪诙谐地笑谈着

讲故事的“坏人、受害者、英雄”模型

很多人在汇报工作或推介产品、服务时,都习惯以主题声明开场,这就难免空洞和无趣,比如“我们的新焦点就是顾客满意度”或者是“我们目前的策略目标就是执行及创新”。斯通传播公司(Stone Communications)总裁格雷格·斯通提出,我们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做汇报和推介,而且重点可以放在“坏人、受害者、英雄”三大角色组成的模型上。公众号“家族企业杂志”编译了他提出的这个故事技巧。

格雷格解释说,在商业情境里,“坏人”常常不是个人,而是那些感受到恶意的行为,或者是无法完成交易、又或是交易内容让人不满意,比如产品有瑕疵,咖啡太冷等等。而“受害者”则是顾客,或者是你要帮助解决问题的那个人。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能让你的公司或团队变成“英雄”。

举个例子来说,

在软件领域,“坏人”可能是程序太慢或不稳定,“受害者”则是心情不好的使用者,“英雄”就是能够正常有效运作的新科技或是更新。

在讲故事的时候,格雷格认为,要清楚刻画出顾客遇到的困难,同时展现充分的同理心,不能只从讲述者自己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像“我们很高兴宣布,我们新推出的有机肥料是市场上最安全的”就不如“家长一定会很高兴知道,现在孩子们可以在后院草坪上玩耍,不再担心影响健康。”

格雷格举了小额贷款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讲述故事的例子,尤努斯就使用了这个模型。

尤努斯在1970年代是孟加拉的经济学教授,他带着学生访问一个贫困村庄时, “当地的贷款人愿意让妇女贷款购买原物料,但条件是以他所订的价钱来收购成品。而且更恶劣的是利息完全不合理,可能高达每天10%。算下来,这个村庄42个妇女总贷款金额不到27美元。”

尤努斯说:“我借给这些受害者27美元,让她们能脱离这些‘银行家’的魔爪。而如果只要这么一点钱,就能让这么多人如此开心,我何不多做一点?从此之后,这就成了我的事业。”这个故事就有完整的三大要素:经典的坏人、无助的受害者,以及最后英雄角色出现。

格雷格总结说,如果你要告诉大家你的品牌是个怎样的“英雄”,可以像尤努斯一样娓娓道来,但要特别着重说一下产品或服务能如何消灭“坏人”,只要将消费者的痛苦以真诚、有同理心的话语表达,不论面对的是顾客、同事或是媒体,这都会是你的好故事。

名人传

内容简介

此传记里的三人,一个是德国的音乐家贝多芬,一个是意大利的雕塑家、画家、诗人米开朗基罗,另一个是俄国作家、思想家、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却为创造不朽的杰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或有病痛的折磨,或有遭遇的悲惨,或有内心的迷茫和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难,几乎让他们窒息,毁灭了理智。他们之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们的信心。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还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民主与光明进行不屈的斗争,他积极投身进步的政治活动,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并出席巴黎保卫和平大会,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目录

译本序
贝多芬传
序言
贝多芬传
贝多芬的遗嘱
书信集
思想集
米开朗琪罗传
序篇

上篇
斗争
力量
在崩裂的力绝望

下篇
舍弃
爱情
信仰
孤独
结束语
死亡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176

托尔斯泰传
序言
托尔斯泰传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罗曼•罗兰致列夫•托尔斯泰的信
列夫•托尔斯泰致罗曼•罗兰的信

名人传——写给心中的英雄

因作业,看这本书。作为学生党,评析本书史学上的优劣还过于青涩,只是想来回忆,这本书塑造的英雄。

一:贝多芬。
英雄
——读《贝多芬传》有感
我称为英雄的,不是思想或力量上伟大的人,而只是心灵上伟大的人。——罗曼·罗兰
原本认为贝多芬只是一个天才,只是一个在音乐上用尽毕生心血的执着的人。读完《贝多芬传》,才发现比他的作品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心灵。他,是民族的英雄,是自己的英雄,是一个无愧于“人”的人。
是这样一个不幸而坚强的人: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耳聋。对于一个以音乐为生命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呢?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避免与人见面,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独自承担着这漫长的酷刑。一直到后来终于隐瞒不住了。他写信给友人说:“……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开我一切心爱的人,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我却要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栖留所!然而这是我惟一的出路!”他不希望朋友对他无谓的同情,不希望世界对他带上有色的眼镜。他是英雄,即使自己遭遇了不幸,也不允许自己以弱小的形象再度出现。
是这样一个“唐突神灵、蔑视天地”的“反抗的化身”。有人则形容他是独自生长在无人荒岛上而突然被带到欧洲文明社会来的人。他有所向往、追求,而且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从不顾及当时社会的习俗、秩序。他无所畏惧,不愿苟且,敢说,敢怒,敢哭,敢歌,一切发自自己的内心。他是黑暗中的一道强光,死水中的一股波涛,市侩侏儒中的一个巨人。有时会因此受伤,但他从不在乎那些外人附和的批评。他是英雄,他不会随波逐流,只要他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他便会反抗整个世界的错误,用生命去执着。
是这样一个怀着爱的渴望,对于爱情抱着神圣观念的人。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地爱着,梦想着幸福,而又不断地经历着希望幻灭的悲哀,承受着痛苦的煎熬。他爱得强烈,所以痛苦深切。他的爱是纯洁的,这我们可以从《月光奏鸣曲》等为他的情人所写的乐曲中感受到。他的密友兴特勒曾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憾需要忏悔。”他是英雄,他不会亵渎任何情谊,他用最真诚的心对待着每一个身边的人。
是这样一个向往着人本身的崇高的人。他说:“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有什么优越的标志。”他写信给他的侄儿说:“……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地培植过你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着有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坎里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的惟一的大路。”他是英雄,不屑于谎言与地位,渴望着人显露出自己的本真,渴望不再有权威束缚心底的善良。
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把创造美丽动听的乐曲作为目的,而是坚持要用音乐表现各式各样的感情。正如肖伯纳所指出的,他区别和超过他的前辈亨德尔、巴哈和他的两位老师海顿、莫扎特之处,在于他那奔腾澎湃的灵魂。而他的灵魂充满了对人生至善的追求、对苦难的斗争和搏击、对自由和共和的渴望……他是英雄,他使音乐创作变得自由,他使作曲不再有繁冗的形式。他用自己终身被批判的命运,换来了从此以后音乐家无拘无束的音乐创作。
这个从痛苦中为争取光明而斗争过来的人,是所有人的英雄。英雄主义不但表现在战场和刑场上,更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有他,我们的人生、战斗、理想,都不再是空洞的言辞;因为有他,我们不会再担心因坚定而迷惘。
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愿我们用痛苦换来永恒的自由!

二:米开朗琪罗。
神圣的痛苦
——读《米开朗琪罗传》有感
罗曼·罗兰在此传最后说,他曾经纠结于是否要掩藏这些大人物悲苦的深渊。他最终没有,所以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有喜有悲的米开朗琪罗近在眼前,伸出手触碰那令人窒息的,神圣的痛苦。

1
他是怯懦的,会被小人的谗言吓退,会因为恐吓而舍弃尊严。在战争来临之际,他竟会去讨好曾经杀死他朋友的法师。可是,他想这样吗?或说,反抗真的有用吗?如果他在法师揽权时怒目以视,他会不会被杀害而绝无可能报仇?如果他在教皇强迫他接受他不擅长的工作时强烈反对,他会不会因为对君主不敬而失去性命?如果他在家人再次向他要钱时一走了之,他会不会因此背上不孝的标签?这所有如果,都是当时的米开朗琪罗无法承担的,与其说这是怯懦,倒不如说是忍辱负重的蓄势。
他很痛苦,因为他明知不对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自知软弱,却仍需选择保护身边的一切。此时的痛苦,是为了终有一日勇敢的反抗。这痛苦,很神圣。

2
他是古怪的,与当时声名远扬的艺术家关系恶劣,却与自己愚笨的仆人,乃至家禽等坦诚以待。但奴仆终是奴仆,稍有天分的每得指点便班门弄斧,没有天分的即使将苦衷诉说也无法走进他的内心,他始终是个孤独的武断者。他认为当局的艺术家,明明有点醒世界重视艺术的能力,却甘愿为小人效力在世俗中沉沦。对于这些人,他不屑与他们为伍,宁愿活在自己的思想里,和无邪无欲的仆人返璞还真。
他不接受任何人甚至朋友的礼物,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表现。他的一生,颠沛流离,无论走到哪里,总有前教皇的后世来催促他完成未完成的工作——他领了酬劳,却并未完工。但这本就不是他满口答应的工作,酬劳对于他已完成的部分来说是该得的。到最后,这成了一种致命的追杀,每当他想要真正置身于艺术,这就是他必须最先完成的任务。可以说,这是他一生的累赘,从此之后,他不敢再接受任何无来由的馈赠。这,不是他不近人情,只是从前的折磨,是时间无法淡化的伤。
他很痛苦,因为他也盼望有人能理解他的古怪。他忍受着别人嘲讽他的道德,却依旧愿意这么痛苦下去。这痛苦,很神圣。

3
他是可怜的,与贝多芬的乐观主义不同,或许是专治的环境所迫,他生来就有一种哀伤。他明明非常富有,却对自己极为节俭极为随意,到最后,安心睡觉对于他来说竟成奢望。他太负责了,对工作太负责,也对自己的梦太负责。如此一个天才却在文化艺术的国度里把自己定位得如此卑微,除却生活的因素相逼,这是多么可悲!
在感情上,他一生未婚,对于仅有的几段爱情,或被对方不理解,或被时事搅得灰飞烟灭。他把侄子当成自己的儿子一般对待,却没使侄子把自己当父亲。到他临终前,他寄托于希望的侄子仅仅在意他的财富由谁来继承!到生命的末端,他只能把自身寄托于虚无的宗教。时光流逝,他生无可恋,日复一日地期待着死的解脱。
他是痛苦的,被世界逼得痛苦,被自己逼得痛苦。他的一生和艺术相连,因为痛苦,他不会绝望。到死的前一刻,他仍在完成他的雕塑。这痛苦,很神圣。

他神圣的痛苦,在岁月长河中永不被时光掩埋。他,值得每一个人,真挚相待,肃然起敬!
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安·兰德 《源泉》(尾记)
三列夫·托尔斯泰
老托
——怀念列夫·托尔斯泰
几乎所有人都会称老托是“伟大的作家”,但读完此书,我认为称其为思想家更为合适,而且,是一位具有现实主义的思想家。
如罗曼·罗兰所说,老托写作的最大缺点是缺乏永久的热情,或许,老托在意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更是通过文字传递的那一种信念。他说自己想说的,批判应该批判的。他的思想,永垂不朽,值得被所有人敬佩。
老托对于自己为民众呐喊的理想,永不放弃。出身于贵族的他,早已厌倦当时高层生活的残忍,对这种生活“欢乐建立在人民痛苦之上”的理所当然,他嗤之以鼻。他认识了很多的普通人,这些人胆怯,懦弱,却又真诚。在当时社会的黑暗统治下,本可以平安和睦的他们,痛不欲生。老托决意要拯救他们,还给他们一份安然。他把救赎当作己任,一生为此效力,可是无际的黑暗,让他到生命末端依然无法完成这伟大的事业。他有愧于心,期待死的解脱。这不是消极,因为变革本就不是他的义务。老托心中难掩的愧怍,或许只是别人一笔带过的“不可能”。
老托与当时著名的作家,并没有互相的欣赏,这其实很令人奇怪,因为屠格涅夫,福楼拜,高尔基,每一位都是为人民反抗的优秀作家。他们的本质,都是爱。不幸,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当屠格涅夫在老托面前赞扬其女儿的慈善事业时,老托很不屑。屠格涅夫认为,只要是帮助,哪怕微不足道,也是好事;但老托认为,一个人能做慈善,说明其完全有能力为民众做更多,也同样懂得人民生活环境的水深火热。但其只行动了如此小的一部分便来邀功,内心可能只是想利用穷苦的人民来体现自己道德的高尚。可以说,老托的行动也没有被本来可以合作的有才之士理解。老托的呐喊,本是孤军奋战,但他却不卑不亢地一战到底。
如果说在当时,人民轻视自己,低估自己的力量,那么在某些方面,老托可能太高估了他们。在老托的作品里,流露出对于音乐的排斥,尤其是对于贝多芬的音乐,这同时也给老托带来了不少人的批评。事实上,贝多芬的音乐对于老托的童年有着不可埋没的影响力。每当音乐响起,他便会沉醉,痴迷,内心情感受了波动,思绪变得混乱。老托之所以拒绝音乐,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连他都会无法自拔,人民如果被这迷惑,将会成为虚伪者的傀儡。可是他忘了,他有思索,才会在音乐中找到共鸣,普通人,总是只在意音符的本身,听过即忘。这一份高估,使得老托被一些他最爱的人们不理解,他的事业,再次滞足。
但是我想,对于老托最大的打击,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真理与爱,竟然无法共存。他与妻子互相深爱着,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对方。老托的真理,是为了人民自己尽力而为,什么都可以不要;而他妻子只明白,这一种真理会让老托遍体鳞伤,她所希望的,是老托发挥出自己的才华,平平安安就好。老托想要卖掉房产去帮助人民,但他无法对自己深爱的妻子说出自己的真理——因为妻子并不相信,如果硬让她为了真理和老托在同一立场,可以说这只是老托玩弄妻子对他信任的一个谎言。老托最终离开了,为了真理把爱深藏。他郁闷,他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真理和爱互相冲突,他不懂得为什么让世界变得博爱与向往真理竟是如此之难!
幸好,甘地出现了;幸好,老托的愿望达成了。
老托,他负责,坚强,勇敢,执着。他身上凝聚着那个时代最美好的品德,他的博大的胸怀,不分国度,不分人群,令人动容。他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行动者!
老托,谢谢。老托,请你安心。

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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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融会了他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给人启发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从《万历十五年》探究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黄仁宇老师自完成英文版《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四十年来,得到众多读者的广泛认可,拜读此书以冀从中学习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和“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主张”;二是今年演绎官场政治生态的反腐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由于情节需要,角色汉东省政法委书记高玉良经常引用书中内容,它可以帮助观众深入体会剧中深意。

  初读此书之前,我试图从中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万历十五年作为大明王朝衰败进程中的一个时间节点,从帝王到臣民,谁该对这一段具有转折性的历史负责?

一、万历皇帝:强权意志与封建礼制博弈下的失败承担者

  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慈圣太后和张居正大学士对万历幼时的学习要求极度严格,在经书、书法、历史方面尤甚,目的在于教导小皇帝“敬天法祖”。万历十岁时曾书写“责难陈善”赐予老师申时行,鼓励督促老师向他“规劝过失,提出益言”。即使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仍主动研读祖宗实录和新出版的各类书籍,足以说明好学、自律、自省的觉悟在幼时已根植帝王心底。

  当时万历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分管军服采购,以劣充好中饱私囊,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后接到举报后当即表示无论亲疏均要按国法处置,李伟被在宫门外当众申饬,张居正以此为契机撤换相关官员,整治纳贿行为,这件史事可以证明万历对整肃官僚风纪的决心。

  万历十七岁夜宴醉酒,难为宫女现场歌唱新曲并剪发调戏,责打求情随从,上演闹剧,太后和首辅严惩相关人员,责戒万历整改。此外,邹元标敢于进谏“欲人勿闻,莫若勿为”指出皇帝的不足,虽然未必出于大公之心,但至少说明这种直达圣听的渠道是畅通的。由此可见,当时已有一套机制在监管帝王的越轨行为。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帝王虽然是权力象征,但不表示他可以将个人意志绝对凌驾于封建礼制之上。当万历想要首先册封皇三子的母亲淑妃郑氏为皇贵妃时,给事中当即上疏异议认为此举有违礼制,相争甚烈,最终不了了之。而郑氏虽深得万历心悦,至死也未能和皇帝葬在一起。万历试图废长立幼,定皇三子代皇长子为太子时,文官集团同样认为其有违礼制予以坚决反对。帝王与臣僚之间的这种争议,实际上可以看作封建制度与强权意志之间的博弈。

  物有两极,万历后来的“无为而治”不应被看作是纯粹的懒政,他是用自己的选择性消极怠工向文臣集团和固化礼制示威对抗。他贵为天子,习字、练兵、立储、出巡均受到制肘,自然愤懑,这些行为虽不及“卫懿好鹤,鲁隐观鱼”,无法贯彻只是因为它不合于礼仪法制。

  事实上,万历年间内外形势已经日趋复杂,杨应龙西南叛变,哱拜宁夏造反,日本侵占朝鲜,努尔哈赤起兵。此外,文官集团走向分裂,皇帝举步维艰被迫消极怠工,东林党争随即出现。再者,财政制度和官员俸禄机制的缺陷,导致秉公办事成为一席空谈。如果将大明王朝的衰落归咎于万历一身,当然有失公允。

二、大学士张居正:强势干预行政的文官集团代表

  明朝是典型的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万历执政第一个十年能够巩固统治并且改善政局颓势,得益于张居正大学士的倾力攘助。大学士相当于供职于文渊阁中的文书,后来演变成了秘书兼顾问。对于张居正有一个评价,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是高级臣僚的一种可贵品质,言辞精炼,直抵要害。

  首辅张居正对皇权威严的维护坚定不移,当新皇帝威信受到元老高拱的挑衅时,曾铁腕出手果断将其褫官囿居,显然与巩固的封建礼制站在同一条阵线。不可否认,这可能也与他肃清异己的政治考虑有关。此外,张居正曾对早朝仪式进行更改,一旬之中仅逢三六九早朝,精简过场仪式,腾出的时间皇帝可以读圣贤,臣僚可以理政务,应该是最早的关于精简会议的雏形,甚至在当下都与一些冗赘拖沓的文风会风和溜须拍马的下流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张居正试图推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改革赋税,整理财政,加强行政效率,本意在于富国强兵,这是他的公心。但是,整饬税制引起官僚抵触并转嫁为农民负担,当无法有效在大范围考评遴选优秀人才时任命亲信,这些都为日后悲惨结局埋下隐患。他曾自称“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显然已料到改革之阻力。可惜的是,这种制度痼疾已经病入膏肓,留给大明帝国改良崛起的时间已经余日不多。

  身为内阁首辅位高权重,张居正权倾一时显得有些恃才自傲不合群,个人意志和影响力明显体现在政务处理中,提拔亲信的同时排挤打压异己,比如高拱、汪道昆等,在他眼里看来只因“芝兰当路,不得不锄”就可以解释,由于压制和得罪不少臣僚,所以死后不足半年危机爆发,反张派形成有力阵线。张居正对其它文官要求节俭苛刻,自身却无法以身作则,在京城置办豪宅、纵容亲属敛财济私;四子有三人高中进士,其中两人供职于翰林院,难免让反张派落下口实。这种律人不律己的行为自然无法使人信服,包括万历皇帝。

  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对立于大部分文官集团,朝局必然引起震动。张居正死后,高拱撰写的《病榻遗言》揭露了他的用心,宦官集团中以冯保为典型的司礼太监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对皇帝决策影响明显,这也为破坏皇权埋下了隐患,王大臣事件更是触犯了皇帝威严,成为张居正案件的导火索。万历觉得昔日恩师不过是一个假借维护皇权的幌子来玩弄权术的高级政客,最终下令对张居正褫衔抄家清算,定罪“污蔑亲藩,专权乱政”。张居正事件使年轻的万历似乎陷入了纠结与困惑,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励精图治换来的是官僚的腐化堕落和纲纪松弛。

三、首辅申时行:面临“阴阳调和”两难困境的高级官僚

  申时行与张居正的行政风格迥异,源于他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这可能也是他在张居正风波后之所以愈加淡定的原因。王世贞评价他“蕴藉不立崖异”,更有甚者称其“首鼠两端”。

  于我看来,申时行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他既承认妥协于现实,又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但是从他坚决辞谢太师职衔和伯爵俸禄可以看出,至少他对功名没有那么贪婪。彼时的文官制度看似因循守旧,实际上已经由于利益捆绑难以撼动,前续财税制度的改革难以推进,就是因为它试图打破这种固化的病态平衡。申时行对文官集团采用了“恕道”的理念,“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既稳定了动荡政局,也使自己站稳了脚跟。

  这一时期文官集团站队抱团的风气日渐嚣张,通过乡谊、年谊、姻谊和其它关系捆绑起来的直接利益冲突趋于明显,皇帝对重大案件和人事任命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文官集团间权力博弈甚至互相抨击的结果。这种温和恕道待人的思路,与张居正强势整饬纪律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两种理政思路和以个人性格好恶为前提的执政理念奏效均难以持久,其症结可能在于:制度能否连续、能否因时而变。至于申时行的历史评价,具体到事务则是有争议的,比如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后来努尔哈赤部落的崛起。

四、海瑞与戚继光:法制建设与军事改革的举步维艰

  海瑞是明朝有名的清官,关于他的清廉,历史上曾有这样的评价:官至二品,死时十余两存银,不够殓葬之资。值得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思考的是,他虽然被人仰慕,为何却少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做事?他的清正廉洁、执法不阿、敢于诤谏,在当时如何推广是一大难题,道德榜样的力量毕竟不如健全完善的制度约束。

  事实上,纪检监察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当时的“风宪官”,官袍上绣“獬豸”—这是传说中一种能辨善恶、袭坏人的猛兽,其寓意不言而喻。都察院的言官可以弹劾皇帝,批判小吏,监督范围非常广泛。建立伦理道德体系,有助于倡导共同的价值认同,维护官员阵线统一和皇权尊严。但是,私心和公心必然长期共存,有人善于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攫取灰色收入,有人私心沉重搜刮自肥,有人自律自省严守道德戒律。道德伦理与私心贪欲共存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监督官僚行为,单纯依靠道德体系已经难以奏效。

  据说,海瑞的刚直不阿与母亲的教育有直接关系,而这种刚直不阿带有偏执色彩或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对化解社会顽疾固症的动机绝对纯洁,但在解决土地所有制和高利贷等难题时更多的是依赖个人意志和现有道德,这种强势执法的行为难免不对症,或者治标不治本。海瑞当时显然没有理解,个人意志上的鼎力支撑显然无法解决制度上的腐朽短板。究其细节,是忽视了币制、赋役、法律等制度因素,而这种宏观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必然依赖缜密完善的顶层规划和自上而下的鼎力推行。遗憾的是,当时的制度未能针对商业萌芽的出现适时调整。对于明朝当时的社会治理,如果缺乏健全得力的制度,单纯依靠个别圣贤、依靠严刑重典、依靠道德伦常,奏效均非常有限。

  戚继光作为明朝军事领域的典型,最初源于他在平定倭寇上建立的显著功勋,因而受到谭纶和张居正等人的大力赏识。面对军事领域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他试图在蓟州开始革新军队训练、作战、补给模式的尝试,最终受限于当时的利益牵扯,不了了之。既然得益于张居正的提携支持,那么当张居正被清算时,戚继光的下台在当时也就不难解释。

  史学家不愿对戚继光的其它历史做评价,因为我们打心底里都有崇尚英雄、塑造榜样的美好夙愿。失败的教训需要人们省悟,自下而上的只能称之为改良,自上而下的才能称之为改革。让人遗憾和痛惜的是,此后三十年,努尔哈赤的建州铁蹄就向大明王朝证明,腐朽松弛的军备如果依然没有成体系成建制的改革,就无法担负起抵御外侮的责任,则必然在战役中不堪一击,成为重创没落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李贽:试图冲破心灵桎梏束缚的前卫思想家

  李贽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他主张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反对封建礼教,与当时程朱理学的主流核心价值思想具有明显不同,对其具有坚定的批判性和冲击性。明朝理学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泛化和发展,属于传统精神信仰。“存天理,灭人欲”是统治阶级在重农抑商环境下推崇的“以儒治天下”的思想认识基础,李贽的思想尽管在当时可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气候影响的流派,但这在当时已经被看作异类,已属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然不受统治阶层推崇,也难以为普罗大众接受,因此被冠以“惑世诬民”的罪名。李贽为自己的著作取名《焚书》和《藏书》,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身思想过于另类和超前,无法为大明政府所容忍。

  在当时推崇“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制度下,思想领域想要突破这种禁锢实现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实属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历史局限性造就的必然。悲哀的是,他虽然信奉佛学和王阳明心学,但思想偏向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客观唯心主义,所以内心难逃迷茫。“七十老翁何所求”,他宁可选择剃刀自刎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向传统思想信仰妥协,足见他对内心的尊崇程度,说其是笃定也罢固执也罢。

六、最终的思考:谁该为大明王朝的衰落负责

  黄仁宇老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那个腐朽制度的牺牲品。大明历史步入万历年间,纵使再有“重华大孝,武穆精忠”之类的贤君良将,也难扭转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

  之所以说大明王朝的颓势在万历年间已经显现,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明显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不相适应,而想要打破这种腐朽制度造成的僵局,紧靠一己之力和个人勇气明显不够。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非一日之败笔,非一人之罪责,而是制度积弊造成的。当社会诟病和制度缺陷益深,再想扭转时局则为时晚矣,仅凭个人意志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沿袭旧制固步自封,还是鼎新革弊改革图强,可能是明朝由盛至衰过程中未曾及时察觉、妥善权衡、有力处置的关键问题。

会讲故事,让世界听你的

目录

“推荐序
故事带来感动、思考、改变/齐柏林
他的人生就是场故事/劳双恩
台南与台北之间/白明奇
每个人身上独有的故事/龚大中
作者序
用故事力改变世界,帮助更多人
CHAPTER 1 最有利的武器是故事
0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爱听故事
02 故事是品牌最大的差异
03 没故事,让人失忆
04 故事让你成为有力人士
05 故事可以是商品的核心
06 是人,你就有故事
CHAPTER 2 故事从哪里来?
07 你的故事最好够好
08 不是农夫也要田野调查
09 对人感兴趣,人才会对你感兴趣
10 新闻是经过筛选的故事
CHAPTER 3 把故事提炼出来
11 故事是这样子的,层次
12 最深刻的概念
13 最聪明的点子
14 最精彩的素材
15 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16 先催眠自己,才能催眠别人
17 创意的房间很大,像个仓库一样
CHAPTER 4 讲个故事给你听
18 故事来自生活(上)
19 故事来自生活(下)
20 高铁上的小科学家(上)
21 高铁上的小科学家(下)
22 看见台湾
23 L牌在日本十年销售第一(上)
24 L牌在日本十年销售第一(下)
25 同场加映:将故事带入电影院
26 不做不会怎样,做了很不一样
27 冲向人生的尽头
CHAPTER 5 这故事要带人们去哪里?
28 祝福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29 说造就人的故事
30 自律才有自由
31 让你的故事被买单
32 强壮的身体支撑强壮的脑袋
33 独立思考的习惯
34 创意无限,时间有限,不要抱怨
CHAPTER 6 还在发生的故事
35 我的结婚照
36 我没见过的金门大桥
37 爱迪生出发
后记 愿故事力与你同在

洞察:读历史书有什么价值?

吕世浩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也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人文教授。公众号混沌大学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吕世浩分享了人们阅读历史有什么价值,为什么一些企业管理者喜欢看历史书。

吕世浩认为,古人学历史其实是用来想的,但现在的人学历史都是在背。如果能用思辨的方式学历史,就会体会历史具有的三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启发智慧。古人的故事和智慧就是磨刀石,目的在于磨砺你的智慧。许多难题都是普世的,我们遇到的困境,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人都遇到过,思考过去别人的做法以及达成的结果,往往就能为你现在的决定带来启发。

第二个作用是审时度势。吕世浩分析说,“时”就是你当时所处的大环境,“势”就是环境变动的方向。历史的本质就是论“变”,而“变”是有一定方向的。这是历史能够提供的不同于其他学问的智慧。学会审时度势,就是要培养不局限于所处环境的眼光,用更广阔的视野、站在更高的基点得出结论。

第三个作用是理解人性,了解自己。在吕世浩看来,能看出“变”已经是很高的智慧了,更高的智慧,是要在这“变”中看出什么“不变”,就是人性。而了解人性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读经典,尤其是中国的史学经典。

此外,他认为,比了解人性更难的事,是了解自己。他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了解自己,有一种可能是你经历的事太少,面临的两难处境太少。没有在极限状态、在生死的压力下做过抉择,就没办法体现出你最本质、最潜在的东西来。只有事到临头,你才会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很难碰到那样惊心动魄的场合,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代入场景。”他建议,在读到历史人物遇到人生和时代的重要抉择、重要关头时,不要着急去背诵后面的内容,而是把书盖起来,想象一下: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事实案例

为什么君主立宪在中国行不通?

懂点历史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封建王朝,为啥英国、荷兰这些国家就能君主立宪,而中国就死活行不通呢?最近,历史学家秦晖在他的新书里说,越集权的国家,越不可能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大都发生在不集权的国家。

比如英国和荷兰,打古代起,君主就大权旁落,各个地方的贵族才握有实权,王室就是个德高望重的符号,必要的时候,甚至外国人都能来当国王。比如,英国就曾经邀请荷兰人和德国人来当国王,德国来的国王不会说英语,连国家会议都参加不了,英国还趁机发展出了内阁制度。既然政策不是国王一手定出来的,人民有意见也就怪不到国王头上。另外,既然君主只是个“国家吉祥物”,那也就没人成天憋着劲儿取代他,所以君主立宪制就能成功。

而中国恰好相反,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要想得到权力,就得把皇帝干掉,反过来,皇帝为了防止别人把自己干掉,就要把权力牢牢控制在手里,这就是个恶性循环。你想,皇帝没了权力,想活命都难,怎么可能像英国王室那样,成为德高望重的“国家吉祥物”呢?君主立宪自然行不通。

所以,正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中国才很难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最终只好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历史偏爱有制度的莽夫

成吉思汗大家都知道,当年他带领蒙古铁骑南征北战,打的亚欧大陆上的各个国家闻风丧胆。今天,人们在谈及蒙古人的赫赫武功时,一般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军事机器享有特殊优势,比如蒙古骑兵勇猛,而且不用后勤,机动能力特别强,能大范围包抄,善用诱敌战术,等等。

不过,最近大象公会有篇文章说,其实成吉思汗能崛起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多能打仗,而是成吉思汗在位时间长,并且与时俱进,改进了政治制度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叱咤亚欧草原的猛将和游牧民族,历史上曾有很多,但大部分都没能像蒙古那样,开创一个伟大的帝国。比如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匈奴王阿提拉,盘踞中亚的帖木儿帝国,都是出了名的昙花一现。就拿帖木儿帝国来说吧,帝国的开创者帖木儿带领的军队,战斗力有多强呢?把横跨亚欧非的两大帝国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生生打垮了,成吉思汗的很多子孙都跟帖木儿交过手,但都不是个儿,被打的抱头鼠窜。后来帖木儿甚至准备出兵征服东方的大明朝,可惜路上病死了。他一死,整个帝国瞬间四分五裂,很快就被其他民族灭掉了,昙花一现,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帝国存在过。

所以呢,单从军事上来说,特别能打仗的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上挺多的,很多战斗力未必比蒙古弱,那为什么只有蒙古建立了空前绝后的蒙古汗国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成吉思汗本人在位时间很长。为什么在位时间长这么重要呢?这得从游牧民族的政治制度讲起。游牧民族最早的政治制度叫“世选制”。这个制度的起源,要从游牧社会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说起。游牧民族要四处迁移嘛,哪里水草肥沃就去哪儿,所以他们只能以部落或者部落联盟这种松散方式组织起来。换领袖的时候,既不能世袭也没法搞民主,只好弄出来个不伦不类的“世选制”。大汗死了,就由贵族大会在汗王的亲族中选个最有能耐的当老大,谁行谁上,所以就很难形成农业社会那样严格有序的血缘继承。对于权力交接,谁行谁上是最不稳定的制度,因为这很容易引起纷争啊,我认为我能耐大,你当了我就不服你。中原的按血缘继承就没这么多纷争,你能耐大,但没生对地方,就是不能继承。

所以,后来部落越来越大了,为了适应地广人稀的地理特征,稍大点儿的部落联盟开始实行“两翼制”,越强大的帝国,这种特征就越明显。两翼制就是东方为左翼,西方为右翼,两翼由汗王选出自己的亲族来指挥,汗王直辖中部。这就相当于给汗王搭了两个副手,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都这么弄过。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分散了风险,随时让能征惯战的强者成为领袖,一旦大汗失败或意外身死,大家还可以马上投靠东西翼的新领袖,以免全军覆没。

但不管是“世选制”还是“两翼制”,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上一代汗王的权势和声望无法传给下一代,新的汗王必须通过战争来证明自己,想坐享其成,门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多数草原帝国的对外扩张,往往只能维持一代人,很容易就陷入到统一、扩张、分裂、再统一、再分裂的循环中。所以呢,草原帝国的疆域大小,很大程度上其实取决于大汗寿命多长,能在位多少年。那些最著名的征服者都是这样:帖木儿在位36年,阿提拉在位21年,成吉思汗在位最久,达到43年。所以蒙古兴盛的时间最长。

第二点,除了活得长,成吉思汗还开创了一种新的制度,让政权变得更坚固。什么制度呢?在统一蒙古草原后,他打散了部落组织,采用了千户制,千就是个十百千的千,户是户口的户,每个千户设千户长,管理这上千户人口。成吉思汗把部落重新编成95个千户,千户下又设百户、十户。很多千户都是跨部落混编的,原来的部落的界线就被抹掉了。成吉思汗亲自委任的千户长,多数是他的子孙,或者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完全听他的。这种社会组织改造,就像秦始皇改封建为郡县制那样,一下子让游牧民族不再是一盘散沙了。在这个基础上,成吉思汗还建立了直属他本人指挥的禁卫部队,里边都是他的亲信子弟,禁卫部队分成四班轮流倒,保护成吉思汗的安全,待遇远高于普通士兵。这让军权进一步掌握在他手中,把草原的权利高度集中起来,为元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其实不仅是蒙古人,另一个持久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的崛起也是依赖制度。满族的前身是以渔猎为生的女真人,他们一开始也是松散的部落联盟,是努尔哈赤发明八旗制,把零散的部落改造成中央集权的军政组织。皇太极继位后,又逐个消灭政治对手,彻底变为家天下,这才挥师南下,入主中原,可见在群雄逐鹿的草原上,个人再勇武,也赶不上精妙的制度。这就是少数民族政权寿命有长有短的秘密所在。

一本书,带你看懂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今天,要给你介绍的书是——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作者:张宏杰
出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这本书,是曾国藩的个人传记。

你可能要问了:市面上写曾国藩的书那么多,为什么单单要介绍这一本?

原因很简单:

这本书,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格进行了全面的还原,很多细节都是第一次详细研究。如果要从曾国藩的传记中挑选一本最丰满、最有趣的,一定非它莫属。你说值不值得读?

现实中的曾国藩是个怎样的人?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我们挑几点给你分享:

  1. 我们今天看曾国藩,简直就是“成功学”的代名词。虽然他的人格特质实际上是最不“成功学”的。之所以成为“成功学大IP”,有两个必要条件。其中之一是:与历史上其他偶像相比,曾国藩特别普通,出身平凡、缺点很多、才智中等。但正是这种平凡人蜕变的过程,对大多数人都有借鉴意义。

  2. 成为“成功学大IP”的原因之二是:曾国藩实在是太能记了,个人文档管理到位,留下了近乎完整的日记和书信。这为后世提供了大量一手素材,使我们对他成长和心路历程的研究,能做到非常细致。

  3. 巴蛮,是曾国藩最大的性格特点。“巴”有“粘住、巴住不动”的意思,“巴蛮”就是指一个人做事执着、敢闯敢拼。现在常见的“霸蛮”,反而是对这个词的误写。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不管是克服困难组建湘军,还是“结硬寨打呆仗”抗击太平军,执着、不放弃的巴蛮性格,是他最鲜明的个人标签。

  4. 作为一个并非天才的人物,曾国藩的成功,是逐步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首先,实现从理想主义到实干家的蜕变。早期曾国藩做事但凭一腔热血,却在政治上跌入谷底;后期他接受现实,创立湘军、投身洋务,反而成就一番事业。

  5. 曾国藩对自身的第二个“补足”是:抛弃特立独行,把妥协变成一种竞争力。身处复杂的利益纠葛和艰难混乱的政局,他最重要的武器,是妥协。向上妥协,争取信任和决策空间;向下妥协,吸引和保护人才。

  6. 在曾国藩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从未放弃寻找新的精神动力来源。举俩例子:1. 在仕途受挫时,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从《道德经》《南华经》等道家,乃至佛教中汲取营养,提升境界;2. 虽然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时对西方文化保持宽容的态度。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主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中国第一所近代化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就是他创立的。

  7. “曾国藩式的领导力”,是尤其值得我们借鉴的。首先,是发展复合能力。作为湘军的缔造者,曾国藩不是个字面意义上的军事将领,募兵、招将、集粮、筹饷、战略,所有的事儿他都要管,也都得能理顺、能控制。

  8. “曾国藩式的领导力”给我们的第二点启发是:一个资质平庸、没有魅力的人,怎么来吸引别人?曾国藩的方法是,自虐般的自律。严于律己、生活简朴,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为他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9. 简言之,当曾国藩面对自己时,是个品行高洁的圣徒;面对现实时,又是个圆滑务实的政治实干家。曾国藩的故事,不是天才式的一步登天,而是一个普通人逐步提升、自我成就的过程。这恰恰是《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本书,以及曾国藩这个人,值得我们认真研习的地方。

给老婆普及计算机知识

我们知道计算机的计算数据需要从磁盘调度到内存,然后再调度到L2 Cache,再到L1 Cache,最后进CPU寄存器进行计算。

给老婆在电脑城买本本的时候向电脑推销人员问到这些参数,老婆听不懂,让我给她解释,解释完后,老婆说,“原来电脑内部这么麻烦,怪不得电脑总是那么慢,直接操作内存不就快啦”。我是那个汗啊。

我只得向她解释,这样做是为了更快速的处理,她不解,于是我打了下面这个比喻——这就像我们喂宝宝吃奶一样,

CPU就像是已经在宝宝嘴里的奶一样,直接可以咽下去了。需要1秒钟
L1缓存就像是已冲好的放在奶瓶里的奶一样,只要把孩子抱起来才能喂到嘴里。需要5秒钟。
L2缓存就像是家里的奶粉一样,还需要先热水冲奶,然后把孩子抱起来喂进去。需要2分钟。
内存RAM就像是各个超市里的奶粉一样,这些超市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有的远,有的近,你先要寻址,然后还要去商店上门才能得到。需要1-2小时。
硬盘DISK就像是仓库,可能在很远的郊区甚至工厂仓库。需要大卡车走高速公路才能运到城市里。需要2-10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不可能在家里不存放奶粉。试想如果得到孩子饿了,再去超市买,这不更慢吗?
我们不可以把所有的奶粉都冲好放在奶瓶里,因为奶瓶不够。也不可能把超市里的奶粉都放到家里,因为房价太贵,这么大的房子不可能买得起。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仓库里的东西都放在超市里,因为这样干成本太大。而如果超市的货架上正好卖完了,就需要从库房甚至厂商工厂里调,这在计算里叫换页,相当的慢。
我讲完后,老婆看似有些明白了,然后对我说,“明白了,我就说最近衣服有点跟不上,原来是L1(衣柜)里的衣服跟不上了,老公什么时候去买衣服啊……”。我晕!

JEFF DEAN的STANFORD演讲

代码的性能将会是想当的重要。Jeff给了一张叫“Numbers Everyone Should Know” 的slide(注:1 ns = 十亿分之一秒)

计算机编程简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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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编程简史图(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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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编程简史图(中文版)

WINDOWS编程革命简史

源文:A Brief History of Windows Programming Revolutions (Ron Burk)

首先,是 Windows API 和 DLL Hell。(译注:DLL Hell——DLL灾难,就是微软的DLL升级时因为不同版本可能造成应用程序无法运行的灾难,首当其冲的是COM编程,相信大家都知道某些木马或是病毒更改了一些系统的DLL可以导致整个Windows不举,这就是DLL Hell) 于是,第一次革命是DDE——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状态条在上面显示Microsoft的股票价格(译注:Dynamic Data Exchange,工作原理是: 甲方申请一块全局内存,然后把内存指针postmessage到乙方,乙方根据收到的指针访问那块全局内存)。

在那个时候,Microsoft 创建了 VERSIONINFO 资源来管理版本信息,当然,是用来消除DLL Hell。但是,另一个微软内部的小组发现了DDE的致命缺陷:这不是他们做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创造了OLE(很像DDE,只是名字不一样),而且,我还记得在一次 Microsoft 大会上,某个微软的演讲者正式宣布—— Windows API 马上就会被 OLE API 所重写并取代,我还盲目地相信了这一说法。而且,所有的在图形界面的控件都会是OCX,那是OLE引入的接口,同样,其目的是为了消除DLL Hell。相信大家都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地梦想着有一天,我们的应用程序(当然是非常大的程序)可以完全地被嵌入到Word文档中。

然而,在Microsoft的某处,Microsoft有些人开始信仰 C++,其确信MFC的出现并可以解决所有的一切问题,但是,因为历史原因,OLE并没有出局,其改了一个名字,叫COM,此时,我们立马意识到OLE(以前的DDE?)真正意味着什么——其用精心的版本管理系统来消除DLL Hell。与此同时,Microsoft的一个变节小组发现了一个MFC的致命缺陷:这不是他们做的!

当然,微软件的动作是很快的,他们立刻修正了问题——创造了ATL,有些像MFC,只是名字不同,他们想使用漂亮的ATL把那些晦涩难懂的COM的知识给隐藏住。这个动作刺激了COM团队(或是OLE团队?)改名为ActiveX,并发布了成千上万的新接口(甚至是很多版本化的接口,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DLL Hell),当然,ActiveX可以让我们的程序可以从Web游览器上下载,并可以完美地和病毒一起嵌入浏览器中(哈,还不紧跟时代,感谢ATL吧)。此时,操作系统团队就像一个失宠的孩子一样,大声呼喊着“Cairo操作系统来了”引起大家注意,当然有一些怪异恶心的东西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所以,别提发布了。为了声誉,操作系统团队的确引入了“系统文件保护”的理念,当然也是为了消除DLL Hell。

这个时候,Microsoft的某个团队发现了Java的致命缺陷:这不是他们做的!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叫J,或是Jole,或是ActiveJ的东西(对不起,我真的记不起叫什么了)来挽救Java(译者:应该是Visual J++)。看起来很像Java,只是名字不同罢了。这太让人兴奋了,但是Sun使用了一些相当古老的法律条款向Microsoft提起了法律诉讼,其在一年内限制了任何一个公司可以发布类似Java的产品。这明显是抑制微软复制别人产品的一次尝试,唯一不同的,其结果导致了微软流向国会议员裤兜的现金网络的建立(在这个网络可以得到时事新闻和价值$14.75的T恤衫)。还记得 J/Jole/ActiveJ 的项目经理用他的鞋桌在敲着桌子并信誓旦旦地坚持 Microsoft 将永远不会放弃他的产品。SB!所有的这些也就仅仅意味着一件事——没有人关心ActiveX团队(或者是COM?)。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微软把这些东东全部集成起来,成了COM+(难道不应该是ActiveX+?),还有MTS(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COM和Active或是X或是+的字眼,而直接叫MTS了——我为这个名词感到实实在在地震惊!)。他们总是那么NB地为那些流行词加上“+”号。在那段时间,还有人曾叫喊着“Windows DNA”以及“Windows Washboard”,但这两个东西最终在我搞清是什么玩意的之前就夭折了。

在这一点上,Microsoft已经很不安地窥视着Internet好几年了,他们终于意识到Internet上有一个致命缺陷:嗯,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译注:Internet不是做他们做的!)。于是他们开始培养我们和.NET约会(.NET的发音很像“doughnut”圆环图,不过,这只是他们的唯一不同),这和Internet很相似,只不过.NET有更多的印刷品。其让我们清楚再清楚地了解一件事:.NET会消除DLL Hell。.NET包含了一个新的编程语言,叫C#(为了解决已经死翘翘的Active++ J++的缺陷)。.NET还包含一个虚拟机,所有的语言都运行在上面(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依赖于Intel CPU的缺陷)。.NET还包含了一个单一的登录系统(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不把口令存放在Microsoft服务器上”的缺陷)。实际上,我们更容易做的是把.NET不包含的事给列出来。.NET绝对是一个划时代地Windows编程革命……当然,仅到明年。

编程语言进化

第一张是比较宏观的,来源在这里,虽然是去年的,但还是比较不错的,其把计算机编程语言分成了五个时代——

语言诞生。1940年代。第一个语言应该是:Ada Lovelace,

编译器时代。1950年代。这个时代的代表语言是:Fortran, LISP, 和 COBOL,编程语言开始引入编译器优化技术。

模式时代。1960年代-1970年代。这个时代是编程语言最重大的变革。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思考如何让设计一个好的编程语言以让编程更简单。面向对象也因为Simula而出现,而Smalltalk成了第一个纯动态类型的语言,C/C++、Pascal和SQL也是这个时代出现的,而第一个功能性/函数式语言ML也是这个时代出现的。所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而1980年代并没有太多的创新的东西,而只是对70年代出现的那些语言优化和发展的时期,如:1979年发明的C++语言。

生产力时代。1990年代以来主要是如何增进编程生产率的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framework,代码库,以及快速开发的IDE,很多公司都在这个时期致力于这些增进生率的工作,如:delphi, power builder, MFC,boost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引入了虚拟机——WORA(Write Once, Run Anywhere),JVM 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后的.NET整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今天的JPython, JRuby等都是为整合开发效率和维护效率。参看《基于JVM的语言正在开始流行》

后现代。未来的编程语言要走向何方,我不太清楚,不过,大家可以看看本站的这几篇文章:《五个编程语言设计的失误》、《C++和JAVA传统中积极的一面》

下面是一张大图,让你看看整个编程语言的进代图。(点击看大图)

尼尔·弗格森:历史没有周期和规律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他的代表著作有《文明》《帝国》《货币崛起》等。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尼尔·弗格森分享了他对历史进程的看法。

15岁时,尼尔·弗格森读到了列夫·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书的最后,托尔斯泰写了一篇有关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的文章,文章中托尔斯泰提出一个问题:让国家变动的力量是什么?弗格森当时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于是他决定要当一名历史学家,用一生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

人们很喜欢强调历史的模式与周期性,但弗格森认为,历史其实没有什么周期和规律。比如,从经济上看,我们有工业革命这样产生革命性进步的转折点,它产生于1780年代的大不列颠岛,后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但这并不是周期性事件。“现实告诉我们,历史是一系列复杂系统的交织”。

弗格森说,中国、美国、世界经济都是复杂的系统,复杂系统有许多特性。它们有时看起来处在一个均衡状态,但实际上它们已经在混乱状态的边缘,面临着很多不期而来的转变。他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的混乱中,人类个人的能动性有时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以丘吉尔为例,1940 年代的世界就像悬挂在峭壁上,如果那时英国分崩离析了,整个世界史将会完全不一样,纳粹的胜利会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弗格森说:“我们需要对这些可能发生的另类历史提高意识。我们总是倾向于接受现在,好像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在就是唯一可能的,然后我们会讲述我们是如何走到现在的。在 1940 年代的例子中,如果没有温斯顿·丘吉尔,英国会坚持抗战吗? 我很怀疑。”

学习历史时,弗格森认为,需要理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历史的混乱特点、偶发的个人决定性行为这三者的相互作用,这也是他看待历史进程的方式。

罗胖精选 | 陶渊明为何不为五斗米折腰

今天的“罗胖精选”,来自“得到”付费课程《熊逸书院》。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典故出自陶渊明,他辞掉官职,归隐田园,被传为一桩美谈。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当时的制度和伦理背景,就很可能对这句话产生误解。陶渊明为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下面我们就来看熊逸老师的讲解。

今天谈谈“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制度和伦理背景。

(1)乱伦

陶渊明担任彭泽令的时候,手下提醒他说督邮要来视察工作,“应束带见之”,也就是穿得规规矩矩地去见督邮,没想到陶渊明叹息一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就这么辞官不干了。

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名言,但当我们真的把这句话还原到历史语境里,就会感觉陶渊明的脾气来得莫名其妙。让他穿规矩一点见人,怎么就侮辱他了呢?去不相熟的人家讨饭反而不丢脸,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以前我自己也没能理解,后来是从官制里边找到了答案。

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先看看督邮是个什么官。在郡县制里,顾名思义,有郡有县,一个郡下辖若干个县。皇帝会派特派员监察郡一级长官的工作,这些特派员称为刺史,后来刺史就演变为常驻的地方官了;郡一级的长官也会派特派员监察县里的工作,这些特派员就是督邮。县令如果为非作歹,督邮就会铁面无私一下。

现在我们知道,督邮属于监察系统的干部,本职工作就是给别人挑刺。那么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里,对这个岗位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其实不难想到,凡是一线的监察官,品级不能高,年纪不能大,资历不能深。任何树大根深的系统,如果要整人,尤其是整那些连大领导本人都不方便动的元老干部,一定会这样安排。

品级不高,患得患失的心情就不多,而且立功之后的前景好,犯错之后的代价小,所以人就更愿意进取争功。年纪不大,资历不深,工作才有锐气,也不会有什么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而且对于上级领导来说,就算检察官捅了大篓子,是可以轻轻松松把他们牺牲掉的。这种人事安排,是古代政治体制里很经典的关系攻略,你还会在很多地方看到它的各种变体。

督邮就是这样,虽然可以监察县令,但级别反而比县令低,年纪一般也比县令小。陶渊明说督邮是“乡里小儿”,就是从年纪上说的。

从功利角度看,督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县令的职业前途,至少想刁难县令一下是很容易的,县令对他们就该连巴结带伺候。就算公事公办地说,督邮的权威来自后台老板的加持,县令就算想打狗也必须看看主人。

但从正统的伦理来看,结论就完全相反了:应该是级别低的拜见级别高的,年轻人拜见长辈,这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如果让一个级别高、年纪大的人穿得规规矩矩地去参拜一个级别低、年纪小的人,这正是孔子最厌恶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可以称为乱伦。

如果因为不肯乱伦才辞了职,挨了饿,那么偶尔出门讨两次饭,完全不丢脸。

“乱伦”这个词在古代并不仅限于男女关系,而是像它字面上所表示的那样,凡是把伦理关系搞乱的行为,都叫乱伦。那么我们可以想到,如果是上级长官来了,或者是某位长辈来了,让陶渊明“束带见之”,他肯定不会有意见。

后世学陶渊明的人,有些就没搞清“不为五斗米折腰”背后的制度和伦理逻辑,对谁都不折腰,这就不对了。李白就是反面典型,话一经他说出来,就变成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所以也难怪权贵容不下他。

折腰与否的问题,其实又会牵涉郡县制和封建制孰优孰劣的老问题。郡县制下,各级官员都是临时工,怎么才能保证临时工既不偷懒,又不偷嘴呢?那就多派人看着他们好了。但是,负责“看着”的这些人也是临时工,难道还要另外找人看着他们?

问题不好解决,所以皇帝一般会两手抓,一手是安排亲信,比如宦官和特务,另一手是设计制度,让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比如督邮虽然有权监察县令,但自己又要受到功曹的监督。

我在前边多次讲过,儒家意识形态是从封建制里来的,孔子根本就没见过郡县制。所以在郡县制的时代里,打从心里接受儒家思想的人,一定很难适应现实社会。

要想在现实社会里活得风生水起,就必须保持一种适度的人格分裂,分裂的不同状态之间还能随时随地无缝对接,“说一套”的时候连自己都能感动,“做一套”的时候完全不受良心折磨,在“说一套”的同时又“做一套”的时候从不纠结。

而社会长此以往,“真诚”就越来越变成稀缺的品质。“真诚”之所以宝贵,因为物以稀为贵,这正是陶渊明的人格光彩之所由来。

(2)《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既然不肯折腰,当即就辞职不干了。正好在这个时间遇到了妹妹的丧事,亲情当然高于公务,何况自己早就受不了政府工作。陶渊明秋天上任,冬天辞职,总共只在彭泽令的任上做了八十多天。

陶渊明辞官很像今天的年轻人辞职,兴之所至,说走就走。终于不用再遭这个罪了,穷就穷一点吧,反正全家人还不至于饿死,至于什么前程啊,事业啊,都无所谓,本来当这个官就是为了混饭吃,混酒喝,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好好干。

这些意思,都是陶渊明自己讲的,写在《归去来兮辞》的序言里。如释重负的感觉让他太愉快了,文人一高兴就要写作,所以他就写出了那篇很有名的《归去来兮辞》。

宋朝的文坛宗主欧阳修有过一个评论,说整个晋朝只有《归去来兮辞》一篇文章。这就是说,其他所有文章都不值一提,好文章就这一篇。这种话当然是文人的夸大,但夸大得很在理。

《归去来兮辞》刚好也是我小时候最爱读的几篇古文之一,写得既规整,又自然,生僻的字词和典故几乎没有,语言完全没有用力的痕迹。骈文能给人这种感觉是非常难得的。

文章的题目,简化一下的话就是“归辞”,因为“去来兮”三个字全是语助词。文章不长,前边有一篇序言交代写作原因。为什么不把序言和正文写在一起呢?因为正文是骈文赋体,又要对仗,又要押韵,特别不适合叙事,所以叙事的内容用散文来写,当作序言。这样的组合,叙事既交代清楚了,形式美也没有被破坏。

文章内容是说人生苦短,何必委屈自己呢,为了填饱肚子让精神很难受,这不对。知错就改还来得及,所以辞职不干了。回家抱抱孩子,喝喝小酒,这才是生活。

你也许会问:凡夫俗子不都是这么过日子么?

没错,但相同的形式下隐藏着不同的内容。陶渊明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里“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这是特别有名的两句,也是全文的文眼。

简陋的生活环境正是傲骨之所寄,因为凡夫俗子是没条件做官,陶渊明是有条件做但偏偏不做;“容膝”字面意思是仅能容纳膝盖的地方,引申义就是地方很小,当时人们不坐椅子,是像日本人坐榻榻米一样跪坐着,所以才说“容膝”,“容膝”之地虽小,但因为腰没折,傲骨没失,所以心里很满足。

这两句里的意象后来常被人们拿来取名,比如书斋叫寄傲轩、审安斋、容膝山房,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等等。

“审容膝之易安”之后,日子过得格外逍遥:“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每天去园子里弄弄菜,很愉快,也没有名利场上的人来拜访自己,乐得清静。拄着拐杖到处走走,看看远处的风景。

然后又是两句名言:“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云和鸟都在比喻自己,自己像云一样不想出山,是被风吹出去的,像鸟一样飞累了,只想回家休息。

我们当然也想这么任性,毕竟谁都不愿意受委屈,但必须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陶渊明丢了工作之后,靠什么养家糊口呢?《归去来兮辞》里说是要“植杖而耘耔”,问题是知识分子真会种地吗,种地真能养活自己吗?这就是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

一本书看懂棉花如何影响近代世界

《棉花帝国》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作者:[美] 斯温·贝克特
译者: 林添贵
出版: 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讲述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严肃著作,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

突破传统的民族、地域、阶级等视角,创新地以棉花这一看似普通的商品为线索,梳理了棉花与资本主义全球网络之间的关系。

作者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

洁白的棉花背后,是壮丽又血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棉花帝国崛起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兴起和现代世界形成的过程。

借用贝克特在导言中的话: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棉花的故事,解开一个重要谜团——现代世界从哪里起始。

我们从书中挑出几点重要内容,与你分享。

  1. 过去提到近代化,往往想到的是工业革命。但这本书认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不是因技术革命而兴起,而是通过殖民战争打出来的。

  2. 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战争资本主义。就是说:从16世纪开始,欧洲殖民者积极扩张,通过奴隶制度、武装贸易,以及对原住民的剥削,积累了大量财富和新知识。这个阶段,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准备阶段,也是欧洲经济腾飞的关键先决条件。

  3. 棉花产业的突破性进展,昭示着战争资本主义的开始。在11世纪之前,欧洲人几乎没有见到过棉花。但随着新航路开辟,世界历史开始发生转折。哥伦布发现美洲,为欧洲人找到了日后最重要的原棉产地;达伽马开辟到达印度的新航线,印度的棉花和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开始流入欧洲。

  4. 棉花在欧洲人构建全球网络、推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 欧洲人用棉布作为支付工具,换取非洲奴隶到美洲耕作,生产农产品供应欧洲消费者。2. 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纷纷成立,将贸易扩展到全球。3. 为方便远距离的资本运作和商品运输,欧洲人完善了法律、保险、金融、航运和公共体制。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

  5. 工业革命爆发后,资本家建立大批棉纺织工厂,把各地拉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最终建立起以英国为中心的棉花帝国。并随着融资、贸易、通讯、信用体系的完善,创造出现代资本主义。

  6. 棉纺业的竞争,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战争前,南方的种植园保留大量奴隶,北方则认为奴隶制绑架了大量劳动力,束缚了棉纺业的发展。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分歧巨大,最终兵戎相见。

  7. 美国内战造成原棉短缺,迫使欧洲各国寻找其他棉花产地,也促进了新棉花帝国的兴起。在东方,日本和奥斯曼土耳其成为新的棉花强国,东亚的朝鲜、中国东北、中东等地成为新的棉花原料产地。新老棉花帝国,将这个产业更深入地扩展到全球。

  8. 二战后,反殖民运动兴起,欧洲的棉花帝国霸业终结,但棉花的作用并未减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棉纺织工厂,并通过沃尔玛、家乐福等巨型零售商,继续维系着全球棉花经济体系。今天,我们仍生活在这个无形的资本圈之中。

何帆:5本书,带你看懂不一样的中国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极其复杂。粗略了解历史事实很简单,但要做到多视角、多维度的全面认识却很难。

「得到」专栏《何帆的北大读书俱乐部》的主理人何帆老师,为你推荐5本研究中国历史的硬书。

带你认识中国走到今天的必然性偶然性,从新的视角,看懂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中国青铜时代》

作者:张光直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青铜时代,即指上古的夏商周三代。因为相关的历史古籍很少,所以这段早期历史,很少有人熟知。

作者张光直基于自己考古学家的身份,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考古挖掘,寻找来自地下的史料。他试图从各个侧面,还原一个立体的时代模型。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还有很多欠缺。

《汉 代 农 业》

作者:许倬云
译者: 程农 张鸣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重商的农业经济模式:个体农户精耕细作的同时,又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

作者许倬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通过研究发现,这一转型肇始于汉武帝时期相关政策的剧烈冲击,也与当时人口增长过快有着密切的关联。从小农意识这个视角出发,相信对你理解当下的中国,有很大启发。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

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 栾奇
出版:中信出版社

贾雷德·戴蒙德是美国著名生理学教授,曾获普利策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等重要奖项。他著写的“人类历史三部曲”:《第三种猩猩》《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崩溃》,影响甚大。

本书从地理因素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的大一统传统”。为什么说地理作为一种慢变量,能影响到未来的大趋势?当今中国又该如何处理地缘政治风险?这本书,或许能给你答案。

《火 枪 与 账 簿》

作者:李伯重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李伯重是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书名中的“火枪”指军事技术,“账簿”指经济全球化。

全书围绕军事与经济两方面,回答了一个问题:明朝时期中国已经登上全球舞台,是什么让中国错失成为世界霸主的机会?

《 大 分 流 》

作者:【美】彭慕兰
译者: 史建云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彭慕兰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

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作品,这本书反对“欧洲中心论”,以欧洲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因何”大分流”为主论题。对18世纪英国和中国江南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并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结论。为我们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罗胖60秒:一场几千年的风暴

  1. 这个周五上新,给你推荐的是得到App重磅上新的课程:李筠老师的《西方史纲50讲》。

这门课,在我们的规划里,是施展老师《中国史纲50讲》的姊妹篇。

  1. 事实上,李筠老师就是施展老师推荐给我们的,他们俩作为学术伙伴,已经互相切磋了很多年。

和《中国史纲50讲》一样,这门课不是给你浮光掠影地讲历史,它是要从宏观上给你理清楚西方文明发展的脉络。

  1. 古希腊文明为什么不能延续?罗马为什么一定要变成帝国?英国在大航海时代迟到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居上?为什么说打出好牌的国家,往往手里都没有牌呢?等等。这些问题,这门课里都有开脑洞的答案。

  2. 我向你保证,学完了这门课,你脑子里的西方历史知识,不再是一个个片段,你会看到一整场延续了几千年的精彩风暴。

中国史纲50讲

必读 | 为你呈上《中国史纲50讲》学习手册

究竟什么是中国?以及,未来的中国有没有前途?

这50讲内容源自我的新书《枢纽:3000年的中国》。书籍的讲述更为体系化,完整呈现我的分析框架。

而50讲的内容更为凝练,适合快速把握全貌。我会带着你,从3000年前的中国历史开始,去解答我提出的这个终极问题。
历史不仅仅是时间维度的变化,还有空间维度上的变化。

所以,在这50讲内容里,除了在时间线索,我给你展现中国历史上的四次大的变化;在空间线索上,在中原之外,我还会带你看到草原海洋高原西域 这五大空间上的变化,以及五大空间相互塑造的关系。

为了让你更好地发现这种线索,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个知识结构图(详见文末)。你可以在这个知识结构图里,对这门课50讲的内容有一个更直观的把握,感受到时间和空间这两条线索在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史纲50讲》是高效的社交工具,对历史的深度解读,你可以随时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同事、伙伴,在分享中学习和交流,你会有更大的进步。

知识结构图左侧栏代表时间线,顶部横栏代表空间坐标,分别为:海洋、中原、草原、西域和高原。利用这张图,你可以找到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的相互作用关系。
结构图的表格中,所有括号内的数字,皆对应于目录中的课程序号;
各讲之间有交叉联系、相互贯通,同一讲的序号会出现在不止一个单元格中;
单元格的形状变形,代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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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丨发刊词: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

可能你会问,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更多展望未来,为什么还要读历史呢?
很简单,是为了回答门口保安会问你的那三个深刻的哲学问题:
“你是谁?你从哪来?你要到哪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你思考未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对未来目标的设定。
这个目标要如何设定呢?
这首先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自己、如何理解世界。
而只有当你搞清楚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理解了过去,理解了历史,才能搞清楚当下自己在哪里,然后才知道该如何规划未来。

所以,越是一个需要规划未来的时代,就越是一个需要回顾过去的时代。

历史的功用,不是让你知道几个八卦,知道四爷和十四爷到底应该是谁继承皇位,司马懿和杨修到底啥关系。
历史真正的功用,是帮助你通过过去看到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关心未来的人,那你一定也是个愿意重读历史的人。

究竟什么是中国
我们要通过重读中国历史,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中国,弄清楚它从哪来,想明白它会向哪去。
也许你会感觉奇怪,什么是中国,这还用问吗?
当然要问了,而且这个问题很值得问,我举两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一个是,你可能看到过这么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就是说宋朝灭亡后,汉族政权被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所取代,有些人就认为,宋朝之后都不能叫中国了。
咱们先不急于判断这说法对错,只追问一下,在一个几百年都不是中国的地方,成长起来的人还会是中国人吗?
如果是,那么似乎崖山之后还有中国呀。
如果不是,那我们凭什么自称中国人呢?
但是崖山之前和崖山之后,似乎确实也不一样了。
到底是什么不一样呢?这些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简单地这么一追问,你就会发现,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

另一个例子是,你可能在网上也经常看到一种说法:

说我们只要几天不买某国商品,那个国家就会遭遇到经济上的麻烦,几个月不买它的商品,它就会崩溃,所以只要大家联合起来抵制,就一定能治住它,不转不是中国人。
但问题是,你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就会发现,

要抵制的商品,除了品牌是那个国家的,几乎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你越抵制那个国家,实际上就越是在抵制中国自己。

中国和世界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是从历史上发展起来并不断演化的。
不搞清楚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变迁过程,同样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中国。
要回答前面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静下心来重读历史。

时间和空间的两条线索
因此,在我的这门课里,我会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为你梳理中国历史。
从时间上,我会从3000多年前的武王伐纣、周朝取代商朝开始,一直讲到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你会看到这些重大变化的真实逻辑。
在空间上,我也会带你看看在中原以外,在草原、在高原、在海洋上,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变化。
你会看到,这几个空间在几千年来一直在发生密切的联系,也给彼此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互相定义着对方。
而到了近代之后,这个空间概念进一步扩大了,你会看到,世界对中国的改造,和中国对世界的改造。
当你听完这门课的时候,会发现:

从内部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多元成分的国家。
从外部来说,中国在近代开始成长为世界秩序当中的一个枢纽。

而内外这两个特征,又有着非常深刻的相关性。
当然,我们这门课不是学术研究,我会用一系列有趣的故事,来给你呈现这些深层的、真实的历史逻辑。
比如:

真实的诸葛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北宋一直不能收复幽云十六州?
明朝为什么盛产忠臣和奸臣?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的深层逻辑是什么?等等。
历史的“第一性原则”

那么,我讲述这些故事,与以往你在一般历史书上会看到的讲法有什么不同呢?

简单来说,我会搁置价值判断,不断努力进入到深层的历史运动逻辑进行分析。

历史本身是各个行为主体不断博弈的过程。

要说到博弈,就有两个事情必须纳入考量:

一个是博弈的内部动力机制,一个是博弈的外部约束条件。

内部动力机制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人们的欲望。
外部约束条件是什么呢?主要是博弈当中可用的各种资源,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用两个词来总结,就是欲望和秩序,我把这两个东西称为历史的“第一性原则”。

讲述过程中,我对任何事情的分析,都会不断地回溯到历史的第一性原则上去。

最终你会发现:
具体的历史中,并不是什么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压迫与反抗,而是各种不同的博弈主体不断地变换结盟关系,并调整他们的行为策略。
究竟和谁结盟,取决于它们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和相对力量关系,以及它们所掌握的资源类型,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策略。
在博弈中,气候变化和技术变迁 又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

在资源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这些群体的博弈会逐渐达成一个均衡点,社会结构就稳定下来了。
但是,如果发生气候变化,或者重大的技术变革,导致资源数量和类型又发生巨大变化,就会再一次打破原来的均衡,社会结构就得再一次重构,出现重大的历史变迁。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变迁和大转折,其底层的逻辑都在这里。
现在,你已经掌握这门课的分析工具了,也就是历史的第一性原则。
在未来的50讲里,你会看到,我会如何利用这些工具,给你展现一个历史上各方博弈的重要节点。

你会在这门课听到什么
这些重要节点主要分为六个模块。
古代历史部分,我们会讲述封建社会、豪族社会、古代平民社会这几个篇章。
近代之后,我们会主要讨论近代转型、现代革命、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互动,这样几个重要话题。
在每一讲里,你都会到不同群体展开的精彩博弈,发现中国内在的发展逻辑。你可以看一下文末的课程表,会对我们这门课有更直观的印象。

最后再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现在外交学院任教,教授西方思想史、文明史等方面的课程。
对,历史并不是我的主业,而且我的本科是学习工科的,后来觉得工科不好玩,又转向文科,最后在北京大学拿到了史学博士。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一个学工科的,中途转了文科,在学校教的又是西方思想史,干嘛又来「得到」讲一门中国历史的课呢?
答案是: 工科能够解决日常的问题,却无法解决一直让我困惑不已的问题——中国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只有历史能解答这些问题。
而学习和教授西方思想史,是为了系统掌握分析问题的理论工具,以及,搞清楚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那么,我为什么又来「得到」讲中国历史呢?
因为学习西方的理论并不是目的,而通过这些工具,恰当地理解中国,解答问题,才是目的。

作为一个曾经的外行,闯入史学领域,也让我会去问一些内行不会问的笨问题。

但正是通过这些笨问题,却把我引上了通常不会有人去走的一些思考路径,获得了很多让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发现。
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年的思考分享给你,与你共同探讨更加有趣的话题,一起发现更加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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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究竟什么是“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这四个字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中国”,一是“历史”。

这俩关键词就大有说道。

什么是“中国”

我们先说第一个关键词,什么是“中国”?

咱们在发刊词中也提到过,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崖山就是灭亡宋朝的最后一场战争所在地。
这种说法想强调元朝、清朝都不是汉人的政权,所以不是中国的朝代。

实际上,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流传呢?

仔细一琢磨你会发现,这说法里面实际上包含着一个预设,那就是,中国人等同于汉族人。

这就已经触碰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能做这种简单的等同吗?

咱们顺着“中国人”这个问题再往下思考一下,还会发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就是,古代历史上,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朝代,其实没有一个是纯汉人王朝,都是草原征服王朝。

无论是早期的北魏、中古时代的辽、金,还是后来的元、清,都是崛起于长城以北,入主中原的王朝。

也许你会说,不对啊,唐朝也统治了长城南北啊,实际上,到后面的讲解里你会看到,唐朝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汉人王朝,而是一个鲜卑、汉人的混合王朝。

你可能又会说,明朝也做到了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而且它一直统治到了黑龙江以北。

但实际上,在辽东以外的地方,明朝朝廷只是给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一个封号而已,至于这个封号人家接受不接受,主动权并不都在大明这边。

你可能还会说,今天的中国也做到了啊,能够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你说的没错。但是,请注意,我说的是古代历史,今天已经不是古代历史了。

更何况,今天中国的领土基础,是继承自清朝,而不是明朝;明朝后期的领土基本上就是长城以南的地盘。

所以,哪怕是为了解释清楚今天的中国,我们也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古代,纯汉人王朝做不到稳定可持续地统一长城南北?或者说:草原征服王朝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真的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草原征服王朝的历史,不属于中国的历史,那么今天中国的边疆地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以及,像唐朝这样的混合王朝,又算不算中国朝代呢?如果这些问题说不清楚,还真就说不清什么是“中国”了。

说到这,你可能明白了,我们后面的课程,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通过五十讲的课程,你会看到,中国并不等同于中原,中国人也并不等同于汉族人。
倘若忽视了草原、绿洲、高原和海洋上的历史,只看中原,那么讲出来的只是半部中国史。
但这并不是说,我要把今天中国疆域内的中原、草原、绿洲、高原、海洋等各个不同地区的历史,都给你并列讲上一遍。
如果只是机械地并列讲一遍,那就跟把中国历史与俄国历史,并列起来讲一遍没区别。

在后面的课程里,你会看到:

中国内部的这些亚区域,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都无法有效地解释另一方。
而过去通行的历史讲述,不仅仅忽视了中原以外的地方,还忽视了这些地方与中原的相互塑造作用,因此对中原历史的解释也是非常不完整的。
今天中国疆域内的这些地区,彼此间在历史上有着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它们夹在一起,互相作用,作为一个体系,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概念。

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它在不断地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一种存在形式,演化到现在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

什么是“历史”
好,说清楚了“中国”,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历史”。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对所谓事实的探究吗?

事实当然重要,但事实远远不够。

《汉书》里记载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汉景帝曾主持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革命,也就是商汤、周武都推翻了前朝君主,他们是不是犯上作乱。
正方说,他们杀了自己的君主,当然是犯上作乱。
而反方说,他们杀的是无道昏君,是天命所归。
正方又说,就算是昏君,做臣子的也应该是规劝,而不是把君主杀掉了事。
反方马上疑问,照你这么说,咱们的汉高祖起兵灭秦,他也做错了呗?
主持人汉景帝听到这里,一身冷汗,赶紧打圆场说,咱们以后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再讨论汤武革命,不讨论这个问题不算你们没学问。
这个故事说明,历史上的事实,和对事实意义的解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商汤、周武杀掉了夏桀、商纣,这是公认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却被解读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找不到一个标准说哪一个解读就是不对的。
皇上面对两种解读也是左右为难。

承认这是犯上作乱吧,汉高祖的事情怎么算?
不承认这是犯上作乱吧?也有人这么来对付自己怎么办?
他就只好和稀泥,不争论。

说到这,也就清楚了,对历史的讨论,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
这种事情当然也会有争议,但还是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的。
另一个部分是,历史事实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或者说,我们究竟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义的,我们愿意认同谁,对于同样的事实,不同的人就可能解读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打个比方来说,历史就像一座大楼,事实就是盖起大楼的砖头,意义就是规划大楼的蓝图。

蓝图画得再精美,也不能解释砖头的物理属性,而对砖头研究得再明白,也不能知道大楼会是啥样子。

对砖头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活下去。
对蓝图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究竟想要活成个啥样子。

蓝图和砖头有着相互独立的逻辑,但又有着深刻的相互影响。

咱们这门课所要讲述的“中国历史”,要把历史事实和基于事实的意义,这两部分各自独立的逻辑给呈现出来。
同时,我们还要把事实和意义,相互影响的逻辑也呈现出来。

最终让你看到:

一方面,这个远远大于中原的“中国”,它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
另一方面,这一切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由此对未来又可以期待些什么。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我们要讲的中国历史,和你过去看过的中国历史,不太一样。
我会给你呈现一些过去很少看到的基本事实,同时,对于过去你比较熟悉的事实,我也会给你展现一个更完整的底层逻辑,展现出一幅很不一样的蓝图。

今日小结
我们过去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在“中国”和“历史”这两个关键词上,都是有欠缺的。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
今天中国疆域内的中原、草原、海洋、高原、西域,这几大空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作为一个体系,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概念。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历史”?
历史不仅包括事实,还包括基于事实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中国”是如何走过来的。另一方面,也要知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解释清楚这两个关键词,对今天的中国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后面的课程要回答的终极问题。
这五十讲,就会围绕这些内容展开,给你呈现出一个从未见过的中国历史图景。
下一讲,我们就要进入到封建社会。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转折,商周之变。

03丨中国历史的时空坐标与商周之变

这一讲开始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讨论。咱们会从中国历史开端处,一直讲到当下。
这几千年的历史并不是个流水账,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一套重要的时空坐标。

四个时间坐标点
先说时间坐标,中国历史发生过几次重要的转型,这些转型推动着中国历史向前的发展。

第一个转型,是商周之变,就是从商朝到周朝的转型。
这次转型之后,我们开始有了“中国”这个概念,中华文明当中最初的普世主义理想开始出现了。

第二个转型,周秦之变,就是从周朝到秦朝的转型。
这次转型,让中原从分封割据的局面进入到大一统的局面,中国历史也开始超越于中原之上,中原与草原 的相互塑造和对抗开始成为中国历史的大脉络。

第三个转型,唐宋之变,就是从唐朝到宋朝的转型。
这次转型,让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此后中国历史再无长期的分裂,大一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
在先秦之后,中国的文化在宋朝迎来了又一次大爆发,有些西方学者甚至称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次文化爆发,不仅决定了此后将近一千年的中国文化气质,也决定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其他儒教国家的文化气质。

第四个转型,就是清朝末期开始的古今之变,中国开始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艰难转型。
这个过程带来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历史过程,转型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还未完成。

五个空间坐标点

时间和空间加在一块,才是完整的历史。

所以,说完了时间坐标,再来看看空间坐标,那就是上一讲曾经提到过的草原、中原、海洋、西域、高原
这几个大的空间,彼此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就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所以它们加在一块构成一个体系。

所谓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

就空间坐标来说,这里面的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空间的关系;副线是由西域和高原这两个空间构成,副线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过程。

主线也有个演化的逻辑:

简单说, 在古代历史上,我们会主要探讨草原和中原的关系,因为草原和中原之间的博弈,带来了新秩序。

你可以理解为在草原和中原之间不断生长出新帝国,所以草原和中原是一条秩序的“创生线”。

而中原和海洋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只是秩序的传播线,也就是海洋在古代只起到传播影响的作用,不负责创造;

到了近现代历史上,就反过来了,海洋和中原的关系,成为新秩序的创生线。

新的民族主义精神、组织力量都在海洋和中原的关系中展开。而中原和草原的关系,在这时候变成了新秩序的传播线。

咱们这五十讲的课程,就是要把这个时空坐标系的演化过程给你展示出来,有了这样一种时空坐标系,你再看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比过去更容易找到感觉了。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在第一个大转型上,就是商周之变。下面来展开讲一下这个转型。

什么是商周之变?

商周之变,发展出了“中国”这个概念,也催生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普世主义理想。这个得仔细解释下。

先说“中国”概念。

“中国”这个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周朝,但跟今天的意思差别很大。

周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兴建了东都洛阳城,当时有个叫做“何”的贵族,这人铸了一件青铜器纪念这个事儿,1963年这个青铜器在陕西宝鸡被发现,今天称其为“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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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的底部铸了一百多个字,里面提到,周武王说要“宅兹中国”,就是说要“住在‘中国’”,这是“中国”这个词的最早来源。复旦大学葛兆光老师有一本书叫做《宅兹中国》,专门就说过这个事。

“宅兹中国”,“我要住在‘中国’”,这话啥意思呢?周天子你不就是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吗?

这就是我说的古代和现代的差别了。

在现代,咱们对于“中国”这个词的理解,它是个国家的名字,指代着具体的土地。

在古代,所谓的“中国”,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

但是请注意,这个中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而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

什么叫文明意义上的中心呢?

意思就是,文明和野蛮是不一样的,文明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方向。

而啥叫文明,得有个标准:达到了文明最高水准的地方,就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古人就管这种地方叫做“中国”。

那么,周武王说要在那住的那个“中国”,在哪呢?或者说,他认为哪里才是达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准的地方呢?就在今天的中原大地,河南一带;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地理范围逐渐扩大。

所以,在古代历史上,如果有人谈到“中国”,不仅仅是指中原大地,更重要的是指,这里是文明水准最高的地方。

既然文明水准才是定义“中国”的标准,那么依照这个逻辑,“中国”也就并不必然是指今天咱们所说的中国这片土地了。

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甲午海战之后,签署马关条约的时候,缔约双方在条约中得有称呼,大清这边自称“中国”,日本坚决不干,说你现在那么落后,哪里是什么中国,我才是中国呢。

要注意,马关条约,这是1895年的事情,马上就进入20世纪了,东亚世界的人到了这会儿,还是从文明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啥叫“中国”呢。

从马关条约这故事里还能看到啥呢?

那就是,古代中国对于文明的理解,并不认为它是属于特定的哪一群人的,而是认为文明是属于所有人的,只不过是刚好我们中原这边的文明水准最高,所以你们别人应该向我看齐。

但是原则上来说,文明应该是所有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并不专属于中原的人群。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另一个东西,中华文明的普世主义理想。

“中国”概念是怎样生成的

解释了“中国”概念和普世主义理想,再来说一下它们是怎样在商周之变当中生成的。

这个和古人的天命观有关系了。古人非常重视天命,认为只有天命所归才能成为君主。

商朝是由“商人”这个群体建立的,这个“商人”不是指做买卖的人,而是指商族。他们认为天命降于商人。

那是啥意思呢?差不多可以理解成,商人才算是人,商人之外都不是人。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商人会经常地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祭祀当中会大量用到活人做祭品。

这些被献祭的人从哪来呢?

从对外战争掠夺的羌人而来。当时所谓的羌人并不今天所说的羌族,而是生活在商王朝西部的、除了商朝人以外的所有人,包括后来推翻了商朝的周人,差不多都被称作羌人。

可以看到,商人的这种天命观,绝对不是普世主义的,它就没打算建立一种“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秩序,而是要努力维持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在他们看来,这样岁月就静好了。

商人的这种天命观,肯定会受到羌人的抵抗。

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他们逐渐组织了很多苦不堪言的羌人群体来反抗商朝。

反抗的时候,在周人中间有过一个观念层面的争论,究竟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争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

这个观念变化太重要了。初看上去,这似乎是把天命的载体变得狭隘了,实际上是把它变得普世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天命是降于周人,那就和此前降于商人的路数差不多,周人的岁月要想静好,就得时刻压制住所有不是周人的群体。

这样的话,周人和商人征战,谁胜谁败就不好说了。因为,对其他羌人群体来说,打完这一仗,十有八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拿我们献祭,凭啥要跟你混啊?

而如果天命是降于周王,则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而是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

只有这样,才能号令所有羌人,同心同德去打败商朝,甚至商朝的军队也会临阵倒戈,反商大业才得以成功。

这才是封建社会

推翻了商朝之后,周朝又是如何具体建立它的统治方式呢?那就是,分封制。

周天子向下分封了他的大量亲戚和重臣,意图依靠他们形成的藩属诸侯国,来拱卫周王。这样一种政治统治形式就被称作“封建”,这种社会叫做封建社会。

但是,咱们今天经常把中国从秦以后,到清朝的这段历史叫做封建社会,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封建”这个词最初出自《左传》,里面有句话叫做“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就是说分封亲信出去建立诸侯国,作为周朝王室领地的屏障。

只有这种封土建邦、分封割据的状态,才叫做封建。

西方历史中的 feudal 这个词,被我们译作“封建”,它所指的也是那样一种分封割据的状态。

实际上, 中国从秦到清的这种帝国形态,并不是上面说的分封割据的状态,因为朝廷会在帝国内建立很多郡和县,现在学界一般称其为郡县制社会。

这种形态在西方历史上没有过,也就没法找到某种西方概念来对应地翻译过来。

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是,最高统治者是没有权力干涉诸侯国内部事务的,诸侯们确实是最高统治者的封臣,但某种意义上也像是个合伙人,都有比较强的独立性。

周朝的时候就是这样,诸侯都承认周天子是最高权威,但周天子并不能管诸侯国内部的事情。

周天子以及各个诸侯们各自发展,时间长了,有些诸侯的力量可能会变得比周天子还要大,人们就可能不太拿周天子的权威当回事了。

周天子肯定感觉不痛快啊,要努力自救。

怎么自救呢?

周天子首先就从强化自己在直属领地内的权力做起,如果内部还搞不定,就不可能搞定外部了。

做这个事情,最典型的是西周后期的周天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厉王。

但是,要搞定内部,就意味着得打破过去的很多传统,那么人们就会指责周天子,你怎么能不顾传统,这么胡作非为呢?
周厉王很恼火,索性规定,任何人都不许批评,谁敢废话就收拾谁!这留下了一句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你肯定知道了,周厉王被赶跑了,换了个周天子上来。

新的周天子也没办法再树立权威了,所以又过了一代,周朝首都不得不从陕西的镐京迁到河南的洛阳,中国历史进入到东周时代,周天子的影响力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今日小结
要理解中国,就得先理解中国的历史。
而理解历史,需要先勾勒清楚一个时空坐标,这是讨论其他问题的一个基本参照系。
而时空坐标的第一个坐标点,就是商周之变,从此有了“中国”这个概念,以及用这概念来表达的普世主义理想。
周朝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封建社会,但周天子又逐渐衰落了。
在周天子衰落之后,历史的主角就变成了那些诸侯。
诸侯们彼此不断竞争,最终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个历史过程,伴随着一系列重要的观念变化和制度变化,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变化成为可能。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04丨封建社会是如何走向终结的

上一讲我们说到,到了西周后期,周天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差,最终被迫迁都洛阳,中国历史进入到东周。

东周又分成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这一讲咱们就来说说,封建社会是如何在春秋战国时代走上末日的。

末日之路的由来,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战争逻辑变了。

春秋之前的的战争,其实不是以砍死人为目的的,战争的礼仪性大于实用性。但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变成以砍死人为目的了。也正是由于这个战争逻辑的变化,才把中国引向了大一统。

那么,为什么战争逻辑会变化呢?

原因在于,春秋末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技术发展,它带来了新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打破了过去的社会均衡,封建社会当中的贵族秩序崩塌了。

周朝贵族之间的礼仪战

为了讲清楚这个变化,咱们首先得讲一下周朝封建社会的贵族是怎么来的。

无论中外,贵族最初都是军事征服者。周朝取代商朝之后,给一群亲戚和近臣分封了领地,他们带着家人、亲兵来到封地进行军事殖民,就成为贵族。封地上的土著居民则是平民。

贵族们是征服者,觉得要把自己跟平民区分开,才能显出自己的高大上,所以他们都有特别强烈的等级、秩序意识。这种意识也延续到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他们认为战争是个很高贵的事情,《左传》里有句话,叫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就是说只有祭祀和战争,才是国家的大事。这么高贵的事情,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参加,平民没资格。

第二,贵族打仗,比的是谁更符合“礼”的标准,这里所谓的“礼”是“礼仪”的“礼”,但它绝不仅仅是礼仪,而是代表着一整套秩序,能够给所有人都规定出上下尊卑的恰当位置。

换句话说,贵族们打仗是有规矩的,规矩就是按照“礼”来打,而战争的目的就是恢复“礼”的秩序;如果不依照“礼”来打,赢了也没面子,因为你更加破坏了秩序。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贵族们打仗比的不是谁能砍死更多的人,比的是谁的正步踢得更好。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把正步踢好,贵族就有了个贵族的样子。平民一看,觉得贵族确实有贵族范儿,也就会接受贵族制的等级结构。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这样一来,贵族间的战争,其礼仪性远远大于实用性。由于只有贵族能参战,战争的规模也不会太大,相对于后世,封建社会早期的战争就是几百个大小贵族踢着正步打群架。所以,这会儿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也不大容易导致谁灭掉谁。

战争从礼仪性走向实用性

问题是,这样一种战争的打法,有个前提,就是大家都认同“礼”这套规矩很重要。万一碰上个根本不懂这套规矩、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不踢正步而是直接抡刀砍人,那战争的打法就变了。

春秋时代的楚国,就是这么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楚国人耍无赖,而是因为它就不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本来就不大懂中原的那一套。

楚国是个土生政权,崛起在今天的湖北、河南南部这一带,它的文化和中原有很大区别,也不大在乎中原的礼仪之类的东西,在当时的中原诸侯看来它就是个蛮夷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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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楚国,虽然政权面积大,但在地处中原的宋国看来,只是“蛮夷之邦”

出身中原的宋国国君宋襄公,血统高贵,是商朝王族的后裔,正步踢得非常有水准。一时间他也曾号令过一些诸侯,被列入春秋五霸。

结果他就想多了,看到楚国不大守规矩,就想去提高一下楚国的正步水平,没想到和楚王打仗的时候,楚军直接轮刀,宋襄公被打得大败。

不按套路打,这种事情是有传染力的,只要有一家改换打法,别家不改就肯定吃大亏。楚国一带头,各国的底线越降越低,战争的实用性开始超越于礼仪性之上。

贵族范儿开始丢失,所以孟子会说“春秋无义战”,没有正义的战争。

封建社会是如何终结的

虽然底线变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战争的规模还是不会特别大。为什么?因为这个时期的战争,还是只有贵族才能参加,平民还没有被发动参与到战争里来。

你肯定觉得奇怪,贵族们都已经撕破脸互砍了,他们肯定是恨不得自己人越多越好,为啥不把平民拉到战争里来呢?

这就跟各个诸侯国内部的结构有关。最初周天子向下分封诸侯,诸侯到了领地上会建立一个城。随着人口膨胀,一个城可能住不下了,诸侯领地上就会建设新的城,诸侯再分封自己的一个亲戚或者近臣去管理那个城,这就有了次级诸侯,封建社会形成了多级分封的结构。

时间长了,周天子渐渐管不了手下的诸侯们,诸侯成为主角。但是时间再长一些,诸侯们也不大管得了手下的次级诸侯了,有些次级诸侯发展得比他的领主还要强大,也就不大尊重领主了,就像领主当年不尊重周天子一样。

这样,诸侯们实际上能发动起来参加战争的人,就是自己这个城里的人,别的人是动员不起来的,所以战争规模不会大。

诸侯们看着这些神气活现的次级诸侯,肯定很来气啊。上一讲说过,西周的周厉王发现管不了诸侯了,就尝试在自己能控制的地盘上进行改革,强化内部权力,然后再去对付那些诸侯。

现在诸侯发现搞不定自己封出去的次级诸侯,也像周厉王一样,琢磨着怎么样强化自己的权力,然后收拾这些次级诸侯。

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技术变迁,让诸侯力量的扩大有了可能。正是因为这两次技术变革,打破了君主和封臣之间的力量均衡,周厉王当初搞不定自己下级的事,现在诸侯可以做到了,也就是诸侯能够搞定这些次级诸侯了。

这两个技术变迁,一个是铁器和牛耕的农业生产技术,一个是竹简这种知识传播技术。

铁器与牛耕的出现,提升了平民的劳动效率。过去,他们的耕种效率很低,只能在贵族控制的公田、又叫井田上种地,没有能力再去开垦自己的私田了;但是,铁器和牛耕让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了,平民有余力去开垦自己的私田,甚至索性就从贵族控制的井田上跑路了。

此时君主、贵族、平民三者之间的一种复杂博弈关系就出现了。注意,这儿所说的君主,指的就是周天子封的诸侯,贵族指的就是诸侯所封的次级诸侯,这会儿的历史已经没周天子什么事儿了。

对贵族来说,平民逃离井田,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要控制他们;而对君主来说,只要能帮助自己削弱贵族封臣,那就是值得拉拢的盟友。

于是君主与平民之间就逐渐形成一种结盟关系,君主向耕种私田的平民提供保护,平民向君主交税。平民从井田上越跑越多,贵族所控制的井田制就逐渐瓦解了,贵族的力量也逐渐削弱了。君主开始获得相对于贵族的优势。

但这还不够,君主要想真正碾压贵族封臣,还得有依附于自己私人的人事班底,而不能由着贵族们来处理政治事务。问题是,如果不能在贵族之外找到有文化的人,这私人人事班底就建立不起来啊。

文化的载体是文字,在周朝前期,文字是祭祀专用的,通过铸鼎的方式向外分发,除了大贵族们,没几个人有机会接触到文字,有文化的人就只能是大贵族,大贵族是不会帮助君主对付自己的。

这就轮到竹简技术显身手的时候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开始被刻在一片片竹简上,这可比铜鼎要轻巧得多,不仅仅是便于携带,复制的成本也极大降低,知识传播的成本急剧下降,一般的贵族子弟、甚至运气好的普通百姓,都有机会学习文字获得知识了。

由于多年的人口膨胀,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有文化、却无法获得一块封地的贵族子弟,他们就变成游士,到处寻找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的机会。

君主们早就想养一群可控的自己人了。什么样的人最好用呢?

第一,他们要在本国没有根基,没资本对抗君主;
第二,他们的地位尊荣都取决于君主的赏赐,就有动力与君主相配合。从别国跑来的游士完全符合这两点要求。君主与游士一拍即合,游士成为依附于君主的私人人事班底。这个人事班底,后来就发展为官僚制。

官僚和贵族的区别在于,本质上来说,官僚没有独立性,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其地位取决于君主的意志;贵族有独立性,他们是准合伙人,君主有大事必须和他们商量着来。

游士的出现,终于让君主们可以全方位碾压贵族封臣,诸侯国也就从君主与贵族共治的结构,转向君主说了算的官僚制结构。

这个过程在历史上被叫作什么呢?变法!

没错,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等,就是这样展开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士,成了各诸侯国的新贵,他们压制住所在国的大贵族,把君主的意志贯彻下去。随着各种变法的展开,中国历史就进入到了战国时代。

对君主来说,这回有办法把平民也动员起来了。你们虽然不是贵族血统,但你们可以立军功。只要你有办法从战场上拎回更多的人头,你也有机会上升到比贵族还高的地位。

这种激励可不得了,战争的规模和频次急剧上升,大规模的灭国之战很容易就爆发了。灭国之战都到什么量级呢?比如很多人推崇的战神白起,一场战役就会坑杀赵国的40万降兵,这都在变法之后成为可能。

变法这个事情也有传染性,谁最先变法,谁的战争效率就大幅上升;其他国家如果不跟上,就只能等着挨打。

随着各国陆续变法,各诸侯国内部的旧贵族阶层被一扫而空。变法之后,君主能决定军功的标准,也就能决定官僚新贵们的地位高低,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就变得更强,再没有能够约束君主的力量,分封割据的封建社会也就逐渐走上了终结之日。
战争逻辑的变化,影响还不止于此,当战争规模扩大到了诸侯国承受不起的时候,中国也就开始走向大一统。

今日小结
好,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这一讲的核心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逻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加上铁器牛耕以及竹简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平民开始成为君主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贵族所重视的那种“礼”的秩序崩溃,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秩序就走上了末日。

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血光四射的年代,不仅有激烈的军事竞争,也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思想竞争。这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思想变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人的精神基础。

05 | 诸子百家的三大流派

这一讲咱们来聊聊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灿烂夺目的年代之一。

咱们来梳理一下,看看百家争鸣是怎么来的,以及该如何理解这些思想流派。

在前面讲商周之变时我们谈到,在周朝建立的时候,一种普世主义文明出现了。

但那会儿的人们对这文明还处在一种很懵懂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日用而不知”,他们会下意识地用这套价值观来理解世界,下意识地形成了一些行为习惯。

这些行为习惯被整合成为“礼”,是贵族们战争时的道德标准,也是君子和小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参照系。但是,这个时候并没有人清晰地琢磨和总结这些秩序。

到了春秋后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数百年来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秩序崩溃了。

这下很糟糕,人们突然发现赖以理解世界的坐标系没有了,世界的意义丧失了。这种时候,就是思想大爆发的时候。

人们开始苦苦思索,寻找意义。那些已被实践了千百年的一系列“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就变成人们思考的基本出发点了。
不同的思考,催生了后来说的诸子百家,也就是很多个思想流派。

对待传统有三种态度

你初一看,会觉得诸子百家的流派好多啊,不知道该如何找到头绪来理解它们。

实际上,这里面有个基本的结构,这些流派依照它们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可以区分为三大类,把这三大类大致搞清楚了,就找到头绪了。

对待传统可能有三种态度,一是力挺,认为传统好极了;一是抛弃,认为传统坏透了;一是无所谓,它是好是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这三种态度,分别就对应着,儒家、法家和道家。其他的诸子百家,都可以视作这三家的某种变形;因为对待传统的态度一共也就是这三种可能性。

咱们可以把这三种态度再用三个更清晰些的词来表述。

第一种,复古。它认为,之所以事情搞糟了,是因为人们背离了传统,当今之计,是努力回归到传统;这是儒家的态度。
第二种,开新。它认为,之所以事情搞糟了,是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抛弃掉那些讨人嫌的传统,当今之计,是努力开创新规范;这是法家的态度。

上面这两种态度,都有着积极进取的入世心态,只不过给出的办法正相反。因为儒家和法家都诞生于中原地区,这里人口众多,秩序复杂,不以入世的态度,难以面对问题。

但是在地广人稀、山川众多的荆楚大地,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出现的可能性,那就是第三种态度,出世,这是道家的态度。

道家认为,正是各种入世的念头才把事情搞糟了,倘若不再追求转瞬即逝的现世成就,天地一下子就宽了,传统本身好不好、有用没用,根本无关紧要。

今天,在面对很多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这三种对待传统的典型态度。

儒家:克己复礼

接下来咱们再展开点,对三家分别更细致地解释下。
儒家是从商周两朝的巫师系统发展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巫师,不要把它理解成现代的跳大神那种巫师,而是古代沟通天意与人事的神职人员。这种工作主要通过占卜和祭祀来完成。
上一讲咱们讲到过,《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正经是个国家大事,这属于最高的“礼”,而巫师们就是“礼”的具体操作者与记录者。
到了礼崩乐坏的时候,如果要想复古,第一步肯定得先说清楚这个“古”究竟是什么。巫师系统有这方面的很多记录,当然是最合适的解说人选,他们由此就逐渐发展为儒家。

如果你理解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莫不如把他理解为此前巫师传统的集大成者。

孔子认为复古的路径是“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自己的各种冲动,依照传统留下来的“礼”的要求来做事。这样就能达到儒家的最高理想,“仁”,就是“仁义”的“仁”。
在春秋时代以前,人们依照“礼”来做事,只不过是对于传统的盲目跟从,随大流就行,用不着什么勇气。
但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依照“礼”来做事,就会显得迂腐,因为大流已经变了,遵从“礼”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时如果仍然坚持这么做,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样做是对的”,跟有没有好处没关系。
这种主动抉择是充满着担当的,很需要勇气。所以,儒家当中逐渐浮现出对于道德勇气的赞美。

孟子有一句话,叫做“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说,只要认准了是正确的路,哪怕千万人阻拦,我也毫无畏惧地走上去,知其不可而为之。

法家:君主意志

但在法家看来,儒家的理念也太迂腐了,既然明知其不可,还要为之,有什么用呢?
时代已经完全变了,你还非得依照过去的传统,不去理解现实的变化,只能是一群书呆子,不可能成事儿,而只会把天下带入危险的境地。
“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就出自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著作中。他说,想要用古代的政治逻辑,来治理当代的民众,基本上就是守株待兔的愚蠢办法。
那该怎么办呢?索性就用“法”来取代“礼”,开创一套新的制度。为了能够推行“法”,君主就必须懂得如何应用诡诈之术来控制人,懂得如何利用甚至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局势。
这就是法家三宝,“法术势”,就是法令、权术、局势
儒家强调恢复“礼”,“礼”来自传统,贵族是“礼”的载体;法家强调创建“法”,“法”出自君主意志,官僚是法的执行者。
回想一下咱们在上一讲谈到的君主、贵族、官僚的博弈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们肯定不会愿意接受儒家,而更愿意接受法家。
所以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国,都没得到过重用,反倒是法家的人占据各种高位。

有趣的是,法家的鼓吹者往往在本国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是商鞅还是李斯,都是在别国建功立业。韩非虽然在别国没有能够建立功业,但在本国也从没获得过机会。
原因在于,君主需要官僚在本国没有根基,才能听使唤;倘若是出身本国的法家,他总会有各种根基,这种人又太懂得法术势,很容易成为君主忌惮的对象。
脱离了家乡的游士,如漂泊浮萍,孤身一人,荣辱富贵都依赖于君主,君主最喜欢了。所以,法家只能在别国成事。

反过来,这样耍心眼的君主,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就看不上。
他跟别人挤兑过曾接见他的魏国君主,说那家伙看上去就不是块当国君的料。
他更骄傲地说,能有大作为的君主,国内一定有他召唤不动的臣子,有什么想法,君主也不敢托大,会过去找臣子当面谈;假如一个国君手下没有这种臣子,那他一定不会有作为。

道家:无为而治

无论儒家法家是怎么思考的,在出于荆楚之地的道家看来,都会觉得,中原的人也太看不开了。世间这点东西有什么好争的?
这种超然的态度在庄子的一个故事里,体现得最确切。
庄子有一位朋友叫惠施。惠施在魏国谋得宰相的职位,庄子远行路过魏国,打算顺路去看望他。有人就跟惠施说,庄子到魏国来,就是想取代你做宰相。
惠施听说后很紧张,便命人在国都大肆搜捕三天三夜,想逮着庄子把他立刻赶走。
庄子听说了,就主动去见惠施,给他讲了个故事,说,凤凰从南方飞去北海,一路上只要不是梧桐树,它不落下休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它不喝;结果半路上碰到只猫头鹰,刚捡着个死老鼠。猫头鹰看见凤凰,马上大声叫唤想要吓走凤凰,生怕它抢走死老鼠。
庄子说,惠施你现在这么大肆搜捕我,你以为我看得上这宰相职位吗?说罢飘然而去。
要知道,惠施也不是一般人,“学富五车”这成语,最初就是描述他的。
所以,关于道家也不用再多说什么了,这个故事足够体现道家的气度和洒脱。
那么,在道家看来,世间的事情该怎样才能搞好呢?
道家另一个代表人物老子会反问你,搞什么搞?最糟糕的就是你们这种非要搞事情的人,你们以为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好,可世界恰恰就是被你们搞坏了。
道家认为,当今之计,是放下非得要搞点事情的想法。
顺其自然,让世界、让百姓自由自主地活动,事情自然就好了,这就叫“无为而治”。

今日小结
好,现在咱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一讲了。
百家争鸣的出现,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人们试图重新寻找意义参照系的结果,各种学说根本上来说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
在这个问题上大致可以分出三种态度,就是主张回归传统、主张抛弃传统、以及完全不在乎传统,分别对应着儒家、法家和道家。
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很依赖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彼此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终结点是天下的大一统。一旦一统,百家争鸣马上就会受到抑制。
中国历史也走到了时空坐标系的第二个坐标点,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之后的大帝国又是如何面对百家争鸣所留下的思想成果呢?

06 | 法、道、儒:皇上到底喜欢谁

这一讲,咱们要说到中国历史当中的第二个时空坐标,周秦之变。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之一,它终结了封建社会,中国走上大一统帝国,带来了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对中国的思想史还带来个自然延伸的影响,就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从秦皇到汉武,帝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换过程。
这些变化,背后的机理非常重要,是我们理解此后大一统帝国的一个重要线索。这一讲就来解释这个机理。

周秦之变的“法家逻辑”
先来说周秦之变是怎么发生的,这与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逻辑紧密相关。
对诸侯们来说,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提升国家的战争效率就成了重中之重。
百家争鸣的诸多学说,哪一种更注重提升战争效率,它就会获得诸侯们在政治上的更多支持。
法家在这方面显然是最有优势的,儒家显得迂腐,道家追求出世,都不被诸侯们所重视。
只有法家告诉诸侯们,要想富国强兵就得变法,传统已经不合时宜了,得改掉。
过去人们的身份高低是由血统决定的,打仗时大家都比赛看谁的正步踢得好。这就没法刺激人们的欲望,尤其没法刺激一般老百姓的欲望。
法家认为,应该改成,身份的高低由你从战场上拎回来的人头数量决定,血统的标准靠边站。
这政策的激励机制非常强大,能刺激人们争先恐后地出去打仗,战争效率当然大幅提升。
法家这套逻辑一出,天下的风气就开始变了。

魏国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第一个开始变法,这就是著名的李悝变法。魏国处在四战之地、战略环境并不好,但因为变法,成为了战国前期的顶级强国,把还未变法的秦国也打得缩回老家去。
其他诸侯国一瞧这情形,不变法就没法混了,只好也开始变法。这回,各国发展起来的力量相互抵消,形成恐怖均衡,魏国的优势也就没了。
魏国变弱,还有自己的主观成分。在魏国优势开始下降的时候,新上台的君主魏惠王做了一件蠢事,他拒绝了任用当时正在魏国寻找当官机会的商鞅。
商鞅在魏国找不到机会,就去了秦国,在这儿发起了著名的“商鞅变法”。秦国把法家的逻辑发展到极致,迅速崛起。
相比于其余六国,秦国在最西边儿,地处今天的陕西一带。这个位置战略上特别好,易守难攻,它一边能坐看东边六国互相牵制,一边能独自侵占和掠夺弱小的西戎和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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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位于六国西部。公元前260年,这一年长平之战结束,秦大败赵
这样一种战略位置,基本上只有它打人,难得见到人打它。所以,秦国变法虽是最晚的一个,却后发先至,最终完成天下一统。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为什么百家争鸣的局面,最后输给了法家。

但是,秦国统一天下这件事,却让法家的逻辑走到头儿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变法的国家主要讲究的是战争效率,都是靠掠夺外部来滋养内部,秦国一统天下后,没有外部了,它还掠夺谁去?它的臣民怎么比较军功?

这种情况下,秦国只有掠夺百姓来滋养朝廷。这种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秦帝国二世就亡国了。

楚汉两个势力,开始角逐下一任霸主人选。

帝国官方思想开始转变

楚汉争霸当中,一度占据优势的是楚霸王项羽。但项羽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就是他想要恢复天下的分封制,并且还真这么做了。

我说他这是错误,不是说分封制不好,而是说到了这个年代不可行了。历史上有些关节点,过去了就回不来了,就像被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来。

项羽分封了天下,对于各个诸侯国来说,法家逻辑又能走通了,因为重新有外部世界可以掠夺了。

可是这逻辑一出来,中国最终还是会再走到天下一统。而且,极有可能还是占了当年秦国那个地理优势的人会胜出。

果然,被项羽分封在了当年秦国地盘的刘邦,没用几年就完成了对天下的统一。

周秦之变这就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上。什么关节点呢?那就是,你用法家就能够征服天下,却不能仅仅用法家来治理天下。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汉高祖为何要“无为而治”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找到新的逻辑来治理天下了。于是帝国官方思想开始变化,这是汉朝能够持续数百年的重要原因。

西汉初年的政治,放弃了秦朝的法家逻辑,在历史中留下的是一种道家无为而治的形象。道家自称其创始人是黄帝和老子,所以这种统治方法又被称为“黄老之治”。

为什么汉高祖会选择道家呢?肯定不是因为他是楚国人出身,所以选择源自楚地的道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反复在讲的力量均衡。

与秦始皇比较一下就清楚了。秦始皇一统天下,靠的是祖先的积累,经过百余年的变法,秦国内部有能力挑战君主的力量早已被粉碎,秦始皇可以依照法家的路数来统治及扩张。

汉高祖这边怎么样呢?刘邦起家之前是个平民百姓,征服天下只能靠团结足够多的人。刘邦能够吸引一群重要将领和谋士追随自己,不是因为自己有力量,而是因为有威信。

刘邦和这些人近乎是合伙人的关系,并没有压倒性力量来钳制他们,反倒会被这些兄弟给制衡住。这么一来,皇帝想要专制也不可能,道家的无为而治是其没有选择的选择。

不仅如此,刘邦称帝后,还把帝国全境的2/3领土都分封给了这些合伙人巨头们。看上去,这与周朝初年的分封似乎分别不大,对天下的无为而治达到极致了。

但是别忘了我们刚刚说的,有些关节点,过去了就回不来了。

刘邦的分封只不过是一时的不得已,他在表面上恢复了分封制。但由于技术进步和新经济资源已经被开发出来了,这让刘邦有能力在制度上继承秦朝。

比如,商鞅曾有法令,如果一家当中有两个成年男丁却不分家,则这家的税赋加倍;秦国也曾规定农村里面都必须是杂姓的村子,不许同姓聚居。这些法令在汉代都被继承下来。

这些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打为散沙化,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

这样一来,一方面,户口变多,人口不容易隐匿,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收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大宗族,民间要想组织起来反抗的成本变高,利于皇帝的统治。

这套打法与无为而治完全不贴边,相反,绝对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政策。这从反面也证明了,无为而治只是面对强大合伙人时的无奈之举。

张良和另一位谋士娄敬给刘邦出的定都之策也反映出这一点。

刘邦最初看上了东周故都洛阳,张良劝他,洛阳虽然不错,但其地理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秦所在的关中地区,地理环境优越,三面有自然险阻,只有东面面对诸侯,诸侯安定时一切好说,诸侯一旦有变,则进可攻、退可守。

一句话点醒了刘邦,记起了自己成功的奥秘之一,马上决策定都长安。

张良这一系列的表述,其实就暗藏着最终要消除诸侯的意思。

刘邦在登基后花了八年的时间,分步骤地将能够威胁皇帝的异姓诸侯都剪除掉,将他们的封地转封给刘氏宗亲,意图以此来巩固汉室江山。

历史证明,同姓封王,并不比异姓封王更可靠。异姓王爷如果有异心,可能也就是想要割据,同姓王爷如果有异心,可是想篡位的。

以刘邦的政治智慧,他肯定能看到这一点,他用这些策略是想要精巧地构筑一种力量均衡。刘邦不能把开国重臣们都杀掉,那些没有封王的重臣多半都留下了,因为北面还站着匈奴呢,得有人能打仗。

再封一群同姓王爷,可以平衡这些重臣;反过来,重臣对同姓王爷也能形成制衡。皇帝则超越于各种力量之上,居间操控平衡。

刘邦一死,同姓王爷果然谋反作乱了,军功重臣与同姓王爷的相互制衡作用马上发挥出来,他们把王爷们的作乱平息掉了。

此后几代汉朝皇帝不懈努力,到汉武帝时,终于将同姓王爷的封地逐渐消解为郡县大小,这时候汉朝初年的军功重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皇室不再需要这两种力量相互制衡了。

大汉帝国终于从貌似分封制的结构回归到其本质上的大一统结构。

汉武帝为何“独尊儒术”

到了这一步,官方思想的又一次转型就提上日程了。

汉武帝雄才大略,从内外两个方向都下重手,重整了帝国秩序。这样一来,讲求无为而治、追求出世的道家逻辑不合胃口了,他要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各种作为的正当性。

于是那些追求入世的学说,又有机会了。什么学说会胜出、获得皇家的认可呢?法家的逻辑肯定不行了,因为会面对秦朝那种下场,所以更好的选项就是儒家了。

于是有了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直有人因此而抨击儒家是为专制辩护的,我们倒是要为儒家说几句公道话。

汉武帝那会儿的专制都已经成型了,你不能指望几个儒生就能改变它,儒生根本做不到。

对儒家来说,可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我迎合你的权力,你不是要一个新的观念系统吗?我来给你!只要你接受了我的这套观念系统,我就可以来论证你统治的正当性。

合伙干之后,一个变化浮现出来了:对儒家来说,我这套观念系统论证了你的正当性,对它的解释能力不在你手里,而在我手里。也就是说,儒学的解释能力,在儒生集团手里,而不在皇帝手里。儒生以这种方式对皇帝形成一个反制能力。

这种反制力肯定没有过去的封建贵族对天子的反制力那么强,但是没办法,儒家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能要求更多。
从此之后,中国约两千年的历史命运,也浮现出基本形态了,这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又称“外儒内法”。

什么意思呢?从观念层面来看,是儒家在主导,儒生解读着天意,君主也不敢完全违背儒家的教导而行事。儒家表面上的迂腐,却为君主划出了大致的行动边界;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却还是法家逻辑。

这样一来,对君主来说,治理的效率有了,安抚民心的口径也有了。

到了这会儿,我们可以说,周秦之变终于走完了它的转型过程。

汉朝能够取代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寿的大一统朝代,很大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综合这几家的观念;同时也让达成了均衡的各种力量,获得了有效的安顿。

所以,我们说的周秦之变,并不是到秦朝就结束了。而是从周朝开始,经过秦朝,最终到汉朝才完成这个转变过程。

今日小结

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战国末期的动荡终结了封建社会,带来了周秦之变。
而周秦之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型过程,最终汉朝把所有新的要素都给综合起来,让中国从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获得稳定,中国走上大一统。
但是,历史却总是和我们开玩笑。
汉朝的大一统在汉武帝手上发展到了极致,但也正是在他的手上,刺激了社会上豪族的兴起,改变了未来大一统帝国的命运走向。
要解释这背后的深层逻辑,得先从草原上的故事讲起。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07 | 汉人王朝为何统治不了长城以北

这一讲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中原与草原的相爱相杀。

通行的历史叙述,也就是你一般看到的历史,都是从中原的视角来展开的。但实际上,中原和草原,一直以来就是保持着相爱相杀,相互塑造的关系。

这种相互塑造的关系非常重要,以至于脱离开了草原,你根本无法解释中原;脱离了中原,你也无法解释草原。这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极少见到的一个角度。

我们在第一讲中就提出过一系列问题,比如,为什么古代历史上,纯汉人王朝从来没有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过长城南北?

如果再反过来问,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元、清这样的草原征服型王朝,就能够做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包含了中原汉人王朝和草原征服型王朝,在底层统治逻辑上的区别。

这个区别,也就带来了中原和草原不断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原和草原的关系,是我们这门课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会用两讲来专门跟你谈谈这其中的机理。

通过这个机理,你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到,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内部包含着多元结构的一个体系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中原的历史。

这一讲咱们先来说下中原这边。从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出发,也就是,纯汉人王朝为什么无法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究竟什么是汉人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在古代的中国,究竟什么是“汉人”?

你不仔细想,不会觉得有问题,但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实际上答案很模糊。

汉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吗?不是。汉人这个概念是汉朝以后才出现的,汉人是根据血统来定义的吗?也不是。中国历史上充斥着各种移民各种同化的过程,中原人大多都会有其他民族的混血,所以从血统上根本说不清楚。

那么汉人是用什么来定义的呢?答案是,根据文化定义的,具体说来就是儒家文化。只要是接受儒家文化,并按儒家文化的指导生活的人,在古代就被视作汉人。

儒教文化首先是作为大众日常的伦理标准存在,它跟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不一样的。区别首先在于,信徒进行文化或者宗教实践的时候,载体不一样。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一神教来说,载体就是个体心灵的皈依。

只要你信了基督了,或者信了安拉了,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按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来生活。甚至把你扔到孤岛上,就剩你一个人了,也不影响你的信仰,到那会儿你就必须更加虔诚,否则精神就崩溃了。

但是儒家文化的载体就不一样了,光有个体心灵的皈依远远不够,个体还必须生活在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当中才行。

比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这些规矩,都是对某种人际关系的规定,脱离开人际关系根本就没法展开。把你一个人扔荒岛上,还让你三从四德,你肯定做不到。

儒家文化所要求的这种特定的人际关系,首先就要求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组织,而稳定的家庭组织,前提是你得是定居的。

儒家文化的地理依赖性

定居的前提是农耕,而农耕有一个最硬性的约束条件,就是年降水量。东亚大陆上,如果一个地方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的话,靠农耕是活不下去的。

那么,东亚大陆的400毫米等降雨线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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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毫米等降雨线,基本就是中原和草原的分割线

这条400毫米等降雨线,差不多和长城重合。长城再往北,年降水量就不足400毫米了。也就是说,儒家帝国在农耕地区的扩张极限,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于是在这里,儒家帝国修建了长城。长城再往北就是游牧地区了。

在古代社会,由于农耕对降雨量的要求,使得你要是越过了长城以北,还想活得下去的话,就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

而一旦游牧化之后,就意味着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都没有基础了,无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

从文化上来看,只要你的生活方式游牧化了, 这就不是汉人了。第一代的人也许还有点汉族的记忆,到第二代、第三代就是彻底的突厥人、蒙古人了。

说到这,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答案就逐渐清晰了。

纯正的中原王朝也许有能力派兵远赴漠北,驱逐游牧者,但要说统治漠北,那就必须得驻军了。而驻军的后勤补给,无法从中原运过去,因为太远了,只能让驻军就地取材。

而一旦游牧起来,这些军人也就不再是汉人军队了。所以,中原王朝即便扫荡了漠北,但办完事之后还是必须撤军,回到长城以南。

那这样,中原王朝出兵漠北,就只不过是替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扫清了障碍而已。

于是,我们就就能得出个结论,那就是儒家文化有一种地理依赖性。因为自然生态原因,儒家越不过去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儒家文化只能在中原地区展开。

所以,古代社会,纯汉人王朝无法同时稳定的、可持续地统治长城南北。

中原和草原的继承逻辑区别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结论再往前推导一步。

正是因为自然生态原因带来的社会结构不同,也导致了中原和草原这两边,一旦形成帝国的话,统治逻辑和继承秩序有很大的不同。

什么叫继承秩序?就是皇帝死了由谁来继位。

中原这边是农耕文化,人口都是定居的,因此很容易收税。中原王朝就能够形成稳定的中央财政,这让中原在周朝之后发展成为一个官僚制帝国。

官僚制帝国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君主和官僚,在功能上是有分工的。君主的首要功能,是象征正当性,次要功能才是具体干活。君主即使是干活,也不能绕开官僚体系胡乱指手画脚,否则官僚们就没法干活了。

所以,中原君主的能力只排在第二位,第一重要的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只要继承秩序足够稳定,官僚们干活师出有名,帝国就能正常运转。

所以,为了确保继承秩序的稳定,继承人的资格就必须是唯一的、易于识别且不会引起争议的,那么,嫡长子资格是最容易达成这种共识的。所以,中原的继承原则就稳定在嫡长子继承制上了。

只要是嫡长子,小孩子也能作为正当性的象征,其他一切事情交给官僚体系去处理就行了。当然,你非要找反例说有哪一个皇帝不是嫡长子继承,肯定能找到,任何原则都有反例。但咱们要看的是常例,反例也是要通过常例才能获得意义的
而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与中原的秩序逻辑差别巨大。

首先,草原上降水量不足,只能游牧为生。也因此,中原帝国的那种官僚体系、中央财政在草原上都无法存在。

这是因为,你想要通过税收建立中央财政,有个前提,那就是税收的收益要大于成本,你不能花了十块钱雇人去征税,却只征回来两块钱,必须征回来二十块钱,这事才玩得下去。

对于中原人口,因为都是定居的生活方式,所以征税相对容易,你花十块钱的成本能征回来二十块甚至三十块;但草原上,因为游牧者的生活高度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你花十块钱能征回来两块钱就不错了。

由于在草原上征税成本太高,所以在草原上根本就建立不起中央财政,也建立不起来官僚制。因为根本没钱养活官僚嘛。

没有中央财政,没有官僚体系,这就导致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所以,在草原上,人们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在小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

小群体的规模上限是多大呢?英国有一位人类学家叫做邓巴,他提出,这个规模上限是150人左右,150这个数字就被称作“邓巴数”。超过150人,要维持群体内所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要处理的数据量就超过大脑的承受极限了。

所以,一旦群体规模超过这个临界点,它就不再是个熟人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只能靠规则来治理。规则就得有人来执行,官僚体系就是干这个的;但是草原上又养不起官僚。

所以,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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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究竟是如何形成兄終弟及的继承顺序的,这个问题会在下一讲给你详细展开

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既然草原上不能大规模治理,那么,草原上为何会有匈奴、鲜卑、蒙古那种强大的游牧帝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先搞清楚一个背景,就是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是何时出现的?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强悍的草原民族。那时的北方游牧民,在历史记载中顶多是跑龙套的,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但到了西汉帝国时期,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仿佛从天而降,突然耸立在北方。

中原形成庞大的帝国,即便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也经历了将近一千几百年的积累,如果算上有文字前的历史,那更不知道积累了多久。

那么,为什么草原几乎没经过什么时间的积累,就能一下子建起一个庞大帝国呢?

以及,为什么像元朝、清朝这样的草原征服型王朝,能够超越汉人王朝,建立起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大帝国呢,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关于这一系列问题,我会在下一讲专门来谈谈。

今日小结
这一讲,我带你从中原这边入手,解释了为什么纯汉人王朝无法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这个问题,其底层是由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的地理依赖性决定的。而中原和草原在地理特征上的区别,也带来了在财政制度、继承秩序上的差异。
但是,正如我们在开头所说,中原和草原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相爱相杀、相互塑造的关系。
下一讲,我将从草原这边展开,回答我们在这一讲结尾留下的问题。下一讲见!

08 | 草原征服型王朝为何能一统天下

上一讲结尾,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受限于草原的自然生态条件,草原只能依靠一个个小部落来统治。

但是,为什么从西汉开始,草原上会出现像匈奴、鲜卑、蒙古那样的强大游牧帝国呢?
而且,这些庞大的游牧帝国,仿佛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为什么是这样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草原游牧帝国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原的统一。
正是在秦统一中原,建立庞大的农耕帝国之后,草原上才有可能出现庞大的游牧帝国。

游牧帝国是如何建立的
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要从草原和中原的双边关系来讲起。
草原上的资源有限,除了肉、奶等少数产品外,游牧者需要的很多种生活资料都要从南方农耕地区获得。这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战争与贸易,贸易显然是成本更低的办法。

问题是,中原地区是否愿意与草原贸易?
如果中原没有统一,中原各诸侯国会竞相和草原部落进行贸易,因为它们需要草原上的马。草原马,是战争的利器。不和草原做生意买马的诸侯国,和其他诸侯国一旦打起来,就该吃亏了。
如此一来,诸侯国之间竞争起来,草原无论是买还是卖,都能有个不错的价格,小部落们也就没有任何欲望想要联合起来。因为一旦联合了,贸易利润肯定会被盟主剥去一层,还不如不联合呢。

但是一旦中原统一,这个贸易关系就变了。
中原一统一,就不再有各个诸侯国的竞争,统一的大帝国垄断了中原市场,帝国就可以用政治手段去干涉贸易,要么压低价格,要么干脆断绝贸易。
这样一来,草原上的那么多小部落,他们仍然需要那些必需品,却没法正常地买来了,那就只有抢。要从中原帝国手里抢东西,小部落根本不是对手,那就必须联合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才行。于是,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了。

联合起来的草原帝国,其人口仍远远少于中原帝国,但却比中原帝国更有战斗力。
一方面,草原上是骑兵,对上中原的步兵时,基本是碾压性的优势;它想打你的时候,你跑不掉,你想打它的时候,你追不上,中原一方完全没得玩。
另一方面,草原上的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合一的。战斗效率高,后勤压力低,远非中原军队可比。

还有一方面原因是,草原上比中原贫穷,对于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对中原帝国来说,则战争近乎是净消耗,两边的战争收益和欲望大不相同。这一系列原因,使得草原帝国会对中原帝国构成巨大军事压力。

这个所谓的游牧帝国,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联盟的大可汗通过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形成一个由战争衍生出来的中央财政。

草原的中央财政和中原那种靠税收的财政体制很不一样,它主要是靠战争战利品形成的财政。

所以,只要联盟的大可汗,能够持续从南边的中原地区抢来东西,持续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那么他的帝国统一就能维系下去;一旦大可汗没法带人抢回来东西了,帝国统一也就要完了。

因此,对北边来说,对大可汗的第一要求是他必须特别能打;这一条也和南边中原很不一样。

我们上一讲说了,中原的官僚制帝国,对皇帝就没这要求,他只要能保证统治的最高正当性,也就是保证公认的继承顺序就行了。

但是北方的可汗是必须经常出去打仗的,你不能带头抢东西回来,就没人愿意跟你了。由于对可汗战斗力的要求,意味着可汗的继承人绝不能是小孩。但是草原上战事频繁,可汗的寿命有很大不确定性,当大可汗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很有可能还未成年。

所以在草原上,一般来说,继承制不是中原式的父终子及,而是兄终弟及,也就是哥哥死了弟弟来继位。

草原的周期性继承危机

那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了,等到大哥二哥三哥老幺这帮兄弟全都做过了可汗、都去世之后,接下来该谁继位了呢?

第二代的子侄辈们,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因为他们的爹都当过可汗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分裂,发生内战。
中原有句古语叫做“胡虏无百年之运”,为什么草原帝国没有超过一百年的国运呢?

就是因为开国那一代可汗,他的兄弟几个加一块儿也活不过一百年。等到这一代全都去世之后,第二代一定会分裂。

我们看到的所谓大汉远逐匈奴、大唐远逐突厥,实际上就是中原帝国终于熬到草原帝国自然分裂的那一天了。只要北边一分裂,南边就有下手的机会了;而南边一定比北边能熬,因为南边有钱啊。

除了继承危机,草原上的大可汗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把这游牧帝国统一起来了,但我没有足够多的钱把所有的兵都养起来,那么,这些兵就不一定听我的。

这些兵听谁的呢?还是听他原来所属那个小部落的小可汗的,只不过这些小可汗认我大可汗做老大而已。因此,草原的大可汗,会始终面临这些小可汗的制约和牵制。

比如,在八旗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当大汗的时候,八旗里面只有上两旗是努尔哈赤的,剩下的旗都是别的旗主的。到皇太极的时候又拨走一旗,上三旗是皇太极的,另外五旗都是别的旗主的。

大可汗最多只掌握三旗,还有另外五旗不在你手里,大汗就是没有办法独断专行的。小可汗就是军事贵族,军事贵族对大可汗会形成相当强的制约关系。草原上的军事贵族民主制可以长期保持下来,这不是因为大汗宽容,而是因为他没辙。

这种统治形式也和中原很不一样。中原这边,在商鞅变法后,军事贵族基本上就都不存在了,以官僚体系为代表的皇权,在中原是非常强大的。

于是,我们在中原和草原上,就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以及完全不同的命运循环。

就草原来说,它面临的是周期性的继承危机,每逢百年大限到来,它一定会瓦解,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胡虏无百年之运”。

草原力量如何注入中原

就中原来说,要面对的则是周期性的衰败危机。因为皇帝是靠官僚体系进行治理的,但是官僚体系里面也都是人啊,你没有办法防止具体的官僚利用官位以权谋私的,除非皇帝能力足够强,能够制衡官僚体系。

但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只有开国的头两三代君主有这个能力,往后的君主,一辈子生活在深宫,没见识过世界,不知道如何应付官僚体系,这个帝国就会被官僚体系绑架。

最初的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工具,但是很快,它就变成一个寄生虫,并且这个寄生虫反过来主导这个帝国。于是,南边的中原帝国就会陷入离心离德的一个状态。

由于南边的财富规模足够大、社会散沙化,所以,组织化的反抗很难建立起来,它大致还能耗得下去。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另外一个变量,局势就会不一样了:就是气候变化。

一旦气候发生变化,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一下子变得很大,会导致北方胡族大规模南下。

对南边来说,他必须使劲儿抵挡,就要大规模征兵和征税。问题是,南方的农民也遭遇气候变化了,他们本来就遭灾没饭吃,朝廷还要加派征税,农民只好起来造反。于是,中原帝国就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崩溃掉了。

中原帝国要重建秩序,散沙般的社会是无法自我组织起来形成秩序的,需要有一些中间阶层、就是广义的贵族,来作为社会的基石,才能把秩序恢复起来。

问题是,中原的贵族多半已经被皇帝和官僚铲除掉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前面说了,草原上是始终存在着天然的贵族制的,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历史上有多次,中原是通过草原力量的注入,来重建秩序的。

草原力量成功注入中原,是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开始的。之后的多次入主的草原力量,也都是来自东北的。

二元帝国的治理逻辑

为什么都是从东北来呢?这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又一条重要线索。

要想把秩序重整起来,首先需要足够强的军事能力,冷兵器时代最厉害的就是草原骑兵。

但是,游牧统治者假如不能有效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的话,没多久也会灭亡。

克服继承危机的关键是,你能有效掌握中原的税赋;稳定掌握中原税赋的前提是,你得能理解儒家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你要能稳定控制中原的办法就是,得能利用草原骑兵,懂得草原上的治理方式。

纯粹的中原人无法理解草原,纯粹的草原人也无法理解中原。

而东北则是中原与草原的过渡带,它北边靠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靠着辽东的农耕地区。但凡在东北能站得住脚的人,南北这两种治理模式他必须全懂。所以在入关后,他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二元帝国。

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在长城以南,能以中原儒家的方式来完成统治,统治者的身份是皇帝;在长城以北,则按草原游牧的方式来完成统治,统治者的身份是大可汗。

大可汗在入关后,可以用中原这边的庞大财富,一下把所有的草原骑兵全都养起来,军事贵族就被赎买掉了。

在过去,如果大可汗没有战斗力,部落联盟就彻底没饭吃;而今天即便大可汗没有战斗力,也照样有饭吃。大汗从中原获得“饭”,再用中原的“饭”,把草原骑兵给赎买掉,然后再用草原骑兵来控制中原。

一个正向的循环就建立起来。到了这种情况下,大可汗的继承逻辑就可以发生变化了。人们再怎么爱弟弟,也超不过爱儿子;继承顺序终于能从兄终弟及转化为父终子及,周期性的继承危机破掉了,“胡虏”就可以超过一百年了。

比如大清,一共统治了二百六七十年。这里边也可以看到满洲人的一些历史记忆。

比如在《雍正王朝》里面演到的,八爷、九爷他们想要收拾雍正,要搞“八王议政”。

我们无法想象会有哪个明朝王爷敢跟永乐大帝或者万历皇帝提出八王议政的要求,因为提这要求就是近乎于谋反了,会被千刀万剐的。

但是八爷九爷却会对雍正提出这要求,因为在关外的时候,大汗只能控制两三个旗,八王议政本来就是满洲人生活的一部分。满洲人入关之后仍然有着这样一个历史记忆,所以他们觉得可以这么搞一把。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草原入主中原后,两者都经历了深刻的重构过程,所有的逻辑全都变了,所以“八王议政”很快就被雍正拍死了。

今日小结

说到这,可以回顾一下这两讲的内容,我们展开讲了草原和中原的相互塑造的关系。

中原的统一的农耕帝国,促使草原出现了统一的游牧帝国。游牧帝国又反过来用军事压力改变中原帝国,并且能在中原帝国衰败时输入秩序,重建社会,建立同时统治中原和草原的庞大帝国。

这类帝国,必须能熟练运用中原和草原两套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胡汉二元帝国。
我们这一周的内容就基本结束了,明天我会带着你做一个系统的回顾。
而在未来一周的课程中,你会不断看到我们今天讲的草原和中原的复杂关系。
你会看到,中原帝国如何走向衰败,草原力量又是如何注入,中原与草原如何完成重构,令帝国获得新生,甚至焕发出比以往更加强大的活力的。

这个问题有意思 | 欧洲为何没有走向大一统

第一周,我从第一个时空坐标点——商周之变聊起,给你展开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逻辑、思想脉络,以及封建社会是如何走向末日的。
我在留言中收到了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反馈。其中,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很多人都提出来类似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想和你展开讲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中国的贵族制被技术进步所瓦解,最终走向大一统。但是西欧的贵族制却保留了下来?

西欧为何能保留贵族制
其实,这个问题在罗胖的《重新理解中国·之三》里面,已经剧透过我的一部分解释了。
不过,还有一部分内容我没告诉罗胖,我在这里完整告诉你:

维持大一统的关键,是军事和财政逻辑。关键就要看帝国中央政府是否能够低成本地从社会上汲取财政资源,而财政资源是军事能力的基础。

如果能够低成本大规模汲取资源,超过某个门槛之后,中央政府就可以碾压任何区域性的反抗力量。

中国和欧洲相比,就是在这里分岔了。

中国的中原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连续成片的农耕地区,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规模,在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欧洲就不一样了,跟中国相比,地理很破碎,人口密度也小得多。

结果是,中国这边,中央政府征税成本低,税基的规模也大,地形结构又有利于大规模作战而不利于割据;欧洲那边,中央政府征税成本高,税基的规模也不大,地形结构又有利于割据。

于是,中国这边维持大一统的难度就很小,欧洲维持大一统的难度就很大。

中国这边,自从秦朝以后,即便分裂了,也还能回到大一统;宋代之后,由于社会结构变成了平民社会,朝廷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变得更强,就再也没有过长期的分裂时期,一个大一统帝国崩溃了,取代它的不是大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

欧洲那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能统一起来,个别强人短暂地做到了,比如中世纪的查理曼大帝、近代的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根本压制不住区域性的反抗力量,很快大一统就会瓦解掉。

以上就是西欧为何没能走向大一统的内在机理。

但如果你熟悉历史就知道,欧洲实际上也发生过这样一个君主压制贵族、建立官僚帝国的过程,但是比中国的起点晚得多,发生在17、18世纪。

它的起点也依赖于技术变迁,主要是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技术和远洋贸易技术的变迁,带来新资源,使得君主在博弈过程中有能力率先抓住新资源,扶植市民阶层,压制贵族,从而走上统一之路。

但是这个统一和中国的统一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举个例子,中世纪的法国,实际上跟周朝的状态差不多,法国国王就只能管俩地方,一个是巴黎,一个是奥尔良,别的地方他都没有控制力,都是大贵族的地盘,这个才叫做封建社会。

但是到了近代早期,国王开始有办法走上统一之路,最终削平了贵族,统一了法国,在路易十四手上走到极致。被国王统一后的法国,所形成的制度,被称作“旧制度”。

过去我们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社会,这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是法国国王推翻了封建社会,统一了法国、建立了旧制度,大革命推翻的是旧制度;如果没有国王先统一了法国,大革命甚至没有个革命对象。

这里插一句,关于法国大革命这个话题,我在我的个人公号(施展世界,ID:shizhanworld)里,有一篇扩展阅读文章《“旧制度”、“大革命”与贵族托克维尔》。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再说回到这个问题,欧洲的统一进程,进展到法国这种规模基本就到头了,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走向更大规模的统一,原因又与前面说的欧洲的税基小、地理破碎这俩特征相关了。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统治规模究竟能有多大,有一个基本约束条件,就是规模收益与管理成本之间的均衡。公司的扩张规模也是同一个逻辑。

这均衡是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国家/公司的规模扩大,会因为规模效应而带来更多收益,可称其为规模收益;但是规模的扩大有个代价,就是管理成本会上升。

在规模扩张的初期,规模收益大于管理成本,扩张到一定程度,规模收益与管理成本达成均衡,此时就进入到了最佳规模。如果继续扩张,规模收益无法覆盖管理成本,最终多半是会坍缩回来。我们看到历史上殖民帝国的瓦解,突破了这个均衡点,也是瓦解的原因之一。

欧洲的地理破碎性,使得其管理成本的上升速度比中国快,规模收益增长率的下降速度也比中国快,因此,其均衡点就是一个远远小于中国的最佳规模。

所以欧洲国家在近代的统一,在中国标准看来,觉得还是像分裂状态,但如果按欧洲中世纪标准来看,那绝对是统一了。
好了,我对于今天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还想进一步了解更多关于均衡点的知识,可以参见巴泽尔:《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

下周预告
下一周,我们会正式进入豪族社会篇。
我会继续沿着中原和草原的关系展开,带你看看中原帝国是如何衰败的,草原力量是如何注入的,最终又是如何完成重构。
明天见!

09 | 中国是如何走向豪族社会的

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汉朝的大一统在汉武帝手上发展到了极致,也正是他刺激了社会上豪族的兴起,改变了大一统帝国的命运走向。

今天这讲就来解释这个问题,看看豪族是如何兴起的,他们与皇帝之间的博弈,如何让西汉垮掉,又如何推动了东汉的建立。

这段历史中有三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汉武帝、王莽和刘秀,这三个皇帝代表了从西汉到东汉的三个重要阶段。

汉武帝:促使豪族兴起

咱们先从汉武帝说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副产品就是豪族兴起。

汉武帝的爷爷和老爸,共同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这两位皇帝无为而治,有点像今天咱们说的,让“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与社会。

经过几十年,民间发展得非常富裕,大汉帝国的腰包也跟着鼓了起来。腰包鼓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国库里钱多得用不完,以至于串钱的绳子都烂了。

到了汉武帝,帝国终于有了本钱与匈奴掰一掰手腕。

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断断续续地打了四十四年。匈奴方面自然是被打得妻离子散、苦不堪言,但是中原人民日子也并不好过。

因为这些战争太费钱了,国库里的钱如流水一般花出去,钱不够用了,朝廷就不得不对百姓收更多的税。

钱不够用朝廷只能增加税收,一次两次地增税,百姓还能忍受。但是长此以往,谁也受不了啊,所以很多百姓就只好抛弃家园成为流民,流民的人数一度比秦朝末年也差不了多少。

那些没有成为流民的百姓,也都受不了。他们另想一辙,把土地扔了,自家的户口也不要了,投到地方豪族的门下接受保护,让官府从此找不着我,也就不用交税了。

说到这,需要解释一下,既然社会已经散沙化了,这些豪族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个来源是, 战国时期贵族的后代,几百年来留下的世家大族盘根错节,还是很有势力的;
第二个来源是,文景之治的几十年,社会很自由, 发展起来的很多大商人;
第三个来源是,地方的大侠、豪强,他们乐于去结交更多的人,愿意去庇护走投无路的人。

这些豪强在武帝之前就出现了。但当时他们的势力还不是很大,朝廷对豪强还是有很大的压制力。

但是到武帝时,情况变了。朝廷掌握的户口减少了,只好向还没有逃走的人征更多的税,逼着这些人也去投奔豪族。这样,豪族麾下的人口越来越多,朝廷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少。

以至于史书记载,到武帝末年,天下的户口减少了一半,这当然不是战争打死了一半的人,而是跑掉了一半。

到了这个时候,朝廷就压制不了地方豪族了。豪族越来越强,中央政府能收的税越来越少,朝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地方官僚与豪族结盟

这里又出现另外一个让皇上头疼的衍生问题,就是官僚体系也开始出状况了。从战国七雄竞相变法开始,朝廷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官僚体系压制贵族。

经过周秦之变,贵族没了,皇上刚觉得痛快了,可是这回又冒出来一帮地方豪族,朝廷对于官僚体系的需求又会变强,得通过官僚来压制豪族。

官僚得靠钱来养啊,可是正因为豪族兴起,朝廷缺的就是钱,咋养那么多官僚?

皇上没钱了,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地方上的官僚们开始跟当地豪族联手,对朝廷来说头就更大了。我本来想让你们帮我收拾豪族。你们倒好,跟豪族站一边了,我怎么养了你们这帮监守自盗的家伙?

实际上,西汉时期,朝廷对于地方官僚的控制力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强,因为西汉刚从战国时期走出来没多久,它所继承的官僚系统,复杂程度比战国时期强不了太多。

这种官僚系统只能处理诸侯国规模的事务,处理一个庞大帝国的事务,远远不够用。打个比方,你不可能用管理一个小卖铺的办法来管理一个大商场,尽管这俩都是卖东西的,但从小卖铺到大商场,要处理问题的复杂程度是几何级数地上涨的。

所以,庞大帝国需要有更加复杂完善的官僚体系,才能有效运转。这种完善的官僚系统要到宋朝的时候,也就是第三个时空坐标点、唐宋之变之后,才能发展起来。

在西汉的时候,朝廷还搞不定地方治理所需要的复杂制度,所以朝廷就把大量的工作都分散到地方上去,就是分散到郡上去,郡的最高领导人叫做郡守。

汉朝的郡大致可以理解为今天的省,但是郡守可比省长的权力大太多了,完全没法比。郡守们全盘掌握着郡里面的财政权、军事权、人事权、行政权,绝对是地方土皇帝。这些郡守甚至和自己的属下真的就是君臣相称。

在朝廷还比较有钱的时候,还有些办法控制郡守。一旦朝廷没钱了,郡守们就会琢磨如何扩大自己的势力。与豪族结盟,共同对抗朝廷,就是个不错的办法,监守自盗的戏码就上演了。

地方官僚和豪族联起手,大汉帝国的社会结构就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了。

本来它的社会结构是散沙般的,封建贵族早已不存在,民间就没什么自我组织能力,没能力跟朝廷博弈;但是现在社会结构开始转化为豪族社会,朝廷掌握的户口少了,控制社会的能力下降,而豪族则对社会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

朝廷越来越弱,豪族越来越强,西汉就由扁平的散沙状社会逐渐变成了豪族社会。

由此开始,中国从周代的封建社会,进入到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西汉初年那个散沙状社会只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过渡。豪族社会维持了差不多一千年,一直到唐宋的转折期,豪族社会才结束。

说到这里,你就能看出,草原与中原有着多么深刻的互相塑造关系。没有中原的统一,就不会有草原的崛起;草原一旦崛起,就会对中原形成巨大的军事和财政压力,又导致中原发生一系列变化。

所以,草原史当然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你要是不谈草原史,对中原史的理解就是非常片面的;或者说,草原史加上中原史,互相作用,才是完整的中国史。

当然,到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还要加上西域史、高原史、海洋史等等,所有这些区域,彼此之间都有着极为深刻的互相塑造关系。

所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的中国史,是这么多个相互塑造的区域,所构成的一部体系史。

也只有从体系的角度出发,才能恰当地理解什么叫中国。

王莽:抑制豪族

再回到汉朝上来,武帝之后的汉朝历史,恶性循环在不断加深。豪族越发展,朝廷越衰弱,朝廷越衰弱,豪族就越肆无忌惮。

朝廷上几乎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最终一位看上去谦逊有礼、志向高远的人,众望所归,夺取了大权。这就是王莽。王莽先是成为帝国重臣,不久就篡位成为皇帝。

最近网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说王莽是从现代穿越回古代的,因为他上台之后的很多改革政策,看上去简直就像社会主义政策。

他都干嘛了呢?王莽宣布了土地都属于国有的,民间不可以自行买卖,奴婢也不可以私自买卖,盐、铁这两种最重要的民用物资、山川林泽、铸造货币的权力,等等这一切,全都被收归国有。此外,还设置了一些国家储备机构,用来调节物价。

但事实上,这些制度被设计出来,当然不是因为王莽读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他是要努力依照《周礼》来复古改制。在这个意义上说,王莽根本不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而是从更古老的时代穿越到汉朝的。

王莽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都是要抑制豪族,重新恢复帝国朝廷的统治能力。但是这种努力在当时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很简单,你想要控制豪族,豪族会老老实实地等着你来控制他吗?

除非你手上掌握的资源对豪族具有碾压性优势,否则豪族反抗起来绝对够你头疼的。王莽能掌握的资源从哪里来呢?只能来自社会上的税收。可是社会已经被豪族控制了,你到哪里去获取能碾压豪族的资源呢?

要想真的干掉豪族,除非是有了新的技术进步。在豪族的控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经济资源,皇帝可以在这里收到税,用这个来养活自己能控制的军队,才能干掉豪族,否则皇帝只能接受与豪族共治这样一个事实。

这样一种新的技术进步,要到唐朝后期才会出现,正是它催生了唐宋之变。我们到后面会逐渐讲到这些内容,你只要知道,在王莽这时候,没这条件干掉豪族就行了。

刘秀:与豪族共治

豪族的兴起是个历史大势,王莽不肯接受这个大势,就轮到刘秀登场了。

豪族们起来反抗,很快就推翻了王莽的政权;刘秀作为这些豪族的领袖,建立了东汉政权。就凭刘秀的这些支持力量,东汉也注定只能是个皇帝与豪族合作共治的朝代。

也许你会想,不忙,坐等,看刘秀如何像刘邦一样,逐渐灭掉这些合伙人巨头。

很抱歉,东汉没有这个机会了,原因就在于,社会结构变了。

西汉从秦朝所继承的是个散沙状的平民社会,刘邦身边的巨头们,并不能从社会中直接获取支持,皇帝有机会灭掉他们;东汉从西汉继承的是个豪族社会,刘秀身边的巨头们,能够从社会中直接获取支持,皇帝也就没机会消灭这些巨头了。

甚至,对刘秀来说,像刘邦一样定都长安,以便对豪族们形成战略优势,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于是,刘秀直接就选择了在洛阳定都,这里没有军事地理优势,但这里是豪族们的大本营。这相当于刘秀明白地告诉了豪族,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今日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线索就是:

汉武帝的黩武政策,改变了汉朝社会结构,对社会的控制力由中央政府转移到了豪族手中。
经过王莽篡位之后,豪族领袖刘秀干掉王莽,建立了东汉,最终形成了豪族和皇帝合作共治的局面。

咱们中学时都学过诸葛亮的《出师表》,想来你一定记得其中的一句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前汉和后汉,在社会结构上有区别也就罢了,为何在用人水准上还会有如此鲜明的对比呢?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解释的问题。

10 | 为何后汉皇帝“亲小人、远贤臣”

今天咱们来一起聊一下,为什么后汉的皇帝会“亲小人、远贤臣”?

诸葛亮说过这是后汉衰败的根本原因,后汉的皇帝为啥会这么自取灭亡呢?是他们都特别地蠢吗?肯定不是。
这是因为后汉的皇帝遇到了新形势,他们的选择其实很有限。那么,后汉的皇帝们遇到了什么形势呢?
最关键的就是,上一讲刚刚说过的,豪族社会。

为啥豪族社会就会让他们亲小人远贤臣呢?
关键是要看看“小人”和“贤臣”分别都是什么人,以及他们和皇帝都是什么关系。

“贤臣”是谁
所谓贤臣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儒家化了的豪族。对皇帝来说,豪族不可怕,就怕豪族有文化。
因为,一般的豪族对社会有组织力,又让皇上收税变得困难,皇上不大容易动得了他,但他们还不会从观念上批评皇上;但是,有文化的人,则会引经据典地批评皇上,说你昏庸。
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合二为一,这个有文化的人还是豪族,皇上就只能干瞪眼地被批评,还动不了他。有文化的豪族,从东汉的时候逐渐发展起来,直到隋唐的历史上,被称为门阀士族,经常也简称为士族。
士族对皇帝有各种约束,皇上就在士族外边再去找一些有文化的人,为自己所用,不就能够反制士族了吗?你引经据典地说我昏庸,我的人就会引经据典地说我这是圣明,皇上不就不那么憋气了?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皇帝不大容易找着人。为啥呢?
因为知识传播技术不发达。要想在社会中有足够多的有文化的人,知识传播的成本必须降下来。
首先得有纸的出现,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这会儿的造纸技术还不发达,有句成语“洛阳纸贵”,这个描述的其实已经是西晋时期了,说的是有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洛阳的文化人竞相传抄,纸不够用了,于是就变贵了。
西晋时期比“亲小人、远贤臣”的东汉又晚了一百多年,洛阳的纸还很容易就贵了,这说明纸本来就不多,本来也就不会太便宜。
光有纸还不够,还得有印刷术大规模的应用。但东汉还没有什么印刷术可言,书籍的拷贝要靠抄写。这种情况下,知识传播的成本相当高,不是豪族的话,一般人根本读不起书;

读得起的豪族,就成了士族了。士族一代代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世家大族,他们垄断了知识和地位,垄断了社会上的舆论。

这些人就是所谓“贤臣”,他们差不多把持了朝廷和地方的各种重要职位。世家大族彼此间还联姻通婚,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对皇帝有着相当强的制约能力。

“小人”是谁

东汉开国的头几位皇帝还比较有实力,而世家大族也还在发展中,他们彼此还能相互制衡,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到了后面的皇帝,越来越受到世家大族的约束。皇上肯定感觉非常不痛快,我都是皇上了,还天天被人这么节制?不行,我得有自己的人,收拾收拾这些天天跟我叫板的家伙。
皇上要找来支持自己的人,来对抗世家大族。但问题是,世家大族把持着官僚体系,也控制着舆论,这些皇帝的支持者就肯定会被指责为“小人”了。
这与他们实际上的人品、官品怎么样关系不大。皇帝的行为,在世家大族嘴里,也肯定是“亲小人、远贤臣”了。
再看看皇上吧,他到哪去找自己人呢?到民间去找?就像前面说的,知识都被世家大族垄断,民间没什么可用之才。到朝廷上找?朝廷上放眼望去,都是彼此串通一气的世家大族,也不行。
皇上还得保证这些人能站在自己一边。对皇帝来说,什么才能确保这些人支持自己呢?忠诚这东西是不敢指望了,能指望的是,他们的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赖于皇帝,这些人即便是出于自私,也得站在皇帝一边了。

那是什么人啊?只有两种,宦官,也就是太监,还有外戚,也就是皇后的家族。

宦官和外戚还彼此看不顺眼。宦官完全被世家大族们所瞧不起,外戚有不少也是出身世家大族的,但一旦与皇上结了亲,马上就会有压过其他世家大族一头的感觉,会借此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又与其他的世家大族之间会发生矛盾。

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的博弈关系
于是,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组成的官僚,彼此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东汉中后期昏君很多,汉桓帝尤其是昏君里的典型。但是仔细看看汉桓帝的经历,能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汉桓帝是在15岁的时候被大将军梁冀扶上台的。梁冀是前朝外戚,觉得扶植个15岁小孩子好控制,利于自己继续掌权。
那些不同意梁冀,想要拥立个成年君主的大臣,都被他给收拾了。被扶上台之后,桓帝感觉特别不爽,因为梁冀像太上皇一样天天控制着他。
汉桓帝想要反制梁冀,但又没有人可用。在当了13年的傀儡皇帝之后,桓帝终于发掘出几个心腹宦官,与他们联手,歃血为盟,发誓要搞掉梁冀。
皇上和宦官联手把梁冀做掉了之后,桓帝开始自己说了算,马上就来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就是说,有一群世家大族的名士重臣,他们痛斥宦官,结果就被指责为结党营私,这些人或被罢官赶走或被抓起来,并被规定此后永远不得录用。

我们今天历史书上说党锢之祸是“宦官专权”什么的,实际上只不过是皇帝通过宦官之手,跟这些世家大族进行PK,党锢之祸就是皇帝进行中央集权的努力。

用宦官压制了世家大族之后,汉桓帝又反过来开始压制宦官,把当年帮自己做掉梁冀的宦官们狠狠收拾了一番。
但皇上也不会抛弃宦官,只是让他们不要那么嚣张,日后还会借重宦官继续抗衡世家大族。看到这些作为,我们会感觉,汉桓帝虽然说不上是什么明君,但智商绝对不差。
宦官的力量过强,皇帝还可能再去用外戚来压制他们,东汉后期的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世家大族面对皇帝的这些对抗举措,便会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天下为己任”的形象,获得道德制高点,宦官和外戚就进一步被还原为“小人”。
这就是“亲小人、远贤臣”的由来,至于贤臣是否真的贤,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东汉的瓦解
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这种冲突过程,会极大地败坏帝国的治理水准。
正赶上东汉末年进入了一个小冰期,连年天灾,民变四起。朝堂上各种勾心斗角,民间的疾苦实际上没人真的去管。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求告无门,只好想法自己组织起来,寻找活路。各种民间信仰,就是组织的工具,因此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汉朝的儒学讲究天人感应认为天灾必定是皇帝失德,上天降下灾祸,皇帝被迫多次颁发罪己诏。皇上天天都在罪己的话,人们对朝廷的敬畏就会动摇了。民间信仰趁机说,自己才是天命所在,于是,到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动摇天下。
朝廷彻底没辙了,只能寄希望于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兴兵勤王。但豪强们各怀鬼胎,逐鹿中原的诱惑迅速地让这些“贤臣”的种子都变成了乱世的枭雄。大汉帝国冰消瓦解,天下大分裂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今日小结
今天我们谈到,“贤臣”其实是世家大族,“小人”就是外戚、宦官,他们是皇帝中央集权的工具。
后汉皇帝“亲小人,远贤臣”的背后其实是皇权和世家大族的权力斗争。
一旦进入战乱时代,能够把握时代的就不一定是擅长读书的世家大族了,会有其他出身并不高贵却能力超凡的人脱颖而出。
三国时期的各种战争冲突,今天我们熟知的各种名字,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隐藏着出身不高的人与世家大族的对抗过程。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11 | 诸葛亮的士族绞杀行动

这一讲咱们来聊聊三国。一说到三国,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魏蜀吴的冲突,但今天咱们从诸葛亮的心机说起。

在这个故事里,你会发现,国家之间的斗争,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特定社会结构下,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冲突。
历史大势,很多时候是由这些藏在明面下边的冲突决定的。

“孟达反叛”的常规版本

中国人普遍都熟知诸葛亮北伐中原,与司马懿斗智斗勇的故事。两人的第一次斗智,与一个叫孟达的人相关。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故事的常规版本。先说说孟达是谁。
孟达这人,他原本也是蜀汉的臣子,也就是刘备、诸葛亮的旧部。他在早年刘备在世时,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他自己知道求饶无望,索性就投奔了曹魏。
在魏国这边,当时已经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当政,曹丕重用了孟达,并利用他的私人军队,让他镇守蜀魏两国之间的要道。
后来到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前后。这时刘备死了,曹丕也死了,两边都换了新皇帝,孟达在魏国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就想,回到蜀汉是不是反而更好呢?于是,孟达通过一些渠道联系上了诸葛亮。
诸葛亮大喜,写了好多封信劝他回来。为了让孟达能够放下心来,诸葛亮还请蜀汉的前朝重臣李严也给孟达写信。李严是孟达的老相识,又与诸葛亮一同接受了刘备的托孤重任,所以他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李严告诉孟达,回来一定会得到重用。这就让孟达下定了决心,要暗自接应诸葛亮的北伐大计,算是给自己回归蜀汉交个投名状。
没想到,诸葛亮却在孟达摩拳擦掌之际,故意把他要反叛的消息泄露给了魏国。魏国方面司马懿早对孟达不放心,马上出兵来围捕孟达。更奇怪的是,诸葛亮见死不救,任由孟达被围攻了十六天之后败亡。

蜀汉的主客矛盾
史书上记录这个故事时,一般都定调说,诸葛亮是厌恶孟达反复无常,所以见死不救。
但是北京大学已故的历史学教授田余庆,却对这段历史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版本。这个版本让人听得一身冷汗,让人意识到,历史和人心有多复杂。
刚才讲的这段历史里面,有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蜀汉的主客矛盾。

所谓的客是谁呢?就是刘备这群人,他和他手下的兄弟们,几乎没有蜀川人士,仅凭冒险而占据了原本属于刘璋的西蜀,当然是客人,又被称作新人。
蜀汉的主人是谁呢?刘璋留下了大量的旧臣,这些人多半都是蜀中的世家大族,在当地树大根深,属于蜀中的主人,又被称作旧人。
主客关系从来都是很麻烦的。刘备集团的新人虽然是统治者,但毕竟人少,出身上也并不高贵。蜀中的旧人,虽然是被统治者,但是人多,出身也比较高。
刘备假如不能将把旧人用起来,就不可能统治得了蜀川;另一方面,如果不用新人制衡旧人,弄不好就说不清江山是谁的了。
诸葛亮是新人的领袖,李严是旧人的领袖。所以刘备托孤的时候,要委托诸葛亮和李严这两位。刘备考虑,在身后也要维持新人和旧人的平衡,阿斗才能稳坐江山。
但是,李严显然有更多的想法。他在诸葛亮筹划北伐之际,分兵驻屯到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在这里发展起庞大的势力,这是摆明了要与诸葛亮唱对台戏了。
诸葛亮如果不能摆平李严,可能旧人多半都会去重庆投奔李严,那样蜀汉很可能就分裂了。
所以诸葛亮以北伐之名,想法要把李严从重庆调到自己身边来,便于就近控制,但是李严百般推脱就是不出来,谁都不傻呀。
现在突然有了孟达这么一出,孟达也是属于蜀汉旧人系统的,如果他回来的话,十有八九会站到李严那一边,诸葛亮就更没得玩了。
但是诸葛亮眉头一转计上心来,利用了孟达回归这个事情,让李严给孟达写信。李严一看孟达可能回归,马上发现了有可能压制诸葛亮的办法。
李严想到孟达有可能回来相助压制诸葛亮,就放松了警惕,接受了诸葛亮的调遣,离开了重庆。
一看调虎离山计终于成功了,诸葛亮马上再放出第二手,把孟达要反的消息透露给魏国,然后坐看孟达被灭掉;李严没有了外援,只能任凭诸葛亮收拾。
又过了两年多,诸葛亮料理了其他外围问题之后,把李严贬为庶人,终于完成了对于蜀汉的新人、旧人两大系统的整合。
看了田余庆教授的这段分析,让我后背一阵阵地冒冷汗。诸葛丞相从一个高大上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一个超级腹黑的角色。仔细再想想,我也不得不接受了田教授的分析,因为这绝对符合当时的权力关系的逻辑,也符合人性。

士族和寒族的斗争
当时的权力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上一讲曾经讲过的,出身高贵的世家大族,与出身不高的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关系。出身高贵的,历史上又被称为士族。
士族把好事都占着,他们垄断着各种官职,垄断着舆论,占据着道德制高点,这些人经营了上百年,盘根错节树大根深。但是天下大乱之际,光是说自己能以德服人、很有知识水平,是不够用的,还必须能摆平这种乱局,得靠能做事的人。
问题是,能做事的人,不一定是士族,很多是寒族出身,他们可能很有功绩,却又被士族看不起。各种冲突于是就浮现出来了。
诸葛亮对抗李严的过程,不仅是主客矛盾的表现,同样也是士族和寒族矛盾的表现。
外来的客,在当地没有根基,肯定不会被李严他们这些士族看得起的。从这个腹黑的故事出发,再看看汉末三国的各种冲突,便会发现士族与寒族的冲突无处不在,并且它会在皇帝、士族、寒族、官僚、平民等等各种复杂的权力博弈中,变得更为复杂。

三国时期的很多故事,都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比如,袁绍和曹操,就分别是士族寒族的代表人物。

袁绍家族,号称四世三公,所谓三公,就是太师、太傅、太保,这是三个最尊贵的职衔,袁绍他们家四代以来都有人担任,袁家绝对是士族领袖。
咱们说过,士族最初的敌人是宦官,这就是贤臣和小人的对抗嘛,所以东汉中后期的宦官政治愈演愈烈,其实是皇帝与士族的对抗愈演愈烈。
黄巾大起义,天下大乱,袁绍找机会带兵杀入京城,把宦官们连锅端了。

曹操对士族的打击
这种乱世里,更能干的人就脱颖而出,曹操崛起了。
曹操的出身非常可疑。曹操的爸爸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由于曹操的出身,袁绍之流完全看不上他,觉得他也是阉党。曹操极力想洗清他的阉党身份,因为他自己也看不起阉党。他想加入士族,但是士族却不乐意带他玩。

曹操在阉党和士族双方都不能得到有力的支持,那就只有从平民那里取得支持,以此作为本钱来跟士族斗。
这股力量从哪儿来?现成的,黄巾贼!黄巾贼就是平民。曹操在青州平了黄巾贼之后,将其收编为“青州兵”,这是曹操最重要的资本。
曹操以此为基础,一把获得了跟士族掰手腕儿的资格,后来又陆续打掉了一堆顶级士族,诸如袁绍、袁术之类,当然,还有纯耍嘴皮子的士族如孔融之类。

这些士族位高权重,又有很大野心,曹操把他们全削平了,因此他得意的说:“设若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霸”!
曹操为了防止有人再称王称霸,不断地打压士族,这就意味着必须源源不断地从平民中选拔人才。他有一句话,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意思是士族有德行,太平年月里,我可以容忍你们这帮家伙。但在乱世里,就是赏功能的时候,也就是器重有本事的人。你就算是偷鸡摸狗之辈也无所谓,只要你有能力,就能得到重用。

曹操以这样的观念,就把士族与寒族的界限给打掉了。他所凭借的根本力量,就是出身平民的青州兵。但是,青州兵只服曹操一个人,等到曹操一死,青州兵马上哗变,曹丕完全控制不住局势,只能发点儿路费让他们回家了事。

曹丕没有了支持自己对抗士族的力量,而且他还是篡位的,更不能服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若想玩儿得转,就必须对士族让步。

怎么让步呢?曹丕接受了士族的建议,说咱们搞“九品中正制”吧!“
九品中正制”在名义上是把人按照能力分成三六九等,来安排职务。但能力高低由谁来判断呢?是由士族来判断的。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就是士族势力的大回潮,垄断了高级职位。

士族最终战胜寒族
东吴和西蜀,也都面临着士族与寒族的冲突问题,并且在这两国,士族寒族冲突还都与主客矛盾搅合在一块。

诸葛亮搞死了孟达、搞残了李严之后,可以放开手脚治蜀了,他的政策以严刑峻法著称,建立了一套如臂使指的官僚体系。
这些官僚从哪里来?就从蜀中的平民中来,联合蜀中平民打击蜀中士族,然后他才能组织力量北伐中原。

可以说,正是诸葛亮继承了曹操的遗志,代表寒族不断地打击士族。

对诸葛亮来说,没有办法,必须北伐。他如果不北伐,刘备诸葛亮这个统治集团的正当性就说不通了,你们这些外人跑来占领蜀地,打的是中兴汉室的旗号,不北伐的话,就得下课。

但是西蜀的士族不愿意为了你们几个家伙的正当性,不停地把蜀川的资源送上战场啊,所以诸葛亮又不得不打击士族。

等到诸葛亮去世之后,姜维的威望不够,北伐的事业注定失败。幸亏诸葛亮死得早,否则很可能在他手上北伐事业就失败了,一辈子清名就糟蹋了。当时蜀汉的人口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还要天天主动进攻,不垮台才怪呢。

再看魏国这边,曹丕则背叛了曹操,让士族回潮了。士族站住脚后,回头看看,你老曹家宦官之后,在士族里根本就排不上号。

所以又过了若干代,士族彻底把老曹家给干掉了。司马家上来了,司马家是士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可以说司马家干掉曹操,接续了东汉的一个传统,也就是东汉士族大权在握的传统;而诸葛亮是接续了曹操的传统,代表寒族对士族的挑战。

最终,我们看到历史的结果,还是东汉的继承人干掉了曹操的继承人,士族战胜了寒族,形成了晋朝的局面。

今日小结
经过今天这一讲,我们可以说,天下三分最终三国归晋的故事,其实就是士族寒族冲突,最终士族大获全胜的历史。
但是,经过了这两百多年的发展,士族的水准逐渐败坏了,他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治理天下。晋朝虽然统一了天下,很快就带来了更大的混乱。
但历史的奥妙就在于,正是在这种混乱中,中华文化反倒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
明天,我会跟你展开讲讲这个问题。

12 | 彩蛋:司马懿时代的冤冤相报

上一讲,我们从诸葛亮的心机讲起,谈到了三国时期士族和寒族的对抗。

最终,这种对抗的结局,是士族战胜了寒族,形成了晋朝的局面。而开创晋朝的司马家,就是士族的重要代表力量。

三国的历史很有名了,但是之后从曹魏到晋朝的这段历史,你可能相对比较陌生。正好,最近优酷正在热播一部电视剧,军师联盟之《虎啸龙吟》,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里面大部分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虽然具体情节有不少虚构,但是大的时间线都是符合历史的。

正好咱们这门课的讲述也进展到这段历史了,接下来,我想给你一个彩蛋,专门讲讲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让你感受一下人性的复杂,和真实历史的跌宕。

我要讲讲这个时期的几个大家族,司马家、曹家、桓家和诸葛家的家族恩怨。
通过这几个家族冤冤相报的过程,让你对魏晋那段历史,获得一个大比例尺的时间地图。站在这个大比例地图上看这段历史,你一定会感慨人生的无常,命运的轮回。

曹丕和曹叡的托孤策略
先说曹家。司马家和曹家的关系太复杂了,这一讲,咱们只从司马懿接受曹丕托孤讲起。曹丕短命,去世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比被他废掉的汉献帝死得还早。
如果他能再多活个三十年,像司马懿一样活到七十多岁,那天下也就没有司马家什么事了,还有可能成就圣君贤相的一段佳话。但是曹丕壮年去世,幼主继位,便需要托孤,曹丕留下了四个顾命大臣,分别是曹真、司马懿、陈群、曹休。

为什么是这四个人呢?这个人事安排是很有学问的。

曹真、曹休是曹氏宗亲,司马懿和陈群则是魏国功臣。托孤的技巧在于,首先要把政权的根本命脉——军权,放在皇室宗亲的手里,免得被外姓人家把天下给搞走了,所以安排了曹真和曹休这两个宗亲。

但是除了宗亲,也要用特别能干的功臣,来制衡宗亲。一方面可以让这些有才干的人主管文官系统,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可以压制住宗亲们别的想法,免得这些人想要自己当个皇上爽一把。曹丕安排司马懿和陈群这两个功臣做顾命大臣,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所以,咱们在《军师联盟》这部剧里面,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一直能看到司马懿和曹真的斗争关系,是真实的,虽然具体的斗争过程和剧里演的可能不一样。

这样一种斗争性的人事结构,其实都是皇帝刻意安排出来的,这样他才能居间操控全局,立于不败之地。

老皇帝通过托孤安顿身后事,但是顾命大臣往往权力太大,以至于和新皇帝之间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古往今来的顾命大臣,能有好下场的很少,多一半都被杀掉了。

往早了说有李斯,往晚了说有鳌拜;而诸葛亮和刘禅的关系,也不是《三国演义》小说里写的那么和谐,实际上双方各种提防。

再说司马懿,他居然顺利活下来了,这是因为被托孤的新皇帝曹叡,登基时已经二十多岁了,并且相当英明神武,迅速掌握了权力,所以司马懿他们还没来得及对曹叡形成威胁,就已经被曹叡搞定了,这也就让君臣能够相安。

司马懿是真长寿,曹真、曹休、陈群都在他前头就死了,甚至连新皇帝曹叡也死在了他前头。曹叡比他爹曹丕还要短命,三十多岁就去世了。这会儿太子曹芳只有八岁,所以曹叡只好再次托孤。

本来曹叡担心太子控制不了司马懿,不打算让他当顾命大臣了,但是多方考虑之后,还是用了司马懿。有了功臣,就还得有个宗室执掌兵权,于是第一代顾命大臣曹真的儿子曹爽,又当上了大将军。

高平陵之变

虽然曹叡继承了曹丕的托孤策略,让功臣和宗室相制衡,但无奈曹爽实在是太草包了,只迷恋于权力的外观,并不真正懂得权力的实质。

他没意识到,要想让自己安全,只有两种策略。

要么是坚决不动别人的奶酪,尊重其他人的权力范围,这样才能换得别人也愿意尊重自己的权力范围;要么是,动别人的奶酪,那就得把坏事做绝,绝对不能让对方留有任何还手的机会。

但是,曹爽这草包几乎把所有人的奶酪都给动了一遍,却又给每个人都留下了还手的机会,这就逐渐把大家都给推挤到了同一个阵营。

曹爽逼着垂帘听政的郭太后跟皇帝分开,以便独自掌控小皇上;他扶植各种跟自己私人关系好的人,排斥朝堂重臣,并且通过一系列人事调动,让自己的亲弟弟全面掌握了宫廷禁军。

他又极力排除司马懿在实际政治中的影响,在司马懿的嫡系陕西关中部队里,安插自己人进去,试图瓦解掉司马懿的军权。司马懿这老狐狸哪里会坐着等死啊,他就跟曹爽做了个交换,让自己的大儿子司马师掌管了宫廷禁军当中的一支。

这样,曹爽往司马懿阵营插了一脚,司马懿也往曹爽的阵营里面也插了一脚。

后来的历史表明,曹爽做的这个交换是致命的。关于这段历史,复旦大学仇鹿鸣老师的研究很值得一读。

曹爽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大家都忍了他很久,这也就给了司马懿以私下串联的机会。司马懿又假装中风,病得快死了,把曹爽也完全给蒙住了。曹爽觉得自己已经大权在握,没有任何人敢跟自己竞争了,就带着掌管禁军的亲弟弟和皇上一块儿外出到高平陵祭祖。

司马懿探听清楚曹爽的力量全部在首都洛阳之外,马上从床上一跃而起,带领豢养的几千死士,再加上司马师掌握的部分禁军,迅速控制了皇宫。

而宫里的郭太后也早想报复曹爽了,她半是主动配合司马懿、半是被挟持,司马懿就奉太后之名,下诏要废除曹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之变。

其他的重臣们多一半都等着这一天呢。到了这会儿,曹爽的草包本性更深地暴露出来。

司马家族的事业急剧上升

这也轮到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家族,桓氏家族登场了。

当时朝廷上有个支持曹爽的人,叫做桓范,官拜大司农。桓范早就告诫曹爽,认为曹爽和兄弟们掌握朝政和禁军,不要一同出城,免得被人关闭城门,在城里搞动作;曹爽不听,终于出事了。

桓范听说了司马懿的动作,马上矫诏骗开城门,跑到曹爽在城南的军营里司马懿这边有人听说桓范跑出去了,担心曹爽会用桓范的计策绝地反击。司马懿则对曹爽的草包性格太有把握了,冷静地说,“桓范的计策,曹爽肯定不会用。”

桓范出的什么计策呢?很简单,你司马懿是矫诏太后的名义废除曹爽,但皇上可是在曹爽大营里呢。手里有皇上还怕什么呀?这可比太后更正当。

所以曹爽应该带着皇上逃到故都邺城,然后以皇上的名义发诏,征集天下兵马剿灭司马懿的叛乱。司马懿现在实际控制的就是洛阳一座孤城,他可用的兵都远在关中,远水不解近渴,所以曹爽肯定能获胜。而且我桓范是大司农啊,我手上有印信,以此可以调集天下粮草,可以支持大军作战,几天就能灭掉司马懿。

按说桓范这计策绝对有效,可是曹爽兄弟不肯听,反倒接受了司马懿派来的人的劝说,愿意交出兵权,从此以后老老实实,做个富家翁就算了。桓范要气疯了,痛骂道,“曹子丹英雄一世,怎么生出你们这么五六头猪出来,连累得我如今要跟着你被灭门了。”

最后桓范只得硬着头皮,跟随曹爽兄弟回到洛阳城。之后没有多久曹爽兄弟就被司马懿杀掉了,桓范也被诛灭了三族。

司马家族从此进入了急剧上升期,架空了曹魏皇帝,并最终篡权建立西晋。桓氏家族的血是司马懿成功的垫脚石。

没想到的是,桓范的儿子中有一个逃脱了法网,隐姓埋名,以低微的身份在东晋政权中谋生。桓家这家人还是非常能干,逐渐又崛起了,到桓范的玄孙一代,叫做桓温,位极人臣,差一点就能篡掉司马家的皇位;桓温的儿子桓玄最终完成了篡位工作,虽然很快又被人推翻,但东晋之后也还是很快就亡掉了。

桓氏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居然鬼使神差地实现了复仇,亲手将司马家族的事业送上终点。冥冥之中,似乎有天意。

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的恩怨
说完了曹家和桓家,接下来再说说司马家族和诸葛家族的恩怨。

不过这里要说的不仅仅是诸葛亮。诸葛家族是三国时期最狡兔三窟的家族。诸葛亮在蜀汉,他亲哥哥诸葛瑾在东吴,都身居高位,他们还有个堂兄弟诸葛诞,在魏国任征东大将军,相当于大军区司令,也不是等闲之辈。司马家族和诸葛这三家都有复杂的恩怨关系。

你最熟悉的肯定是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争斗历史。这个争斗对司马懿非常重要。他几次被曹魏贬黜,但是随即就会有诸葛亮北伐,司马懿便又被起用。

正是跟诸葛亮争斗的这个过程,让司马懿在关中地区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势力,这是后来司马懿能够成事的关键之一。

可以说,正是诸葛亮,开启了司马家族攀向事业最高峰的道路。

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过了两年多去世了,长子司马师继承了他的位子把持朝政。司马师没有太多战功,人心不稳。

这会儿诸葛亮已经去世多年,蜀国疲弱不堪,而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当上了东吴的宰相,诸葛恪又来攻打曹魏,司马师苦战之后击败了诸葛恪,稳固了自己的位子。

于是,在司马家族的第二代继续攀登权力顶峰的道路上,诸葛家族的第二代又给垫了一块石头。

又过了没多久,司马师也病死了。司马昭再继承哥哥的位子,他的战功还不如哥哥,人心又开始不稳。

诸葛家族第三位垫石头的人又来了。魏国的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发动叛乱,并向东吴求援。司马昭经历苦战,打败了诸葛诞,稳固了自己的位子。

之后司马昭之心日渐显露,但他还是觉得功劳不够大,没有篡夺皇位的基础。于是,在众人的反对声中,司马昭毅然决定要派钟会去攻灭蜀汉,一旦这个事情能够做成,那么自己有了超级军功,就可以取代曹魏自立为帝了。

魏军出奇兵攻至成都城下,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和长孙诸葛尚,率领蜀军最后精锐都战死在城外,蜀汉就此灭亡。

诸葛家族终于助力司马家族走完了登上皇位的最后一步。

但是,司马昭即将篡位了,却突然也病死了。之后是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他的位子,并最终篡夺帝位,开创了西晋。

本讲小结
司马家族就此走上了事业的最巅峰,但一个巨大的风险也就此埋下了。
从司马师到司马昭再到司马炎,这个继承关系里埋着一系列复杂的连环套关系,导致各种得位不正的问题,这是西晋皇室即将跳入的巨大陷阱。
正是这个陷阱让司马家族的事业从急速攀升走向了断崖式下跌,导致这个下跌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
但是客观说,司马家族的事业下跌,并不是仅仅因为得位不正,还因为一些谁也拗不过的时代大势。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13 | 司马家族事业的断崖式下跌

前面的彩蛋,咱们讲了司马家族的视野如何急速上升又如何断崖式下跌。

彩蛋主要是故事为主,对于更深层的历史机理没有太多分析,这一讲咱们再回到这门课的逻辑上来,分析一下深层的历史机理。

你会看到,西晋末年的天下大乱,不仅仅是司马家族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系列难以抗衡的历史大势在背后起作用,最终天下大乱,中原人口被迫进行了第一次的大规模南迁。

有意思的是,这次人口大迁徙,不但没能使中华文明灭亡,反而促使它向南扩张,甚至远播海外。

司马家族面对的历史大势

咱们先来说说,司马家族所面临的历史大势是什么,这些大势是天下大乱的深层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司马家族就算再牛,也牛不过气候变化去。从东汉中期开始,气温在不断下降,到三国魏晋时期降到了最低点。

东汉时期,匈奴早已分裂为南北两支,随着气温降低,草原上的资源越来越少,南匈奴逐渐移居长城以南,其他的一些胡人也陆续迁到这里。

迁来的胡人比例不大的时候,帝国还能比较容易地消化他们,当比例大到一定程度,帝国就扛不住了。
另一次气候变化的最低点是什么时候呢?没错,就是明清朝代更替的时候。所以说,改朝换代,气候是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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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中原社会的豪族化,它不断地削弱着帝国政府的能力。

黄巾大起义闹起来后,豪族们为了增强自卫能力,建起了很多坞堡,坞堡就像一个个小城市,大的坞堡里面能有几千户人家。

坞堡内部的经济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不怎么需要和外面的经济交往,整个社会越来越退回到自然经济状态。

这对朝廷来说非常头疼,没有了商品经济,税收就成了大问题,政府没有收入,那还怎么统治啊?这种情况下,朝廷能够支撑下去就不容易了,根本无力对付中原的豪族和边境的胡族。

相反,朝廷还得借助于豪族的力量来维持运转,借助胡族的力量来守护边疆,但这两拨人实在都不可靠。

第三个原因,就是士族的堕落。豪族虽然进化成了士族,却在不断堕落。

到了东汉末年,官方的儒学已经发展得极为精致,经常是儒经里面的一句话,能写出十几万字的注解。但是你把问题说得再精致,还是天下大乱,那说这么多还有什么用?

于是很多人索性抛弃了儒学,开始谈玄论道,这就有了著名的魏晋玄学。有些人觉得无力回天,彻底看透了世间的肮脏,于是返归内心,去寻觅桃花源了,比如陶渊明。

但还有更多的人,在社会动荡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再分配机会。于是他们一边高谈阔论,仿佛出世高人,一边拼命往兜里装钱,还依凭着咱们在前面说到过的“九品中正制”,把自己搂钱的地位给制度化。这后一种人,大大败坏了政治和社会的道德水准,士族变得相当虚伪。

第四个原因就是西晋皇族的内斗,也就是 “八王之乱”。

前几个原因都是外因,还得有司马家的神助攻,才让天下真地大乱起来。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之后,眼看着高门士族垄断着朝野,皇帝却没有足够多的资源能够压制住士族们。

晋武帝曾经问他的一位大臣,你看我像历史上哪位皇帝呢?这位大臣说,我看您就像汉桓帝、汉灵帝。这可是两个著名的昏君。大臣不客气地说,桓、灵两位皇帝,卖了官,钱还进入国库,陛下您卖了官,钱揣自个儿兜里了,照这么看,您还不如那两位呢。晋武帝哈哈大笑说,那两位的朝廷上可听不到这种忠言,可见我还是比他们俩强!

这故事里反映出两点,第一,朝廷真是缺钱啊,缺到晋武帝也不顾吃相了,第二,皇上拿士族大臣们真是没辙啊,所以大臣们什么都敢说。

与士族共治的东晋政权

于是,晋武帝就大肆分封同姓诸王,力图让他们驻守在全国各地,以便压制不服的士族,拱卫朝廷。结果就造成了“八王之乱”。

这帮姓司马的家伙彼此间打得头破血流,打输了的就想着找帮手来继续。帮手在哪呢?一看,旁边有一帮蛮族。他们想,这些蛮族都不是汉人,肯定不会跟我争皇位,先用他们一把再说。

可是,谁告诉你,蛮族会老老实实被你使唤的?司马家族的各种神助攻,终于让天下不可收拾了。

人们一定还会给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提出更多的原因,但咱们说了这四条也就差不多了,不再多说了。

天下大乱了怎么办呢?往蛮族少的地方跑吧。于是大量的士族,带着其治下的百姓,向南逃往淮河和长江流域。皇族的大支们多半死于动乱,反倒是一个小支,司马睿,在南逃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

东晋就是在士族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晋的皇帝比起西晋,就更需要与士族合作。甚至司马睿在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南逃过来的士族的领袖王导,与其一起接受群臣朝拜,当时人们有句话描述,叫做“王与马,共天下”。

士族们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拥戴权力有限的司马氏为共主,建立了这个共识,就放手分割权力。

士族本身并没有能力抵御北方胡族的继续南侵,需要把南逃过来的流民编成军队,作为国防倚仗。但是士族也分高下,高等士族是在朝廷中当权、制衡皇帝的豪门大族,比如前面说的王导家族。低等士族则统领流民军队。这样,政权与军权就分离了,这构成了一个动荡来源,也造成了东晋的最终覆灭。

高等士族里面很多人开始更加玄乎地谈玄论道,甚至开始追求各种病态美,要把自己塑造出一种弱柳扶风的感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与任何体力粗活无关,才是有地位的人,才能把自己和其他的人、包括低等士族区分开。

可是这样一群人把持着朝政,如何能指望低等士族的人甘心啊?甚至高等士族内部,也不断地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要搞些大新闻出来,时不时地就叛乱一把。

掌握着军权的低等士族,终于忍受不了这一切了。咱们在前面讲过,在东晋立国百年之后,桓家的后人桓玄篡夺了东晋的皇位,给自己的祖先报了仇。

但是桓玄随即被统领军队的低等士族赶下来。最终,军队的领袖刘裕,依凭军功,逼迫司马氏把皇位禅让给他,建立了刘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到南朝。

南朝皇帝的正统性困境

南朝的政权和军权的重合度,比东晋要强。

但是皇帝们的正统性有问题,不能令人信服。司马家的正统性虽然也不怎么样,但好歹已经统治了一百好几十年了,大家习惯成自然。

南朝的这些新皇帝们,刚刚上台,人们可还没有习惯成自然呢,再加上他们的出身又不够高,于是引得无数野心家跃跃欲试。

对南朝皇帝来说,他们还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随着北朝逐渐稳定下来,南朝在武力上越来越不是北朝的对手,南朝就只能通过坚持儒家理念强化自己的正朔地位,说我才是中原正统,占据北方的不过是蛮夷。

可问题是,南朝皇帝们自己也不过是篡位上来的,越坚持儒家的理念,就越放大了自己的正统性缺失。

这是个两难困境,皇上们非常难办。如果皇上们手上掌握着很多资源,能碾压任何野心家,那么他们也不会害怕。问题是,坞堡经济还是主要的经济形式,资源都掌握在豪族手里,皇帝家里还是没多少余粮。

结果,南朝始终处在严重的不稳定当中,皇位乃至朝代都跑马灯似地变换着。

这段历史非常糟心。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视角再来看看东晋和南朝,却能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价值出来。

江南土地的开发

今天我们一说到中国的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方,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江南,以及岭南。

但是在宋朝以前的历史上,江南人口一直是远远比中原地区要稀疏的,岭南就更不用说了。人口稀少,无力进行开发,经济上自然也就不值一提。

汉武帝曾经出兵攻灭江南和福建一带的土著政权,但是打赢了之后就把当地人口迁徙到了江淮之间,放弃了新征服的土地,可见汉朝时的江南、岭南多么无足轻重。

这是因为,中原地区的黄土地带,开发难度远远低于江南。长江中下游流域,气候湿热、水网纵横,要在这里进行农耕,首先要排除沼泽地区与湖泊中多余的积水,比开发黄河流域难得多。

除非江南的人口大幅增长,否则不可能有效开发这里。而且,中原地区又不是住不下了,谁会愿意费力不讨好,向江南地区迁移呢?

别忙,到了西晋末年,蛮族来了,中原百姓自然就迁移了。经过北方的若干次战乱驱赶,长江中下游平原就被开发出来了。这里潜力巨大,一旦开发出来,迅速成为帝国的经济重心。西晋末年这一次,正是中原百姓大迁移的第一次。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现象,每一次北方游牧者大规模南下,都会伴随着中原人大规模南迁,也就带来了帝国对于南方土地开发的大规模深入,儒家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传到了过去根本传不过去的土著地区。

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在南朝的时候,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传播到了长江以南的土著地区,甚至跨海传向中国土地之外。
南朝的皇帝们发现自己无法与北朝在军事上竞争,于是就在文化上竞争。原本在中原已经很精致的文化,在南朝发展得更加精致。
同时,为了防止过度强调儒家正统性反而伤及自己,南朝的皇帝们又大力支持佛教。南朝的艺术和文化,都发展到很高水准。为了让更多的人承认自己的正统性,南朝便通过海上向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传播文化。
到了这时,我们可以发现,东亚世界发展出了更宏大的结构。也就是草原-中原-海洋,共同构成了三重结构的世界。东亚的历史开始联动发展。

草原和中原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成为秩序的生成线。也就是说,新的秩序,是在草原和中原的过渡地带生长起来的,这个新秩序的载体就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鲜卑人出身于东北和长城沿线,能同时调动草原和中原的资源。
而这个时期,中原和海洋的关系,是秩序的传播线,载体就是南朝。南朝之所以有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给中原带来了血腥与混乱,却也让中华世界向更大规模扩展。鲜血从来不是白白流淌的,历史就在这种血光与勇气当中,缓慢而坚定地向前发展。

今日小结
西晋的灭亡,是受制于一些无力改变的历史大势,比如气候变迁、中原的豪族化、士族的堕落等等一系列原因。这些原因使得,有生命力的新秩序,已经不能指望过去的这些中原士族了。
南北朝的对峙,则使得南朝方向不断努力向外传播文化,以便跟北朝进行正统性的竞争。中华世界就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为草原-中原-海洋的三重宏大结构。
未来中国秩序的重整,南朝那边已经指望不上了。咱们就来看看北朝这边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这就是下两讲我们会聊的内容。

14 | 五胡乱华的血泪与梦想

昨天聊了东晋和南朝的历史,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北边的历史。

北边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一是著名的五胡乱华的阶段;一是北魏建立了稳定统治的大帝国之后的阶段,后面这段被称作北朝。

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正是在北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今天咱们先集中讲讲五胡乱华。过去,我们在对这段历史的讲述中,往往会强调,这是游牧民族带给汉民族的灾难,说这是中原的陷落。
但是,如果我们展开讲讲这个时期的历史。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论。

五胡乱华的三个阶段
实际上,五胡十六国时期,不同的政权都对胡人和汉人的关系作了不同处理,并不是简单地就是要欺负汉人。
根据他们对胡汉关系的处理方式,可以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胡人本位”,也就是胡人第一,胡人欺负汉人;
第二阶段是胡人政权开始意识到问题,于是尝试融合胡人和汉人。但是由于步骤没走对,没有取得成功,这也就是胡人混一胡汉的不成功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混一胡汉的成功阶段,最后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一个混一胡汉的二元帝国,实现了胡人和汉人的融合。这也是后来唐朝发展起来的基础之一。

既然都说“五胡乱华”,那么先得说说这些胡族是怎么来的?
前面我们谈到,匈奴在西汉末期分裂为南北两支,南匈奴开始移居长城以南的边境地区。到后来,气候变迁,天气越来越冷,草原上没得吃,更多的胡族迁移了过来,他们主要在大汉帝国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和汉人一起混居。
从东汉开始,直到西晋,中原王朝一直利用这些胡人防御北部边境。
这些胡人在中原的地位非常低下,遭受歧视和欺负,早就不满了。终于,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司马家族内部自相残杀得不亦乐乎,胡人们趁乱而起,天下就此变成了一锅粥。
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五胡乱华过程中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了,有可能你对他们的名字都不熟悉,我会仔细一点来讲。

胡人刘渊:兴复汉室
第一个起事的胡人,是南匈奴的首领,叫做刘渊。
刘渊这个人很重要,他开启了五胡乱华的时代。虽然刘渊他是个胡人,但是他起事的名义却是要兴复汉室。为什么会用这个名义呢?
因为刘渊是汉朝与匈奴和亲的公主所生的后代,他的身份虽然是胡人,却自认为是汉朝的外甥,由于曾经长期在西晋当人质,也精通汉文化,所以他起兵的口号就是,晋朝窃取了大汉朝的天下,我这个外甥得替汉朝报仇,他声称要向刘备学习,兴复汉室。
刘渊显然意识到,要成大事,必须能够整合汉人。这个大思路是对的,但是,兴复汉室这口号很难给他带来帮助。
因为站在当时汉人的角度,真要兴复汉室的话,轮得到刘渊你这个胡人吗?所以汉人不会真正支持他。
反过来,刘渊天天喊着兴复汉室,让别的胡人兄弟们怎么想?你成功了的话,到底是个汉人国家还是胡人国家?如果是汉人国家的话,胡人还是要被欺负,那胡人为啥要支持你?
所以,刘渊这个听上去似乎有号召力的战略,实际上却是两边不讨好。
刘渊的做法,也揭示了北方胡人政权的战略困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究竟如何处理胡汉关系?

胡人本位阶段
刚才我们说,按对胡汉关系的不同处理,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胡人本位阶段。在刘渊兴复汉室的努力失败之后,就进入到了胡人本位阶段。
胡人发现刘渊的策略不行,两边不讨好,就觉得还不如战略简单点,索性放弃整合汉人的努力,反过来欺负汉人得了,这样至少能把胡人都整合起来。

所以刘渊的后继者也不扯什么兴复汉室了,直接赤裸裸地说了,我这就是胡人国家,汉人在这就是得被统治,被奴役。
对于胡人来说,这个策略无论如何都比刘渊那个靠谱。虽然很多汉人南逃了,但中原地区的胡人人口仍然只占少数,必须要先把胡人团结起来才能维持统治。所以,还是胡人第一,先把自己人都拢住再说。
但是,这些胡人本位的国家,统治水准太烂,中原百姓本来已经接受他们的统治了,他们却还经常要来抢一抢,和土匪差不多,完全没拿这些百姓当自己的臣民,这种统治是不可能持续得下去的。
终于,出来一位汉族领袖冉闵,他本来是个胡人皇帝的养子,但遭遇一系列歧视之后,一气之下推翻了胡人朝廷,自立为天王,颁出了有名的“杀胡令”,命令对于境内所有高鼻深目多须的胡人都杀无赦,一时间血流成河。
胡人虽然还是少数,但想要把他们全都杀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政策基本上就是胡人本位正好翻了个个儿,太过于暴虐,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成功的统治政策,必须能把国内的各种力量都整合起来,共同对付外部的敌人。无论是压迫汉人、还是屠杀胡人,都是把敌人设置在了国家的内部。对内不能整合,对外无法抵抗,怎么能搞得下去呢?

虽然冉闵的战斗力不下于项羽,但还是很快就败在了来自东北的慕容氏之手。

混一胡汉的不成功阶段
在冉闵暴虐的统治失败之后,就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努力混一胡汉却不成功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领袖是前秦的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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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坚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呢?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以弱胜强,强的那一方,就是苻坚。

虽然输了淝水之战,但不要以为苻坚就是个笨蛋。苻坚绝对是个明君英主,只不过他在几个重要的策略上,把步骤走反了,导致满盘皆输。

为啥说苻坚是个英主呢?因为他清晰地意识到,胡汉对立的统治模式,注定会失败,要真正想成就大业,必须消除胡汉差异,打碎各种胡人汉人的小共同体认同,才能建立统一的国家。

但是,苻坚虽然意识到了问题,却没找对方法。他想打碎小共同体,于是就先从自己所属的氐族开始。因为他想,如果不能先摆脱自己的氐族身份,那也就没法让别人摆脱胡人身份、汉人身份的约束,也就没法混一胡汉、实现统一大业了。

于是,苻坚重用汉人王猛为宰相,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有氐族老将非常仇视王猛,与其发生口角,苻坚发火大骂,说“必须杀掉这个氐族老东西,大家才懂得守规矩”。

除了重用汉人,苻坚也重用胡族的力量。他意识到,要想保持帝国的军事战斗力,还是必须依靠胡族。

既然氐族已经被自己消解掉了,就要广招天下英雄。苻坚对各种投奔而来的胡族英雄,都收留并重用。这种态度极为得人心,他很快就统一了大半个中国。

但这个策略埋藏着很大的风险。当时,有个鲜卑大英雄慕容垂,刚才我们说打败冉闵的,就是慕容垂他们家人。慕容垂因为本国前燕发生内乱,被迫来投奔前秦。

宰相王猛一眼就看出慕容垂绝非池中之物,劝苻坚及早干掉他。苻坚却说,“我正要以诚来招募天下英雄,慕容垂落难来投,我却杀了他,让别人怎么看我”。结果,不仅没有除掉慕容垂,反倒让慕容垂带领鲜卑部落军,镇守重地。

结果,当苻坚在淝水之战战败后,前秦的兵力损失惨重。又过了一段时间,慕容垂起兵反秦,兴复大燕,一下就让苻坚的前秦彻底瓦解了。

苻坚的失败,在于他太想超越于胡汉之上,成为天下的共主了。他的意图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很可惜,他把政治步骤走错了。

在打造起真正的统一帝国之前,苻坚就先放弃了自己的老根据地氐族,他怕氐族不服,甚至保留鲜卑军事贵族,来对抗自己的氐族。结果是,其他胡族的军事共同体仍然很强大,苻坚的自家军队却涣散掉了。

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出点问题,苻坚肯定罩不住局面,国家只能四分五裂。

我们再来看看刚才那个鲜卑大英雄慕容垂。对慕容垂来说,他不认为自己起兵反秦是反叛,因为在他投奔苻坚之后,苻坚又灭掉了前燕。

对慕容垂来说,自己起兵反秦这是复国,是要兴复慕容氏的大燕国。于是,慕容垂自称燕王。这一段,历史上称为“后燕”。

混一胡汉的成功阶段

在慕容垂起兵反秦之后,即将进入五胡十六国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成功实现了混一胡汉、建立二元帝国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除了燕国的慕容垂,还有一个鲜卑人叫拓跋珪,这两个人可以被称为鲜卑人的绝代双骄。他们终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摸到了成功的门径。
慕容与拓跋两家有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来自中原与草原的过渡地带。慕容氏起家于东北,拓跋氏起家于山西北部的长城沿线地区。
在过渡地带起家的人,必须既懂得草原的逻辑,也懂得中原的逻辑。只懂得一边的逻辑,就肯定站不住脚。所以他们两家都能够建立起胡人汉人相融合的二元政权。
来自东北的慕容氏建立的前燕,率先实现了对草原力量和中原力量的整合。前燕因此发展得不错,后来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冉闵。冉闵,就是一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战斗力爆表的汉人。
打败冉闵之后,前燕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于是就打算入关玩个大的,不巧碰上了正如日中天的前秦苻坚,于是就被灭国了。这也就有了刚才说的慕容垂起兵,兴复大燕国的事情了。
但最终,慕容氏兴复大燕的努力也没有成功,他败给了真正统一北方江山的英雄,就是建立起北魏的拓跋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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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氏真正地建立了持续统治北方的大帝国北魏。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和苻坚一样,都琢磨着要混一胡汉。但是又和苻坚不一样,他把步骤走对了。

咱们之前谈到过,草原上的部落小可汗们都是军事贵族,他们对大汗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大汗只有把这帮人都摆平,才能说了算。

但大汗要想摆平他们,又必须能够在中原获取足够多的财富,才能用钱把这些军事贵族赎买掉。
于是,拓跋珪先是带领人马扫平了草原上其它部落,再南下进入中原,把慕容家在各个地方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三四个燕国,又挨个灭掉,完全不考虑慕容家的感受。

北魏的制度安排
在南下夺取了中原的财富之后,拓跋珪的实力壮大了,于是他推行了一个重要政策,叫“离散部落”,就是把部落这种小共同体打碎。就这样,拓跋珪同时离散了他统治下的拓跋氏部落,和其他胡人的部落。

但拓跋珪也没有把鲜卑部落制彻底毁掉,因为部落制同时是游牧者的军事编制,是其战斗力的来源。
拓跋珪采用了一种新的制度,他把已经被他给离散掉的鲜卑各族,重新编为八部,设立了八部大人来统领他们。
在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下,拓跋珪打碎了原来的部落制,同时又建立了自己能控制的新部落制。

这样既不受军事贵族的约束,又能保证草原骑兵的战斗力。这种制度后来演化为隋唐的柱国大将军制度。
北朝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就初步成型了,这不是秦皇汉武所统治的那种散沙状社会。因为,八部大人及其下属军官都还是军事贵族,虽然不如早年前的部落小可汗那么有独立性了,但还是有着特殊地位。
在这些军事贵族身上,全然看不见魏晋士族那种浮夸衰朽的风气,他们都是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有着鲜活的激情与勇气。那些没有南渡的中原士族,在鲜卑人的影响下,也摆脱了过去士族那种衰败虚伪的面貌,逐渐进入到北朝的统治机构中。
北魏帝国混一胡汉,实现了汉人和胡人的融合。这种超越于中原-草原之上的努力,终于将北魏转化为一个二元帝国,皇帝居于各方之上,作为均衡力量,代表着帝国的统一。

这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创造。

今日小结
这一讲我们看到,五胡乱华到北魏时期的北方,如何历经波折,最终建立了胡汉混一的二元帝国。
接下来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应该就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了。过去的历史叙述,一般都在谈魏孝文帝的南迁如何促成了民族融合。但是从来没讲过,北魏在魏孝文帝去世后不久,就亡国了。
这里面蕴含着关于二元帝国更加深刻的政治奥秘,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15 | 鲜卑人如何为隋唐打下基础

这一讲,咱们讲讲从后三国到天下一统。你可能会说,三国我很熟悉,后三国是哪一个时代?
后三国,就是在南北朝之后,北边的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再加上南边的南朝,就再一次形成了一个三国鼎立的阶段,这就是后三国。

为什么后三国很重要呢?因为正是这个时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创新,都被后来的隋唐大帝国继承下来了,于是才有了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大唐盛世。

也就是说,要搞清楚大唐盛世,就一定得搞清楚后三国这段历史。

要解释清楚这段历史,我们重点得说两个事情。

一个是魏孝文帝迁都。这个事件我们过去的解读,一般是说它成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但实际上,魏孝文帝迁都直接导致了北魏的灭亡,从而带来了后三国时代;
第二个重要节点,是乱世中北周的崛起。刚说的那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创新,正是北周搞起来的。

北魏孝文帝迁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事情,北魏的魏孝文帝迁都。
北魏,我们在上一讲说过,这是一个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魏孝文帝是北魏的第七任皇帝。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虽然是鲜卑人,但是他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的儒家教育,对儒家文化有很深的感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他的奶奶冯太后一手安排的。冯太后,是历史上著名的女强人。冯太后的老公是北魏第五任皇帝,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新继位的小皇帝主少国疑,一些大军事贵族开始欺负欺负孤儿寡母。
没想到,年轻的冯太后手段凌厉,几下就把大贵族们干掉了。但是等到小皇帝长大亲政之后,对冯太后的控制很不满意,于是又过了几年,冯太后就把小皇帝也干掉了,扶植了小皇帝的儿子继位,也就是魏孝文帝。
冯太后掌权,不符合祖制,跟各种皇亲国戚大贵族们斗了这么多年,所以她必须在贵族之外,建立自己的官僚系统才能控住局面。咱们在前面谈到过,建立官僚系统这种事,草原上的人根本不擅长,只有中原汉人才擅长,所以冯太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
改革还必须得后继有人啊,否则自己的身后事就不好说了。所以,冯太后也对魏孝文帝进行了系统的儒家教育。

魏孝文帝果然对儒家很有感情,亲政之后过了三年,就把首都从原来在长城沿线的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河南洛阳。

魏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呢?如果说仅仅是因为他喜爱儒家文化,这肯定说不通。因为定都平城,丝毫不妨碍他学习儒家文化,小时候不就是这么学过来的吗?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魏孝文帝想要摆脱各种军事贵族的控制,进一步压制这些军事贵族。只有贵族被彻底削平了,皇帝才能真正说了算,否则皇上肯定总是感觉不痛快。

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压制这些军事贵族呢?很简单,远离他们的大本营。军事贵族的力量基础就是军队嘛,而北魏主要的军队驻守在帝国北部靠近长城的六个军镇,分布在今天内蒙古地区,离原先的首都平城比较近。

所以,对魏孝文帝来说,离平城远点,进入内地,让军事贵族和他们的军队分开,贵族自然就失势了,自己就好办了。

孝文帝连蒙带骗,把一部分军队和贵族们带到了洛阳,之后迅速地推行全面汉化的政策,要求跟他一块迁移过来的鲜卑人要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与汉人通婚。

这一系列改革初看上去,是文化水准不高的鲜卑人提升了自己,深刻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但对帝国来说,这里面却蕴含着巨大的危险。

汉化改革带来的危险
危险在哪呢?在于皇上对于帝国制度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我们上一讲说过,北魏之所以成功地统一了北方,建立了稳定的大帝国,在于它建立了二元帝国,也就是北魏同时整合了草原与中原的两种统治逻辑。
一方面,北魏的军事力量,是出身草原的六镇军人构成的,他们拥有极强的武力,可以扛得住其他胡人的攻击。
另一方面,从中原输送过来的财富,使得北魏帝国能够从原来兄终弟及的草原继承顺序,转变成为中原的继承顺序,也就是变成父終子及。
因为有了中原的财富,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靠武力来抢夺财富了,因此继承人的战斗力也就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所以,皇帝死了,哪怕是他未成年的儿子来即位,也不会有大问题。于是,有了中原财富的北魏,就能破解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不至于像其他胡人政权那样,在开国可汗的那一代兄弟们全部去世之后,马上出现内乱。
所以,草原和中原这二元缺一不可,两边必须都统一在皇帝的麾下。但是,孝文帝南迁之后的政策,却把草原这一元给丢掉了。

这些汉化的改革意味着,皇帝不再认同鲜卑人的身份,转而要放弃各种鲜卑人的习惯,把帝国转化为一个汉人国家。这对鲜卑军人们的自豪感是个巨大打击。皇上不再认北边的这些老兄弟,那就不能指望老兄弟们还认你。

军事贵族这回是约束不了皇上了,皇上爽了,但北方的军人们越来越不痛快,军人离心离德,这个帝国就太危险了。
迁都后没几年,孝文帝就去世了,后续又冒出个想要学习冯太后的胡太后,但胡太后没有冯太后的才能,一通乱搞,于是六镇官兵们发生暴动,北魏王朝也就很快土崩瓦解。
北魏瓦解后,分成了东魏和西魏,再加上南边的南朝,这就是所谓后三国时代。在这个时代,就轮到出身六镇军人的英雄们登场了。

东魏和西魏的建立
在胡太后还在洛阳胡作非为的时侯,一个出身怀朔镇的小兵偶然来到洛阳送信,他看到洛阳的乱象,认定天下即将大乱,该是成大事的时候了,他回到怀朔就散尽家财,募集英雄。
这个小兵叫高欢,后来就是他主导成立了东魏。
怀朔镇离今天的包头不远,它东面还有个军镇,叫武川镇,离今天的呼和浩特不远。武川镇出来了另一个英雄宇文泰,他主导成立了西魏。
高欢和宇文泰在天下大乱中趁机起事,都是先跟着别的英雄混,后来各自扶持了一个北魏王室成员成立新政权。高欢主导东魏,定都邺城,就是今天邯郸附近。宇文泰主导西魏,定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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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和宇文泰一定有既生瑜何生亮的痛苦,俩人依托各自的国家,苦斗了好多年,几次都有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机会,但是都失之交臂。
高欢主导的东魏,后来在他儿子的手上变成了北齐,北齐的核心是中原地区,人口和财富都更多,本来是更有优势的。
但高欢看到了魏孝文帝改革带来的问题,他为了避免鲜卑人离心离德,就使劲把帝国往鲜卑化的方向拉。鲜卑军人们是高兴了,但是,这就没法充分动员起汉人的力量,结果东魏人多钱多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

鲜卑人宇文泰复周礼
再说宇文泰主导的西魏,西魏其实就是后来隋唐帝国的母体。
西魏的主体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人口和财富都没有办法跟高欢的地盘相比,宇文泰不得不想方设法把手下所有人的力量都充分发挥动员起来。

宇文泰是怎么做的呢?
他首先得安顿鲜卑这一方的人心。所以他没有继续孝文帝改汉姓的这种做法,而是要求鲜卑人都恢复鲜卑姓,甚至,他还要求汉人也要给自己起个鲜卑的姓氏。这下鲜卑人满意了,但是汉人的人心怎么收拢呢?
宇文泰又搞出了一个极有想象力的办法,“复周礼”!
复周礼,这是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之一,之前一直没人做到过。鲜卑人宇文泰却努力做到了,一下子就收服了汉人的人心。
复周礼对宇文泰来说,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一下子获得了比谁都强的正统性。你们另外两国,甭管是老高家的北齐,还是南方的陈朝,谁都没有我的正统性强,因为你们都没本事恢复周礼。
所以宇文泰的继任者,在篡夺了西魏的皇位之后,新建立的国号就是周,史称北周。
说到这,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既然复周礼在政治上有各种好处,为什么中原的汉人都没有去做,反而是鲜卑人宇文泰恢复了周礼呢?
这就得再说一下周礼的来源,咱们在前面曾经说到过,周礼是周代早期贵族们的行为规范,那会儿的贵族都是军事征服者出身。所以周礼实际上是一种由贵族所主导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秩序。
但是在中原,贵族先是被君主们碾压了,后来出现的世家大族也很快都堕落了,这种情况下,想要复周礼,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因为没有贵族啊。
但是草原上有现成的军事贵族,只要把他们的身份用周礼来重新规定一下,再依照周礼,把汉人也都整合进来,整出个兵民一体的结构,复周礼这事大致就成型了。
宇文泰把他在武川镇的兄弟们封为柱国大将军,柱国大将军下面再设置大将军,大将军下面再设置开府,一共有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由此形成了府兵制。
鲜卑军人和汉人士兵都被整合在里面,各种力量都被有效地动员了起来。
这样,宇文泰的地盘,虽然人少钱少,但是效率却更高。

府兵制是北周,以及后来的隋朝能够一统天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基础。

府兵制当中的那些军事贵族,被称为关陇贵族集团,这个贵族集团也是隋唐历史中,举足轻重、影响帝国命运的一个群体。

这里不得不提,宇文泰出身的武川镇,后来出现了一系列声威赫赫的大英雄,其中最传奇的就是宇文泰封的柱国大将军之一,独孤信。独孤信可比什么国民岳父牛多了,他的女儿们嫁给了前后三个朝代的皇帝,这是三朝帝国的岳父。

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后来成为北周的皇后;他的小女儿嫁给了大将军杨忠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这个小女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独孤皇后。独孤信还有一个四女儿,嫁给了另一位柱国大将军李虎的儿子,生了个儿子叫李渊,这就是唐太祖。唐太祖后来也追封自己的母亲为皇后。

你看,独孤信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帝国的岳父。

接着说北周,在一系列大英雄的推动下,北周以富有想象力的混一胡汉制度,征服了北齐,一统华北。很快杨坚取代了北周建立隋朝,又一鼓作气征服了江南的陈朝。

自东汉末年,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已经分裂了近四百年的东亚大陆,终于重归统一,并最终形成了大唐帝国。

草原的视野与武功,中原的精神与财富,被整合为一体,胡汉混血的隋唐皇室,终于将出自中原的儒家普世主义理想,现实化为一个庄严恢弘、灿烂夺目的世界帝国。

今日小结
现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放弃了帝国的二元结构,也因此让帝国走上末日。
混一胡汉、建立二元帝国的事业,最终由北周完成,并奠定了隋、唐世界帝国的基础。这个世界帝国内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统治机理。
咱们下一讲就从隋唐两位皇帝的老婆讲起,看看她们的活动如何呈现出帝国的深层结构。

16 | 影响隋唐历史的两个女人

上一讲说到混一胡汉的二元帝国最终得以建立,隋、唐世界帝国一统天下。

正如前几讲说过的,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决定的。大隋大唐,也不例外。
所以,今天咱们要来讲讲两位老婆的故事,一位是隋文帝的老婆——独孤皇后;另一位是唐高宗的老婆——武则天。

为什么要讲这两位老婆呢?不仅仅因为这二位都是女中豪杰。更重要的是,从她们的故事里面,可以发现理解隋唐帝国的核心线索,就是关陇军事贵族与皇权之间的对抗。

理解了这条主线,就掌握了理解隋唐帝国的钥匙。像隋朝的灭亡、大唐的兴盛、乃至安史之乱,都可以沿着这条线索来理解。

独孤皇后背后的关陇贵族
隋文帝杨坚的老婆独孤皇后,能力非凡,在杨坚夺取天下、治理帝国的过程中,出谋划策,居功甚伟。两人结婚之际就约好了,一夫一妻相守,不能再亲近别人。

杨坚是出了名地怕老婆,一直恪守着这个约定差不多四十年,终于忍不住偷了一次腥,独孤皇后闻讯大怒,不顾病体,带领几百名宫女闯入别宫,把杨坚刚宠幸过的宫女乱棍打死。
杨坚闻讯也是大怒,但他不敢去找皇后算账,于是不顾劝阻,单人独骑夺门而出,骑马朝山里狂奔二十余里。两个重臣在后面拼命追赶,终于追上了,拦住马头苦苦相劝,皇上哭着说:“我贵为天子,也不得自由!”这俩重臣只好劝皇上:“陛下你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置天下于不顾,咱不和她一般见识还不行吗?”
独孤皇后固然能干,两人也确实感情不错,但隋文帝毕竟是天子,怎么会这么怕老婆呢?实际上隋文帝怕的并不是独孤皇后,而是皇后背后所代表的豪族集团。
独孤皇后出身名门,她老爸独孤信是关陇集团顶级军事贵族,她老妈出身清河崔氏,是从汉朝直到唐朝的中国北方顶级汉人豪族。
独孤皇后的姐妹们又嫁给了另外一些顶级关陇豪族。这些大豪族靠着联姻关系,结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杨坚靠着这个庞大网络的支持,才篡夺了北周宇文氏的皇位,进而一统天下。倘若他得罪了这个豪族集团,可能皇位分分钟就坐不住了。
所以说,隋文帝的“不得自由”并不是因为惧怕独孤皇后,而是因为必须小心维护与豪族集团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才不得自由。所以他的那位重臣一语道破真相,不可因为一个女人就置天下于不顾。
依赖关陇贵族的这种统治,历史上叫做“关中本位”。

关中,就是长安所在的渭河谷地一带;往东边走过了函谷关叫关东。

隋炀帝的野心
杨坚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志存高远,他可受不了这样一种日子。杨广所留下的历史形象是个暴君,但实际上他是颇为雄才大略的。
他是隋朝征服江南陈朝时的最高军事统帅,战争结束之后又广为结交江南士人,并且娶了南朝梁代皇族的后裔为妻,一举收服人心。
杨广是次子,本来没机会登基的,但他给哥哥下了好几个套,最终成功地取代哥哥成为太子。登基之后开凿大运河,又巡游天下,东到大海,南到江南,北到突厥边境,西到哈密,极力要成为个有为之君,天下共主。
但是,这样的一种野心,关陇贵族未必喜欢,因为这会打破他们和皇帝之间的力量均衡。
隋炀帝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登基之后就要极力摆脱“关中本位”,摆脱关陇贵族对他的约束。
怎么办呢?和魏孝文帝一样,先离贵族的大本营长安远一点,所以隋炀帝很快就迁都洛阳。
他又进一步发展了隋文帝时期开创的科举制。科举的目的就是,要在贵族之外发掘人才,充实官僚系统,替换掉不怎么听皇帝招呼的贵族。
问题是,这个时代,读书仍然不是件便宜的事,能读得起书的多半都是贵族出身,这些人考上之后,仍然未必很听话。所以科举制所能给皇上提供的人才基础,并不那么好用。
隋炀帝还面临着另一个与魏孝文帝类似的危险。隋朝一统天下所依赖的军队,就是府兵,都掌握在关陇贵族的手里,隋炀帝要想大权独揽,就必须另外建立一支军队,由自己直接掌控。
问题是,要想另建一支军队,这个花销可太大了,皇上要想能养活自己的军队,就必须能在豪族的庄园经济之外,另发掘出新的经济资源,从里面搞到更多的钱。
这种新经济资源在哪呢?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出现的。
隋炀帝既招不到足够的听使唤的人,又养不起能够压制关陇贵族的兵,他肯定不甘心啊。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征高丽吧。
高丽是小国,但隋炀帝为了征高丽动员的军队,规模空前。为啥要这么搞呢?因为只要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动员过程就有可能把国内的政治结构给改造一番,贵族们的日子肯定不像过去那么消停。
一旦战争打得不错,还能从外部攫取到新的财富,用这些来收拾不听话的贵族。想到这些,隋炀帝豪情万丈,几次组织征高丽。
问题是,他还是没钱养自己的兵啊,那意味着,发动战争所依赖的还是各种军事贵族。贵族们在战争中打得非常辛苦,实在不愿再忍受了,于是发动兵变,大隋帝国马上陷入天下大乱。

唐太宗回归“关中本位”
唐朝开国君主看了隋炀帝的下场,所以再次回到关中本位,以巩固国本。但皇上肯定就得接受军事贵族的制衡了。
后人常感叹唐太宗能够开明纳谏。唐太宗本人确实是非常宽宏大度,但是贵族对皇权的约束,是确保皇上能够开明纳谏的前提。
在关中本位下,皇上跟属下的柱国大将军们、乃至草原部落的酋长们,是某种意义上的盟友关系。
大家都尊重皇上,但更尊重传统。比如唐太宗曾经要求礼部为天下的家族编修谱牒,就是有点类似于家族英雄谱的东西。结果编出来的第一等家族是前面说过的关东的崔氏,还有卢氏,皇上他们家的李氏反倒要往后排。
唐太宗很生气,但后果也严重不到哪去,因为他拿那些大家族也没有特别多的办法,只能要求礼部重排一下了事。但是重排的标准可是有讲究的,不再是根据古老的血统,而是只看当下的官职高低。
这就意味着,家族地位的排序,皇上多少有些控制权了,他试图以此来渐渐蚕食掉贵族的势力范围。

武则天再次放弃“关中本位”
唐太宗晚年,纳了个才人,武则天,她后来又成了唐高宗的皇后。
武则天前后两次入宫先后嫁给父子两代人,这在中原看来纯属乱伦,禽兽一般。但是在草原上,这是个很正常的习惯,父亲死了,儿子就可以把除了亲妈之外的父亲的各种夫人给娶了。比如王昭君,就曾经嫁了祖孙三代。
这样一种婚姻制度,是跟草原上的财产继承制度直接相关联的。实际上,自然形成的任何形式的家庭结构,都是与财产继承和保全的制度相关,中原也不例外,只不过草原和中原的财产形式不一样,保全的办法不一样而已。
草原上女子的地位也远高过中原,人们都习惯了女人会很强势。比如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就是这样,人们也没啥不适应的。武则天在唐代命运起伏,最终居然能够成功称帝,这里面可以看到大唐王朝深处的草原底色。
武则天执掌大权之后,她知道关陇贵族肯定不会支持她的,所以她放弃关中本位,迁都洛阳。武则天一朝又开始大规模地开科取士。
这些做法是不是都听着耳熟啊?没错,跟隋炀帝的办法差不多。隋唐帝国的核心问题都是皇权与关陇贵族的关系问题,武则天与隋炀帝的诉求类似,当然策略选择也就会类似。
但是在武则天的时代,印刷术还是没有发展起来,知识传播成本仍然比较高,能够参加科举的人多半还是贵族出身,只不过是关东贵族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武则天就可以用关东贵族来制衡关中的贵族。
可是只要是贵族,就还是不会特别听皇上的话,皇上就又得提拔一些对自己有着高度依赖性的、会很听话的人,来约束无论是哪里的贵族。
所以在武则天时代,有一些很有名的酷吏,像什么周兴、来俊臣,他们都是出身无赖,对皇上有着高度依赖性,做事也没有贵族们的那种道德标准,各种没底线。最后皇上用完他们,又会很轻易地抛弃他们,再去寻找新的无赖来替代他们。

本讲小结
今天这一讲,并不是要给你呈现八卦,而是要呈现隋唐大帝国最深层的政治逻辑:就是关陇军事贵族和皇权之间的对抗关系。
独孤皇帝代表了关陇军事贵族;武则天,则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代表了皇权。
武则天的统治被终结后,出于恢复正朔的考虑,首都再迁回到长安,又经历了几年的皇室变乱,最终是唐玄宗父子安定了局面。
但对新的雄主唐玄宗来说,他也并不想奉行关中本位,受到关陇贵族的约束,他在某种意义上继续了武则天的统治策略。
隋唐帝国政治的主题,皇权和关陇军事贵族的对抗,到了唐玄宗这里,仍然在继续。
但是他的统治策略里面隐含了一些极为危险的东西,最终让盛唐的辉煌戛然而止。这是怎么回事呢?且听下一讲来解释。

17 | 安史之乱终结了豪族社会

今天来讲一下,安史之乱如何终结了豪族社会。

上一讲到我们说到,唐玄宗在政策上有一系列致命的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危险,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这个问题就是,唐玄宗在不懂得怎样用胡人的情况下,却在滥用胡人。

安史之乱是在公元755年到763年,由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一场叛乱。正是这场变乱,使大唐帝国从最巅峰跌落下来。
安史之乱如何终结了豪族社会?

正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技术变迁成为可能,引入了新的经济资源,使得皇帝一直苦苦寻找的豪族之外的财政能力成为可能。

大唐帝国的二元性
从皇权的角度来看,武则天真是给唐玄宗留下了很不错的底子。
经过武则天的统治,关陇贵族已经遭受重创,武则天从关东发掘出来的很多重臣,对于抗衡关陇贵族的剩余力量大有用处,这些重臣都被玄宗继承了下来。
但是玄宗感觉还是不过瘾,因为关东的人才多半也是贵族出身,只要是贵族,就总是不那么听使唤。
所以玄宗还努力提拔重用各种没有政治根基的人,这种人更容易控制,对于皇权的扩展大有好处。
什么人没有政治根基呢?除了平民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群体,那就是胡人。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胡人出身的安禄山就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玄宗时期的帝国北部边境一共设置了四个节度使,相当于四个大军区,安禄山一个人就管着其中三个,帝国的命脉几乎是完全交到他的手里了。
任用胡人将领,这种事情对大唐来说毫不新鲜,这本来就是一个胡汉混血的朝代。太宗时期就重用了不少胡人将领。
但是胡人将领来自草原,要用好他们就得懂得草原的政治逻辑,太宗与玄宗在这方面的理解水准大不相同。
太宗常年与游牧军人打交道,极其熟悉草原上的政治逻辑,对它的运用达出神入化之境。唐太宗曾经单枪匹马冲到阵前,痛斥入侵的突厥颉利可汗违背盟约,硬是把他给骂跑了。
当然,可汗还是看到了太宗身后的庞大军队才跑的,但太宗单枪匹马所表现出的勇气,绝对符合草原英雄的特征,一举吸引了草原上大量粉丝。
唐太宗最终分化并击溃了突厥帝国,以“天可汗”、而不是“皇帝”的身份,统领起各种胡人,把突厥的组织机制与大唐的帝国秩序揉在了一起。
唐太宗还任用突厥将领,征服了广大的中亚地区,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这显然是一种二元帝国的逻辑。
但是,从唐高宗开始的皇帝,都不具有太宗那样的战争经验,也没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再加上大唐定都长安,远离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皇帝就越来越欠缺治理草原所需要的知识。
所以,到了高宗朝的后期,突厥就脱离了大唐帝国的统治,再次形成独立帝国。

唐玄宗放弃草原身份
玄宗对于草原上的逻辑更是没有感觉,甚至开始主动放弃大唐的草原身份。
在太宗的时候,大唐以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为正统所在,认为大唐继承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周帝国以及隋朝的统绪,并不认为胡人做天子有什么问题。
但是玄宗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出唐朝的统绪是从汉朝继承过来的,于是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就不在胡人组建的北朝,而在汉人组建的南朝。大唐的草原身份就此被抛弃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大唐虽然建立起了二元帝国,但这种二元性太过于依赖于皇帝的个人能力,没有发展成为制度化的安排。倘若皇帝对草原不理解,二元性也就泡汤了。
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却把帝国的命脉交到胡人将领的手里,这几乎就是等着出大事了。唐玄宗统治了几十年,感觉超级良好。到晚年突然遭遇到安史之乱,大唐从最巅峰一下就摔了下来。
大唐帝国内地的军队已经不堪一击,只好再去借用其他的胡人力量来对抗安禄山的军队;最终,动乱倒是平定了,帝国的命运也不再由自己做主了。

江南经济的大发展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安史之乱之后,一种新的技术变迁却能够出现了。
安史之乱后大唐陷入藩镇割据,华北是割据最严重的地区,而这里在以前是帝国的财政来源中心。这一下,帝国名义上恢复了天下秩序,但实际上没有钱,啥也玩不转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安史之乱却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从隋炀帝到武则天、唐玄宗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豪族社会之外的财政来源,在这里冒出来了。
要说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得先看看江南人口的一个大变化。
安史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都带来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但两次有个巨大差别。永嘉之乱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乱了快两百年了,对于在乱世中该如何自保,人们很有经验,那就是组织起坞堡。南逃的时候,也是比较成建制地逃走,所以跑到江南的还是豪族社会。
安史之乱却是突然爆发的,人们仓促之间来不及组织起来,只能零散地南逃;而安史大军是草原骑兵,打到淮河一带也就不怎么往南走了。逃难者跑到江南基本就安全了,这样江南就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安史之乱前,中国人口的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人口始终是相对稀少的。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的人口密度,让这里从过去的地广人稀变成地狭人稠了,这就改变了劳动力和土地之间的相对价格。
地广人稀的时候,土地有的是,劳动力稀缺,所以各种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都不划算,像什么水稻插秧,土地复种制,就是一年两熟,这些技术都没人用的。
实际上,水稻插秧这种技术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了,但是江淮地区一直到了唐代前中期,还是火耕水耨的种植技术。这个技术太省事了,想要种地了,先放把火,把田里的杂草树木啥的烧掉,再放水进来把烧剩的草木灰啥的沤一阵子,地里有了基本的肥力,然后开始种。
并且,江南还是轮耕制,就是土地种一年,要休耕一年甚至两年以便恢复地力。不是江南人不懂插秧技术,而是他们不需要那种技术,反正地有的是,干嘛想不开非要搞那么费劲的精耕细作啊?粗放点多省心。
但是安史之乱后,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开始变得地狭人稠了。这下人地关系变了,地不够用了,人有的是了。省心的搞法不行了,现在首要需求是省地。
水稻插秧技术开始获得应用,轮耕制也不搞了,土地要连续耕种了,甚至到了再晚一些的宋朝,发展出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各种精耕细作因此也逐渐成为必须。人力越来越便宜,这回不怕费人工,只怕地不够用。
这样一种变化,让建立了平民社会的江南,一下成为帝国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区,在原来的贵族社会之外,发展起来新的经济要素,帝国也就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
晚唐时期,大诗人韩愈曾经说过,江南所提供的赋税,占了天下赋税的差不多十分之九。这个数比较夸张,但江南已经发展成为帝国的核心经济区是毫无疑问的。

财政制度改革
大唐帝国劫后余生,开始努力恢复,江南的开发让皇上意外地获得了新经济要素,有可能用它来对付各种过去搞不定的力量。
但首先得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新的经济要素才能为皇上所用。
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财政制度是从北魏继承下来的租庸调制,主要就是按照户来分派,每户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多少绢帛、要服多少劳役等等。
这套制度已经运转不下去了。公元780年,唐朝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行两税法,把过去的各种劳役、粮食、绢帛等等都折算为钱,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
两税法原则上来说必须缴纳铜钱。这意味着,从东汉末年以来持续了数百年的实物财政,又转成了货币财政。皇上想要搞点什么事的话,拿着钱可比拿着粮更好办,皇上对付豪族的办法就变得更多了。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代税赋制度的主要基础。
这些新的经济和财政资源,终于让从隋炀帝开始的皇权对抗豪族的努力,获得了政治可能性。

不过大唐已经无法利用这种可能性了,因为唐朝皇室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已经没有办法把各种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只能苟延残喘。但是如果没有江南的新资源、没有两税法改革的话,估计大唐想要苟延残喘都喘不下去。
要打破过去的社会结构,光有新经济要素的出现还不够,还得有新的知识传播技术,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得起书,形成新的人力资源基础,新秩序才真的能够浮现出来。
新的知识传播技术就是印刷术,实际上这也不是全新的技术发明,而是对既有技术的新应用。在唐朝的时候印刷术就已经在应用了。但那会儿主要是用来印佛经,因为当时的豪族社会,社会上对于儒经的需求相对有限,寺院对于佛经则很有消费能力,印佛经很划算。
但是随着平民社会的发展,对儒经的需求逐渐浮现出来,五代十国时,官方第一次主持了对儒经的大规模印刷,到了宋代,印刷儒经完全变成一个社会性的商业活动。
知识传播成本由此急剧下降,很多平民百姓都能读得起书了。这让宋代皇帝有机会从平民中大规模拔擢人才充实官僚体系,隋朝开始的科举制,终于真正转化为皇帝对抗贵族的一个重要武器。
至此,中原从豪族社会结构不可逆地进入到了平民社会结构。

本讲小结
唐玄宗为了加强皇权、对抗关陇贵族,重用胡人胡将,引发了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却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的经济开发,使皇权获得了新的经济资源。

同时中原向江南的移民过程,使社会逐渐平民化。平民化又促进了印刷术的普及,为皇权对抗贵族提供了人力基础。因此,让唐朝盛极而衰的安史之乱,实际上也是促使中原由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化的关键节点。

安史之乱不仅仅在中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草原、西域、乃至雪域高原都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历史变化,它们进一步对于后世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就是下几讲我们会谈到的话题。

18 | 西域,帝国命运的催化剂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中原和草原上发生的事情,讲了它们如何相互地改变着对方。

但实际上,草原和中原的互动过程,很多时候都有第三方的介入。第三方就像催化剂,草原和中原之间发生着各种化学反应,催化剂则决定着这些反应发展的节奏。

那么,第三方催化剂是谁呢?实际上不止一个,在古代历史上,西域和雪域高原都曾经起到过这种作用,这就是接下来几讲,我们会重点讲的内容。

没有这种第三方催化剂的存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节奏会是大不一样的。

中亚的自由城邦特征

这一讲咱们先来说说西域。

西域就是新疆,它和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加在一块,还构成个大中亚的概念。

由于它们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近代以前,大中亚一直都是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理特征,中亚在历史上形成了很多自由城邦。

自由城邦的意思是,这些城邦彼此之间互不统属,强大的帝国也没法直接统治它们,而只能间接统治,于是城邦生活不会受到政治的压力。

自由城邦的特征再加上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在古代,这就是能够形成高水准文明的标配。

中亚的文明是伴随着贸易从东西方传过来的,但传到中亚之后却能发展起比东西方还高的水准。在历史时机合适的时候,又会反过来再传向东西方,改变东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这就是我所说的中亚作为催化剂的作用。

比如,中亚向东传播文化,草原帝国的精神世界有一大半是由中亚所塑造的,这显然会极为深刻地影响草原和中原互动的模式。

再比如,中亚向西传播文化,对欧洲的精神世界带来深刻刺激,甚至奠定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

地理结构带来的政治逻辑差异

说了这些,你大致就能知道西域和中亚作为历史催化剂,有多大的重要性了。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它特殊的地理结构。所以,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地理结构。

你可以先看看文稿里面的大中亚地图,先看横向的,中国境内的天山,以及一条起源天山、向西流的大河锡尔河。
天山-锡尔河这一条线很重要,这条线以北是中亚的游牧区,这条线以南是中亚的定居地区。这条分界线的意义,就跟长城在东亚的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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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亚地区地形图

天山-锡尔河以北的游牧地区,政治和社会的逻辑,和长城以北的草原上差不多,但南面的定居地区则与中原有很大差别。

中原有很多大河,有充沛的水源进行灌溉,农耕区的规模很大,连成片,财富总量就很大;中亚定居区的水源,只有雪山融水还有一些内流河,水资源很匮乏,只能形成一些高度分散的小规模绿洲,因此财富总量很小,和中原没法比。

所以,东亚的游牧者一旦入主中原,就能获得足够多的财富,把自己的军事贵族什么的都养起来。

在中亚,就算游牧者能够完全征服南方的绿洲地区,但是从南方能搞到的钱,也不足以把本国的军事贵族都养起来。大可汗要压住下面的小可汗,仍然得依靠自己的战斗力。

所以,继承顺序仍然只能保留草原社会的兄终弟及,也就是哥哥死了弟弟即位,因为要保证战斗力,就不能让还没成年的孩子即位,只能是让成年的兄弟即位。

而我们前面讲过,兄终弟及的继承逻辑,一定会带来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因为等到第一代都死了,第二代谁来继承呢,人们没法达成共识,只能靠内斗解决问题,于是草原帝国就解体了。

所以,在中亚就没什么长寿的帝国,再强悍的帝国,最多维持个几十年也就完了。

而在东亚的大清,统治了267年,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了差不多六百年,这都是因为他们进入定居区域后,用不着可汗有战斗力,也能获得充足的财富。继承顺序就能从兄终弟及转为父终子及,国运便能够突破百年。

再来看看中亚的定居区域,这边和东亚的差异就很大了,这也是由中亚的地理特征决定的。

看看地图,你会注意到,中亚的绿洲地区,空间非常破碎,每个绿洲的规模都不大,彼此之间都被大漠戈壁所隔开,相距很遥远。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个绿洲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征服并持续地统治其他绿洲,因为要横跨大漠来统治,太费钱了,这些绿洲谁都没那么多钱。

所以,中亚南部的绿洲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由外来者统治的,要么是北边的游牧帝国,要么是来自远方的其他拥有轴心文明的庞大帝国,比如东边的中国、西边的波斯之类的。

但对远方的大帝国来说,统治中亚有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了。

所以,它们对中亚绿洲都是采用间接统治的方式,也就是说,外交、国防由帝国掌控,其他的一切都由绿洲地区自理。只有这样,统治才有正收益,否则,一定是赔本买卖。

咱们看汉唐对于西域的统治,都是以西域都护府的形式,而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郡守、刺史之类的形式。

西域都护,差不多可以理解为汉唐帝国驻扎在西域的总督,他主管当地的外交和国防,别的也就不管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区,在古代接受过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近代接受过俄国的统治,但基本上也都是间接统治。

正是这种间接统治,让中亚的这些绿洲城邦始终保留着一种高度的自治,城邦之间没有相互的统属关系,外部世界也无法长期地对这些绿洲进行直接统治,可以说就是一群自由城邦。

自由城邦的属性,让中亚在近代以前,在贸易和文明两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可以说是贸易和文明的中心。

中亚的贸易地位

先来说说贸易,这样一种自由城邦,是最适合于贸易的需求的。在这里,商业的逻辑不会被政治的逻辑所干扰,贸易的效率能够得到保障。

古代中亚有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绿洲城邦,比如西域的鄯善、库车、和田、喀什噶尔等等,越过帕米尔高原,还有《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出征过的撒马尔罕、花剌子模等等,这些都是中亚历史上的贸易重镇。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多数产自中原,但经营这些贸易的人,主要是中亚商人。他们在中原的主要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商站,然后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接力,贩运到欧亚大陆的西部。

这些商人的生意规模如此之大,效率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的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

欧洲语言中支票这个词,就是check,最初就是在中亚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

中亚商人发达的商业活动,还对周边国家的统治秩序带来了重要影响。比如,大唐帝国当时经常要进行超远距离的战争,并且要对遥远的地方进行统治,这种超远距离所需要的后勤运输体系太复杂了,对帝国来说简直是噩梦。

刚好,中亚商人有发达的贸易网络和远距离运输能力,他们的商业运输活动从辽东一直能达到中亚,正是这些中亚人帮助大唐完成了后勤运输工作。如果离开了这些中亚商人,大唐帝国的统治成本会急剧上升,帝国疆域恐怕会大幅缩水。

当然,中亚商人在本质上是生意人,不会拒绝任何生意,大唐的对手,比如突厥帝国以及后来的回鹘帝国,在战争中也会用中亚商人的网络,商人们还会成为突厥人重要的军事参谋。

中亚的文化传播

除了贸易,从文明传播的角度讲,中亚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就更重要了。

中亚绿洲地区地理太过破碎,单个城邦的财富总量很小,因此它无法原生性地发展起轴心文明。原生性的轴心文明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希伯来文明等,它们只能出现在财富总量很大的地方。

但是,伴随着贸易和战争等,各种轴心文明都会传播到中亚地区。中亚虽然总财富量不大,但是人均财富量很高,这让中亚人养得起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有能力进行深刻的学术思考,思考这些轴心文明所提出的问题。

各种文明在中亚自由传播、自由竞争,在这里又没有强大帝国的直接统治,文明的逻辑不会遭遇到政治的逻辑的压制。在大帝国内部,政治一定会压制文化的。所以各种文明在中亚能够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发展,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比如佛教。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佛教对于整个东亚世界的影响与改造是全方位的。

再比如,在公元3世纪诞生于波斯的摩尼教,就是张无忌的明教。摩尼教在波斯帝国本土发展得总是不顺,有时候被帝国政府捧杀,有时又被打杀,直到它传到中亚之后,才形成了独立的教会,不再受教会总部的管辖,一下子反倒发展壮大了,到8世纪中期,独立出来的中亚摩尼教,甚至成为草原霸主回鹘帝国的国教。

在中世纪的中亚,最灿烂辉煌的文明,就是伊斯兰教。和咱们今天对伊斯兰教的一般认知不一样,在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极为开放、包容,文化发展水准极高,有着发达的哲学思辨。

古希腊哲学很早就传到了中东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思想家把这些哲学进一步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其他还有天文学、数学、医学、航海学等等,伊斯兰世界的水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反倒是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处在很不宽容、很蒙昧的状态。
但是有趣的是,伊斯兰教这么高的文化水平,并没有出现在阿拉伯帝国的大本营——中东,而是出现在中亚,因为这里远离帝国中心,有自己独立的伊斯兰经文学院,文化的逻辑不会受到政治逻辑的压制。

而帝国中心的伊斯兰经文学院,则要受到最高统治者哈里发的控制,文化被政治所压制。所以,中亚的伊斯兰教才能把文明的各种可能性都释放出来。

到了公元9-10世纪的时候,中亚出现了几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如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等,他们将古希腊哲学与伊斯兰神学结合在一块,发展出宏大的思想体系。

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工作后来辗转传入西方世界,处在蒙昧状态中的中世纪西方人,才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哲学,这些知识传播过程奠定了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

所以有人评价,在那个年代,中亚才是世界的知识中心。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可以说,

在近代以前,大中亚地区是东西方贸易交通的核心要道,也是高度自治的自由城邦。
中亚虽然没有产生轴心文明,但是各种文明传播到了中亚,就像登上了诺亚方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释放。整个中世纪,中亚的文化水平极高,还可以在东方和西方世界的文明处于没落的时候,中亚反过来向它们输送文明,进行文化反哺。

但是,到了地理大发现,新航道开辟出来,中亚沦落为很次要的贸易通道,人均财富量也大幅下降,没有足够多的人有闲情逸致仰望星空,中亚就从人类的知识高地跌落了下来。
而在中国这边,在唐末安史之乱之后,中原、草原和西域之间发生了非常复杂又有趣的历史联动关系,西域的历史催化剂作用表现得极为到位,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19 | 回鹘,草原霸主的兴与衰

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了西域的重要意义,以及整个大中亚地区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催化剂作用。
这一讲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唐朝中期以后的草原霸主,回鹘汗国。你会看到中原和西域分别是如何促成了回鹘汗国的崛起,又如何让它败亡,后续的历史又是如何深刻地改造着西域。
从回鹘汗国跌宕起伏的命运里,你能看到草原、中原与西域深刻的联动关系。你也会更好地理解,我为什么说中国历史是一个体系史。

回鹘汗国是如何崛起的
其实在回鹘之前,还有一个草原霸主,就是突厥汗国。突厥汗国曾被唐太宗征服,后来在武则天掌权期间,又复国了。再后来,唐玄宗为了打击它,又扶植了一个突厥人的附属部落,回纥。
在大唐和回纥的联手打击下,突厥汗国在公元744年灭国了。突厥汗国被灭掉之后,回纥就成为了新的草原霸主,后来它又改名成为回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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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期的回鹘

回鹘汗国成立后刚过十年,就赶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利。这个红利是什么呢?跟安史之乱有直接关系。
公元755年,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主谋安禄山,出生在农耕、草原过渡地带的辽西地区,他爸爸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粟特人属于东波斯族群,他妈妈是出身草原的突厥人,所以他的身上同时流着中亚和草原的两种血。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派遣大将哥舒翰去应战。但是唐玄宗一通瞎指挥,导致哥舒翰被安禄山俘虏,唐玄宗这下慌了,被迫逃离长安,并黯然退位。

大唐终于发现,光靠自己搞不定安禄山了,甚至有亡国的危险,于是,回鹘人的巨大红利就来了。
大唐不得不向这个刚刚被扶植起来的小弟求助,于是回鹘的牟羽可汗带领大军南下助战。回鹘大军协同唐军作战,收复了东都洛阳,回鹘在洛阳也抢得不少财富,除了财富,牟羽可汗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三个来自中亚的粟特僧人,牟羽可汗回程的时候,把这三个僧人也带上了。

当然,这三位不是佛教僧人,而是摩尼教的僧人,我们上一讲也说到过这个摩尼教,也就是张无忌信的那个明教。你别小看这三个不起眼的粟特僧人,他们让草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他们几个人,说服了牟羽可汗皈依摩尼教,并且通过可汗之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回鹘人皈依摩尼教,没多久就让摩尼教成为回鹘帝国的国教。

原本身处中亚的粟特人,看到摩尼教在回鹘发展得这么好,就纷纷来到回鹘。粟特人由此与回鹘、大唐发生了复杂的多重博弈关系,并深刻地改变着这几方的命运。

这个时候,大唐帝国勉强从安史之乱中活了下来,却又陷入藩镇割据的困境,再也没有当年的雄风,有好几次,帝国政府在试图打击藩镇的时候,差点被反过来搞死。

每逢这种时候,大唐就不得不再向回鹘求救,对回鹘来说,他们当然愿意接这种买卖,于是再次南下,帮助大唐平息内部问题,顺手再狠狠地敲诈一笔保护费。

回鹘很乐意让大唐的帝国政府和藩镇之间,保持这么一种均衡关系,不让藩镇有能力推翻帝国政府,也不让帝国有能力灭掉藩镇。只有这样,回鹘才能不断拿到保护费。

上一讲我们说到过,做买卖这种事,中亚贸易要道上出身的粟特人最擅长了。而这个时期,刚好又有大量粟特人移民来到回鹘,其中有不少就成了回鹘人的重要参谋,帮助回鹘更有效地从大唐榨取保护费。

这个过程肯定让大唐非常痛恨,但是也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回鹘为了能够持续收到保护费,便不得不保护大唐的帝国政府,免得它被藩镇割据给颠覆掉。

实际上,帝国政府早就风雨飘摇了。在安史之乱后,唐朝还能延续将近150年,回鹘人的干预是一个重要原因。

回鹘帝国的灭亡
刚才说的这批移民过来的粟特人,除了能帮回鹘榨取保护费,还帮回鹘人发明了文字,这种文字是从东地中海的叙利亚地区传播过来的,经过粟特人之手,又传播到了蒙古高原上的回鹘帝国。
直到今天,蒙文和满文所用的字母都还是这种源自粟特文的字母。
这些粟特人帮助回鹘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他们又把这些财富转卖到西方,并且还引导着回鹘人对抗波斯人,以便打击贸易上的竞争对手。
这个过程中,中亚粟特人成了回鹘汗国的大脑。包括西域在内的大中亚,与中原、草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联动关系,你能清楚地看到,中国这部体系史的脉络。
回鹘与粟特人的这种合作共生关系,让回鹘人获得了知识与财富,迅速地文明化了。
这带来一个衍生的结果,文明化之后的回鹘,开始琢磨改变生活方式,他们开始修筑城墙。于是,回鹘成为蒙古高原历代游牧帝国当中,唯一的一个筑城的帝国。
对于游牧帝国来说,筑城定居绝对是大忌。因为这样一来,游牧帝国的机动性就会丧失掉,游牧者兵民一体、生产-生活-战争密切结合的组织特征也将发生分化,组织结构变得复杂。

游牧者令人生畏的战斗力正是依赖它的高度机动性,以及超级简单的组织结构。这方面发生变化,会让游牧帝国变得脆弱,在遇到危险时难以自保。

于是,在公元840年,从回鹘帝国西北方森林中跑出来又一个野蛮的突厥人部落黠戛斯人。黠戛斯人发起的攻击让回鹘帝国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很快就亡国了。

喀喇汗国的建立
你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了吗?后面发生的事情更精彩。
亡国的回鹘人分为几支四散逃亡。对于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向西逃亡的回鹘人。西迁回鹘又分成了好几支,其中有两支,分别逃亡到中亚地区,和甘肃、青海一带,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这一讲主要说投奔到中亚的这一支,他们对整个中亚的政治、人口和文化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群迁移到中亚的回鹘人,征服了当地游牧者,建立了喀喇汗国,主要位于今天的新疆西部和中亚的几个斯坦国,后来又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分裂为东喀喇汗国和西喀喇汗国。
这个汗国可能你都没听过,但它非常重要,上一讲里说过的那些中亚伟大的思想家,都生活在喀喇汗国。

喀喇汗国对中亚的改造
先看看喀喇汗国在政治上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东亚这边的游牧-定居复合结构的二元帝国,中亚却一直没有这种复合帝国,直到喀喇汗国的建立。
喀喇汗国的北部,是游牧区,回鹘人是很熟悉的。喀喇汗国的南部是定居地区,按理说,出身草原的回鹘人是没法搞定定居区域的。
但是,早年在漠北的时候,回鹘人在粟特人的帮助下,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懂得中亚的定居文明该如何治理。所以回鹘人也有能力去统治中亚的定居地区,从而建立起了二元帝国,也就是喀喇汗国。
有意思的是,这些回鹘人仍然有着强烈的中国意识,他们作为喀喇汗国的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桃花石”就是中亚人对于中国的称呼,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北魏的皇族,他们姓“拓跋”,到了中亚,口音不大准确,被称为“桃花石”。
随着喀喇汗国的建立,中亚的人口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波斯人口的突厥化。
在喀喇汗国以前,中亚的定居地区,也就是天山-锡尔河以南,我们今天说的南疆地区,多半是东波斯族群的粟特人,就是广义的波斯人吧,他们是高鼻深目的白色人种。
而在北边的游牧地区多半是突厥人,突厥人其实是蒙古人种。这些突厥人以前也没有多少兴趣迁居到天山-锡尔河这一条线以南,因为他们没兴趣定居。但是回鹘人在漠北的时候已经有过定居的经验,所以在迁到中亚之后,他们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开始进入天山-锡尔河以南,转为定居的生活方式。
这些回鹘人和当地的波斯人口混血,逐渐改变了中亚的人口结构,让中亚开始了普遍的突厥化过程。今天我们看南疆的少数民族,白色人种的特征相对更明显,北疆的少数民族则是黄色人种的特征相对更明显,这种差异就和这段历史上突厥人与波斯人混血的不同比例有关系。
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喀喇汗国的建立,还带来了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突厥民族的伊斯兰化。
在回鹘西迁前,中亚地区已经伊斯兰化了,但之前在中亚来来往往的突厥人并没有信仰伊斯兰教,因为他们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直到喀喇汗国,开始了突厥人的伊斯兰化进程。因为这个时候的伊斯兰教,正处在文明发达如日中天的阶段,回鹘在漠北的时候虽然已经跟随粟特人,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但毕竟时间太短,也不那么系统,到了中亚,看到当地伊朗语系人群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政治秩序与文明成果,心向往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另外就是,如果皈依了伊斯兰教,统治当地穆斯林的成本也会变得更低。几件事加在一起,突厥人开始了伊斯兰化。

本讲小结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了。
回鹘这样一个草原帝国,本来是循着通常草原帝国的路子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中亚粟特人的深度介入,它的历史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并深刻地影响了大唐与自身的兴衰。
到了回鹘灭亡后,又深刻地改变了中亚的历史命运。通过回鹘汗国的历史,可以说看到草原、中原和中亚绿洲,多个地区历史联动的典型案例。
但回鹘人的故事还没完。我刚刚提到西迁回鹘比较重要的有两支,除了西迁中亚的这一支,还有一支投奔了高原上的吐蕃帝国,在甘肃、青海一带建立了被称作甘州回鹘的附庸国。
这群人并没有喀喇汗国那样的文化与武功,但他们给雪域高原上带来了深远变化,导致了强大的吐蕃帝国的崩溃,也带来了藏传佛教的独特体系。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话题——吐蕃,雪域霸主的聚与散。

20 | 吐蕃,雪域霸主的聚与散

我们在上一讲谈到了草原霸主回鹘汗国的崛起和败亡,以及在回鹘汗国灭亡后,向西逃亡的一支回鹘人,如何深刻地改造了中亚。
这一讲我们要讲的主题是雪域高原上的吐蕃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命运却和另外一支向西逃亡的回鹘人关联了起来。
这支亡国的回鹘人来到吐蕃寄人篱下,但却又很快导致了吐蕃帝国的灭亡。崩溃后的雪域高原,走上了和中原、草原差别巨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从而带来了藏传佛教的独特体系。

而藏传佛教,对元明清的帝国统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讲,就是要讲这背后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让你看看吐蕃帝国是怎么崛起的,又是怎样亡国的,之后又是如何兴起的藏传佛教体系。

雪域高原的地理特征
先来说雪域高原上的这个吐蕃帝国。
雪域高原的地理条件特殊,资源极度匮乏。所以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成一个个小部落,由部落首领来领导的。
一直到了公元六百多年的初期,也就是和唐太宗差不多的时代,才由松赞干布建立起了统一的帝国,也就是吐蕃帝国。于是也就有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
为了能理解吐蕃帝国面临的现实条件的约束,咱们得先看一下雪域的地理特征。
这里有一系列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都属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之列,高原的北边是昆仑山到祁连山这一线,基本是青藏高原和西域的分界线,下面就是塔里木盆地。高原的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大致是青藏高原和印度平原的分界线。
高原上多数地方都不适合人类生存,只有在大山之间的河谷地区,海洋上的水汽能够曲折地传进来,也形成了一些很分散的能够维持人类生存的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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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高原上还能分为三个亚区域。

在东北方向上,是安多藏区,包括今天的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
东南方向上,是康巴藏区,主要包括今天的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香格里拉就属于康巴藏区的。
还有一个是卫藏地区,包括今天的西藏大部分地区,“卫”在藏语里就是“中心”的意思。

吐蕃帝国的贵族制
吐蕃帝国的核心地区就在卫藏,吐蕃的最高统治者叫做赞普。而松赞干布是第一个有明确年代的赞普,在他之前的雪域高原历史,都处在传说当中。
虽然只有传说,但我们明确可以知道的是,在松赞干布之前,高原上就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了,叫做苯教。
苯教是个多神教,有萨满教特征,就是类似于跳大神那种。高原上最初那一个个的小部落,部落首领多半都兼有宗教属性。在松赞干布建立起吐蕃帝国之后,这些部落首领就成了帝国的大贵族。

苯教和贵族制,在吐蕃帝国内部就是一种共生关系。
在雪域高原那种资源如此匮乏,人口如此稀少的地方,能建起这么个庞大的帝国,松赞干布确实是个天才。
但在这个帝国里,赞普肯定是和贵族合作共治的,赞普不可能通过官僚体系来进行中央集权式的统治。因为官僚体系是个很复杂的统治技术,而吐蕃帝国是迅速崛起的,根本还来不及发展出这套统治技术呢。
最起码的,要想用官僚来统治,好歹得有文字,文书系统是官僚体系运转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可是吐蕃是到了松赞干布时期才开始引入文字的。有了文字,这也只是有了个最基本的前提,中间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
中原也是在商朝出现文字之后,用了一千多年,才在战国后期建立起官僚体系。

松赞干布对贵族的控制
那么对松赞干布来说,问题就来了,赞普不得不与贵族合作共治。但是贵族都有离心倾向,不愿意受制于赞普,让自己丧失独立性。
如果赞普不能找到办法来控制贵族,用不了几天帝国也就解体了。那怎样才能控制贵族呢?

伟大的松赞干布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双管齐下。
首先是精神层面,贵族们是借助苯教来凝聚本部落的。为了从精神层面上对抗贵族,赞普就引入了佛教来对抗苯教。
苯教是多神教,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主神,各个部落之间就没有精神上的认同感,有离心倾向,这也很适合贵族的需求。而佛教不是多神教,是普世主义的宗教,能够建立一种超越于地方小群体的大范围认同感,这特别适合于赞普的需求。
所以,赞普支持佛教,贵族支持苯教。赞普和贵族之间的对抗关系,又呈现为苯教和佛教之间的对抗关系。

光靠精神上的统一是不够的,基督教也是普世主义宗教,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还不是分裂了。所以,赞普还得有物质上的办法,可是他没法像中原一样,通过税收的方式养活官僚体系,从而来压制贵族。
这不仅仅是因为前面说的没有文字,没有官僚系统,更因为雪域高原上交通太困难,税收成本太高,靠税收来养官僚完全不可行。
赞普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雪域之外去获取财政资源,只要能在外面搞到钱,就有办法在高原上压制贵族。
可是去哪搞到钱呢?高原的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跨过大山到印度去搞钱,很不现实。高原的西边是帕米尔高原,也没法越过去跑到中亚搞钱。
而高原的东北部、青海一带的安多藏区,有一条很重要的通道,被称作青海道,可以直接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
这可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啊。对地处卫藏的吐蕃赞普来说,安多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能够控制安多,就能够威胁到河西走廊乃至西域。
从这条重要商道收取保护费,如果运气好,占领这里的话,那赞普就更是不用愁钱了。所以,从松赞干布开始,历代赞普始终要牢牢控制安多藏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压制贵族,维持帝国的统一。

安史之乱给吐蕃带来的机遇
安多藏区算是中原和吐蕃的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往往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带,大唐和吐蕃在安多和西域有大量的战争。
吐蕃在这方面肯定没有大唐有优势,毕竟大唐有钱嘛,战争的后劲远远好过吐蕃。所以在唐玄宗的时候,吐蕃被打得很惨,在西域好不容易抢来的一些地方都丢了,安多也快保不住了。
没想到,就在吐蕃快要抗不住的时候,公元755年,大唐发生了安史之乱,所有用来打吐蕃的军队都被调回到中原来打安禄山。吐蕃一下子抓住机会,迅速出兵,不光牢牢控制了安多,还攻占了西域的大片领土。
在此之后,在西域的争夺,就不再发生在大唐和吐蕃之间了,而是发生在草原霸主回鹘和吐蕃之间了,双方又是打得不亦乐乎。但对吐蕃来说,回鹘还是比鼎盛时期的大唐好对付一些,所以它在西域的成果基本都保住了。
西域的财富源源不断到来,赞普这下就牛气得很了,他对于贵族们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大。于是赞普就开始筹组自己的私人班底,以便从人事层面上进一步压制贵族。
这个人事班底肯定也得是识字的人,赞普才好用,僧人们很多是识字的。所以赞普最初是发展起一些僧官,就是把佛教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纳入自己的人事班底。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赞普给了佛教大量的支持,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对抗贵族的一个表征。

这会的赞普看上去越来越强大了,但实际上他是越来越脆弱了。因为他要养活的僧官越来越多,对于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依赖于来自西域的财政。
一旦西域出点问题,赞普的麻烦就来了,他不光是养不起僧官的问题了,因为贵族在这个过程中被赞普压制得越来越厉害,他们的反弹也同样会变得非常厉害。
回鹘人促使吐蕃灭亡
没多久,麻烦果然来了。
从哪来的呢?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支跑过来寄人篱下的回鹘人。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吐蕃的死对头一直是回鹘。而回鹘终于亡国了,反倒让吐蕃遇到麻烦了,完全体现了“福兮祸所依”的道理。
回鹘亡国了,吐蕃一开始感觉很好,觉得终于算是把回鹘人给踩在脚底下了。跑过来的这支回鹘人,建立了一个附庸国,甘州回鹘。
但是吐蕃没注意到,甘州回鹘的地理位置,非常要命。它位于哪里呢?正处在从青海道进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经要道上,甘州,就在今天的甘肃张掖地区,来自西域的财富,要想运到赞普所在的拉萨,肯定得过甘州回鹘的地盘。
只要他们在里面略微截流一下下,马上赞普就受不了。对甘州回鹘来说,肯定要截流啊,没有放着钱不赚的道理。
所以回鹘帝国在公元840年亡国,而仅仅两年之后,吐蕃也就亡国了。亡国的导火索是老赞普遇刺,而帝国财政已经陷入危机,新赞普没有任何能力压制反抗的贵族们。
强大的吐蕃帝国就此解体,佛教也遭遇到巨大挫折。

雪域高原的组织逻辑
接下来一个有趣的历史过程就出现了。
说实在的,雪域高原上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实在是难以想象,它需要各种历史的机缘巧合才能建立起来,这种机缘巧合是不可能被复制的。
所以吐蕃帝国解体之后,高原上就再也没有过什么强大的政治体了,只能再回复到过去的那种区域性的小部落、小共同体的状态。
这样一种散落的小共同体,要想形成秩序,其核心逻辑就跟中原大不一样了。中原这边是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效率更高,效率高的会吃掉效率低的,最终一统天下。

但是要想比拼效率,前提是资源非常丰富,因为高效率通常伴随着高消耗。而高原上资源太稀缺了,消耗不起。所以高原上要比拼的,是哪种组织模式的成本更低,谁的成本低,谁的存活机会就更大。

对资源稀缺的小共同体来说,哪种组织模式成本最低呢?当然就是宗教。

于是,雪域高原上又像吐蕃帝国崛起之前那样,形成了一系列宗教主导的小共同体。雪域高原因此也成为古代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它成了唯一的一个教权有机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起来的地方。

又过了一百多年,佛教再一次传入雪域,这次的佛教没有赞普作为强力的后盾,就必须和苯教相融合,才有可能被那些小共同体当中的贵族话事人所接受。

于是,我们今天会看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气质很不一样,根源都在这里。而正是这样一种气质,使得藏传佛教更容易被草原上的游牧者所接受。

几百年后,藏传佛教主导了蒙古草原上的精神世界,这是后来的满洲人能够联合与控制蒙古人的一个重要抓手。

本讲小结
讲完这一讲,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等中国的各种组成部分,全都闪亮登场,并相互影响着展开历史演化。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构造,脱离开一方,真地是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
我们通过对于边疆地区的讲述,可以更深刻地看到,中国史是一个体系史。中国内部所有的这些组成部分之间,通过彼此的相互依赖,而彼此相互成就,它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着深刻的共同历史记忆。
大唐时期的历史结束,进入到大宋,中国就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开始了一轮不同的历史演化过程了。
下一讲,我们要来看看宋、辽这两个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之间的历史博弈,与此前的历史博弈有何不同。

21 | 大辽,首破百年的游牧帝国

上一讲结尾说到,从唐到宋,中国由豪族社会变为平民社会。宋朝又分成两段,北宋和南宋。北宋的历史是和大辽共同度过的。

你听评书《杨家将》可能会觉得,宋、辽经常在打仗。事实上,杨家将的抗辽战争发生在北宋初年。此后直到北宋灭亡,两国基本没什么战争了,保持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持续百余年的和平。

为什么会这样呢?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幽云十六州。说到幽云十六州,汉人经常为之捶胸顿足。
因为这里是中原帝国最重要的北部屏障,一旦失去这里,中原将无险可守。所以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大宋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没能收复幽云十六州。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来看这段历史,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这一讲里你会看到, 正是因为大辽占领了幽云十六州这片土地,使得它有能力进行一种重要的制度创新,才带来了中原与草原之间持续一百多年的和平,并为中国后续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制度基础。
那么,幽云十六州又是如何到了大辽手里的?我们先看一下幽云十六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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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云十六州位置图

这片土地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两省的北部区域,面积大概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
别看面积不大,但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们都在长城以南,幽云十六州的北部边界差不多是长城和各种崇山峻岭,南部则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因此,这片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屏障。

中原和大辽的格局
当时中原和大辽的格局是怎么样的呢?
中原这边,在唐宋两个朝代之间,有一段分裂割据的历史,就是五代十国。
安史之乱后唐朝内部藩镇割据,帝国政府的话越来越没人听。唐朝末年又有一系列大变乱,帝国终于彻底崩溃,那些割据的藩镇首领都自立为王,但绝大部分都没有称帝。这些小国先后有十几个,但人们一般称之为“十国”。

另外,当时还有个最强大的军阀叫朱温。朱温本来是唐末黄巢大起义时的起义军将领,后来又投降大唐,获得高官。
在公元906年朱温强迫唐朝天子退位,自己登基称帝,建立了新的朝代称为梁,史称“后梁”。
但是没过多久,后梁很快又被人颠覆,建立了新的朝代。
在宋代之前,共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一共五个短命的朝代,合称为“五代”。人们一般在这些朝代名字前面再加个“前后”的“后”字,以区别于历史上的正牌朝代。

这段分裂的历史就是“五代十国”,在公元十世纪前期,一共持续了大约六十年的时间。

再来看看北方的情况。公元916年,也就是后梁这一朝的时候,北方草原建立了一个王朝叫契丹,后来又改名叫辽。
五代的那些统治者都称帝了,大辽的统治者也称帝了。称帝这个事情很重要,它有非常深的象征性意义,只有自认为是大唐继承人的统治者才会称帝。
说实话,如果从各种公共建筑的风格和气势上来看,大辽还真是比五代甚至比大宋更像大唐。大辽的建筑都有那种气吞万里的气势,大宋就太婉约了。
今天的山西还有很多大辽时期的寺庙留存下来,去那里看看,会有特别直观的感觉。而大辽的佛学水准在那个年代也属于顶级之列。

大辽如何占领幽云十六州
那么幽云十六州是怎么到了大辽的手里呢?在后梁和后唐的时候,幽云十六州还掌握在中原手中。一直到了后晋,这块土地才到了大辽手里。
这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也就是著名的“儿皇帝”。如果你对幽云十六州的历史感兴趣,就要记住石敬瑭这个名字。
石敬瑭本来是后唐的重臣,但是他遭遇到后唐皇帝猜忌,就在公元936年起兵反叛。为了寻找支持者,石敬瑭便想拉拢北方王朝大辽。
他向当时的大辽皇帝耶律德光许诺,一旦大辽帮助自己登基,便可以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向大辽进贡,并认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

耶律德光肯定全都笑纳了,于是幽云十六州就此落入大辽手中,成为中原汉人心头永远的痛。
后来经常有人痛斥石敬瑭是个大汉奸,出卖了中原的北部屏障,以致此后大宋北部无险可守,最终亡国。
这种痛斥,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首先,石敬瑭根本就不是个汉人,说他是汉奸就不大说得过去。那石敬瑭是什么人呢?他是沙陀部的突厥人,后世经常也管这一部落的人就叫沙陀人。

事实上,五代的梁、唐、晋、汉、周里,梁是汉人朱温建立的,唐、晋、汉都是沙陀人建立的,周也是个跟随沙陀人打天下的汉人郭威建立的。再往后的大宋,则是跟随郭威发展起来的,跟沙陀也有渊源。
对于草原民族来说,军人们经常会结成义父义子的关系,一个草原军事首领收一大堆义子的事情很常见,这种关系更利于形成信任关系,有利于战场上的同心协力。
所以“儿皇帝”这个身份,在中原人看来是奇耻大辱,但是对于石敬瑭这个沙陀突厥人来说,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我不是说这事很光荣,只是说我们需要看到不同文化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理解。

大辽的制度创新
对大辽来说,幽云十六州太重要了,倒不是说这里可以让它更顺畅地入侵中原,实际上在宋朝初年之后,大辽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入侵中原的事。
幽云十六州的重要性在于,它让大辽有能力进行重要的制度创新。
首先,大辽的财政逻辑变了。
幽云十六州的土地面积虽然只占大辽总体疆域的很小一部分,但其人口却占大辽总人口的六成还要多,从而确保了大辽稳定的中央财政。
再加上大宋在1004年的澶渊之盟之后,每年向大辽提供岁币,大辽就更有了稳定的中央财政。

财政逻辑的变化,让大辽的统治逻辑也发生变化了。
大辽是一个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王朝,草原上的契丹人,本来都是部落联盟的形式。而幽云十六州在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常住人口主要是汉人。
咱们在前面讲过,如果要同时统治长城南北,就必须得是一个兼容草原和中原的二元帝国,此前的北魏和大唐都曾经做到过,但这俩帝国后来又都逐渐地放弃了二元性,转向汉化。
大辽的制度创新是,它放弃了对全面汉化的追求,建立起南北两院制度。南院用儒家的方式来治理汉人,治理的地方主要就是幽云十六州;北院则以草原的方式来治理契丹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二元帝国这种形式给制度化了。北魏和大唐的二元帝国,差不多都是靠实用主义,走一步看一步搞起来的,实际上并未真正理解这种二元帝国的核心逻辑,所以才会有魏孝文帝迁都,和唐玄宗乱用胡人这些问题。
大唐能够统一长城南北,主要是依靠唐太宗这样同时熟悉草原和中原游戏规则的个人,一旦这种个人不在了,二元帝国的逻辑也就快要搞不下去了。

大辽把二元帝国给制度化,就意味着,帝国的稳定,不再是依靠哪个领导者个人的能力了,而是依靠一套制度安排。制度超越于所有人之上,不会因为哪个人死了,帝国就碰到麻烦。

我们在前面还讲过,一旦能够建立起这种二元帝国,那么草原的继承逻辑也会转化。会从兄终弟及转为父终子及,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就被破解了,帝国的生命周期就能大大延长。
再加上二元帝国的制度化,大辽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由游牧者建立的帝国。它对幽云十六州农耕地区的掌控,是它能够长寿的关键。

大辽的这个制度创新,对后来的中国影响极为重大。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大辽的制度创新,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元朝和清朝,今天中国的领土就只能局限在长城以南了。

在咱们过去的历史讲述中,通常是站在大宋的视角,大辽经常是作为大宋的对手出现。在民间,由于评书《杨家将》的影响,大辽更是作为坏人出现的。
真实的历史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杨家将》基本上相当于一部“抗辽神剧”,跟今天的“抗日神剧”也差不太多。

本讲小结
唐宋之间,中原政权出现了一段分裂割据的历史,也就是五代十国。而五代里面有三代都是沙陀突厥人所建立的。其中后晋这一代,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北方的草原王朝大辽。
大辽由此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改变,最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兼容草原和中原的二元帝国制度化了,并对后来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今天中国的庞大疆域,奠定了古代的制度基础。
这一讲我们从大辽的角度说了幽云十六州,下一讲我们再从大宋的角度来讲讲。
历史书上常常说北宋“积贫积弱”,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北宋始终收不回幽云十六州。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下一讲我会跟你聊聊这个问题。

22 | 大宋,和平换来的高度发展

上一讲,我们讲了幽云十六州是如何割让给大辽的,以及大辽因此发生的一系列深层转变。
这一讲,我们重点来看看北宋。

大宋并不积贫
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无法收复幽云十六州,常常被视作是大宋“积贫积弱”的象征。
大宋是否“积弱”,这个话题先放一边。但是要说“积贫”,那绝对是对大宋的污蔑。

实际上,北宋不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技术层面,都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应该是古代中国最自由、开放、富足的时代了。
可能会让你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大宋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发展,前提恰好是大辽占据着幽云十六州。

虽然宋朝人对这片北方的土地如鲠在喉,但它却是大宋之所以成为大宋的生命线。这一讲咱们就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公元960年,赵匡胤篡夺了五代时期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皇位,建立了大宋。
从后周末代皇帝开始,再加上宋代头两位皇帝赵匡胤、赵光义,都心心念念地想要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始终没有成功,有两次可以说是功败垂成。
不过大宋倒是完成了后周没有完成的工作,把中原其他地方给统一了。
虽然北方失地没有收回来,但大宋却发展起极为繁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繁荣发展的经济
先看看大宋在经济上是如何富裕的,跟大唐对比下更能看清楚。
在大唐的时候,城市里的小商小贩是不能随便摆摊、开门店的,而是要依照政府的规定,在被四面墙围起来的“坊”里面活动。
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下,贸易肯定是受到抑制的,社会自由度不会太大,人们也不能随便迁徙。
你可能看那些气象万千的唐诗,以为唐朝高度自由,实际上那主要是属于豪族的生活,民间的生活是受控制的。

到了大宋,“坊”这种制度被取消了,老百姓的迁徙也变得自由了,人们可以随便摆摊做生意,挑着炊饼到处走。
这意味着朝廷不再对社会进行紧密控制,民间贸易一下变得极为发达,老百姓也变得非常富裕。武大郎光靠卖炊饼,就能住着二层小楼,还能养活一个全职太太。
古代中国长期地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地位非常低,宋朝是唯一一个不长期实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们也不以经商为耻。
看宋朝人写的书,就见到过里面说,如果考不上科举,就经商去,能发财的话,也不算 辱没门楣。
宋朝还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工商业税收和关税收入成为政府财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这在古代王朝中是独一份,其他王朝主要都是依靠农业税的。
宋代发达的经济催生了繁荣的第三产业。 各种酒馆、戏楼、杂货铺,非常之多。
经济当中也形成了很深入的分工。社会中有养鱼的,就分出来专门培育鱼苗的行业;有养花的,就分化出来专门培育花苗的行业。
这些鱼、花之类的,都得是生活悠闲,有了闲情逸致的人才会去消费。当时最大的消费群体并不是达官贵人,而是平民百姓,可见当时的民间社会有多繁荣。
各种新行业的出现,也就在社会中催生出大量的工匠。工匠们规模大了,又发展起行会制度,形成一种发达的民间社会自治。
宋朝的海外贸易规模巨大,于是大宋的铜钱大量流向海外,竟然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岛,整个环中国海的庞大货币共同体。
货币大量外流,大宋的货币就不够用了,于是又发行了各种纸币,以及用食盐做担保的信用票据等等。这些票据都可以作为交易工具流通,提供流动性,市场经济因此很繁荣。
更牛的是,这些票据甚至还发展出了二级市场。在北宋时期的开封,有100多家获得了官方许可的商号在交易这些票据,通常还会有一个溢价。
一千年前的这种繁荣,在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再来看看文化层面,宋代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儒学在东汉时代曾经发展到非常精致的程度,但是在前面曾经说过,汉末天下大乱,好多人就不再信奉儒家这一套了,开始谈玄论道。
再加上佛教的大规模传入,这是个一点都不比儒家差的、完整的宇宙观世界观体系,儒家就更加萎靡不振了。

到了宋朝,出现一批大儒,把儒家、佛家、道家给进行了有效的综合。儒家一下子发展到一个新高度,重新确定了中国的思想方向。向后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对外则决定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儒家文化地区的思想气质。

宋词的发展,其文化高度就不用多说了。要多说一下的是,词这种文学形式,最初是作为歌舞伎唱的小曲出现的。最后能发展为一种伟大的文学形式,一定是以一种高度发达的民间社会和市民文化为前提的。从这一点也能推想宋朝民间的发达和富裕程度。

技术广泛应用
在技术层面,宋代的航海、造船、医药、工程、农艺等等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大发明当中一半多都是宋代以前出现的,但它们全都是到了宋朝才获得广泛应用的。

任何一种技术发明,要想能够获得广泛应用,一定得以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为前提。宋代发达的民间社会经济,刚好就提供了这个庞大的市场。

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大宋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富裕,而又进步、开放,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它拥有中国古代最高的社会自由度。

换句话说,就是朝廷对社会的压制力是很小的,这样民间的创造力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这也带来一个结果——大宋朝廷对于社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相对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

如此之弱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对内倒是自由了,对外安全上怎么办呢?

其实也好办,只要有钱,花点钱就解决了。只要对内足够自由,就能足够有钱。也就是说,

大宋是把各种军事问题都转化成了财政问题。

实际上,这套打法首先是用在大宋内部的。
你一定听说过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请高级将领们喝酒,在酒宴上故意感慨,说不知道哪天又会有别人被麾下士兵拥立为皇帝,黄袍加身。
将领们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回家后纷纷交出兵权,赵匡胤则给了他们大笔的金钱田宅。君臣相安无事,北宋成了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功臣的朝代。这就是大宋对内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对外,大宋通过提供岁币向大辽购买和平,相当于帝国对外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这套打法对外能奏效,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有一个能够长期做交易的对手,财政方案才能执行。

如果对手总是没几天就死了,那就任何财政方案都没法落实了。幽云十六州的重要性于是浮现出来了。
我们上一讲刚说过,幽云十六州让大辽帝国有了长寿的基础,大宋能长期做交易的对手就有了。
草原上还有时不时冒出来的无序的游牧部落,大辽会定期地到草原上扫荡一番,消灭这些可能构成威胁的部落。
大辽本来就有草原的一面,做这种事情驾轻就熟。这反过来让大宋不用再头疼什么草原部落的问题。
在大辽那边,因为有了幽云十六州,又有了大宋的岁币,已经有效地解决了自己的财政和治理问题,也就没有多大兴趣南侵。
因此,在1004年的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交好百余年未曾发生战争。
如果大辽是个短命帝国,大宋必将面临草原上各种无序力量的冲击。那么大宋的选择就很有限了。或者会更早地亡国,或者要想不亡国,就得像后来的大明一样,对社会进行高度控制,以便确保国家的动员力,应对北方的威胁。
对社会严厉控制,就不会发展起富裕的社会和优雅的文化。因为那都是基于和平与雍容的环境才能出现的。

从这个角度看,被割走的幽云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头之病,但实际上是其安全保护伞的必要骨架。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进入大宋,中国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经济、社会、文化都高度发达。所有这一切的发达、繁荣,都以政府对社会的压制比较轻,社会拥有一种和平雍容的环境为前提。
之所以大宋能够拥有这种环境,在于北边的大辽是个长寿的草原帝国,大宋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对手方,可以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因此,幽云十六州是大宋的安全保护伞的必要骨架。

从后世的视角来看,中原帝国选择与草原帝国合作,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是个最低成本的选项。

中原帝国由此不面临外部威胁,不需要强大的动员与控制机制,于是其社会层面有着高度的活力。后世拒绝以财政方案解决军事问题的大明,与大宋正好构成鲜明对照。
但是当时的人却未必都这么想,很多宋朝人也感觉还是要富国强兵,才能扬眉吐气。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而另一位伟大的人物司马光,则因此成了王安石的政敌。他们的争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那他们究竟是在争什么呢?这会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23 |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争什么

这一讲来说一下北宋年间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就是王安石变法。
说王安石变法里面一个主角肯定就是王安石,但还有另一个主角,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砸缸的那位——司马光。
这两位都是宋代的名臣,但是在变法这个事儿上针锋相对,成为最大的政敌。
那他们两个究竟是在争什么呢?简单说来一句话,是在争究竟怎样才算一种好的政治。

两个人肯定是都想要好的政治,问题是他们俩对于什么叫好,标准不一样。
王安石认为如何才是好的政治呢?是勇敢去创新,守旧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但是司马光就不这么认为了,他说: 假如你连传统都不尊重,那你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

不拘小节的王安石
王安石这个人超级不拘小节,有一个特别好玩儿的小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一个朋友请他吃饭,然后饭后就跟王安石的老婆说,我终于知道你们家老王爱吃什么了。前几天吃饭,他把一盘鹿肉给吃得精光,一点儿没剩。
王夫人听了就笑了,你是不是把这鹿肉放在他眼前了,等下次吃饭的时候你换盘菜试试。果然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王安石就把他面前的一盘菜给吃得一点儿不剩,而旁边放着的鹿肉看都没看一眼。
从这个故事能看出什么呢?王安石这个人超级不拘小节,他只关心自己内心真正关注的大事,其他一切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那王安石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变法。
为什么要变法呀?因为大宋咱们上一讲说过虽然不积贫,但是它积弱。它面对大辽、面对西夏的时候始终国力不振,王安石就想我一定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状况。
北宋到了王安石所在的时代,已经统治了有快一百年了。由于一些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就形成了大量的冗兵冗官,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对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你不能改革的话,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虽然咱们在上一讲里面说过,由于有了幽云十六州,大辽就成了大宋的保护伞。但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家,你不可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面,你肯定还是觉得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更保险一些。
那么,王安石觉得真正的大事是什么? 必须要经邦济民,要变法,这才是值得大丈夫追求的事业,其他的事儿都是鸡毛蒜皮。

王安石推行新法
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开始了变法。他虽然有着一腔的报国热情,变法的效果却一点都不好。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他推行的几个新法。

首先,军事方面有一个叫做保甲法。把乡村的百姓十家一组编成一个兵民一体的结构,每家里面要是有两个男丁以上的就要抽一个人出来,农闲的时候军训。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可以节约养兵的费用,这是军事方面的法律。
其次,经济方面的法律——青苗法。规定到了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由官府给百姓贷款,收取比较低的利息。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个利息不低,但是比那时民间的高利贷要低很多,用这个办法来缓解民间资本不足的困境,减轻百姓的压力。
还有一个法叫做市易法,就是在开封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负责在产品滞销的时候政府收购。在产品短缺的时候再卖出,用来平衡市场。
还有人事方面的法律,他颁布了一个叫做贡举法,就是要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在考试的时候不再考那些经典了,而是要考经世致用的学问。
刚开始看上去,你会觉得这法令不错,既能够节省军事的开支,又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能筛选出真正能干事的人。
所以王安石曾经夸口,说这套新法要是一旦能够施行,那朝廷根本不用向百姓加税,照样能让国库充实起来。但是等他真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新法推行失败
咱们先说这个保甲法。保甲法是把老百姓都给编成兵民一体的组织结构,王安石设计这个法令的时候,是有着非常高大上考虑的,要复周礼,但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呢? 最初的周礼实际上顺应的就是一个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把这个社会结构整合一下就成了周礼了。
宇文泰在统治北周的时候,北周是有这么一种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所以宇文泰复周礼是能够成功的,但到北宋不一样了。
前面讲过,到了北宋中国历史就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了,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早就没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王安石要搞的保甲法,就不是顺应现成的社会结构做出的一种整合,而是要把现成的社会结构给彻底打乱,重搞一个。你说老百姓能受得了吗?
比如经济方面的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个新法你初看上去是想要帮助老百姓获得更好的融资机制,以便刺激市场的经济流通,让朝廷获得更好的财政基础。
但是这些法律要想能够有效实行的话,一定得有比较清楚的现代法律基础,市场才能自动运转起来,才能足够流畅。 问题是这些法律基础在当时根本就没有。
那结果怎样了?这些法律运转起来就是当官的胡乱调配,甚至强迫老百姓必须得贷款,老百姓肯定更受不了了。
当然了咱们也得客观点评价,在王安石那时候,他是不可能想明白这些前提条件的,咱们这是事后诸葛亮能够说明白。所以,王安石不可能想得到这些新法在运转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现实是,新法的运转确实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于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很多人批评王安石。说这新法完全是胡闹,一定会把国家搞坏,而这些人出来一通骂之后,皇上就开始犹豫了。
王安石不管不顾的个性马上就起来了,他充满豪气地说了一段特别有名的话——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什么意思?天灾、人们的非议、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用怕,只要你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要排除所有这些外部的干扰。
司马光这帮人已经忍了王安石很久,早就很不满了。等到王安石啥都不用怕的说法一出来,舆论更是一片哗然,对王安石又是一顿猛批。
王安石也火了,马上就把司马光这一派的人陆陆续续都赶出朝廷,贬到地方去了。司马光本人级别太高了,没法贬到地方去,于是就哄到洛阳,让他赋闲。
当然这个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也不是坏事,司马光就是在洛阳赋闲的这段时间写出了《资治通鉴》。

政治原则之争
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安石和司马光究竟争的是什么? 他们争的实际上是一种最根本的政治原则。
在王安石看来旧法早就不行了,要行的话,不至于被西夏这种小破国家给欺负了。这些新法对国家好处颇多,就算有一点瑕疵,你们也应该帮我改进,而不是劈头就骂。
在司马光看来不是这样,他说老王你那能叫瑕疵吗?这完全证明了你那根本就是胡闹,你要想治国首先得老成持重,不能依照一些异想天开的念头把天下搅得不安宁。老王,你得知道要是把秩序搅乱很容易,但是要想恢复起来可就难了。到时候遭殃的是谁,还不是老百姓吗?
王安石一听,火更大了,啥叫异想天开的念头啊?没看我那新法是复周礼吗?你再老成持重,你还能老得过周礼去?既然你们这帮家伙不愿意帮忙,还拖后腿,我不用你们行吗?我就用新人。于是王安石的那套人事改革方案就派上用场了。
但问题是双方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道德感比较强的人肯定就不愿意跟王安石混了。因为王安石这个人个性确实太奇葩,的确是不大容易合作。再加上他以复周礼的名义连祖宗之法都可以不要了,那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君子不会来的,各种能力很强但是心术不正,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就被王安石提拔起来了。
当然,王安石本人是非常重视道德的。王安石曾经点评战国时期很有名的齐国的孟尝君,他说世人全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收拢天下的人心,各种人才全都愿意为他所用,鸡鸣狗盗之徒他也都能用起来。
王安石非常看不上,他说就凭齐国那么强大,要真能得到一个人才,绝对就能压制住秦国称霸,你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吗?正是因为孟尝君门下有一堆鸡鸣狗盗之徒,所以真正的人才才不来。
王安石想得当然是非常清楚了,但是这种话说起来很容易,真干起来就不一定那么回事了。肯为王安石所用的人,我给你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你就知道都是什么货色了。
这个例子是谁?蔡京,就是《水浒传》里面那个有名的大奸臣蔡太师。蔡京这种人确实不管祖宗之法,而且特别能忽悠,他把宋徽宗一通忽悠。于是北宋的政治水准就越来越差劲,最终就亡国了。
那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咱就能看出,司马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祖宗之法了。

北宋已经进入到平民社会了,那么在更早的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里,实际上社会本身对于皇上的制衡能力非常强。 但是到了平民社会,社会里对皇上的制衡能力就越来越小了,传统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还能够用来制衡皇上的东西了。
那传统是什么呢?祖宗之法。如果皇上对祖宗之法都没有敬畏了,那问题就大了。官僚本身是皇上意志的延伸,如果祖宗之法可以随便就被突破,蔡京这种人就会以皇上之名干各种坏事。
但是咱们在前面也说过,王安石变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大宋过去的一系列做法真是不行了,必须得变,老路根本维持不下去。
司马光所强调的祖宗之法就是这条老路,确实能够对皇上和官僚给构成约束,但问题是现实面对着一大堆问题,这怎么办?司马光能解决吗?
大宋在这种时候就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境地,既需要王安石的改革,也需要司马光的稳健,但却很难找到这两种政策的均衡点。
所以到了力挺王安石的宋神宗去世之后,王安石所开创的新党和司马光所开创的旧党,就随着皇位的变迁而多次的此起彼伏,这两个党就开始了非常激烈的党争。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还活着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是君子,所以他们虽然有党争,但是不会失去君子之风。
他们的后继者就不一样了,都是一些烂人。所以到后来的争夺水准就越来越烂,再也没有人从天下情怀这种大格局出发,堕落为纯粹私人的争权夺利。

大宋的结局
到了北宋后期的这几十年里,就沦落到了越来越烂的政治水准里面。大臣和皇上们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以至于到了北方出现剧变的时候,大宋一方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新的格局,居然觉得大辽是自己的敌人,要跟新兴的女真人合作。
大宋根本就没想过大辽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女真是一个新兴的蛮族,要是打败了大辽的话,怎么来对付女真?而且女真是没有接受中原文化的,一定会对付大宋,到时候怎么办?大宋根本就没想这事。
且把这些放一边, 另一方面大宋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担当,和女真人达成了一个联盟的条约,要联盟联手来打败大辽。 但是达成这个条约之后,大宋不停地占小便宜,被女真人揭露之后又百般地遮掩。
举个例子,比如双方都约定了不许从对方占领的地盘招降纳叛。那么大金把大辽的土地占领了之后,上面有一些还是汉人,所以大宋就偷偷鼓励那些土地上一些原来是大辽将领的汉人来投降自己。
但是等到真的有将领从那边投降过来了,大宋肯定是违约,金国就来找大宋算账,大宋矢口否认。大金不干了,把证据拿出来,大宋傻眼了。于是,就只能从军营里面找一个和前来投降的那个人长得很像的人杀掉,然后把头颅给大金送过去。
大金一看不对劲,是假的,于是大宋就不得不再把那个真的将领再杀掉,再送过去。可是这么搞来搞去,你觉得大金还能信任大宋吗?
另一方面,那些来投降大宋的辽国汉人将领,他还能信任大宋吗?所以等到宋、金再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人很容易就投降大金了。
类似于这种低劣的政治行径,在大宋跟大金打交道的时候太多了,各种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最终也就导致了极为屈辱的靖康之变。差不多可以说北宋被大金灭亡几乎是咎由自取的。

朱熹评价靖康之变
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大儒叫做朱熹。他评论靖康之变这段历史,特别的愤慨,痛斥说:
“你看看宋徽宗那一朝有一件事做的是对的吗?古代大国的君主就算再差,总还是有一两件大事能做对,就算这样都免不了要亡国。可是宋徽宗那会儿,连一件小事都没做对过,就算没有女真人南下,这国家也别想能搞好。女真人是一帮夷狄,他们和咱们签约了说话还能算数,咱们却反反复复地违约,能不把女真人惹毛了吗?”
朱熹不是小人物,他集宋代儒学之大成者,他的学说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儒家世界,一直到清朝末年。可以说从他往后一直到清末,东亚世界的精神秩序是由朱熹所决定的。你就可以想见,如此之伟大的大儒,他来批评北宋末年政治的时候,是多么的痛彻心扉。

但是如果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后继者不是如此低劣,大宋的变法是否有机会成功呢?朱熹认为还是没戏。
他说在大宋全盛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忠臣良将,但是面对内政外交的各种困境还是没办法,只能挺着。到了后来变法闹到党争一起来,天下就没法不乱了。

上一讲里我们说,大宋的富裕繁荣主要是在民间社会,而这种富裕繁荣得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障才可持续。
但是大宋在政治上有一种先天的困境,导致到了北宋的后期进退为难。往前进的话,那就是王安石的路数,但是他的后继者什么人呢?多半都是蔡京这种人。
往后退的话,就是司马光的路数,但是内政外交上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怎么办?只能是最终被女真人灭国了。
女真人灭亡了北宋,成为了此后东亚大陆的头号强国,南宋甚至一度要对女真称臣,奉大金的正朔。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讲了北宋重要的一段历史——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在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上产生了分歧,王安石要求创新,而司马光则提倡尊重传统。
王安石所开创的新党和司马光所开创的旧党,开始了非常激烈的党争。最后导致北宋的政治水准越来越差,最终被金国灭亡。
但是看大金历史,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它的政治秩序在它立国之后不长时间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而这个变化跟金太宗有一次被打屁股相关。
更深远的衍生后果是什么呢?——蒙古的崛起。这背后有特别有意思的历史逻辑,是咱们下一讲的内容。

24 | 金太宗挨板子,促成蒙古崛起

这一讲咱们来说一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朝,看一下金朝的一个童年阴影是如何让金朝最终亡国的。

这个童年阴影是跟金朝的第二位君主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相关。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大辽还没有被完全灭掉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到后来彻底灭掉大辽和北宋的是金太祖的弟弟金太宗。

可以说金朝是太祖和太宗这两个兄弟联合开国的,金太宗好歹也能算半个开国皇帝。

但是金太宗却曾经被大臣们拉下龙椅来打了一顿屁股,这个事情对后续的皇帝们来说肯定算是帝国的一个童年阴影。
这个童年阴影是如何给蒙古的崛起造成了历史机会呢?这跟咱们讲过的中原和草原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相关。

金国的童年阴影
咱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金太宗会被大臣们打屁股,这个事儿还是跟他大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留下的一个规矩有关。
金太祖当年在起兵的时候,那会儿的女真人可是非常的贫穷落后,回想一下咱们前面讲过的组建政权所需要的财政逻辑,你就能知道金太祖手下的那些重臣肯定不是乖乖听话的臣子,而是一群军事贵族合伙人。
因为皇上家里也没余粮,他没钱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些贵族。既然是要共举大事,太祖就跟重臣们定下一个誓约:国库里所有的财物除非是打仗才可以用,平时任何人要是敢随意乱动用这些财物,不管是谁都要杖责二十,也就是说要打二十大板。

这个时期,金国的皇上家真是没有余粮。
举一个例子,北宋末年,宋徽宗曾经派了一个使臣走海路,躲开大辽跑到女真人的地盘上和他们结盟。
这个宋朝使者到了金国人的地盘上一看,这叫什么皇城啊?宫墙就是用榆树、柳树什么编成的篱笆墙,而旁边好多篱笆、女人和狗,放猪赶羊的老百姓就在这皇城的院子里面随随便便出入。
皇宫也就是一个简单的房子,皇上跟皇后这两口子并排往土炕上一坐,旁边有一个贵妃忙前忙后招待客人。
金太祖还得跟使者解释:您别见笑,我们这儿自古就这风俗,这房子冬暖夏凉,非常好,我们不用劳动百姓盖宫殿了。
金太祖本人他和手下的大臣们虽然是有君臣的名分,但是他们关系跟亲密战友差不多,经常勾肩搭背,一块儿喝酒、摔跤、泡澡,什么都干,没有任何的尊卑上下之分。
而且他们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也都是高度平等的,一旦事情说定了马上严格执行,赏罚分明。
所以朱熹也曾经感叹,说金国赏罚如此之分明,那肯定能成大事儿。

到了金太宗刚上台的时候,他也严格地遵守了太祖和大臣们的约定,对国库绝对不敢乱动。但是这个扛不住时间长,日子长了之后,太宗的心思就开始活动了。
有一天这哥们儿终于扛不住了,他就偷偷地打开了国库,抓了一把财物,拿出来就跑了,出去换酒喝了。
很快,国库里面东西没了,丞相清点国库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马上丞相就告诉了宗室的一个重臣,叫做完颜宗翰。
宗翰听了之后很快就调查清楚,这是皇上干的,他毫不客气,跟其他重臣执行了太祖的誓约,把太宗从龙椅上给揪下来,结结实实地打了二十大板,打完之后再把他请回到龙椅,然后跪下磕头请罪。
打都打完了,太宗还能说啥呀?太宗只能喝完压惊酒说,爱卿们果然是栋梁之材,恕你们无罪吧。
太宗说是这么说,但心里肯定窝囊的很,肯定心里会有阴影,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被大臣打屁股的皇上。

金国的汉化
在太祖的时候皇上家里没余粮,手上没钱,他只能靠着跟重臣们平等相待,生死与共,才有可能带来凝聚力和战斗力。
但是太宗的时候可再也不是那种没钱的状态了。后来还有一位宋朝使臣,也有过记载,这位使臣比上一位出使的时候晚了三年,这会儿大辽是刚刚覆灭,而大金还没有来得及进攻大宋。但是大金已经从大辽掠夺到了大量的财富,这帮兄弟就开始奢侈了。
于是这位宋朝使臣来到了金朝的首都上京,就在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县。金朝人在这里修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皇宫,宫廷里也都变得特别复杂。
他们御膳的时候吃的菜也都还是很粗糙的东北菜,皇上跟大臣们一块吃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但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地讲排场,各种奢靡。太祖时期的俭朴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有了这么大的财富之后,皇上手里也终于有办法来控制那些重臣了。太宗还是开国的皇帝,所以他对开国的各种艰难他还是有历史记忆的,他本能的还会服从当年的誓约。
但是不能指望后面的皇上仍然重视那个誓约,更何况太宗就是因为重视这个誓约屁股就开花儿了,后面的皇上一想到这个肯定会有更大的动力要去控制群臣。
所以从继承了太宗皇位的皇上金熙宗开始,大金就迅速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对皇上来说,汉化一举N得。
首先可以很有效地统治从北宋抢过来的庞大的中原领土和大规模的汉族人口。你假如完全不肯接受这种汉化的话,你没法统治他们。
但在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皇上想要改变跟那些军事贵族的合伙人关系了,怎么样能改变呢?
只要你汉化了,你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用这套官僚系统就能够把贵族、重臣,把他们都给压制住,建立起一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秩序。
你再也甭想跟皇帝勾肩搭背,一块儿喝酒、摔跤、洗澡、光屁股了,皇上到了这会儿就可以一言九鼎。
这种权力的诱惑绝对没法抗拒,更何况还有那种皇上被打屁股的童年阴影给助攻一下。

所以咱们在史书里面就能看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按照史书的记载,金熙宗以及金熙宗之后的皇上海陵王,这两人都是特别残忍的暴君。
但史书里面还记载他们对百姓都还不错,尤其是海陵王特别照顾百姓。按说暴君就不应该亲民,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暴君如此亲民?这很矛盾。
很简单,这俩暴君,为啥他们被叫做暴君?就是因为他们要压制贵族。而历史是谁写的呢?历史是贵族写的,贵族写历史,你又在压制我,当然你就是暴君了。
反过来对这俩皇上来说,为了能够有效地压制贵族,他就得在贵族之外去找支持力量,去哪儿找呢?老百姓,所以他们对老百姓都还不错。
海陵王完颜亮之所以比金熙宗对老百姓还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金熙宗上台是合法继位的,他有正当性,而海陵王是刺杀了金熙宗上台的,他正当性非常之不足。
所以对这俩人说都得到贵族之外去寻找支持力量,但是紧迫程度不一样,海陵王的紧迫程度更高,所以他在政策上会更加地向老百姓倾斜。
那为啥这个皇上叫海陵王,而不是正经的皇帝谥号呢?因为这哥们儿他也是被人给推翻的。
而且由于他的皇位来的不正,所以在他被推翻之后皇帝的称号就被剥夺了,只保留了他当皇上之前的称号,叫海陵王。

金国迁都
海陵王虽然他的皇帝称号被剥夺了,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儿对后世影响非常巨大,什么事儿呢?迁都,把大金的首都从今天的黑龙江一带给迁到了北京。
回想一下咱们前面讲过好几位皇上都迁过都,北魏的孝文帝迁都、隋炀帝迁都、武则天迁都,回想一下这帮兄弟,海陵王迁都的意图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是什么呢?远离军事贵族的大本营。只要远离了这个大本营,就能够有利于皇上极权,那皇上当起来多痛快。
不仅如此,海陵王的皇位不正,他必须得建立更大的功绩才能让群臣服气,怎样才能建立更大功绩?一统天下。
所以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还不够,他还想要进一步的迁都,要迁都到开封,而且要发兵南下,要灭掉南宋,一统天下。
一旦到了那一步,他就名正言顺天下控主,丰功伟业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金太祖、金太宗,群臣就没人敢再多说话了。
海陵王一想到这个伟大理想夜不能寐,所以这哥们儿还专门写过一首诗,要歌颂他这个伟大理想,后面两句叫做“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但是没想到,就是在他要南下灭宋,打到了长江边上的时候,他离军事贵族的大本营太远了,后院就起火了。
贵族们发动了政变,推举了驻扎在今天辽宁地区的另一位宗室登基,这个人就是后来被人们尊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
但是你别以为金世宗是贵族们推举出来替代海陵王,他就愿意被贵族们控制了,不是的。他马上继承了海陵王的重要政策——定都北京。

贵族们不是这么想的,贵族们把金世宗一推举出来,马上就跟他说要还都到黑龙江,金世宗说不行,还是得定都北京。而贵族最后也没辙,真就定都北京了。
从这里面能够看出什么呢?经过金熙宗跟海陵王的两代统治,贵族们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尤其是在海陵王统治的时候,他大肆地屠杀宗室的贵族。
这些贵族能够约束皇上的能力已经大幅下降了,那么皇上和贵族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力量均衡。所以金世宗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不怕被人打屁股了。

金世宗以及在他之后继位的金章宗,这两个皇上汉学的修为都非常之高。
举一个小例子就知道了。北宋的亡国之君是宋徽宗,宋徽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皇上,但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书法天下一绝,就是瘦金体。

金章宗把瘦金体模仿的惟妙惟肖,以至于到了今天有人拿出那个年代的书画文物,一看上面有题字,分不清这到底是宋徽宗还是金章宗的。可见他们的汉化达到了什么程度。

蒙古的崛起
但是金国一旦汉化到这个程度,一个衍生性的效应就出现了,就是蒙古的崛起。这个历史过程肯定跟那童年阴影相关。
怎么相关呢?那个童年阴影的影响太深远了,以至于到了金熙宗之后的金朝皇上,全都放弃了大辽那个二元帝国的政策,建成了一元帝国。

大金一旦被建成一元帝国,那它的自身定位就变了。
所以金朝的统治阶层曾经很明确地说过,我们大金和大辽不一样,大辽的根基在哪儿?在燕山以北的临潢府,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市下面的巴林左旗一带。

但是我们大金的根基不一样,我们大金的根基在燕山以南的燕京。
这摆明了就是说我们大金的政治逻辑不是草原的,它是中原的。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只要你仍然确认自己有一个草原根基,那皇上势必还是要受到草原军事贵族的约束。
但中原这边不一样,贵族早就没了,这边只有长期官僚统治的历史,贵族是没法跟皇上叫板的。
所以金朝要把自己的统治根基放到长城以南,确认自己是个中原王朝,最大的可能性就在于当年的那个童年阴影,印象太深刻了。
咱们再回想一下前面曾经讲过有一位皇上,他的帝国本来也是个二元帝国,但是他丧失了草原视野,拒绝承认帝国的草原根基,最终就出了大事儿了。谁呢?唐玄宗。

从金熙宗开始,金朝的政策都跟唐玄宗这个风流帝王差不多了,草原视野也全都丢了。
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大金在统治了几十年之后,它居然开始修长城了,你听说过任何一个草原王朝要修长城的吗?
可是大金居然就开始修长城了。而且这个长城修到哪儿呢?一直修到大兴安岭,因为东北是龙兴之地,是老家,这地方肯定得保住。
但是蒙古高原那种地儿给它隔出去算了,草原上一帮蛮夷,不能跟他们混一块儿。
他这么搞什么意思?大金只要保住自己农耕地区的这一小块土地就算了,草原上他放弃了。
大辽帝国是有着二元帝国属性的,它有草原视野,这种草原视野让它懂得如何去有效地利用和操纵草原上的部落矛盾,分而治之,它可以非常好地控制草原。
但是大金放弃了二元帝国,它也就没有了草原视野,那草原的事儿它还能搞得定吗?肯定搞不定。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成吉思汗一下就崛起了,一统了蒙古高原。
在这之后大金面对蒙古帝国的压力,应对得非常之拙劣,看上去完全就像当年大宋面对大金,甚至比那还要差。
到了金朝末年首都被人攻破的那种惨状,比北宋末年的惨状有过之无不及,几乎就是个翻版。

到了这儿金朝的历史就结束了,金朝的历史有点像一个插曲,我倒不是说金朝的历史不重要,而是说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二元帝国的情况之下,一个来自关外的帝国居然主动放弃了二元帝国的身份,肯定没有办法维持住帝国。

在这之后要想组成一个庞大的统一稳定的帝国的话,它必须得是一个二元甚至是多元的帝国。
大金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讲了金太宗因为破坏誓约而被大臣们打屁股,成为了金朝帝国的童年阴影。
受这个阴影的影响,大金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以至于放弃了二元帝国的属性,失去了草原视野。它带来的衍生效应是蒙古的崛起。金朝应对草原势力的攻击,以失败告终。
既然大金失败了,在这之后的历史很快就要进入到元朝了,这是一个震古烁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
今天咱们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有些人在说,元朝不是中国的朝代。
但是通过咱们这门课的讲述,你肯定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元朝的统治者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自己呢?他觉得自己是谁呢?以及推翻了元朝的明朝,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元朝呢?
把这个东西说清楚,这对于咱们理解究竟何为中国非常之重要,这会是咱们下一讲的内容。

25 | 从元朝看中国历史的正统性

这一讲我们来说元朝的正统性问题,来看一看元朝是如何理解自身的,以及明朝人又是如何看待元朝的。

正统性这个事儿对中国历史来说可太重要了,儒家学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正统究竟在哪儿。
同样,我们要想理解一个超越于中原之上的中国,理解一个作为体系的中国的话,正统性这个问题同样也是个核心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文章,它说元朝、清朝都不是中国的朝代,因为它们不是汉族人建的。
这个说法肯定是很荒唐的了,但是很好玩儿的是,这么说的人很多都会是明朝的粉丝,因为明朝曾经有过一个口号,叫做“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它重建了汉人的王朝。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明朝人又是怎么理解元朝的呢?

明朝人如何理解元朝
有一篇复旦大学的姚大力教授写的文章,叫做《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这个在网上能搜到,我推荐你搜来读一下。
姚大力老师在文章里面引用了钱穆先生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钱穆先生曾经注意到,明朝的人对于元朝的灭亡,并不是从胡汉之分的角度理解的,他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什么赶走了蛮夷,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和以往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他当然说过驱逐胡虏这个话了,但是他经常说的是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元朝虽然是夷狄建立的,但是它统治了天下将近一百年,而天下的百姓全都有赖于元朝的生养。
所以朱元璋在即位诏书里面也说,宋朝统治了中国三百多年,但是后来气数已尽,天命就流转到了大漠当中崛起的元朝。又过了一百来年元朝的气数也尽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大明朝获得了天命,但明朝这天命不是从元朝,而是从群雄手中夺得的。
啥意思呢?朱元璋完全承认了元朝统治这一百来年的正当性。
更好玩儿的是当时甚至有一种流言,说朱元璋手下的头号大将徐达奉命北伐。但是徐达快打到北京的时候却故意地放了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
等到他再班师回朝的时候,朱元璋就责备徐达,徐达就反问朱元璋,就算我已经把他给打跑了,可他毕竟曾经是天下之主,我要真把他抓回来你咋办?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人家曾经是皇上,你敢杀了他吗?你要杀了他,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的天下人对于元朝的皇室没有任何认同,只有仇恨的话,徐达的这种顾虑就完全没有必要。
就算这个事儿是个流言,但居然这种流言能够出现,那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元朝的。
钱穆先生更注意到了,在明朝的初年曾经有过很多元朝的遗民。什么叫遗民呢?遗民就是自愿地认同前朝,而不是本朝,作为前朝遗留下来的效忠者。
打个比方,清朝的初期就有很多明朝的遗民,在民国的初期也有很多清朝的遗民,等等很多了。
在明朝初期的这些元朝遗民,你可别以为他们都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这些遗民里面有大量的是汉人。
非常典型的是一个叫做张昶的汉人,这位兄弟在元朝的时候曾经当过户部尚书,就是财政部长,而在元朝还没灭亡的时候他就奉命出使到朱元璋的地盘。
朱元璋一看这人很能干,就把他留下了,还给他封了一个官儿,封成副宰相,这朱元璋对张昶绝对是有知遇之恩了。只要张昶愿意效忠朱元璋,那前途肯定是一片大好。
但是张昶他就亲口说,自己是“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仍然心怀故国,不愿意真的给朱元璋办事,反倒故意给出了不少坏招,朱元璋最后只能把他杀了了事。
注意这是一个纯正的汉人,他却“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是怎么看待元朝的。那些说元朝不是中国朝代的人,你回到当时试试看。

元朝人如何认识自身
明朝人的这些历史认知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元朝人他们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呢?
当然这个情况就非常复杂了,所谓元朝人的认知,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一个是元朝蒙古人的认知,再一个是元朝汉人的认知,这肯定得分开来说一下。

咱先说蒙古人。对蒙古人来说这事儿也很麻烦,它也有一个双重的认知,一个是从蒙古帝国的角度,再一个是大元帝国的角度。
从蒙古帝国的角度来说,蒙古人肯定认为他们所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帝国下面分了好几支,有统治俄罗斯地区的金帐汗国,有统治中亚地区的察哈台汗国,有统治西亚地区的伊利汗国,还有一个就是统治东亚地区的大元帝国。
但是大元帝国很特殊,大元帝国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大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元帝国是有一种特殊地位的。

而且大元帝国是大蒙古帝国里面最繁荣、最富庶的一支,以这一支为基础,蒙古人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秩序。
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所有这些东西全都被他们给整合在一块儿了,形成了一个空前的东西方大交通、大融合的一个局面。

游牧世界、农耕世界、海洋世界,所有这些地方都在欧亚大陆的规模上被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蒙古帝国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各种古典的帝国和文化,当然它也超越了蒙古自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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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的蒙古帝国
这个是大蒙古帝国的角度,可是从大元帝国的角度来说,蒙古人必须得对儒家的世界观做一种回应,否则没法统治这么庞大的汉人群体。

那怎么回应呢?最深远的一个动作就是为前朝修史,也就是说写前朝的历史。新的朝代为前朝修史这肯定不是一个草原传统,草原上没谁去写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儒家传统。
对儒家来说只有修了前朝的历史,才能说清楚自己这个朝代是如何继承了前朝的天命,从而才能让帝国的法统获得一个清晰的表达。
元朝在给前朝修史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前面不是只有一个朝代,它前面有宋、辽、金这三个朝代或者说三个国家。那到底把正朔放在哪儿呢?正朔就是正统性,它到底把正统性放在哪儿?
这个事儿很麻烦,如果你把正朔归给大宋的话,那大元的草原身份,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如果你把正朔归给大辽和大金,这从儒家理念上又肯定说不通。
这到底怎么办?人们对这个事儿肯定是争吵不休,结果是从忽必烈的时代就打算修史了,一直到元朝后期一直都没有修成,就是因为这种争吵。

元朝汉人如何认知正朔
那么说到了这儿,咱就又得转过头来看一下元朝的汉人是怎么认知正朔这个问题了。因为很多的争吵都是发生在汉人内部的。
但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是,元朝的汉人对正朔这个事儿也有双重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跟元朝内部人们的身份差异有关系了。

元朝是把帝国内部的人给分成四种,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
南人指的是1279年才被蒙古所征服的南宋的人。汉人是谁呢?汉人是1234年的时候就被蒙古征服的金朝统治之下的人。
当然了,这个汉人里面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汉人之外,也包括那些已经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等等。
到了金朝的后期,金朝的人口已经非常膨胀了,全国人口超过了5000万,虽然经过蒙古的征战,人口的损失非常严重,但也还是千万量级的。
其中契丹跟女真人的人口占比例非常之小,主体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汉人,那这个就很好玩儿了。
我们今天的语境之下所说的元朝的汉人,实际上里面包括两个群体,就是元朝所划分出来的汉人和南人。这个在今天的语境之下很模糊,说不清楚。
所以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在后面用俩概念,用广义汉人这个概念来指汉人跟南人加一块的这个群体,然后再用身份汉人这个概念来指原来金朝统治之下的那个汉人群体。
所以我们要讲当时的汉人究竟是怎么看待正朔问题的,就一定得注意到当时的广义汉人是分成身份汉人和南人这两个群体的,而这两拨人对正朔问题的认知不一样。
在忽必烈统治的时候,大辽早就灭亡一百多年了,所以讨论大辽问题不会触动什么人的感情,大家可以比较客观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大金可是刚刚灭亡了不久,金朝留下的臣民多一半都活着,这些人就是早期的身份汉人。
在南宋灭亡之前身份汉人是大元帝国的主要人口。而这些身份汉人他们接受了金朝的统治已经一百多年了,所以他早就形成了对于大金非常深刻的认同,有很多大金的遗民。
举个例子,比如元朝很有名的大诗人元好问,兴许元好问你没听过,但他的一首诗你肯定听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就是元好问写的。
元好问的高祖和曾祖都曾经在北宋当官,但是元好问本人是生活在金朝中期的,而且他本人在金朝末期也当过官,所以到了大金亡国之后,元好问坚决只作为大金的遗民,不到元朝政府任职。
那么对于这样一群高度认同于大金的身份汉人来说,如果你把正朔给放在大宋,他们就得问一下了,包不包括南宋?假如包括南宋,那大金怎么算?
忽必烈的时候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结果他们很沮丧地得出一个结论,大金的地位就和五胡十六国时候的那些胡人政权差不多,只能在宋史的一个小角落里面混个身份了。
身份汉人肯定不能接受这个状况,这谁受得了,这一百多年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身份汉人肯定会坚持正朔在大金,更何况在南宋立国未稳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可以向大金称臣,奉过大金的正朔,那更应该说正朔在大金了。
但是南宋所留给大元的南人,就不能接受身份汉人的主张了。因为如果大金有正朔的话南宋怎么算?南宋就只能在金史的角落里面混个身份了,这肯定不行。
而且大金也是认北宋,它是有正朔的。南宋是北宋的继承人,正朔当然是在南宋这边了。
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在正朔这个问题上完全卡这儿了,没法往下聊了。

政教分离
假如正朔这个问题没法往下聊,那很麻烦,前朝的历史没法修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怎么解决呢?最后索性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就给解决了,谁干的?到了元朝的后期,有个宰相是个蒙古人,叫做脱脱。
脱脱说宋、辽、金这三个国家全都有正统,或者说正朔有仨,而不是一个,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脱脱来说这个事儿很简单,但对儒家传统来说这个做法匪夷所思。正朔只能有一个,因为天命只能有一个,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才会吵得不可开交。
那么脱脱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这里面就有一个更深刻的伦理观念了,就是说究竟什么才叫文明的代表?
对儒家来说必须得讨论文明问题,不讨论文明问题这根本就不叫正朔。而正朔所在就是文明所在,没有正朔的地方就是野蛮人。
但是脱脱不一样,脱脱非常简单粗暴,他直接把正朔跟文明的关系给切开了,对脱脱来说只要你这有个国家,你能组织起来一个政治秩序,你这儿就是正朔,跟文明没关系。

这很好玩儿,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一个政教分离的观念。
要解释一下的是,政教分离首先是一种基本的政治逻辑,它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的价值观。

政教分离所核心关注的是什么呢?政治是否必须通过宗教或者通过文化才能获得意义,还是说政治能够独立于宗教跟文化之外自己就有意义。
如果政治是必须得通过宗教或者文化才能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合一;如果政治可以独立于宗教和文化之外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分离。
在儒家看来正朔就意味着文明所在,这个绝对是广义上的政教合一。但是如果按照脱脱的路数,你这到底有没有正朔,只看你这是否有个国家,这就是广义的政教分离。
脱脱让宋、辽、金都有了正朔、都有了正统,这不仅仅带来了广义的政教分离,这也还带来一个东西,就是中原中心这样一种观念被他给打破了。
政教分离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根本前提,而元朝提前给中国做了一个实验。

本讲小结
说到这儿总结一下,元朝的时候人们对于正统性的问题或者说对于正朔问题的认知,可以分为四种。
分别是蒙古人有两种:从大蒙古帝国的视角和从大元帝国的视角;以及汉人这边也有两种:身份汉人对于正朔的认知和南人对于正朔的认知。
这四种视角加在一块儿,在一个帝国内部同时在争夺话语权,那这个对于正朔问题的讨论或者认知那就非常之复杂了。
这绝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个,你到底是中国的还是不是中国的、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这种复杂性有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就是元朝末期的一个学者杨维桢。
杨维桢这个人是非常反对脱脱那种历史观的,在脱脱所主编的宋、辽、金这三部史书刚刚一问世的时候,杨维桢就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
他采取的就是南人的那种史观,认为历史的正朔肯定是在宋朝这边,要顺着北宋、南宋这个脉络延续下来。
他这说法一出来马上国内很多人热烈地支持、热烈地赞成,并且到了明朝建立之后有好多人就试图按照杨维桢的这个说法来重新写宋史,把正朔从辽和金那里给剥夺出来。
但是很奇怪的是,杨维桢本人到了明朝的时候,他却拒绝到明朝政府当中任职,他成了元朝的一个遗民。
这说明什么呢?这也说明了杨维桢自己在内心里面对于元朝正统性的一个认可。他对脱脱的拒绝并不是拒绝元朝有正统性,只是拒绝了脱脱认为正朔可以分为多个以及正朔不一定在中原的主张。
讨论了所有的这些复杂性之后,我们再来看那种说元朝、清朝不是中国朝代,因为它们不是汉族建立的说法,这种说法太浅薄了。
元朝结束之后就进入到明朝了,明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就是,它非常盛产奸臣,也特别盛产忠臣,这个现象很自相矛盾。
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26 | 明朝为何盛产忠臣和奸臣

这一讲咱们来讲一下大明王朝。
取个特别的角度,我们看明朝的历史会发现,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特别盛产忠臣,也特别盛产奸臣,几乎每个皇上的治下都会有几个著名的大忠臣和大奸臣。其他朝代很少有这么多的忠臣和奸臣。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老子在《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就是说只有家里的亲戚各种不和睦,才能显出来孝子,大家都很和睦的情况下,反倒显不出来;只有政治很糟糕,才能显出来忠臣,在政治清明的情况下,反倒显示不出来。
明朝有如此多的忠臣和奸臣,看来是政治很不清明?可是明朝还有个著名的特征,就是经常是皇上几十年不上朝,帝国还运转得没问题。政治不清明的话,帝国怎么能坚持得下去呢?

要解释这些问题,咱们需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历史中,对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来作个比较,就容易理解了。

皇权和皇帝的权力
要作这个比较,咱们先得区分一下经常会被人混淆的两种权力,就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和作为皇帝个人的权力。
这俩权力不仅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经常还有冲突。不同朝代,它们的冲突方式不一样,明朝盛产忠臣和奸臣,奥秘就在这里。
啥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呢?它是一种以皇帝作为最高首脑的、与贵族或者豪族权力相对抗的制度,官僚体系是这种制度的工具。所以,强大官僚体系的存在,就意味着皇权有了强大的工具,皇权也就很强大。
但是,官僚体系必须是严格按照规则来行动的,原则上来说,皇上个人的意志也不能随便挑战这种规则,否则官僚体系就干不了活了。所以,皇上个人的权力,反过来会受到官僚体系的约束,不过皇上不一定愿意受到这种约束,总想要反制,就会和官僚之间发生冲突。咱们不能把作为制度的皇权,和作为个人的皇帝的权力,给混为一谈。
这个说起来太抽象了,咱们来具体比较下那几个朝代,用几个例子来看看吧。

唐宋:皇权由弱变强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是个豪族社会。豪族强大,官僚体系就弱小,皇权也就不会特别强大。咱们在第十三讲的时候讲过,这是唐朝皇上能够开明纳谏的一个很重要前提,也是隋文帝特别怕老婆的原因,因为他们要想能够统治,就必须与豪族们共治天下。
到了宋朝,进入平民社会,豪族没有了,大宋就建立起远远比唐朝要发达的官僚体系,皇权变得比唐朝强大得多。
这里还要额外多解释一句,

皇权的强大,和帝国的强大,是两回事。 皇权是指对内的权力,帝国是指对外的权力。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帝国强大,但皇权并不强大;宋朝皇权强大,但帝国并不强大。

宋朝虽然没有与皇上共治天下的豪族了,但这种共治天下的信念还在,只不过豪族换成了士大夫。也就是说,宋朝人认为应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通过当官僚,来和皇上共治。这种情况下,宋朝作为制度的皇权很强大,因为其官僚体系很强大,但是宋朝皇帝个人的权力并不强大。

宋神宗朝就有个例子。有一次大宋对西夏战争失败,皇上很愤怒,打算杀掉一名对此有牵连的漕运官员,杀一儆百。没想到,宰相根本就不配合,跟皇上说,咱们朝代从来没杀过士大夫,您破这例可不大好。

皇上犹豫了一下,说,那就把他刺字发配边疆吧。副宰相又上来了,说,要这样还不如杀了他呢。皇上蒙了,问,你这话啥意思?副宰相说,士可杀,不可辱!

皇上大怒,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痛快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副宰相也是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这种痛快事,做不得也好。

这个例子里可以看到,宋朝皇帝的个人权力是很受约束的,这不是因为有皇上搞不定的豪族,而是因为有强大的官僚体系,它是帝国的公共工具,体系的规则对包括皇上在内的所有人都有约束力。

但只要皇上的意志和这套规则不冲突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反抗的,就是强大的皇权,这和豪族社会大不一样。

元明:皇帝权力的上升

到了元朝,情况变了,草原上来的皇上不大容易理解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因为在草原上,可汗只能理解两种关系,或者是和其他军事贵族之间的共治关系,或者是和自己的私人奴仆之间的关系。

到了中原,皇上用巨大的财富把军事贵族们都养起来,共治关系没有了,那剩下的就是和私人奴仆的关系了。所以,元朝就没有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这种事,皇帝把官僚们都是当成自己的奴仆来对待,皇帝个人的权力远远比宋朝要强大。

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私人奴仆,那主人还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哪有那么多规则的约束,要有规则,也是自己的家法,不是什么公共的规则。

于是元朝的皇帝就可以时不时就搞一把痛快的事情,不按套路来,这带来一个反向的结果,就是 元朝官僚体系的运转效率远不如宋朝。

元朝的奇葩诏书,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在元朝中期,皇上曾经给少林寺赐过一道圣旨,圣旨最后一段的原文如下:
“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

这就是当时的大白话啊,告诫和尚们,不合规矩的勾当,别做,敢做就弄你,这就是俺的圣旨,最后一句还依照蒙文语法倒装了一下,“圣旨俺的”。

圣旨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意志的表达,这种公共意志要有一定的规矩,所以咱们看通常的圣旨都是文字非常典雅又庄严,因为这代表着帝国的水准嘛。元朝这圣旨,俨然是个黑道大哥在给少林派训话。

官僚们看着这套打法肯定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配合皇上。结果,虽然元朝皇帝的个人权力很强,但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却并不强,松松垮垮,因为官僚体系跟不上皇帝似魔鬼的步伐,皇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就不强,元朝的社会经济因此相当繁荣。
乃至于朱元璋评价说,元朝之所以会失去天下,就是它对社会管得太松了,这大概和你对元朝的直观认知很不一样吧。

不过,朱元璋也是在大元朝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所以他也经常有奇葩诏书。比如有一次有倭寇来侵犯沿海地区,朱元璋下诏,原文如此:

“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这绝对是史上最接地气的圣旨之一。但毕竟老朱家的皇帝都是出身中原了,他们能够理解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公共工具,所以明朝的官僚体系高度发达,这就意味着作为制度的皇权是非常强大的。

而有了元朝统治的历史,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信念也被打破了。所以,明朝的皇帝不能允许自己被官僚系统过分约束,不能太给那些士大夫们脸了。皇上一直努力要建立一套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直属于皇帝个人的系统,这就是由太监们主管的东厂、锦衣卫等等各种系统。

这套系统是不按官僚体系的逻辑运作的,只按照皇帝的个人喜怒运作。 明朝有很多为害天下的大太监,这并不是因为皇上个人没权力,而恰恰是因为皇上个人有权力,大太监们的权力只不过是戴着面纱的皇帝个人权力而已;皇上一发怒,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也随时会被弄死。

比如,著名的大太监刘瑾,权势最大的时候,曾经有人说,咱们大明有俩皇帝,一个是坐皇帝,是咱那正牌皇上,还有个立皇帝,就是站立着的皇帝,那就是刘公公。

有人曾经考证,刘瑾贪污的财富,让他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但你再首富又能怎么样?后来皇上一发怒,直接把刘瑾就给凌迟处死了,就是给剐了。
而且刘公公绝对是个人才,就连被剐也要创造纪录,他是史上被剐刀数最多的人,一共剐了3357刀,整整三天才弄完,中间刘公公还喝过几大碗粥补充体力。

明朝:皇权与皇帝权力的大冲突
不过,明朝盛行大太监,反过来也证明了明代的官僚体系的强大。它对作为个人的皇帝的制约力度相当大,否则皇上对作为打手的太监也没这么大需求。
制度性的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权力,两者之间的冲突,从未像明朝那么大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了。
宋朝的忠臣和奸臣就没明朝那么多,宋朝比较多的是名臣。名臣是啥呢?就是相对较少地受到乱七八糟的影响,能够认真干事。
但是明朝的大臣们面对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影响太多了。作为个人的皇帝,总要通过太监们搞一搞事情,有些人就会攀附上去,形成一系列奸臣。
刘公公的攀附者还发展得不到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是明末魏忠贤魏公公为首的阉党。不过客观来说,也不是攀附了阉党的就一定是奸臣。因为魏公公权力太大,你要想干点事,不把他哄好是不行的,但是只要哄他,就容易被人给指责为奸臣阉党了。

而能够坚持原则的人,就是忠臣,但是忠臣很多精力要放在和奸臣的对抗上,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对抗,也不得不结成党派。结党之后,个人的原则也不得不受到党派原则的约束。忠臣到底是不是个好的大臣,这事也不好说了。

所以,明朝的政治,越到后来,越糟糕。 忠臣和奸臣分别结成党派,但实际上党派本身与道德没多大关系,只和结盟的需要有关系。面对着紧迫的国家大事,一方提出应对方案,另一方往往会对人不对事地大肆批判,对问题的讨论于是又迅速堕落为党争。

到了帝国晚期,局势极为艰难,需要作出一些重大的政治决断,但是各种党争,已经让帝国的决断能力瘫痪掉了。

崇祯皇帝曾经有一系列机会能够把局面挽回来的,比如:
李自成曾经想要跟朝廷讲和,讨个大大的封赏就行;
皇太极也曾经想和大明讲和,多要点岁币就行;
在局势极度危难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迁都南京,那边有一整套现成的官僚班子,因为最早明朝的首都曾经就是南京嘛,要崇祯别困在北京,必须留得青山在。

所有这些提议,都能给大明王朝续命,但是在党争当中,一个也通不过。因为一定会有另一派的人站出来骂街,说出这主意的是卑鄙小人。
党争把人的道德心性也败坏掉了,最终一帮人都眼睁睁看着帝国大厦崩塌掉,等李自成和大清先后进北京了,再去攀附新的力量。
甚至到了这会儿,有王爷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却根本没法搞成南宋那样,大家仍然在党政当中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只好投降大清了事,少数不愿投降的就战死拉倒。

清朝:明朝官僚体系的继承
到了清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明朝的官僚体系。而清朝的皇上也不打算被官僚体系所约束,但是他们用不着通过太监的力量来对抗官僚体系。
明朝的皇上之所以必须用太监,在于他们必须找到只依附皇上、不依附官僚体系的人。也就是说,和皇上有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的人,才能放心使用。
大清的皇上们不用太监,也有这样与自己有紧密的私人关系的人,那就是自己的包衣奴隶以及满蒙八旗的人。
不要以为包衣奴隶就是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苦命人,他们经常是主人的心腹,比如雍正朝著名的年羹尧、李卫等人,你要是看过《雍正王朝》电视剧,对这俩名字应该不陌生,他们都是雍正的包衣奴隶。
这些包衣奴隶以及满蒙的八旗子弟,都和皇上之间有着一种私人性的认同关系,这和一般的汉人官僚是不一样的:
前者对后者可以形成制约;而包衣奴隶和八旗子弟们又在真正意义上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所以私人认同关系并不会使得官僚体系的运转受到严重干扰。
这样,清朝的制度性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性权力都很强大,但这两种权力却没有像元朝和明朝那样发生严重的冲突。所以,大清治理的水准比元朝和明朝都要好些。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最核心的就是,作为制度性的皇权,与皇帝的个人权力,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们之间的冲突关系,在不同朝代都不一样,而明朝正是两者冲突最剧烈的一个朝代,所以盛产忠臣和奸臣。
但是,明朝的兴盛和衰败,有着很复杂的逻辑,不能仅仅用它的官僚体系这一套来解释,它还和世界局势的变迁有着深刻的关联。
中国从这个时候起,就和世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联系了。这就是咱们下一讲的内容,“世界格局的变迁与大明国运的跌宕起伏”。

27 | 美洲白银与明朝的国运

这一讲咱们来说一下,世界格局的变迁与大明王朝的国运。

看明朝的历史,咱们能发现,在明朝初期,民间社会受到朝廷很强的压制,社会活力一般般;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却有了发达的民间社会,活力巨大,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不亚于大宋。

这前后的区别,和明朝所面临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深刻关联。今天咱们就来解释下这个问题。

伊斯兰世界白银短缺与元朝的瓦解

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明朝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以货币作为传导机制。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还得再回头看看元朝。

元朝重用来自西域、中亚地区的色目人来理财,咱们在第十五讲说过,这些人是古代和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人群体之一,他们太擅长做生意理财了。

这些色目人做生意天然是以整个欧亚大陆为思考单位的,所以元朝的理财高官也不是以大元帝国为单位,而是以横跨欧亚大陆的整个大蒙古帝国为单位,来琢磨怎么进行资源调配,怎么促进商业流通。

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几种要素都被整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秩序。

这个时候,伊斯兰世界的白银很短缺,白银在中亚和西亚的购买力比中原地区高得多。于是,在大蒙古帝国通盘调配的逻辑下,中原的白银就源源不断流入到中亚和西亚地区。欧亚大陆西部的经济,因此在中世纪后期获得了活力,但是中原地区就遇到麻烦了,货币严重短缺。

于是元朝又发行纸币作为通货,但是帝国政府根本就控制不住发行纸币的数量,这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原的老百姓一看,你这纸币这是什么破玩意啊,根本不靠谱嘛,没人愿意接受纸币,结果中原的货币就更加短缺。

货币短缺就会导致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时候,东西变得越来越便宜。不要以为这是好事,人们一旦遭遇通货紧缩,就会不愿意进行生产了。因为在生产的时候,预计这东西能卖一百块钱,我就投入了八十块钱,结果由于通货紧缩,等生产完了,这东西已经跌价只能卖八十块钱了,那我还生产干嘛呢?

所以通货紧缩会导致经济萧条。大元帝国运气也是糟糕得很,到了朝代后期,又赶上黄河决口,连年大水灾,朝廷没钱救灾,只好发行更多的纸币,这又进一步败坏了纸币的信用,经济更加萧条,形成了恶性循环,元朝的统治最终就瓦解了。

明朝应对白银短缺的户口制度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严重的货币短缺。这会导致经济大萧条,而明朝面临的萧条问题比元朝还要严重。这是为什么呢?
在元朝的时候,货币虽然短缺,但是对产品的需求还在,因为它能够以帝国为主导,推动中原与中亚和西亚的贸易过程。如此远距离的贸易,风险成本很高,不容易运转起来,但是有了帝国政府在背后做推手,就能运转起来,从而使得中原经济获得外部需求的拉动。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掉货币短缺的问题,经济萧条可以获得缓解。
但是明朝一立国,就意味着与中亚和西亚的贸易中断了。没有了外部需求的拉动,货币又不足,内部经济立刻会陷入困境,明朝就算想要让市场经济像大宋时期一样运转,也根本做不到。
因为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前提是足够的货币,货币是交易的中介,没有足够多的中介,市场交易就没法足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于是,朱元璋立国后的一个特殊政策就起了作用。这个政策把老百姓给分成四种户口,分别是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四种户口就是四种职业身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继承,不得更改。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评论说,朱元璋这是用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作为全国的标准,取消了商业经济,以农民为主体把国家给统一起来。

但考虑到货币问题,我们能看到朱元璋这一政策的另一种效应。他把人口按照职业进行划分,又不许人们改换身份,这相当于事先规定了每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关系;他还规定老百姓没事不许外出乱走,去到离自己家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就要申请。

这些政策加一块,搞出的差不多是一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正是这种准计划经济,才能应对货币不足的困局,因为准计划经济本来对货币的需求量就很小嘛,以货易货就行了。
大明能在立国后不过十年的时间便恢复经济,这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指望像宋代那样通过市场活动完成经济恢复,反倒很可能会出大问题,因为没有货币,市场经济没法展开。

对应地,明朝初年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控制形式,朝廷肯定会对民间社会形成很大的压制,社会活力就不用太指望了。
但是,朱元璋的设计有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各种职业身份的比例关系,在他刚设计的时候也许还能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可他没法确保每一职业身份的人都是干一行爱一行,更没法确保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繁衍的速度是完全一样的。
时间稍长一点,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繁衍速度不一样,四种户口的比例关系就会出问题。再加上有不爱自己这一行的人,跑出去干别的了,而政府又没法长时间盯着每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职业来干活,四种职业的比例关系就更有问题了。
这就使得明朝初年的准计划经济,在运转了几十年后,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

到了这会儿,就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让社会健康运转了。但是市场经济需要有足够的货币,明朝缺的就是货币,咋办啊?
朝廷也动了些心思,像大元一样开始尝试发行纸币,但大明也控制不住自己滥发纸币的冲动,很快就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彻底没人要,所以尝试了若干年后,也只能放弃这个办法了。

美日白银与明朝的灭亡
最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依赖于世界的变化。
在明朝统治到中间阶段的时候,欧洲人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到嘉靖年间,西班牙人在其美洲殖民地,今天的玻利维亚一带,发现了一个规模超级巨大的银矿。比美洲银矿的发现略早一点点,也是在嘉靖年间,日本也在其西南部发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银矿。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的发展,大明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成为销往欧洲的顶级奢侈品;对日本方向,嘉靖朝仍然坚持着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寇肆虐,这些倭寇首先是武装走私商人,到了嘉靖朝之后,放弃了海禁,倭寇就变成了合法商人,明朝的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

美洲和日本这两大银矿的白银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大明的经济一下子获得了双重的刺激。一重刺激是,有了来自远方的市场需求,这就能够刺激本土经济发展,就像当年大元帝国组织起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贸易一样;另一重刺激是,远方的需求还带来了大量的贵金属货币,大明的市场经济一下子就被刺激起来。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朝后期,江南一带的市场经济极为繁荣,民间社会高度发达。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至此已经与全球历史深刻地嵌合在一起了。于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波动,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国运,大明的灭亡也与此有关。
咱们在第十讲的时候曾经说到过,明清之交的时候,正赶上进入一个小冰期,温度骤然下降,导致游牧者南下。但大清在真正有机会入关之前,并没想到自己能够征服天下,因为大明还是太庞大了,关外的大清和它比起来非常之小。除非是大明自己遭遇到严重的内部问题,大清是不会有机会的。

而大明这会儿真就遇到内部问题了,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供给出问题了。
1618年到16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战争,叫做“三十年战争”,战争的主角之一就是西班牙帝国。来自西班牙所属美洲的白银,这回都流到欧洲去做军费了,流入中国的大量减少。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明朝后期,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对银矿也开始进行控制,日本方面流入大明的白银也大幅减少。这里可以插一句,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军费主要就是来自这个银矿。
欧洲和日本方面的政治秩序变化,却影响到了大明的货币供给,明朝末期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开始萧条,财政也严重地吃紧。
要命的是,小冰期来了,北边游牧者南下的压力开始变大,大明帝国内部又是民变四起,张献忠李自成啥的全出来了,朝廷不得不更多地征税来应对这些问题。
更要命的是,白银短缺了,铜钱的数量却没发生大的变化,这导致大明内部的铜钱相对于白银发生贬值,因为铜钱的相对数量变多了;老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主要是用铜钱,朝廷从老百姓那征税,却是按白银来核算和征收,百姓必须把手里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
可是铜钱贬值了,这就意味着税率变得更高。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老百姓只好就投奔李自成去了,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加速度式地冲向了悬崖,最终亡于大清。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这一讲的核心内容就是,大明的国运变迁,和外部世界的秩序变迁之间,有着深刻的联动关系。
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不能再以中国为单位来理解中国历史的问题了,而是必须进入一种世界视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
再看看取代了大明的大清,虽然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已经在沈阳称帝了,但他并不是说自己就能取代大明皇帝了,而是认为自己继承的是大元皇帝的统绪。入关之后,满清认为自己同时继承了大元和大明两个统绪。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这就是咱们到下一讲的主要内容,雪域高原如何改变了蒙古世界的历史命运,藏传佛教怎样帮助大清入关。

28 | 藏传佛教怎样帮助大清入关

上一讲咱们留了个引子,说到大清在入关之前,就已经继承了元朝的正统,入关之后又继承了明朝的正统,就把两个正统给整合在了一块。清朝继承明朝的正统性这个好理解,但是大清入关之前就继承了元朝的正统,这个就得解释一下了。

大清入关依靠的力量是啥呀?你可别说是吴三桂把它引进来的,大清入关首先是得自身有力量。
大清自身的力量来自什么呢?不仅仅是来自满洲八旗,而是来自满蒙联盟,就是满洲人和蒙古人结成的一个紧密联盟。
而之所以蒙古人肯买满洲人的账,首先是因为皇太极继承了元朝的正统。说到这,你就明白这个事情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了。

西藏和蒙古的联动关系
那么,叱咤风云的蒙古人,为啥会接受满洲人作为他们的大汗呢?
这个还要从西藏说起,西藏和蒙古在历史上也有好几次互相支持、互相联合的过程。
正是这种蒙藏联合,让雪域高原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藏传佛教也因此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才有了达赖喇嘛这种制度的出现;
反过来,这个过程也让蒙古草原上的精神世界陷入分裂,随后开始了长时间的内斗。于是,大清趁机抓住机会崛起,形成了新的军事联盟,也就是满蒙联盟。这才有了后来入关征服中原的可能性。
雪域高原和草原世界互相影响的过程,就是咱们这讲要讲的主要话题。

蒙古高原的继承逻辑
咱们先来看看在明朝的时候,蒙古高原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看到朱元璋的大军北伐,觉得打不过,于是自己主动逃离北京回到草原上。
但是他并不认为元朝已经灭亡了,而只是认为元朝统治的地盘变小了,中原丢了而已。元顺帝及其继承人在草原上以元朝的名号继续统治,史称北元。
但是这些蒙古大汗已经没能力控制草原上的众多蒙古部落了,部落彼此之间经常各种混战。
不过,蒙古人有了统治中原的一百多年历史,继承逻辑跟原来在草原上的兄终弟及的顺序早就不一样了。虽然草原上一片混战,对于谁有资格当最高的大汗,各个部落却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只有黄金家族的人,才可以当大汗。
什么叫黄金家族呢,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后来,这个概念又进一步窄化,只有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这一脉的后代,才算黄金家族。黄金家族中,又是长子这一支有优先继承权,其他人只有在该脉找不到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才有继承资格。
历史上,中间偶尔也有会其他不符规则的人夺取蒙古汗位,但没多久,汗位还是会回到正统继承人手中。
只要各个部落对于法统的唯一性有共识,蒙古人的精神世界就仍然有一种底层的统一性。在北元后期开始,正统大汗固定在了察哈尔部,只有这个部落的首领才能成为大汗。

蒙古世界的法统分裂
但是,在16世纪中期,也就是明朝统治的中后期,出现了变化。
黄金家族的小支当中崛起了一位英雄,叫做俺答汗。俺答汗非常能打,带领着自己所属的土默特部,几乎统一了整个漠南地区的蒙古诸部落。赶上这个时候正统大汗的武力不大灵光,就被俺答汗给排挤到了东蒙古地区。
俺答汗几乎成为蒙古诸部的共主,但是因为血统的问题却不能当大汗,这个让他感觉很不爽,于是开始动了别的心思。
俺答汗在继续征战的过程中,一路打到青海,在这里发现了新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实际上有很多派别,而让俺答汗发现机会的,是其中一个派别格鲁派,也叫黄教。

雪域高原上教派众多,有红教、白教、花教,等等。黄教格鲁派是在15世纪初期建立的,但跟其他教派竞争的时候一直很痛苦,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寻找外援。
于是,1578年,在一个精心安排的场景中,俺答汗和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进行了一次会面,这次会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俩人一见如故,索南嘉措说他一眼就认出,俺答汗是元朝开国君主忽必烈转世,而俺答汗则一眼认出,索南嘉措就是曾经大元帝国的国师—八思巴转世。

八思巴是一位很有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在三百多年前,忽必烈和八思巴曾经曾结成过师徒关系,那是蒙古草原和雪域高原发生的第一次相互塑造的历史。
俺答汗和索南嘉措,认为他们的这次会面,就是当年那对师徒的转世重逢。于是两个人互赠尊号,索南嘉措把忽必烈的汗号赠给了俺答汗,俺答汗则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意思是拥有如大海一般广阔智慧的高僧上师。

今天咱们所知道的达赖喇嘛制度就此建立了起来。格鲁派有了强力外援的支持,很快就压过了雪域其他的教派。
俺答汗这回痛快了,他是忽必烈转世,这可比什么正统大汗都要更加正统,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了。
不过,为了让人们都接受这一点,必须要让大家都接受藏传佛教才行。所以,俺答汗开始极力推动藏传佛教在草原上的传播。这一次,藏传佛教终于成为蒙古普通百姓的信仰了。

然而,一个衍生性的效果就出现了,等到大家都信了藏传佛教之后,活佛可以向草原首领授予可汗尊号这件事情,也就被普遍接受了。
问题是黄教里面不只有一个活佛,高原上也不止黄教这一个教派,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草原上有若干个黄金家族小支的部落首领,甚至还有并非黄金家族的部落首领,都通过成为某个活佛的檀越,就是施主,而获得了可汗的尊号。
蒙古世界的统治正当性,也就是法统就此分裂了,那种精神世界的底层统一性也就破掉了。

蒙古内斗促成的满蒙联盟
蒙古世界的法统分裂,严重削弱了蒙古对于东亚世界的影响力,这就给了大清崛起的机会了。也就是开头说的那个问题,皇太极获得了机会夺得元朝的正统。
这个还是跟蒙古的内斗有关,这个内斗又是跟藏传佛教的一系列影响有关。
蒙古内斗的核心人物是林丹汗,他是在17世纪初期登上察哈尔部的大汗地位的。注意啦,他是察哈尔部的大汗,这可是黄金家族的正牌大汗。林丹汗也是个雄才大略的人,而俺答汗的后代则不那么强大了,林丹汗便决心要重新恢复正统大汗的地位。
但是他也得面对黄教已经是蒙古人普遍信仰这样一个事实。林丹汗也信仰黄教的,为了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支持者,他组织人把大量的藏文佛经译成了蒙文,这样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掌握蒙古地区的黄教解释权,从而统合其他蒙古部落。
光是掌握精神解释权还不够,还要在军事上把不服的挑战者压制住,所以林丹汗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但是,那些不服的部落根本就不理林丹汗,一旦打不过,就投奔女真人去了。这下把林丹汗气坏了,我帮你们建立更完整的精神世界,却没人买我的账。既然黄教不能给我带来帮助,我干嘛还要信黄教。
林丹汗正在郁闷中,另一个蒙古部落喀尔喀部有一位好兄弟却图汗来找他,跟我一块改宗得了,别信黄教了,改信白教的红帽派吧。
林丹汗一气之下跟着却图汗改了宗,这下别的蒙古部落更排斥他了。皇太极趁机联合这些蒙古部落,在1634年一举打败林丹汗,成为满蒙两大族群的霸主。
但这会儿皇太极还没能继承元朝的正统,必须得拿到元朝留下的玉玺才行,但玉玺还在林丹汗手里。
这会儿被打败的林丹汗去哪了呢?要说林丹汗真是个英雄,他在这会形成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战略。林丹汗带着仍然忠诚于他的部众逃往青海,计划在这里和他的好兄弟却图汗会师。俩人加一块手上就有将近十万人,这支力量可以横扫雪域高原了。
林丹汗计划凭这支大军攻入西藏,以千钧之力灭掉黄教,扶植红帽派,一举掌握住雪域高原的精神秩序。然后,再逆袭回蒙古,扫平已经丧失了黄教精神世界的蒙古诸部,一举成为横跨草原与高原的霸主,同时掌控政治秩序与精神秩序,雄踞整个内亚世界。
这个大胆的战略如果能够成功,会结合起高原与草原两种力量,将会对东亚其他力量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从汉武帝开始,中原帝国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防止草原与高原联合起来,以免受到一种战略包围。
汉武帝为了防止草原上的匈奴和高原上的西羌形成联盟,不得不攻占河西走廊,把它们隔开,而为了保住河西走廊,又不得不通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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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地图

林丹汗的战略极有想象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到了青海没多久就染上天花病死了,伟大的战略无疾而终。
林丹汗死后,他的家人无处可去,只好又回到老家投降了皇太极,并交出了大元传国玉玺。皇太极于是登基称帝,成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共同的大汗,满蒙联盟的军事基础就此成立。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就是,雪域从草原方向获得政治秩序的输入,使得雪域内部的教派秩序发生深刻变迁。
草原则从雪域获得精神秩序的输入,这个输入却在蒙古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给了满洲人以崛起的机会,满蒙联盟成为大清得以夺取天下的重要基础。
但不要以为大清的天下就是靠满蒙联盟的战争能力维系的,实际上,大清帝国经过多年征战,把汉满蒙回藏全都纳入了中华帝国的统治之下,这背后有一系列极为高超的治理技术。
没有这些政治智慧,大清根本就维系不了如此庞大的帝国,今天的中国也无法继承一个庞大的领土。
那么,大清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29 | 大清的高级政治智慧

这一讲我们来说一下鸦片战争以前的大清。跟其他朝代相比,大清离今天太近,清朝末年又遭遇到太多令人憋闷的历史,导致咱们经常难以平心静气地讨论大清的历史。

实际上,大清的帝国统治有着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古代中国的最终完成形态。

最终完成形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清差不多是把中华帝国所需要的各种要素都成功地整合进来了。

注意,我在这一讲里所说的都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大清,对它的评价也是基于古代中国的标准,大清还不是个现代政治体,咱们不能用现代政治的标准来简单化地衡量大清,那会严重地扭曲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错误地理解历史,就没法恰当地理解今天的中国。

游牧者的春天
要讨论大清的历史,可以先把视野放大一下。
进入公元15世纪之后,世界气候进入一个小冰期时代,但对游牧者来说,他们进入了政治上的春天。从西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往东,波斯帝国、印度帝国、大清帝国,都是在这一两百年里由游牧者主导建立的。
大清入关,只不过是游牧者在欧亚大陆上普遍获得主导地位的一个案例。大陆上唯一的例外是西欧和北欧,那边离草原太远,游牧者没法深入进去。
冷兵器时代的游牧者,不仅是战斗力强大,纵横驰骋的空间尺度也大于定居者。大清入关之后,在大明的基础上大规模开疆拓土。
你可别按照咱们经常看的历史地图来理解大明,表面上看大明的疆域一直覆盖到黑龙江以北,但它维持这个疆域只有很短的时间。并且,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大明只是给当地的土著首领发了个任命状,人家接受不接受,主动权并不全在大明这边。
大明对于东北的实际统治,只延伸到今天辽宁的中南部地区。到了明朝后期,帝国疆域更是大幅收缩,大约只相当于收复了幽云十六州的大宋,再加上大理国和小半个西夏的领土。
大清在1644年入关,自带了东北和内蒙的庞大领土。到1660年代,最终击败了南明政权的剩余力量,征服了整个中原。
郑成功家族在台湾坚持与大清对抗,到1680年代也被征服了,接下来的历史主要就是跟准噶尔汗国的PK了。
1690年代,大清第一次打败了准噶尔,把外蒙纳入帝国疆域。
1720年代,再一次击败准噶尔,把雪域高原纳入帝国统治之下。

到1750年代,经过又一次大规模战争,最终灭亡了准噶尔汗国,把整个西域纳入帝国。乾隆说西域是汉唐时期的帝国故土,现在重新回归,这叫故土新归,赐名为“新疆”。

到了这个时候,咱们经常说的统治了汉满蒙回藏的大清帝国,终于全部整合起来了。此时大清帝国的领土接近于明朝末期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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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晚期万历年间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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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年间疆域图

尽管后来晚清的时候又丢掉了不少,但剩下的领土仍然是明末领土的接近三倍,今天的中国继承的就是大清留下的疆域。
可见在领土意义上,大清曾经为中国攒下了多么厚的家底。你比较一下明朝晚期的地图,和大清地图以及今天的中国地图,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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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图

大清的多元帝国
大清征服的疆域极为庞大,治下的人口也是极为复杂,没法用同一套办法吃遍天下,在不同的地方必须发展出不同的统治技术。
大清在这个过程中把大辽开创的二元帝国治理技术,发展为多元治理技术。汉满蒙回藏这些次级区域,在大清内部各自起到了其他区域完全无法替代的作用。
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些地方也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作为体系的中国,其内部整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汉人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是整个帝国最有钱的地方,所以这里主导着大清帝国的财政秩序,依靠这里的庞大财富,统治者可以把八旗的军事贵族都给赎买掉,克服掉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大清统治者在中原以皇帝的身份出现,这是儒家所赋予的身份。
再看草原方向。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队是草原骑兵,所以满蒙地区的游牧者主导着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统治者在这里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现。
只要有满蒙骑兵,就能控制中原。反过来,只要有中原,就能统御满蒙的军事贵族。
满蒙里面的满,那完全就是自己人,“蒙”的内部则很复杂了。比如蒙古的科尔沁部,世世代代和满洲贵族通婚,康熙的奶奶孝庄太后就是科尔沁部的,这个部落早就被满洲皇室当做自己人了。
此外还有内属蒙古,就是由大清皇帝派人直接统治的蒙古部落,这里不设置世袭的土著首领,也算半个自己人。
再有外藩蒙古,算是作为藩属的蒙古部落,它们有自己的世袭土著首领,和大清皇室有点类似于合伙人的关系。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与后来的内蒙古、外蒙古有一部分重合,但并不是一回事。
对大清皇上来说,外藩蒙古还是要加以某种控制的,以避免当年大金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历史重演。
怎么控制呢?这就要看外藩蒙古的战斗力的基础是什么了。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支持不了大规模人口,所以它的战斗力不是靠人多,而是靠蒙古骑兵的高度机动性,一旦把这个机动性给控制住,外藩蒙古就不会构成威胁了。
大清有一个非常高超的办法,就是大力鼓励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上一讲说过,俺答汗就推动过这个事情,大清把它继续推向深入。
为啥这个会对大清有帮助呢?不仅仅是因为信了教的人有好生之德,不愿意喊打喊杀。更重要的原因是,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的信徒,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寺庙。
牧民是可以移动的,但寺庙移动不了。信了教的蒙古游牧民,游牧半径就被寺庙给固定下来了,就进入某种准定居状态。高度的机动性没有了,对大清就不构成威胁了。

康熙曾经说过“一座庙胜十万兵”,这是实打实的胜过十万兵。

但是皇上还得想法再对藏区形成一种有效的统治,避免蒙和藏联起手来。怎么做呢?

大清统治者除了皇上和大汗之外,还有第三个身份,那就是文殊菩萨转世,在藏传佛教里获得了一个特别高的地位。
你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转世,我是文殊菩萨转世,咱俩级别差不多,这样,皇上凭这身份,对藏传佛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控制力。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在特殊意义上提供了帝国的精神秩序。
西域地区,则是主导着整个帝国所需要的安全战略空间。因为外蒙与新疆、尤其是北疆,在军事地理上可以说是同一个空间。
所以,清末重臣左宗棠要收复被中亚冒险家阿古柏所割据的新疆时,就上书朝廷说,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也就是说,如果新疆没了,蒙古就悬了,如果蒙古没了,那北京可就悬了,大清也就完蛋了。

汉满蒙回藏这些个地方,彼此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它们共同构造了一部作为体系的中国史。

直到大清,才把这些地方全都纳入到同一个帝国之中,汉满蒙回藏各得其所,每个亚区域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

满蒙回藏的人数少,但在帝国内部的权重并不低,汉族人数多,但权重并不会更高。
所有这些区域,通过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多元帝国实现了内在的均衡。作为体系的中国,到这时才完整地获得其政治统一性,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前的历史,可以说都是为这种政治统一性做的准备。

大清帝国的中介性因素
大清帝国的治理技艺之高超,还体现在,它善于寻找到各种中介性因素,作为帝国治理的依靠力量。
比如,台湾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清朝时期,台湾的人口主要分成三类,一类是从东南沿海迁徙过去的汉人,一类是当地已经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熟番,还有一类是没有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生番。
你能猜到大清统治的依靠力量是谁吧?是熟番,熟番就是汉人和生番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为啥帝国一定要找到中介性要素呢?原因在于,中介性的要素有着一种跨界性的身份,它与两边都有相似之处,两边对它都会有所认可。但它与两边也都有不同之处,两边也都会对它有所排斥。
于是,中介性要素要想获得比较好的地位,便只能依赖于朝廷的支持。在朝廷这边来看,中介性要素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别无选择,只能对朝廷保持高度忠诚,所以是可信赖的。
而另外两边的任何一边如果反抗朝廷的统治,朝廷都可以联合起中介性要素与另一边,来压制反抗者,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二比一的关系,统治就更稳定。
这样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在大清治理各个地方的时候都能看到。

比如,在蒙古地区,用皇上直接统治的内属蒙古,作为满洲与外藩蒙古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再比如,大清通过藏传佛教来统御蒙古,却又规定,蒙古的两个大活佛,必须从藏族地区转世,而不得在蒙古地区转世,以这两大活佛系统作为藏与蒙的中介性要素。
还比如,对新疆的统治,在南疆地区,是依靠当地传统的头人制度,叫做伯克制。大清允许当地穆斯林都保留过去的着装习惯,也不用剃头梳辫子,但是土著头人、也就是伯克,干得好了,朝廷赐给他剃头梳辫子的权利。
在内地,梳辫子是义务,到了新疆反倒成了恩典。为了得到恩典,伯克就会努力干活,等到他梳起辫子,也就成了当地穆斯林和北京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在整个帝国的层面上来看,大清以汉文化水准已经很高的满洲为中介,把蒙古和中原给联系起来。又以蒙古为中介,把雪域高原以及西域新疆与整个帝国联系起来。
而在这样一种帝国结构下,大清皇帝也不再是满洲人的皇帝,只要他固守这个身份的话,就无法统治这个庞大帝国。
大清皇帝成为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天下共主,以皇帝的多重身份凝聚于一身为基础,而把整个帝国统合起来。

本讲小结
鸦片战争之前的大清帝国,有着高超的统治智慧,汉满蒙回藏各个亚区域都被它整合进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体系当中。
古代的中国历史达到了完备状态,作为体系的中国获得了政治统一。

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超级的大一统当中,中国历史走上了一个自我锁死的状态,以至于它为了能够继续向前发展,便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内在需求,就是要加入世界秩序。

这就是我们的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30 | 郑成功为何没成功?

这一讲咱们来讲一下明清时期的东亚海洋。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间,而不是帝国朝廷,如何成为东亚的海上霸主,但是这些人又是如何注定会失败的。
这里面包含着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一些重要密码。

明朝官方的海上活动
要说明清时期的海洋活动,大概你的第一反应就是郑和下西洋。经常有人在感叹,说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壮举 !如果继续坚持下去,不是半途而废,征服世界的就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了!
是这样吗?一方面,郑和下西洋确实挺伟大,这壮举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将近九十年,船队的规模也是哥伦布望尘莫及的。哥伦布的船队只有三艘小船,郑和的船队有两百多艘大船;哥伦布的旗舰,船的长度还不如郑和舰队当中一般的船的宽度。
但另一方面,郑和的壮举是肯定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纯官方行为,而不是民间行为。
郑和下西洋,要的是显示天朝国威,要的是一个派头,而不是斤斤计较挣了几毛钱。民间行为则是要赚钱的,不赚钱的事儿就没人干了。
由于大明的海禁政策,郑和船队遮天蔽日,但后面不可能有民间的船队跟上。朝廷总这么烧钱,却没法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把烧的钱回收回来,那这个事情当然持续不下去了。梁启超也曾评价,说郑和下西洋这事儿,基本上就是雄才大略的皇上自娱自乐而已。
哥伦布那种小破船开创的事业,为啥就能够持续下去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过程呢?
因为其中的行为主体起于民间,一群又一群的冒险家到海外去搏机会,多数没搏成,就死了。少数搏成的,就发了大财,发财的家伙再用这笔钱反过来促成欧洲国家的政治变化。
因此可以知道,海上和陆地上的秩序原则是不一样的。

在陆地上,可以靠帝国的征服来解决问题。而到海上去活动,要想能够坚持得下去,一定是以发达的贸易为基础,这就只能是以民间行为为主。
民间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推动着国家政治变迁。变迁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国家要出动海军力量,保护民间商人们在远方的贸易利益,商人则从贸易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税,以便支撑国家的这种军事行动。
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秩序,以及它们所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明朝民间的海上活动
那么,古代的中国是否有民间力量要到海上去贸易呢?
当然有,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变得地狭人稠,这些地方的百姓,靠种地已经不够吃了,有很多是到海上讨生活的。他们通过家族成员迁徙的方式,在很多重要的贸易港口都有自己的据点,发展起遍布环中国海地区的贸易网络。
东南亚很多贸易城邦以朝贡贸易的名义和中国这边做生意。实际上居间操作的,多半也是这些华人,他们形成了很大的海上力量。
但对这些人来说很郁闷的是,大明朝一立国,就开始了海禁政策,也就是不许民间到海上去贸易了。

为什么大明要搞海禁呢?
明朝开国的时候把人分成四种户籍,搞起了一种准计划经济。这个政策让大明王朝在货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能比较快地恢复了经济。但是对于准计划经济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不能让人随意移动,否则没法计划了。所以大明必须得搞海禁,免得沿海的人到处乱跑。
问题是,朝廷能够搞海禁,可是民间到海上贸易的需求还在。东南沿海地狭人稠的状况,到了明朝越来越严重,朝廷又没法给这些人找到别的饭吃。不让做贸易了,那这些人就只能变成海盗,进行走私贸易。
东亚海面上这些海盗被称作什么呢?也许你已经猜到了,就是倭寇。
倭寇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像是一群日本海盗,实际上,倭寇里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是马仔,真正的大Boss都是中国人。
当时最有名的倭寇首领是个安徽徽州人,叫做汪直。汪直极为精明能干,逐渐地把各路走私商人都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海盗走私集团,差不多垄断了整个东亚海面上的贸易。
他把大本营设置在日本长崎,在这立国号为宋,自称徽王。他募集了大批的日本武士听他号令,手下有五千多人作为常备武装,必要的时候能够鼓动起来差不多十万人。汪直长期是大明朝剿倭寇的重点对象,后来终于被逮着杀掉了。
大明没想到,此后倭寇问题反倒更严重了。因为过去的各种倭寇海盗还是受汪直节制的,大明要想谈判的话,还知道找谁去谈。汪直没有了,各种倭寇海盗没有了统一的头目,大明不知道该跟谁去谈判了,这成了明朝中后期极为头痛的一个问题。

到最后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不是靠戚继光剿倭寇的神勇,而是靠开放海禁。能够合法经商的话,人们做海盗的冲动就下降了。

郑成功的海上帝国
但是,虽然大明朝廷开放了海禁,却仍然严格限制对日本的贸易,只有限度地开放了对东南亚的贸易,这就仍然给了海盗以生长的空间。
到了明朝末年,又一个强大的海盗兼海商崛起了,这就是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郑芝龙以长崎和台南两个地方作为他的海上大本营,纵横东亚洋面。巅峰时期,他手上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只,拥有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军队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南洋人甚至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
任何人要到东亚海面上做生意,都必须向郑家交保护费,一艘大船要交三千两白银,交了保护费,就会得到郑家的一面令旗,可以平安航行。荷兰人是那个时代欧洲的海上霸主,但是到了东亚照样得给郑家交保护费。
郑家在东亚洋面的这种保护费生意,每年入账上千万两白银,富可敌国。而由于这个大海盗的存在,其他小海盗都被灭掉了,东亚洋面上反倒获得了一种秩序。
注意,我在后面说的都是郑家,而不是郑芝龙。原因在于,他在崇祯年间被大明招安了。到了大清入关之后,又投降了清朝,他的庞大的海上帝国就被他坚决不肯降清的儿子郑成功继承了下来。
郑成功接手这个海上帝国还是颇费了不少力气,但是接手下来之后,就以厦门为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反清复明战争。在清兵入关十几年后,郑成功还走水路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北伐,从长江顺流而上,差点攻克南京,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次战役结束后,郑成功反思失败的原因,决定进驻台湾,毕竟厦门这个根据地还是太小了点。
当时的台湾已被荷兰人侵占了三十多年,但毕竟郑成功才是东亚海上霸主。郑成功攻打台湾虽然费了些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但荷兰人肯定是扛不住的。到台湾被郑成功打下来时,大清这边顺治已经不在了,是康熙继位了。可见郑成功的海上帝国曾经坚持了多久。
但是很快这个帝国就要坚持不住了。不是因为郑成功攻克台湾没有多久就去世了,而是因为康熙朝一开始就颁布了迁海令,规定从山东向南到广东,沿海二十里的范围内不许住人,都得迁到内地,沿海的船只也都毁掉,寸板不许入海。
庞大的大陆市场一下子关闭了,郑成功的继任者马上面临了财政困难。郑氏家族在台湾又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终于被大清灭掉了。
到了这有一个问题就需要解释了,为什么汪直和郑成功最终都无法成功,都被大陆帝国给灭掉了呢?和后来到来的英国人对比一下,问题就更明显了。
郑成功面对的大清,还在初创时期,清朝的统治仍未被中原百姓普遍接受,而郑成功手下有约二十万将士。
英国人所面对的大清,是康乾盛世之后的时期,清朝的统治早就获得了百姓的认同,英军在鸦片战争中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万人,并且这会儿英国对大清的武器优势并不是特别大。
两相比较看来,郑成功面对的困难比英国人小得多。那为什么郑成功最终失败了,英国人却能成功呢?
原因就得到海上帝国的生存逻辑当中来找了。

英国人建立的是一个全球海洋帝国,它依赖的是全球市场。而郑成功、汪直他们建立的只是一个东亚海洋帝国,依赖的只能是东亚大陆市场。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海上贸易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是远距离信用机制的建立。就是说,我到远方去做生意,贸易双方都相信对方会依照合同履约。
如果你不能建立远距离的信用机制,那就意味着你的贸易成本极高,因为你总得用军队来强制对方履约,这种贸易成本,基本上也就没多少利润了,持续不了多久。
远距离信用机制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规则上的共识,只要双方都认同这个规则,发生纠纷大家也能有公认的解决机制,那么贸易就能低成本持续。因为这对于双方都有好处,贸易还能不断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那么,汪直、郑成功他们这些人,远距离贸易的信用机制是什么呢?他们的共识基础是,同乡关系、宗族关系、妈祖信仰等等。这就很麻烦了,这样一种信用机制,扩展力很有限,没法扩展到陌生人社会。
在空间上,大概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往更远扩展就很难了。如果你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你最大的市场就在大陆。那就意味着,你会在本质上被大陆帝国掐住脖子,最终大陆帝国想剿灭就能剿灭你。
英国人过来了,为什么清朝非但奈何不了他们,反倒吃了英国人的亏?因为英国人是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起了一套能够突破熟人社会的普遍信用机制。
这使得他们可以以全球海洋为单位,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以整个世界市场为活动单位。世界市场对大陆帝国的市场是有压制力的。
假如只以东亚海面为活动单位,则大陆市场对你是有压制力的。所以英国不会被大清反制,反倒会压制大清。

本讲小结
说到这里,就能看出来,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发展起自己的海洋世界,但是这个海洋世界很容易受制于大陆世界,因为它没有办法扩展为一个全球秩序。
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如果中国需要融入海洋的话,就得从外部世界吸收各种新的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了,否则中国没法真正地进入到海洋秩序。
那么,中国是否有必要进入海洋世界呢?
随着中国在大陆世界的秩序走到了某种完备状态,它逐渐让自己陷入一种走不出来的陷阱,从而进入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必须通过加入海洋世界才能实现自我突破。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31 | 人口太多,技术发展不动了

上一讲我们谈到了中国在大陆秩序方面太成功了,反倒带来自己在海洋秩序方面的失败。这一讲就来看一下,为何中国必须加入世界秩序。

你会看到,中国在大陆方面的超级大一统,反倒让中国历史走上一种自我锁死的状态;自我锁死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过度膨胀,它使得中国经济只能在一种低水平均衡上挣扎。
到了此时,中国历史就走到了又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上。

“一条鞭法”与人口膨胀
先来看看中国人口为何会过度膨胀吧。这和底层百姓所面临的财政压力的变化有着直接关联,也就是说,底层老百姓交的税少了。
老百姓财政压力的变化源自两个事情,一是明朝后期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改革,再一个是大清入关。
先说“一条鞭法”改革。咱们在第二十三讲的时候讲过,明朝初年,中国货币短缺,朝廷收税的时候想收银子很费劲,市场经济也不大容易运转。
所以,明太祖规定把老百姓给分成四种户籍来进行管理:既然收税费劲,索性就少收点钱,这些钱不够帝国治理所用,那么不足的部分就让老百姓服徭役,以此来解决问题。
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套户籍制度以及配套的徭役制度,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地方上早就有官员开始改革,让老百姓交钱把徭役免了,再用这钱去雇人干活。
到了万历九年,也就是1581年,终于由明朝最有名的宰相之一张居正把地方经验推广到全国,形成一套全新的财政制度,叫做“一条鞭法”。新的制度规定: 各种农业赋税、杂税、徭役等等,计算起来太复杂了,征收成本也太高,把它们给合并起来成为一条,按田亩来折算,统一征收银两。
之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能够进行这样一种财政改革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涌入了中国,大明的货币不再短缺,就可以把所有的赋税全都货币化处理。
对于帝国来说,赋税货币化,可以提高征收效率,也提高帝国的行政效率。对于老百姓来说,有另外一个好处,“一条鞭法”把征税的基础从“人”改成了“地”;过去甭管你有没有地,只要是个人就得交税,现在好了,只要你名下没有土地,有很多税就不用交了。
这使得底层百姓的财政压力大幅下降,老百姓就有能力生养众多的孩子了。要知道,底层百姓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是最大的,他们能够生养众多,这就意味着会大大提高中国人口的规模上限。
一个直接的例证就是,以往的朝代,人口极少超过一亿,超过一个亿就会流民四起天下大乱,王朝崩溃。但是明末的人口达到了将近两亿,才发生流民内乱,而且还是因为这会儿赶上了小冰期的到来。
到了大清,继承了明朝的这种税制并继续向前推进。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都知道,雍正皇帝推行一个政策叫做“摊丁入亩”,这就是把张居正的财政政策推向更加深入。所以大清的人口膨胀得更加厉害。

但是,大清人口的膨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入关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和平红利”与“自我锁死”
“和平红利”在这是啥意思呢?咱们知道,在明朝的时候,中原的百姓要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大明的军队肯定是中原百姓养活的,关外的游牧者依靠从中原抢来的战利品维系统一,事实上也是靠中原百姓养活的。老百姓被迫交各种五花八门的税,苦不堪言。

到了清朝入关之后,中原百姓只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就行了,因为关内关外一统了,打的仗也少了。老百姓要交的税一下子少多了,财政压力再次大幅下降。
康熙说过“永不加赋”,就是永远不增税。他是有资本说这话的,明朝皇上就没这资本。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更有能力生养众多了,这就是满清入关的和平红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清的人口接连突破了两亿、三亿、四亿,之后才出现问题,天下大乱。

过去有人解释说,清朝的人口规模能够如此大爆炸式地增长,是因为引入了来自美洲的农作物,比如玉米、土豆等等,能养活的人更多了。 但是一些新的农业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表明,并不是因为大清引入了美洲作物于是人口变多了,相反,是因为人口变多了,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于是引入了美洲作物,过去把这个因果关系给说反了。

即便是这样,统计数据表明,到了民国初年,美洲作物的产量还不足中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所以人口爆炸是不能用美洲作物来解释的,而应该去看到底层百姓面对的财政压力与人口规模上限之间的关联。

通过前面的二十多讲,我们差不多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走到古代末期,是一定会走上类似于大清这样一种多元帝国的状态的。即使不是在1644年,不是大清入关,也会是在一个别的什么年份,由别的什么游牧者主导建立的朝代。

因为只有在多元帝国中,作为体系的中国,其中的历史潜能才充分释放出来。就是说,它可以把草原、中原、绿洲、高原等等各种自然地理环境中的人群都纳入到统一而又多元的帝国当中,帝国的疆界一直扩展到它的有效治理半径的极限。

所谓有效治理半径的极限,就是说,帝国统治到那里,花的钱跟得到的各种收益,达到了均衡,往更远走就该亏本了。到了这样一种阶段,帝国会获得一种和平红利,中国也会进入人口的大爆炸式增长。从中原百姓多子多福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正是人口大爆炸,却让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种自我锁死的状态。 美国加州大学有一批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他们给这种状态起了个名字,翻译成汉语叫做“内卷化”,咱们来具体解释下这种状态。

中国人口在清朝过度膨胀,导致出现大量过剩人口。啥样算过剩人口呢?就是说他们没啥活儿可干,或者是劳动所得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就算过剩了。

对这些人来说,本来就没钱赚,任何活儿,你给他一点钱他就肯干,劳动力成本极为便宜。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可能内生性地出现了。因为我这最不缺的就是人,你发明出来一个技术还要帮我省人,这技术对我来说没用啊。

这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内生性地出现工业革命了,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正是以技术变迁为前提。 古代中国是可以出现依靠工资生活的雇佣劳动的,但是没有工业革命,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法真地发展起来,那些雇佣劳动仍然是农业经济汪洋大海当中的点缀。

加入世界秩序,跳出困境

这个情况有些麻烦,因为这些过剩人口,靠农业经济是吸收不掉的,只有靠工业经济才能吸收掉。但是,正因为人口的过剩,导致中国无法内生性地进入工业经济。

超大规模的人口,自己把自己给锁死在一种低技术水平的状态上,于是掉到一个陷阱里出不来了。这就是“内卷化”。

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既然无法通过工业经济吸收这些过剩人口,最终会导致流民四起天下大乱,就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内乱,自我屠杀来解决过剩人口问题。那样的话,历史就太悲惨了,我们伟大的文明将因此而黯淡下去。

必须跳出这个陷阱,但是依凭自己的旧有资源是做不到了,因为前面解释得很清楚了,旧有资源只能让中国困在内卷化的陷阱里出不来。那该怎么办呢?有个办法, 既然靠中国自身没法出现技术变迁,出现不了内生的工业革命,那就从外部传入新技术呗,这样就能刺激中国发展起工业,然后就能吸收掉过剩人口了。

这外部世界是谁呢?就是西方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遇,或者说,通过与西方相遇,而加入到世界秩序当中,已经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内在需求了。

西方的到来当然给中国带来了战争与屈辱。西方征服了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和地区,让它们沦为殖民地;但是西方却没法完全征服中国。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人口也太多了。

这样一种超大规模,使得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完全征服它。而列强们都是这心理,我吃不着,你也别想吃着,中国就利用了列强的这种矛盾,寻找到夹缝,不仅没被彻底征服,反倒挺过了屈辱,还发展出解决自己困境的手段。

随着西方的到来,中国的超大规模又呈现出另外一个效果。在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过剩人口一定会导致内卷化的困境;但是一旦加入到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过剩人口反倒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巨大竞争优势,因为比拼劳动力价格谁也比不过中国。

而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在它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无论它是否主动想要做,都会深刻地改变世界秩序。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是, 明朝末年的税收改革,以及清朝入关所带来了的和平红利,让中国的人口获得了大规模成长的机会。但是,如此超大规模的人口,反倒让中国没法内生性地发展出新技术和工业经济,陷入一种内卷化的困境,只有通过加入世界秩序,才能够克服这种困境。
讲到这里,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讲解就告结束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就是中国开始努力融入世界秩序的开始。
虽然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谈到了,加入世界秩序不仅会让中国跳出内卷化陷阱,还会让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获得竞争优势,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必须从政治意义上先对自己完成一种现代式的整合。
如果不能完成这种政治整合,加入世界秩序反倒有可能让中国陷入更大的麻烦;只有完成这种政治整合,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竞争优势才真地能够释放出来。
加入世界秩序的初期,中国陷入更大麻烦。如何克服这种麻烦,如何实现现代式的政治整合,以及在此之后如何把中国的竞争优势释放出来,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与现代历史上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小课题的下半部分要讲述的核心内容。
下一讲,咱们先从加入世界秩序后中国的第一个大事件讲起,通过太平天国起义,来看看近代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32 | 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进入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讨论,先从太平天国时期讲起。

也许你会奇怪,近代史的开端不是鸦片战争吗?为什么从太平天国时期讲起呢?

虽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次面临了来自西方的压力,但当时的帝国统治阶层并没有理解这个事情。在他们看来,英国人打过来跟噶尔丹打过来,没有本质区别。就是说,帝国虽然遭遇了一场近代意义的战争,但对其理解却还是停留在古代。
那是什么时候,帝国开始意识到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呢?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

所以这一讲并不是讲太平天国,而是围绕着太平天国时期的前后几十年展开。让你看到太平天国的兴起与鸦片战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太平天国如何导致了大清内部的深刻变化,又如何导致了大清对世界理解的变迁,以及这一切与世界大势的变化之间有着怎样的深刻关联。

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
先来说说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之间的关系吧。要讲清楚这个,还得先看看鸦片战争与世界秩序变化的关联。
英国人往中国输入鸦片导致白银外流,只是鸦片战争的表层起因,后面还有个更深层的原因——国际秩序的变迁。
前面讲到过,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供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明朝经济乃至国运的兴衰。这样一种影响,在清朝仍在继续,甚至变得更加深刻。能出现康乾盛世,其外部原因就是当时的世界白银供给很充足。
到18世纪后期,日本再次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这对大清来说问题还不算大,反正还有源源不断的美洲白银。
但是没多久,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与中国也产生了关联。 法国大革命之后,很快就侵入西班牙,而美洲白银都是来自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所以世界白银供给马上严重受挫。
好不容易等到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拉丁美洲又开始了独立运动,一系列的战争导致白银生产还是迟迟恢复不起来。
这些动荡的结果是什么呢?从1790年代到1830年代,全世界的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也骤然减少。这下大清就头大了,白银供给短缺,导致经济变得很萧条。

但是通过刚才的解释可以看出,在19世纪前期,鸦片的流入不是导致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白银一直是既有流入又有流出的,世界白银供给的骤然减少,导致向中国流入的白银急剧减少,才是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于是经济就萧条了,大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但当时的局内人不可能看得清这个问题,大清把白银短缺归因于鸦片的大规模流入,最终引发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你应该很熟悉了,一方面是割地赔款,一方面是改造了外贸秩序,从广州作为唯一的外贸港口,改为五口通商。
五口通商对大清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大清当时主要的外贸商品是茶叶、生丝、瓷器、漆器等。产地在江南、江西、两湖、福建等地。在一口通商的时候,出口品得千里迢迢地运往广州,运输中最困难的就是翻越南岭的一段路,这段路养活了一大批广西籍的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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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部主要山脉示意图

看了上图,你就知道华南的主要地理结构了。
五口通商之后,就用不着往广州运输了,出口品可以就近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地出海,于是广西籍搬运工失业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经济既萧条,大清的人口也已经膨胀到临界点。正好赶上两广地区又是基督教比较早传入的地区,基督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动员和组织机制。

这些因素全都加在一起,太平天国起义就在1851年从广西发动起来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大清最富庶的地区,一直坚持到1864年。

太平天国的具体过程就不多说了,重点看看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

太平天国时期的大清内部变化
太平天国起义兴起之后,大清发现曾经叱咤风云的八旗军队,要对付太平天国已经完全不顶用了。
在灭掉准噶尔之后,大清经历了近百年的和平,中间只打过规模比较小的几仗。八旗这帮爷主要的本事是提笼、架鸟、听戏、唱曲,不再能打仗了。
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吧,皇上只能硬着头皮起用汉族地方官员,过去是绝不能起用他们的,担心他们有异心。让他们想辙看能不能摆平太平天国,于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等一批晚清中兴名臣就在这个过程中走上了历史舞台。
曾左李胡这些人,在地方训练出湘军、淮军等军队,这完全是在大清传统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之外的军事系统。朝廷在这会儿没银子给曾左李胡他们,那他们怎么练兵呢?
朝廷虽然没钱,但给政策,允许他们征收厘金充作军费。 这是什么钱呢?就是各个省之间运送商品时的过境税。几位重臣就是靠厘金的支撑训练出了可用的军队。
当时能够征收到的厘金规模还是不小的,这意味着各省之间的商品贸易规模不小。如此规模的内贸发展,依赖于外贸的拉动。而外贸的拉动力,则是因为五口通商导致的中国贸易规模扩大。
大清允许地方督抚们通过厘金来筹军费,这带来一个后果,地方财政对于中央的依赖性变小了。

中国自从宋朝进入到平民社会后,帝国朝廷一直是采取一种强干弱枝的政策。财权和军权收归中央,地方要受制于中央,以此来确保帝国的统一。这种政策使得从大宋到大清这九百多年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时期的分裂割据状态。
与宋朝以前的豪族社会时期不一样,那时常出现分裂状态,而且一出现就是好几百年。为应对太平天国,使得大清帝国从强干弱枝开始转为强枝弱干,帝国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开始下降了。

中央控制力的下降不仅仅体现在财政方面,也体现在人事和军事方面。
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朝廷不得不允许地方督抚们便宜行事,可以自行任免和奖惩地方各级的军政官员,这就逐渐培植出了庞大的地方势力集团。
与太平军打仗时,人们又发现用冷兵器完全搞不定了,必须用热兵器。李鸿章从洋人手里买了不少洋枪、洋炮,最终用这些轰倒了南京城墙,灭掉了太平天国。 中国的战争从此进入热兵器时代。
要用热兵器的话,你要是能自己生产那是最好的,至少你也得自己能修理,才能顺畅地应用。生产和修理热兵器这种事,需要有比较复杂的生产分工才能做到。这种复杂分工,在草原地区的脆弱环境下是支撑不起来的,只有在中原地区才能做到。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起义给中国内部带来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

一方面,在大一统了八九百年之后,帝国从强干弱枝变成了强枝弱干。几十年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早在这个时候就埋下了种子。
另一方面,这种强枝弱干,又正好与满汉差异叠合在一起。鸦片战争以前,大清的治理智慧极为高超,汉、满、蒙、回、藏各种群体起着彼此完全无法替代的功能,而且每个群体权重都是一样的,帝国有着一种内在均衡性。
太平天国之后,财政秩序、军事秩序、人才秩序,甚至是精神秩序,全方位地转由中原地区的汉人主导了,帝国内部的均衡被打破了。
对帝国来说,这就很麻烦了。过去的帝国有均衡,满蒙两个群体又吃饭又干活,有一些特殊地位可以为人所容忍。但是现在帝国失衡了,满蒙群体有光吃饭不干活的嫌疑了,他们的特殊地位逐渐就不为汉人所容忍。
对满蒙两个群体来说,他们本能地能感受到危险,于是就会做一种自保的努力。呈现在政策上,就是变得越来越保守。
对于一部分汉人来说,你们不仅是光吃饭不干活,还对我们拯救帝国的努力不断地拖后腿,那索性推翻你们算了。于是,革命的理念就在这个时候隐隐地埋下了种子。

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对中国内部产生了两个深远影响。 第一,埋下了地方分裂的种子;第二,导致了帝国内部的失衡,从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太平天国时期的大清对外变化
太平天国时期,大清对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大清对于世界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变迁。 大清开始努力地融入国际条约体系。国际条约体系就是西方在近代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国际关系形式。
严格说来,对外的变化不是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只是赶在了同一个时代而已。同时代还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呢?那就是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这一次干的。
这一场战争的结果让大清大吃一惊,不得不重新理解世界。火烧圆明园,意味着国家的首都已经被别人给攻占了。

在过去,首都被敌人占领了,这基本就意味着要亡国了。但是大清没想到,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之后,居然没打算灭亡大清,而是要求跟大清签订条约。只要条约签订了,两国就按照约定退兵了,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搞法。

大清由此见识到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就是前面所说的国际条约体系。 国和国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国际条约来确定的,缔约的国家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 大清过去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是古代中华帝国留存下来的朝贡体系。

这两次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国家过来想要跟大清签订平等贸易条约,但是大清坚决不同意。

在大清看来,你们这些破国家,离我天朝十万八千里,还想要平等?离得远只能说明你是最低层的国家。再说,跟你们平等了,朝鲜、越南这些离得近的藩属,我该咋对待他们?所以大清坚决地拒绝了英国、法国等国家所要求的平等。

结果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被打得不行了,不得不接受了和西方国家签订平等条约,但实际上条约里埋藏了许多不平等的条款。之后大清想要平等,西方不给了。

大清和西方国家签订了条约之后,发现过去的六部衙门都没办法作为处理这种条约的部门。于是又设置了一个全新的部门,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咱们在电视剧里时不时会听到的总理衙门,专门负责对外事务。

中国由此开始了努力融入现代世界的进程,总理衙门在这里起到过重要作用。 一方面是作为最早期的外交部;另一方面主导开启了洋务运动,推动大清寻求自强。

洋务运动的推动与发展,也和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供给的变化紧密相关。1856年之后,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银矿,并且拉丁美洲的秩序也逐渐恢复,白银供给又比较充足了。

于是可以看到,在这之后几十年里,大清的鸦片进口数量比鸦片战争之前还大,却有着持续的白银净流入。这极大地缓解了大清的财政压力,并且让经济开始恢复景气。帝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获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能力。

又过了十几年,西方国家陆续开始实行货币金本位制,主动储备黄金,抛售白银。世界市场上白银的供给开始过剩,而大清的货币仍然是银本位,对白银的需求仍然很大,白银便源源不断地流入进来。

这个过程中,由于黄金相对于白银的比价不断上升,相当于大清的货币在不断贬值。 这在一方面刺激了大清的出口,另一方面使得西方国家到大清来投资变得相当有利可图。因为西方投资者是拿着黄金来的,到了中国能兑换出比在本国更多的白银。

大清过去主要都是农业经济,而洋务运动所要发展的是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对于资本的需求比农业经济要大很多。
所有这一切的合力,使得洋务运动欣欣向荣地搞了起来。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太平天国时期是中国真正地开始认识世界,努力推动自己进行转型的起点。
但是太平天国时期也给中国埋下了一系列困局的种子,它们在未来会成为中国在现代转型中必须克服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在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联互动中发生的,我们再也不可能脱离开世界理解中国。甚至可以发现,中国加入世界秩序,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但也同样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手段。
从中原角度,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变化的冲击力。但是把视角切换到西域,我们更能感受到这种变化深远的世界意义,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秩序之间相互构成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33 | 左宗棠借力伦敦,收复新疆

这一讲来说西域,也就是新疆。西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意义,中国最早是在这里找到了大国博弈的感觉。
西域是大中亚的一个部分,再加上西边的几个斯坦国,共同构成了大中亚。

大中亚在近代历史上是大国博弈特别重要的场所。中亚的大博弈,包括两个方向。南北方向,主要是俄国和英国的博弈。东西方向上,主要是中国和俄国的博弈。

这一讲我们来展现中亚大博弈的历史,以及在东西方向,俄国和中国的博弈。

我们会用左宗棠收复新疆这段历史作为例子。这段历史,可以说折射了中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的作用。

中亚的大博弈
先来说中亚南北方向的博弈。不管是哪个方向的博弈,都跟地理结构相关。
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大中亚可以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东边就是中国的西域,西边是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
大中亚还有一个南北疆界,那就是从帕米尔高原西南方向延伸出去的兴都库什山脉,以这座山脉为界,又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区域。
俄国和英国在中亚的博弈,就是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争夺势力范围,确立边界的一个过程。
俄国的战略是,努力深入欧亚大陆腹地。通过中亚南下,只要能够往前冲到兴都库什山脉,就能威胁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搞得好,甚至能搞个印度洋上的暖水港。即便搞得不好,也能威胁印度,掌握跟英国谈判的巨大筹码。
那么英国肯定不愿意,所以英国的战略是,一定要为印度保住其北部战略空间,不能让它受到任何人的威胁。只要印度是安全的,这里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就会成为海洋帝国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基础,再在海洋方向对大陆帝国形成包围。

两国在中亚的争夺反复了好多年,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一个缓冲国,就是跨越兴都库什山的阿富汗。用阿富汗把两大帝国彻底隔开,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实际上,两个帝国谁都没有能力实质性地越过阿富汗,这里的崇山峻岭就是海洋与大陆两大帝国的天然疆界。
由于地理的原因,中国是不会参与到在南北这个方向上的博弈的。但是大中亚的东西方向上,中国就是博弈的玩家之一。东西方向,东就是新疆,西边就是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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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亚地区地形图

从东西方向上的博弈,你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上独特的位置,就是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的中介位置。
通过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博弈,启示出中国作为海陆枢纽帝国的历史意义。

新疆是怎么丢的
既然谈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就得先说一下新疆是怎么一度丢掉的。
大清在19世纪中期的十几年当中,被太平天国搅得天翻地覆,根本没有精力去认真经营边疆了,结果一个来自中亚的冒险家阿古柏抓住了机会,在1865年趁乱侵入新疆。
阿古柏是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动员起一批信徒跟他一块冒险,迅速地控制了整个南疆。阿古柏又挥师北上,打败了另一教派的穆斯林,攻占乌鲁木齐,眼看着又要席卷北疆了。
俄国眼看着阿古柏势力的扩张,便在1871年派兵冲进了北疆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伊犁,把这里控制住了。但俄国并没有说要割走这里,而是说要替大清代为管理伊犁地区,等到日后大清收复新疆,再把它归还给大清。

俄国在中亚的策略
这就有点奇怪了,俄国对于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的痴迷,为什么对伊犁抱着这样一种暧昧的态度呢?
第一个是俄国根本没想到日后大清还能收回伊犁。
第二个考虑是,俄国当时正在想办法控制今天中亚几个斯坦国所在的区域。俄国意识到,阿古柏的原教旨主义对自己很危险,如果阿古柏只在南疆,对俄国麻烦还不大。
如果阿古柏控制了伊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伊犁跟今天哈萨克斯坦的地理近乎是一体的,阿古柏太容易从这里再冲到帕米尔以西的中亚了。
所以,俄国一定要把伊犁控制住,绝不能让它落入阿古柏之手。但是这样的话,就可能把阿古柏及其追随者的敌意都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这个实在是不划算的。
那么,怎样才能把激进的伊斯兰力量的注意力转移开呢?很简单,把大清拉上,分担风险。
在俄国看来,反正大清根本无望收复新疆,那就以代管的名义做个顺水人情。一方面证明我没有贪图你的伊犁,同时又能把大清拖在这趟浑水中不让它走,让大清至少分走原教旨主义者一半的注意力,这就是最佳策略了。这是俄国没有直接霸占伊犁的根本原因。

在后来的历史上,俄国及苏联有好几次都有机会拿下新疆,但都把这机会放过去了。原因都在于,它不愿让极端势力的敌意都汇聚在自己身上,而一定要拉上别人。

这别人就只可能是中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的中亚没法自主地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外部世界建立大陆帝国来帮助它提供秩序。

但由于各种极端势力的存在,对深入中亚的大陆帝国来说,一种特殊样式的“分而治之”,即由两大帝国来分别面对它,就是一个更优选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亚西部注定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而中亚东部则注定是属于中华帝国的。

左宗棠收复新疆

再来看一下左宗棠到底是怎么收复新疆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将海洋资源转化为内陆秩序的具体过程。
大清在平定了中原地区的战乱之后,终于能腾出手来应对边疆问题。左宗棠说服了太后,要出兵西征。但是太后跟左宗棠说了,要西征的话,兵是现成的,就用你的老部下湘军,可是朝廷手上的银子根本不够给你发军饷的。
左宗棠于是很头大,收复新疆肯定是持久战,没军饷这仗根本就没法打。朝廷于是另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贷款!大清从汇丰银行贷款,前前后后陆续贷了1500万两白银,解决了军饷问题。
这里就有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对于汇丰银行来说,贷款就必须有担保物,否则建立不起来信用结构,贷款不会发放出来的,这是个非常正常的商业逻辑。大清用什么作担保呢?用帝国海关的税收。
问题是,汇丰要如何才能接受这个担保物呢?至少有两个前提必须要满足,第一,大清海关的账本需要符合现代会计规则,让汇丰能看得懂。倘若海关的账本跟个当铺似的,汇丰银行不会接受的。刚好,大清海关是在英国人赫德的管理下运行的,账本肯定能看懂。
紧跟着第二个前提,即便赫德把账目整理得很清楚,但如果海关的关税规模很小的话,仍然不足以作为一个担保物,贷款还是发放不出来。关税规模取决于贸易规模,只有帝国的外贸规模很大,才能确保关税规模够大。
那么大清帝国的外贸规模是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呢?上一讲我们就说到过了,是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了,帝国的贸易规模就扩展起来了。

鸦片战争和外国人管理海关,让大清帝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战争融资手段。假如没有这个融资手段的话,军饷跟不上,西域丢了就是丢了,肯定无法收复,历史上这种事情有过好多次。

大清没想到的是,自己和英国打仗失败了,半推半就地加入了世界秩序,却让帝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保全能力。

回过头来接着说汇丰银行,它是到哪里搞了1500万两白银借给大清呢?它不是靠储户的存款,而是到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债券。通过发债完成融资,借给大清,大清再以此来平定内陆深处的动荡。

伦敦金融市场在当时对世界市场的统治力,要远远大过今天纽约的统治力,它就是整个海洋世界的运转轴心。

中国的海陆枢纽位置

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就浮现出来了。
整个海洋世界基于多年的远洋贸易和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资本秩序,以中国为中介,转化为向失序的大陆深处投放秩序的历史过程。而对于英国来说,由中俄两国分治中亚,远远好过俄国一家独占中亚,在可能的情况下,它也愿意支持中国收复新疆。
于是,中国成为联系海洋与大陆的必须的中介性存在,是一种海陆枢纽性的存在。
至此,咱们能够发现,近代的中亚正是通过它的混乱失序状态,而让中国能够发现它的历史意义。左宗棠说服太后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也就是说,新疆丢了,连锁效应就是北京就危险了,那帝国也就完了。那么,帝国为了成就自身,也必须安顿新疆的秩序,否则帝国甚至无法成就它自己。这不是它能选择的,而是它必须担负起来的历史命运。

在肩负这个历史命运的时候,中国在不自觉中就成为了海陆枢纽。
这一地位只有中国能够承担起来,因为要将海洋方面的资源转化为向大陆深处的秩序投放,这个中介者必须具有超大规模性,否则根本没有能力。而中国的中介性地位,正是通过融入世界而被激活的。

本讲小结
这一讲所讲的核心内容就是,西域-中亚是人类世界秩序的一个缩影,这里构成了海洋帝国、大陆帝国、作为第三支力量的海陆枢纽性帝国的边界。
中国正是在这里,才能够看清自己的历史责任。
但是,中国要想真的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必须更有效地融入世界,完成自己的现代政治转型。
南洋就起到了激活中国这种意识的作用。于是,为了理解西北,我们就必须再看看南洋。这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34 | 南洋华人对近代中国的塑造

这一讲咱们来聊一下南洋,为什么要聊南洋?因为这里蕴含着中国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结构。

中国历史是在一个草原-中原-海洋的三重结构中展开的。而帝国就是在过度地带形成起来的,具体是谁的过渡地带呢?

在古代,是草原与中原的过渡地带,在这里他们能获得重要的治理智慧。比如大唐、大清,他们以草原和中原为基础,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向海洋传播自己的文化。

到了近代,这个过渡地带是哪?就是南洋了。

它是中国近代转型需要的,最重要的政治智慧的来源。以南洋为基础,中原跟海洋的资源都能够被调动起来,然后才有了向大陆深处、向动荡地区投放秩序的努力。这些加到一块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的结构。

必须着重解释一下,所谓的海洋与中原的过渡地带,这里的海洋所指的绝不是指东海、南海这种区域性的海洋,而是整个世界海洋。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全世界的海洋就联为一个整体,此后要讨论海洋就必须以全球为单位才行了。
南洋作为过渡地带,能调动中国和海外两部分资源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南洋华人、海外华侨。那他们是怎么去到海外呢?这个故事就非常有有意思了。

宗族关系的特殊作用
海外华侨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开枝散叶,能够建立遍及整个南洋,一直扩散到整个美国、日本、欧洲的庞大网络。最基本的载体是什么?宗族关系。
这个宗族关系主要是依托东南沿海地区既有的社会结构。

宗族关系有一种双刃剑效应,它既帮助华人铺开了一张庞大的跨越海洋、地区的网络,也限制了海外华人的政治影响力。
最终,它需要被一系列的新观念所突破与整合,才能真地推动中国现代观念和现代转型的过程。
这么说起来太抽象了,我们进入到一些具体的历史过程来解释下,就容易明白了。

咱们先得解释一下,为何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宗族关系会比中原其他地区更加强大。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得回到地理上去。
东南沿海从浙南开始一直到两广一带,有绵延不断的丘陵,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地理结构很复杂,交通起来就很困难。
你在北方跑了几千里地,当地方言都能听得懂;但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就算你翻过一座山,可能旁边说得话你就听不懂了。
那样的一种地理结构,使得东南沿海与中原相比,受到战乱波及较少,地方自治受中央权力的干涉也较少。这就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族结构远远比中原、比北方保存得好的多。

东南民间老百姓“下南洋”,宗族秩序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风险安排机制。
因为,到海外去冒险,与纯粹在中原种地相比,风险要大得多,需要有特殊的风险对冲机制的安排。在现代社会有很多保险机制来对冲这种风险,但是古代没有。
那古代怎么办?就是靠宗族。同一个宗族内部的人都有信任关系。

而且,同一个宗族的人迁徙到海外之后,会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逐渐吸引人过去。这些人到了当地之后会形成互助关系,通过这种互助关系,也能把单个个体的面临风险分摊掉。

而反过来, 在海外开枝散叶的人群,与家乡之间因为宗族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又形成了基本的贸易通道。
这个向海外迁徙的过程从宋朝就开始出现了,一直保留了几百年。这几百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一来,现代轮船出现,下南洋的人就更多了。晚清时期的过剩人口,在南洋这个方向也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出口。

这时的南洋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发展优势:

南洋本身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又被西方征服成为殖民地,一下子可以分享西方庞大的世界市场。
这里又有西方所提供的一整套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经济与技术,而且因为地处西方与大清的贸易通道,这里还有充足的货币资本。
再随着大量廉价的中国劳工的到来,于是就发展起一种畸形繁荣的殖民地经济。
很有意思的是,宗族结构这时也开始参与塑造一系列东西了。
宗族结构参与塑造了东亚地区现代国际金融秩序。华人劳工们在南洋挣了钱,之后想回报乡里,就想把钱寄回老家,这就需要有相对比较可靠的汇款通道。

可靠的汇款通道从南洋到大陆的有两个重要节点,分别是新加坡和香港,而这些汇款在通道上又可以转化为重要的金融资源。

于是,华人劳工回报乡里的愿望,反过来促成了这两个重要的现代金融中心的崛起。

宗族关系的限制效应
另一方面,华人在南洋的政治地位,却因为宗族结构而受到了限制。 为什么呢?
因为宗族可以帮助华人到海外去贸易,获得信用体系。但是华人对宗族的依赖,也局限了华人对秩序的想象。
因为他们所能想象的秩序,都是以宗族为基础的,这就一定会压缩其政治视野,对于宗族之外的事情的不会太关注,宗族和宗族彼此之间也难以产生认同。
而且更要命的是,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的人认为大清就是世界,他不知道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地区。
我举一个例子,陈独秀在辛丑条约之后说,我到了那会儿才知道,大清只是全世界的国家之一,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国家。
如果南洋华人都这么想,那他们对所处的新的国家,不会有认同。你的认同一定是区域认同,就像今天咱们不会对地球人有认同,只会有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这种国家性的认同。
在欠缺彼此认同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以前,根本就无所谓南洋华人,只有南洋福清人、南洋潮州人、南洋厦门人、南洋客家人等等。
所谓的海外中国人不抱团,是对中国人作为整体来说;在作为同乡的意义上,他们是相当抱团的。
同乡抱团会带来很强的小群体凝聚力,以这些为基础,发展起强大的华人帮会组织,在南洋和美洲等地最著名的就是洪门三合会了,其他的青帮、哥老会什么的,则是在大陆的口岸地区势力强大。
这些帮会组织让华人在近代早期的南洋地区一度颇有势力,比如马来亚的土著经常内战,华人武装在旁边一站,两边都能吓得住。
因为他们的组织力、战斗力都很强。但是会带来一个问题,帮会组织越成功,就越会让人只认同自己的小群体,无法产生超越于血缘关系和同乡关系之外的政治意识。
这种事,人算不如天算,认同这件事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还得看南洋的别人怎么办。别人就是:土著和白人。
土著居民和白人殖民者给南洋华人的压力,最终在南洋华人身上开始逼问出一种政治意识。
对于土著居民来说,华人劳工直接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因为晚清因为人口过度膨胀,中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内卷化”的问题,华人劳工极度便宜,能接受极低的工作标准,土著都接受不了,于是土著的工作就没了。
对于白人殖民者来说,华人帮会打打杀杀是潜在的秩序扰乱者,也影响税收,白人也想收拾你。
因此,无论是土著还是白人殖民者,都产生了很强的排华欲望,而且他们在排华的时候不会区分什么福清人、潮州人、客家人之类的,在他们看来这都是笼统的中国人。所以他们是对地方性群体不做区分的,笼统地排华。
所以, 共同的屈辱,终于让来自不同地区的海外华人浮现出某种共同的身份感,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渐渐开始出现了。

革命力量从南洋兴起
但是,南洋华人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了对新观念的需求,却还说不清楚,所要的新观念究竟是什么。想要把这个意识说出来,就需要有人进行观念的灌输和塑造。
于是,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等人的工作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通过各种政治宣传和组织工作,把海外华人对于各种苦难的感知,转化为一个意识: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大中国,你们将会获得保护。
海外华人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民族主义观念,他们渴望中国能够保护自己,也渴望中国也能拥有他们在海外见到的那些现代的法律和制度。但是回头看看中国,实在不争气,民族主义情绪便被逐渐地引向了革命激情。

也正是因为各种生活遭遇,海外华人反倒成了最早拥有中国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群体,这是中国现代转型所必须的两种意识。
孙中山的革命努力,在海外华人当中获得大量支持,以致他称“华侨是革命之母”。

举几个数据就更容易说清楚: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组织过十次起义,其中有八次是靠南洋作为支援的。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有二十九个人就是从南洋赶回来参加起义的。
孙中山为革命募的款,有差不多85%来自南洋,再加上来自美国的募款,则占到了93%。
更有意思的是,孙中山要想发动革命,就必须找到把理念转化为行动能力的组织资源。南洋华人的帮会组织,就是现成的组织资源。为了能把帮会充分动员起来,中山先生还曾亲自加入洪门,当上了其中的大龙头,这成了他发动起义所依托的重要组织资源。
不过,中山先生在早期发动的革命一直不成功,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因为你依托帮会作为你发动革命的组织资源,帮会所关注范围也就决定了这种革命的动员极限。帮会里的人主要来源还是福建、两广,意味着你革命的动员也就是在这几个省份,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动员。
因此,革命要想真的搞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光靠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已经不够用了。大陆地区的口岸城市,开始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上海、广州、汉口、九江,这些有租界的地方,都是口岸城市。它们比中间层的南洋,与中原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在租界地区,他们也能感受到,现代政治、法律、观念。所以口岸地区,我把它们定义为一个广义的南洋。
“南洋”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包括所有对现代政治、法律、观念有接触,同时对中国内部有深入了解的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我称为广义的南洋华人。
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初年,以口岸地区为基础成立的一些革命组织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对中原地区的了解比南洋华人更加深入,他们所能动员的资源也不再局限于福建和两广有限的几个省份,而是能在国内形成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动员。
我们在20世纪初期,看到成立了一些比如,广东地区的兴中会、浙江地区的光复会、湖北地区的华兴会,最终这些组织又合并成为同盟会。这几个地方:有口岸、有租借;跟内陆有更深刻的联系;能动员起的人已经远远超出了两广和福建。
所以这些组织合并成同盟会后,带来了辛亥革命。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革命的世纪。

本讲小结
咱们大致介绍了,中国走出古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的这个关口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状况。

中国要走上近代转型之路,不是只靠内部的努力就能完成的,是内部跟外部两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内部的动因,接下来我们就得再讲讲外部的动因,也就是对近代中国转型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英国、俄国、日本。它们的谋划与行动,是中国转型的外部约束条件。
只有把内外两种动因都搞明白了,你才能恰当地理解近现代的中国历史。
接下来的三讲,我们会暂时地脱离开中国,来讲讲那三个国家。

35 | 英国秩序下的中国角色

上一讲,我们说到了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个内在动力,也就是南洋。

从这一讲开始,我会用三讲来给你讲讲外部因素,也就是对中国近代转型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是英国、俄国和日本。
它们构成了中国转型的外部约束条件,不理解这三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就没法真地理解中国历史所面临的处境。

这一讲先来说一下,近代历史上的英国。

英国的国家性和世界性

英国这个国家很特殊,其他的列强国家就仅仅是个国家,大英帝国却同时有着国家性和世界性这两重属性。

就国家性来说,它和其他列强并列竞争;
就世界性来说,它超越于所有国家之上,主导着全球贸易体系与金融体系,其他国家都没有这种主导能力。

举个例子,拿破仑当年称霸欧洲大陆,发现搞不定英国,于是就宣布大陆封锁政策,要把英国封锁欧洲大陆的市场之外,试图用这办法困死英国。英国马上就搞了个反封锁,把欧洲大陆封锁于全世界的市场之外,最终反倒把法国给困死了。

后来的世界大战中,德国也做过类似努力,也被英国以类似办法击败。这就是英国的主导能力的一个体现。

为什么英国有这种主导能力呢?
这对咱们理解整个西方世界的运作很有帮助,咱们得先从贸易市场的变化说起。

近代以前,世界各国的主要财富来源都是传统的农牧业经济,长途贸易的规模很小,主要是短途贸易,所以经济基本是以本地市场为单位运作的。
近代以后,近代技术发展起来了,工商业开始成为更加重要的财富来源,长途贸易规模变得非常大,经济以世界市场为单位运作,农牧业也被拉入到世界市场之中。

重要不是农牧业的变化,重要的是贸易市场的变化,带来了政治秩序的一个衍生变化。
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是以本国经济为基础的,但到了近代,本国经济开始以世界市场为单位,而世界市场的变化,又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控制。

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以及财政,都不再能完全自主了。因为世界市场不在你的控制之内,以财政方案为基础的国家政策,也开始受制于世界市场的波动。

既然没法控制世界市场,那就只能想法顺应它,顺势而为。

由于世界市场始终是在动态变化中,你没法事先判断它的势头是哪个方向,所以顺势而为这个事儿,也没法事先规划。
要想能够主导世界秩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层面是高度打通的,外部世界有什么变化,都能迅速地反馈,转化为内政层面的调整。

打个比方,世界市场就像大海,这个国家就像一条小船,过去人们都认为只有站在坚实的陆地上才安全,现在它反其道而行之,让自己就在大海上漂着,高低起伏都和世界市场的波动相同步,反倒能够驾驭大海。

也不是驾驭,而是适应,作出你在陆地上做不出来的事。
大英帝国就有驾驭大海的这个能力,这就是前面说的大英帝国的世界性。
它能够通过内政和外交的高度打通,来主导世界秩序,还能用世界市场作为放大器来放大自己的政策效果,借力打力。
后来继承了它的位置的美国,也具有这个世界性。

英国的大社会和小政府
那么,为何英国能让自己的内政和外交高度打通呢?
英国说明白了,美国你就可以推演知道了。这是因为它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很特别。

英国是大社会小政府,而欧洲大陆国家通常都是小社会大政府。

为啥会形成这个区别呢?还是跟地理有关了。
任何国家,在近代以前都跟英国一样,是大社会小政府,主要因为那会儿的政府能力都还很弱。
但欧洲大陆国家很特别,会面临来自大陆的威胁,因为有自保的需求,迟早都会发展出强大的陆军。政府手里掌握强大的陆军,就不仅能用来御敌了,也有能力对本国的社会进行压制。所以欧洲大陆国家在近代以后会形成小社会大政府。

而英国是岛国,它不需要强大陆军也能保卫自己,所以政府对社会也没有形成压制力,一直保持了大社会小政府的状态。
像欧洲大陆国家这样的小社会大政府,政府是政治议题的主要发起者,政府对社会有更强的管理属性。

而英国这种大社会小政府,社会是政治议题的主要发起者,反过来政府对社会有着更强的服务属性。

英国的社会如何发起政治议题呢?通过议会。
议员们就是社会的传声筒,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利益博弈,多半都会进入到议会当中去辩论,争取把自己的诉求转化为国家政策和法律。
因此,如果你要观察英国以及美国的政策制定,更值得观察的是它们的议会部门。

英国内政和外交的高度打通
既然是社会博弈决定着英国的政治主题,社会的变化就会直接反映在英国的政策变化上。
近代英国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就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启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历程。
但不要搞错了,这个海外殖民扩张主要是社会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

一群群商人到海外去冒险,寻找发财的机会。比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个私人合伙公司,根本不是国有公司。但就是这个私人公司,却征服了整个印度。
商人冒险家很多都命丧海外,但也有小部分人获得了成功,比如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

一般来说,这些人不会愿意国家插手自己的海外利益,更愿意自己组织力量进行保护;因为一旦国家插手就要交保护费了。所以我只要自己搞得定,就不需要交这个保护费。

但是有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自力保护已经搞不定了,他们就会转向国家要求其出面提供保护。

国家是否会出面保护呢?
全看这些家伙是否有能力在议会里进行成功的游说了。一旦游说成功,他们的海外利益就会被界定为国家利益,国家就派遣军队进行保护;游说不成功,他们就还是自生自灭。
游说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实际上大致可以定量地测出来,就是你到底能花多少钱来进行游说。

这倒不是花钱去贿赂议员们,而是在公共舆论中造势,雇佣高水平的顾问和律师,帮自己把诉求表达为一套看上去很高大上的理念和提案。拿着这个东西博取社会更大的支持,到议会里游说。
各种利益集团都会进行议会游说,它们的诉求经常会有各种冲突,谁花的钱多,谁就更有机会游说成功。但所谓的成功,不会是胜者全得,因为别人的钱也不会白花,会有各种对冲、抵消的效果。最终的决议就会是多方博弈妥协的一个结果,只不过会朝花钱最多的那一方有所偏重而已。

这也很合理,肯花足够多的钱,意味着在海外相关利益的规模足够大,对它进行保护就是合理的政治决策。
来议会游说的利益团体,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甚至还有纯粹的外国利益团体也会雇人来游说。所有国内国外的各种考虑,要在同一个场子里面PK,内政与外交很自然地就打通了。

还要再强调一下,重要的事情分三点来强调:
第一,这些利益集团花钱游说,并不是行贿。
第二,不要看到利益集团就觉得它会绑架社会,于是想要打击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内在于人性,人类社会的常态,永远会存在的,所以要打击的根本不是利益集团,而是不按规则行事的利益集团。
第三,利益集团根据自己在一线经济的感受,对游说费用的调整,就会影响到国家政治决策的变化。

这种决策方式,对于世界市场的变化能够非常敏感地进行反应,所以英国的内政、外交就高度打通了。

不殖民、只通商的非正式帝国
政治决策是要保障国家利益,在英国的这种决策逻辑下,国家利益不是被事先规定出来的,而是被动态发现出来的。
所以,要问近代历史上英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首先应该问的是,

英国商人的利益是什么。因为英国商人的利益会转化为英国的国家利益。

对商人来说,利益是什么呢?就是寻找到稳定的市场,扩大贸易规模,以及尽量少地付出管理成本。

在大英帝国的扩张逻辑中就能发现这一系列特征。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除了印度这个特例之外,英国在海外只要有可能,就不占领土地,只占领一些重要的贸易和海上交通据点,比如香港、新加坡、好望角、直布罗陀等等。

对其他地方,英国的政策都是能不直接统治就不直接统治,而只是扶持当地的统治者,条件是被扶持的统治者愿意向英国开放市场。

这样,对英国来说,贸易的好处都能获得,但是不用付出统治殖民地的成本。不要以为征服殖民地是个赚钱的买卖,很多时候是赔钱买卖,因为统治的成本很高的。

研究大英帝国史的学界有个经典的说法,大英帝国包括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两个部分。

正式帝国就是直接统治的地方,比如印度;但更大规模的是非正式帝国,就是既加入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又用不着英国花钱去统治的地方。

可以说,几乎整个非西方世界都处在大英帝国的非正式帝国范围当中,英国的统治成本却非常之低。
直到19世纪末期,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抢殖民地了,英国也才开始主动占领殖民地,免得其他列强占了殖民地,用政治手段关闭市场。

结果是,英国的正式帝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它的非正式帝国的规模却越来越小,他的统治成本上升了。
这是为什么进入20世纪之后,大英帝国统治世界越来越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的统治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了。

英国对大清的策略选择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英国和大清进行了几次战争,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统治和灭亡中国,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让中国开放贸易。
大清如果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统一而又适度繁荣的帝国,是最符合英国利益的。
如果大清政治不稳定,就意味着英国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市场;
如果大清被列强肢解,列强有可能在自己瓜分的地盘上向英国关闭市场,这肯定不如大清的统一市场对英国更有利。
但如果大清太贫困,这个市场就算稳定,也没消费能力,英国进入这个市场也没啥用;
如果大清太富裕,就可能变得太强大,有可能用政治手段向英国关闭市场,这也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只有大清既稳定统一,又不会太过强大,而是适度繁荣,才能让英国既能从这里赚钱,又不用承担额外的成本。这是最符合英国商人利益的,也就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为了确保这些利益,英国还是要做些事,就是要帮大清进行内政层面的改革,免得大清的统治太糟糕,自己崩溃了,中国市场就会乱成一团,那也不符合英国利益。
大清的统治如果比较稳定,它还能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合作者。
因为远东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俄国。在远东牵制俄国的力量,俄国在欧洲就没法跟英国叫板了,英国就能更低成本地调控欧洲的力量均衡。

所以,在近代史上我们就能看到,就算大清自己做了蠢事,比如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引来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结束后英国也还是要竭力保住大清的统一,免得市场就被别人瓜分了。

所以,晚清的内政改革和洋务运动的一系列努力,以及大清能够始终保持统一。除了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之外,也要看到这背后英国的影子。
英国在这里面当然不是安着多么大的好心,但也不是安着多么大的坏心,它在中国做的一系列事情,都是为了尽量符合它的国家利益的事情。
也就是稳定一个稳定统一又适度繁荣的大清,维护一个稳定市场。但它的这些作为,却是中国在近代转型当中能够借重的一个力量,这是我们必须理解的。
我们不能笼统地把英帝国主义与沙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等等混为一谈,它们在利益与策略上是有着很多差异和矛盾的。

清末能够保持帝国统一不至于崩溃瓦解,极为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以夷制夷”,但“以夷制夷”的策略能够运用,前提是列强彼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不理解这个,就没法真地理解近代中国历史。

本讲小结
要理解列强的冲突和矛盾,前提就是理解列强的生存逻辑跟利益结构。
列强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矛盾,就是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矛盾。海洋帝国自然就是英国了,大陆帝国最有代表性的力量是俄国。
下一讲,咱们就来看一下俄国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以及它的战略规划如何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36 | 俄国秩序下的中国角色

这一讲来说一下俄国。
俄国几乎就是大陆帝国的代名词,但让俄国成为大陆帝国的,不仅仅是它的地理特征,还有它的精神特征。
俄国有一种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特殊命运观,俄国认为自己这个国家承担着一种神秘而又神圣的历史责任,要通过承担苦难,来完成对人类的救赎。
它认为这种命运来自于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拯救,这个使命在今天要由神圣的俄罗斯承担起来。

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救世主的意思,那么俄罗斯帝国就是个弥赛亚帝国。

东西罗马的分裂
弥赛亚帝国的观念和俄国的大陆地理特征结合在一块,才能完整地解释俄国在近现代的一系列内政和外交行为,也才能真正理解它在近现代历史上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
先解释一下这个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种精神来自东正教,所以我们先简单地说一下作为基督教分支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是咋分化出来的。
基督教是公元初年诞生,在诞生后不断遭受打击。
但在三百多年后,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条件是罗马皇帝要作为教会最高领袖。这样,罗马皇帝就同时有了世俗和宗教两个身份,罗马帝国建立起一种政教合一的结构。
基督教成为国教没多久,罗马帝国就分裂成为东西两半,又过了几十年,西罗马彻底崩溃了。
于是东边和西边就发生了历史上的分叉。
这样,在西欧,教会就获得了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发展的机会。到中世纪变得很强大,发展成为今天所说的天主教会。西欧的世俗政权那个时候比较衰弱,但他一直跟教会竞争,没有停止过。
但是,在东罗马帝国那边,强大的世俗政府一直存在,所以从古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政教合一的结构就一直没动过。
基督教追求的是对人的救赎,教会认为自己就是帮助人类实现救赎的机构。在西欧,教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它就使劲挤兑世俗政权,说你们就是一帮打工的,给我们打工,我们独自承担追求救赎的使命。
对教会来说,垄断救赎使命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中世纪的人只想着救赎。谁能掌握救赎之道,谁就掌握人们的效忠。
但是在拜占庭这边不一样了,教会在皇帝手里掌握着呢,所以皇帝就一鱼两吃,说我这帝国既统治天下,同时又像教会一样,承担着特殊的使命,要帮人类实现救赎。
东西两边的教会本来就一直有矛盾,它们解释圣经时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在救赎这件事上,它们连啥叫教会,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西边认为教会必须是独立于政权之外的,东边则认为教会必须是和政权相配合的。
两边都忍了对方很久,到公元1054年终于忍不下去了,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彻底分裂,于是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天主教与东正教之分。

所谓东正教,就是东边的正统教会。它认为,我这是从古罗马直接继承下来的,当然我这才是正统,你们西边那是被坏人篡夺了。

俄罗斯的东正教渊源
拜占庭帝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帮助人类实现救赎的弥赛亚帝国,它为此努力向外传教。
在公元988年,让原本信奉萨满教的俄罗斯人改信了东正教,俄罗斯从此就是拜占庭的小跟班。

没想到,到公元1453年,拜占庭帝国没救赎成人类,自己先完蛋了,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
帝国末代皇帝在巷战里战死了,他有个侄女逃到了俄罗斯,后来又和莫斯科大公结婚。这个小跟班跟古老的罗马皇族联姻,身份一下子就起来了,莫斯科大公就开始自称为“凯撒”。
这是罗马皇帝的头衔,不过“凯撒”的俄语发音在我们这像个脏话,叫做“Tsar”,汉语译成“沙”,这就是沙皇制度的来源。
反正拜占庭帝国也灭亡了,俄罗斯就自视为罗马的继承人了。
莫斯科郊外还有个修道院,里面出来个修士跟沙皇说,您瞧见没,别的帝国都完蛋了,为什么呀?因为它们信仰不纯。您现在是正统教会的统治者,您的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就是第三罗马。

第三罗马是俄罗斯加在自己身上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象征。
再解释下,为啥是第三罗马呢?因为前面还有俩。第一罗马是正宗的古罗马帝国,第二罗马是拜占庭帝国,轮到俄罗斯这不就是第三罗马吗。
当然了,西边天主教会是不认这个账的,它认为我们这边才罗马呢,东边一帮斯拉夫人算老几。

你一定见过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标志,那实际上是古罗马帝国的徽章标志。只不过后来谁觉得自己是罗马的继承人,谁就把这个放到自己国徽上,像俄国、德国、奥地利、甚至南斯拉夫,都这么干。

俄罗斯的弥赛亚情节
既然俄罗斯帝国都是第三罗马了,那第二罗马的弥赛亚帝国的使命,也得继承下来。
俄罗斯帝国要帮助人类实现最终救赎。怎么救赎呢?

看看耶稣基督吧,他通过自己的苦难替人类赎罪,帮人获得救赎;那么俄罗斯作为弥赛亚民族,也得模仿耶稣基督的榜样,承担起全部的苦难,帮助全人类获得救赎。
虽然你一想起俄罗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它给别的民族带来的很多苦难,但俄罗斯却感觉自己一直承受着最深刻的苦难。
苦难首先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而是一种心理体验。

对俄罗斯人来说,沙皇时期的农民极度贫困愚昧,多么地苦难;托尔斯泰为代表的贵族阶层,面对这种低层苦难承受着沉重的心灵折磨,多么地苦难;很多有反抗精神的俄国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多么地苦难。
甚至沙皇也总是觉得,自己必须经受苦难,才能拯救俄国,拯救欧洲和全人类。这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身上特别典型,读他的日记会发现他经常谈论这个问题,我如何才能经受各种苦难,最终完成对世界的救赎。
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忍受苦难并不是目的,通过苦难的磨炼并战胜苦难,才能证明自己作为弥赛亚民族的独特命运。
苦难在俄罗斯人的眼中被审美化,苦难不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相反,它可能是一种珍贵的礼物。

这样一种精神结构,使我们能看到,俄罗斯在历史上总是能够在绝境中奋起,在绝望中获得胜利。
你以为战斗民族这名头怎么来的?就是在这种对于苦难的特殊认知当中来的。

无论是跟拿破仑的战争,还是跟希特勒的战争,俄罗斯只要还没有被敌人打到很苦难的状况,潜力似乎就激活不出来。但是一旦它陷入到了深刻的苦难当中,被人打得特别惨,马上小宇宙就能爆发,瞬间崛起,反过来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刚说到了跟希特勒的战争,那已经是苏联时期打的了。仔细考察一下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会发现它的精神结构跟弥赛亚帝国很像。

布尔什维克也相信苦难对于人类的净化作用,相信人类的救赎寄托在苦难的无产阶级之中。
列宁提出俄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相信通过俄国的革命,将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使人类获得终极解放,这几乎就是弥赛亚帝国特殊命运的新时代版本。
俄罗斯人对共产主义经常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原因就在这里。

俄罗斯的不安全感
与苦难相伴生的,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深刻的不安全感。
这个主要是跟地理相关了,俄罗斯地理上一马平川,周围没有任何自然屏障,历史上经常被入侵,这让它有不安全感。
但是不安全这个事儿也得两面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个苦难啊。于是,从这里面又激活出了俄罗斯的弥赛亚帝国情怀。
这两种情感叠加在一块,促使俄罗斯从16世纪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

它一方面要用庞大的战略纵深来克服地理上的不安全感;一方面要通过扩张,实现自己的弥赛亚帝国命运。
这种精神构成了俄国对外战略的深层精神驱动力。
对俄国来说,对外扩张是一种道德使命,而不是像庸俗的英国人法国人那样,仅仅追求一些商业利益。商业利益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道德使命则不能讨价还价。
所以和西欧国家相比,俄国对占领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当然,从别人的角度来说,就是特殊的贪婪。

俄罗斯对于大清的贪婪,就是它对长城以北的地区都不怀好意。
对东北,俄罗斯打算直接就吞并成为自己的领土了,它给这里的昵称都起好了,叫“黄俄罗斯”,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还能搞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太平洋方向的不冻港。
对蒙古和新疆地区,俄罗斯倒没打算直接吞并,但也不遗余力地想要把这些地方肢解出来,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它在这些地方除了会遇到大清的反抗,还有几个对手。
在新疆地区,它的主要对手是英国和中亚本土力量,这就是之前我们曾经说到过的中亚的大博弈。
在东北和蒙古地区,主要的对手则是日本,当然,也包括在各处都有贸易利益的英国。

英日俄在东北的博弈
英国作为海洋帝国,并不打算在东北占有土地,但是如果俄国要把它变成黄俄罗斯,这英国人就不干了。因为俄国可能把东北市场向英国关闭,那肯定不如让大清统治东北。
可是在八国联军之后,看起来大清已经没有能力守住东北了,英国需要远东再扶持一个盟友以便抗衡俄国。日本因此抓住了机会,在英国支持下,于1904-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一举打败俄国。
而日本这会儿正极力想要证明自己远比大清更有资格成为东亚领袖。那就必须表明自己更加适合现代国际条约体系,也不能得罪英国,英国希望东北处在大清的统治之下,所以日本并未公开侵吞东北。
大清则意识到了东北越来越危险了,当今之计,只能把尽可能多的列强利益都引入这里,让它们相互制衡,大清才有可能保住龙兴之地。张之洞曾经给朝廷出过这个主意,要让东北遍地开放。
结果东北一下子成为近代历史上中国最开放的地区,这给它奠定了一个基础,让东北在后来好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是中国工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苏联的救赎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沙皇俄国变成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苏联。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天然是属于全人类的,而只有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足够成熟,阶级矛盾矛盾足够激化,才到了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所以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不可能在哪个国家单独实现。
列宁把这理论给调整了一下,认为发达国家的阶级矛盾不如俄国这种半发达国家激烈,所以革命最先会在俄国这种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率先开始。但俄国自己的革命不算革命成功,最终要引起发达国家连锁革命才算成功。
前面说过了,这样一种观念和俄国的弥赛亚帝国观念是同构的,俄国因此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但是,俄国革命后,发达国家并未发生连锁革命。
列宁对此给出了解释,发达国家手上都掌握着庞大的殖民地,它们从这里掠夺巨额财富,收买了本国无产阶级,弱化革命意志,所以发达国家不革命了。
因此,为了让全球革命真正展开,必须让落后地区先发动起来,即便这些地方发动的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仅仅是追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革命,也能让帝国主义国家没法再收买本国无产阶级,让它们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实现全球革命。
因此,苏联成立了共产国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支持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发展,中国的20世纪历史也因此受到了深刻影响。

本讲小结
小结一下,俄国的精神特征就是弥赛亚情结,通过承担苦难来救赎全人类,再加上一马平川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俄国的非同寻常的扩张性。
俄国的扩张性和上一讲说的大英帝国不同,近乎一种宗教感情,是不以利益计算为准绳的。
俄国在远东的各种政策,始终面临另一个强国的竞争,尤其到了一战之后更加明显。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也是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37 | 日本秩序构想下的中国角色

这一讲来说一下让中国人最为感情复杂的邻国——日本。

日本与前面说过的英国和俄国都不一样,它没有自己强大的原生文明,只能向外部学习。早期是向中国学习,后来又向西方学习。

学习者的位置让日本始终有一种精神焦虑感,因为总得仰视别人,总感觉自己矮人一头。 日本想方设法克服要这种焦虑感,寻找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它尝试过两种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为了克服中国对自己的精神压制,日本开始追随西方,要脱亚入欧。但是这样一来又会陷入西方对自己的精神压制。于是日本又想了第二个办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转回头来寻找大东亚主义,和西方的白人相对抗。

日本的这些努力,都因为国家规模不够大,注定会失败。而在这些努力的过程中,日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如此,咱们还是必须说清楚日本的精神焦虑感究竟是怎么回事,才能真正地知道该如何应对。

在中国的阴影下
先来看看中国给日本带来的精神焦虑,这个焦虑主要停留在中国近代以前。
日本在历史上和中国发生的第一场大的战争,是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当时正是盛唐,大唐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一仗把日本给彻底打服了。日本认定大唐是最高端的文化,随即大规模地派遣遣唐使,到唐朝来学习各种制度和文化,把日本按照唐朝的样子改造一番。

日本对唐朝的模仿达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曾经作为日本首都一千多年的京都,就是仿照大唐的洛阳城建设的。
方方正正的城市,正中间南北向的一条大道叫做朱雀大街,把城市分成两半,西半边叫做长安城,东半边叫做洛阳城。诸侯们到首都朝见天皇,叫做“上洛”,就是上洛阳去。到了现在,京都的门牌上也还写着洛南多少号、洛北多少号,京都的旅游大巴还是叫做洛巴士。

学到这份上,该满足了吧?可是转念一想,日本觉得不行。再怎么像洛阳,那也是个山寨版的,真正的洛阳在中原呢,山寨版的总是低人一等。只有中原那边才是中华,日本这边显然是夷狄,可是又没法把家搬中原去。当时甚至有日本人因为这个事情痛苦万分,以至于痛哭流涕。

明朝灭亡后,满清入关建立新的朝代,日本发现了一个克服中国精神压制的机会。

他们发展起一个说法,叫做 “华夷变态论” 。什么意思呢?儒家非常讲究中华与夷狄的区分,认为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过去中原帝国一直自称中华,把日本贬低为夷狄。

这回好了,大明被大清替代,中原已经被真正的夷狄所统治。所以不再是中华了,你们变成夷狄了,我们日本这边保留着最精粹的儒家文明,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

日本这种华夷变态的说法,在朝鲜和越南也都有,他们国内也都有说法认为自己才是中华,大清这边是夷狄。
但是对日本来说,这套说法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华夷变态论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放大了他们的精神焦虑。

因为华夷变态论仍然是用儒家的秩序观来解释日本和中原的身份,你要真想自称中华,你就得入主中原,天天在海岛上叫嚣华夷变态论,只是纯属意淫。日本也感受到了这个困境,但完全没办法。

摆脱中国的压制
终于,200多年后,西方人的到来,让日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可能性。
西方在把大清和日本都胖揍过几顿之后,看上去像是更高级的文明。何况大清也开始推行洋务,要向西方学习。
日本如果能够比大清更快更好地学习西方,就意味着日本比大清更快更好地踏上了文明之路。那就终于能够俯视中国了,这一千多年来一直仰视中国的日子终于要结束。
众所周知,日本的转型之路比大清顺畅得多。对这件事,不能简单地指责清朝统治者笨蛋,后面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
比如,日本国内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土相对狭小,问题简单,政策容易聚焦。不像大清那样,有汉、满、蒙、回、藏各个族群需要平衡,有各种需要考虑的问题,政策太难聚焦了。原因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最终的结果是,日本转型更快。 终于通过甲午战争打败大清,一下子掀翻了一千多年来的东亚秩序。 十年后,又一举打败了俄国,正式加入列强的队伍,日本彻底扬眉吐气了。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大量翻译了西方的著作,深入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不得不低下头来,开始向日本学习,并通过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来学习西方。
有大量的现代中文词汇,都是从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借用过来的。而这些词汇最初被译成汉字,并不是中国人翻译的,都是日本人的工作。比如像服务、组织、纪律、政治、政府、干部、方针、政策,这些词都是我们从日语里借鉴过来的。
日本成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 日本有些思想家骄傲地说,我们曾经从中国汲取文化千年之久,受益甚多,现在也该反过来向中国输出些东西了。

「大东亚主义」兴起
日本终于摆脱了中国对自己的精神压制,但是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它又落入到了西方人的精神压制当中。 之所以你能够俯视中国了,就是因为你学习西方比中国学得好。可是你学得再好,还是个山寨的,仍然低人一等。
日本拼命努力,打败俄国加入列强,之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觉得这回终于能够成为完全的文明国家,和西方平起平坐了。没想到,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又被深深地伤害了,也更清晰地体会到西方对于它的精神压制。
和会上讨论要成立一个国际联盟,作为全世界最高的政治机构。日本拿出一个提案,要求把“种族平等”这一条加到国联的章程里。当时日本的这个提案,中国也坚决支持,但是西方列强根本就没理这茬,直接拒绝了。
这下日本就火大了,合着我再怎么向你们学习,渴望加入你们的俱乐部,你们从来就没拿我当回事。
日本从中国身上好不容易刚获得点优越感,一下子又被打得稀碎。看来你们西方人那些口口声声说的自由平等的国际法秩序,只不过就是白人用来压迫有色人种的工具而已。按照你们这套玩法,有色人种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尊严。既然这样,那就必须把你们打倒。
日本就此埋下了要和西方一决高下的野心。 但是它也知道,光靠自己肯定是没戏的,必须动员起更大的资源,这事才有可能。
因此日本就重新定义了和西方人之间的斗争,这将不是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战争,而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终极对决。通过一场战争,来彻底推翻西方白人帝国主义者对世界的统治。
那怎样才能把黄种人动员起来呢?日本必须用一种远超日本本土之上的理念。
于是,一种我们经常在电影里听到的概念就浮现出来了——“大东亚主义”。但是大东亚这个概念太虚了,还得从里面发掘出文化内核,才能把人动员起来。
既然是和西方人对决,那就只能用东方的文化,于是日本人把儒家的理念改造一番用了起来。 比如,另外一个咱们经常在电影里听到的概念——“王道乐土”。“王道”,一直是儒家所要追求的最理想统治方式。
实际上,明治维新之后,即使表面上脱亚入欧,日本并未放弃儒家的理念。
甲午战争之后,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大清在条约中要自称“中国”,日本坚决不同意。日本认为你本来就是占据了中原的夷狄,现在又被我打成这样,哪有资格自称“中国”。这个事情显示了儒家理念是如何影响着日本的潜意识,它不认为“中国”是个国家的名字,而是一种文明水准的象征。
在“大东亚”的理念下,日本认为这回东亚的儒家秩序该由它来主导了。但从它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纠结就能看出,它的内心里仍然潜藏着中原正统性的焦虑。要想真正主导儒家秩序,以及为了有效地把大东亚整合起来,必须征服中国。

民族主义的双刃剑
日本认为征服中国不会太困难,当年满洲就那么点人,都能征服中原建立大清,日本当时的战斗力是满洲骑兵比不了的,当然能征服中国了。
但是日本忘了,满洲征服中原的时候,不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统治者的血统不是核心问题,是否承受天命才是核心问题。只要能表现得尊儒重道,又富有活力,老百姓就可以默认你是承受天命的。
20世纪是个民族主义的时代,统治者的血统是核心问题,这就意味着日本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因为血统不对。
但是日本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变化,也忘了自己的崛起正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方案完成的。日本的统帅部当时甚至认为,中国不理解日本的雄心,居然还跟英美站在一起来抵抗日本人,这是中国最可恨的地方。

依照现代政治的逻辑来看,日本的这种认识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只有理解了大东亚秩序的理念,才能明白,为啥它侵略中国,还要怪中国人的抵抗。

可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在历史上一直是东亚世界的大哥,你日本算老几?就你这样还想整合整个大东亚?我还没说话呢,哪轮得到你?
虽然当时中国的国力不济,但中华帝国留下了很长的记忆,这让中国不会向日本低头认输。同时,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土,也让中国有资本可以用空间换时间,慢慢拖着日本。
这下日本的麻烦就大了,它的军队只能在侵略中国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根本不可能真正取胜,毕竟人口不够多,没办法真正统治这么大的领土。
刚才说了日本“大东亚”的理念,最终是要和白人大决战。本来日本人是打算征服了中国再决战白人的,可是现在被中国拖住了,资源都不够用了。要想获得资源,就得征服南洋,可南洋是白人殖民地,这就意味着得跟白人彻底撕破脸,而且不撕破脸也撑不下去了。
于是,日本下定决心跟白人撕破脸,反正这也是早晚的事。于是进攻了南洋,又偷袭珍珠港,废掉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蒋介石这边听说日本偷袭了珍珠港,长出一口气,美国被拉下了水,他确信这回日本必败了。日本国内有一些学者是比较真诚的“大东亚主义”者,他们也长出了一口气。因为过去侵略中国,怎么看都像欺负人,如果一直对中国下手,日本就变成跟白人帝国主义者一样的坏人了。
这一次跟美国人开战,意味着日本跟白人的终极大对决终于展开了。这样一场战争,将使侵略中国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随着对美国人开战,两边全都长出一口气,但所想的事情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日本的败局在这一刻就确定了,只能等着二战之后再寻找新的道路了。

日本这个国家,从国土面积和人口、经济各方面看,放在欧洲都是个大国。但放在东亚的话,跟中国一比,怎么看都不是大国。这种国家规模,让它一直没法获得精神自主性,长期处在一种焦虑当中。

甚至到了今天,如果中国不能恰当地理解日本的这种焦虑,并在国际制度中给出恰当的制度安排,中日关系仍然没办法真正好转。这是我们在理解日本的时候,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要理解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对中国的一系列深刻影响,也不能脱开这个背景。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日本没有自己强大的原生文明,一直是以学习者的姿态出现,有很强的精神焦虑。先是学习中国,后来学习西方。本以为打败中国和俄国,步入列强之后,可以摆脱焦虑。
然而,巴黎和会上的屈辱让日本举起「大东亚主义」的旗帜,欲与西方的白人一决高下。而决战需要调动更多的资源,于是征服中国成为了日本的首要目标。
在民族主义的时代,征服一个国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况且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和漫长的历史凝结,日本征服中国的战争注定是失败的。
这三讲分别讲了英、俄、日三个国家,也就是中国在近代转型中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这是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背景。
从下一讲开始,我们会再回到中国的历史,看看20世纪中国转型当中的跌宕起伏。

38 | 民国法统有两个来源

前面三讲咱们花时间讲了英国、俄国、日本这三个国家,这是中国要进行现代转型时所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这一讲开始,咱们再回到中国。

进入20世纪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与历史变革,就是结束帝制,走向共和。但是帝制结束了,并不代表革命者就可以马上建立一个新制度,走向共和。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推翻帝制之后,共和国的正当性,或者说法统从哪儿来?

什么是法统
先说说什么叫法统,法统可不仅仅是个西方政治学概念。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政治秩序要想稳定,都必须要讲究法统,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比如,《论语》里讨论如何治理国家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正名”,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分不对头,做事情就师出无名,搞不定。
这个正统的名分,其实就是法统,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共识,让各种政治活动都有了连贯统一的名义,国家秩序才能成立。

在中国古代,法统归皇上,所以政治活动最根本的名义都从皇上而来。到了现代的共和国,就要以人民的名义了。

但人民的名义有一个麻烦,你得听听人民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你不可能真的把几千万、几亿的人民张罗在一起开个会,这事根本没办法操作。所以得有人作为人民的代表,来代表人民的名义。

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有资格代表人民呢?这些代表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又该听谁的呢?所以肯定不能简单地说“以人民的名义”,必须先得找到所有人都认账的共识。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非得要有共识?都已经革命了,把旧制度一把火烧了不就行了,哪有这么复杂。但是,一把火烧掉之后日子还得过,要过日子就得有一定的规则。要让大家对规则都认账,这就是最基本的共识。

那怎么才能建立一个规则让大家全都认账呢? 那就是宪法,只要大家都认这个宪法,发生争执的时候,就有公认的解决争议的规则,不至于要掀桌子,用武力解决问题。 天天掀桌子的话,日子就没办法过了。

问题还是没解决,宪法要从哪来?没办法让全体人民聚在一起写宪法,还是得有人代表人民来写。谁有资格来做这个代表呢?怎么判断他是否有这个资格呢?谁来做这个判断呢?他做判断的资格又是怎么获得的呢?

这些问题可以不断地问下去,但到这就打住吧。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对一个国家来说,你的法统和正当性是哪里来的?这个事情能说清,别的都迎刃而解。

民国法统的第一个来源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有了中华民国,那么民国的法统是从哪里来的呢?

民国的法统有两个来源,可以用两个历史文献来代表。分别是1912年3月11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诏书》。

先说第一个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里面一开头就说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就是说,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那么人民都包括哪些人呢?《临时约法》里特别说明了,是包括汉、满、蒙、回、藏的所有人。这就是著名的 “五族共和” 的说法。

为什么要特别说明是五族共和?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有一句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谁是鞑虏?就是少数民族统治者。这个主张来自于清末民初的学者章太炎。他在清末鼓吹革命的时候就提出,中国人民应该只包括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

革命后的中国应该包括中原的汉族地区、朝鲜、越南和半个缅甸,因为这些都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地方。至于满、蒙、回、藏,那里的人愿意加入中国也行,不愿意加入就不理他们。这个主张被精简为一句话,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但在当时,还有一派人非常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代表人物叫杨度。他认为中国人民应该就是大清所统治下的所有人。

如果照章太炎的说法,只要一革命,满、蒙、回、藏马上就会被列强所瓜分。东北会被日本分走,蒙古和新疆地区被俄国分走,西藏地区被英国分走。别的列强一看没捞着好处,马上就会过来再瓜分汉族中原地区。

按这个路数,中国就什么都不剩了,章太炎还想要朝鲜、越南,中原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所以中国绝对不等于中原,中国人民也绝不等于汉族,必须以大清帝国的政治现实为基础,来定义中国和中国人民,别的办法都会带来灾难。

很有意思的是,章太炎的观点,其革命动员的效果远远比杨度的要好。 因为杨度认为,政治变革要稳妥起见,不要搞革命,让皇上主动搞君主立宪是最好的。革命者肯定对杨度的路数不耐烦,事情坏就坏在皇帝上,你还想指望他?

所以辛亥革命刚搞起来的时候,口号就是章太炎主张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动员效果极佳。但是等到革命搞起来之后,革命者很快就意识到,杨度的说法有道理。 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得要完整地保住大清领土,否则国家真的有可能被列强彻底瓜分掉,革命也就完蛋了。

所以武昌起义后,革命者很快就在南京组建了一个临时参议院,制定出《临时约法》。约法中所追求的就是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继承大清领土。

这样,《临时约法》就给中华民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统。 这相当于临时参议院代表中国人民,或者说以人民的名义,抛弃了传统,在南京制定宪法,确立了共和的新法统。

临时约法有个严重的先天不足。虽然《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人民是包括汉、满、蒙、回、藏的所有人,但是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代表只来自部分省份,并没有召集到来自全国的代表,它的权威很难获得满、蒙、回、藏地区的认可,因为人家本来只认大清皇上。
这样一来,《临时约法》是否真能代表人民的名义就有点含糊了。

民国法统的第二个来源
民国法统还需要有第二个来源,这就是《清帝退位诏书》。
大清皇帝颁布这个《退位诏书》,肯定是出于各种无奈。但从法统的角度来说,皇帝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面给出的一系列说法。
因为法统要的就是正统的名义,《退位诏书》里的说法刚好给出了这些名义。诏书一方面承认了共和是人心所向,一方面也解决了满、蒙、回、藏的问题。
我们仔细来看看诏书是怎么说的,诏书的原文是文言文,网上能搜到,读出来可能比较难懂,在这就只用白话文讲一下其中的意思。由于当时皇上还是个六岁的小孩,所以诏书是以太后的名义发出的。诏书的前半部分大致是说:

有人在南方起义两个月了,各省响应的很多,南北双方谈判很久了也没谈成。能看出来全国人民的心理,多半都是倾向于共和,而不是帝制,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既然这样,我们家继续赖在这,跟全国人民拧着来,也说不过去。仔细考虑了天下大势和国内民情,我带着皇上,我们娘俩把统治权归给全国,把国家改成一个共和立宪的国体,这样既满足了国内结束动荡的渴望,也符合古人天下为公的大义。

这里说得很明确,我们爱新觉罗家已经看明白了,天命已经不在我们这了,全国人民想要的就是共和,那天命就在共和那边了。
皇上都这么说了,那么民国自然就有正当性了。 诏书用的还是天命这说法,这就相当于一次特殊的禅让。 历史上有各种禅让,都是一个皇上禅让给另一个皇上,这回是皇上禅让给人民。民国因此获得了继承大清的资格,获得了正统的名义。

接下来还有诏书的后半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要把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所有领土合在一块,构成一个大中华民国,之后皇上我们娘俩就闲着吧,眼看着太平盛世建成,也是件美事。
这段话非常重要,满、蒙、回、藏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所效忠的是大清皇上,那么就势必要服从皇上的诏命。
皇上现在说了,你们应该跟汉族地区联合在一块,过去你们怎么效忠我,未来就怎么效忠中华民国。就是这段话,让满、蒙、回、藏地区的独立丧失了正当性,否则你们就是背叛了效忠皇帝的誓言。反过来,大清的领土完整地传承给中华民国,也就有了正统的名义。
前后这两部分内容加一块,大清就既承认了民国的天命所归,也明确了满、蒙、回、藏都应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弥补了《临时约法》的先天不足。

高全喜教授写过一本书,叫《立宪时刻》,专门研究了《清帝退位诏书》的宪法作用,你可以找来看一看。
因此,我们必须说中华民国是有两个法统来源的。满、蒙、回、藏地区不一定认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但是有了《清帝退位诏书》,满、蒙、回、藏即便不认南京政府的账,也必须要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说,有了《清帝退位诏书》,民国才能完整地继承大清的领土、国民和法律身份。

为什么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
解决了中华民国的正统性,那么应该由谁来承接这个正统性呢?这两个法统来源,又是怎么统一起来的呢?答案是,通过一个人——袁世凯。
《清帝退位诏书》里还有一句话:委托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南方的革命党协商南北统一的办法。有了这句话,袁世凯就能接住大清这边的法统。
南京方面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向袁世凯承诺,如果他愿意拥护共和,让清帝退位,那么愿意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有了这个承诺,袁世凯也能接住南京方面革命党的法统。
这样,两边的法统都落到了袁世凯的身上。

为什么两边都愿意支持袁世凯呢?对于大清来说,实在是没辙。革命党起来了,大清要去镇压,可是能用的兵在哪呢?只能是当年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这些军队一般人根本指挥不动,必须要袁世凯才行,大清就被袁世凯挟持了。
对于革命党来说,也没辙。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实在是没钱,国库里一度就只有十块大洋。当时中国南部动荡不已,临时政府也没法迅速地恢复秩序。这就意味着,没法通过征税来充实国库。政府的财政问题怎么解决?只剩一条出路,就是向洋人贷款。
可是贷款也贷不来,因为临时政府能不能活下去还在未定之间,没人肯借钱,临时政府很可能要撑不下去。如果袁世凯愿意支持共和,那么革命党就愿意跟他做交换,支持袁世凯当大总统。
但是大清和革命党的支持还不够,还需要第三个力量的支持,就是英国人。

清帝退位前,其实不光南京方面需要贷款,北京方面的清政府也同样需要贷款,两边都没钱了。要谈到贷款这种事,肯定绕不开英国人,英国是那个时代全球资本市场的主导者。
可是英国人反过来就得评估一下了,贷款给南京政府靠谱,还是贷款给北京政府靠谱?两边一衡量,都不靠谱。
南京政府里面那帮人,满腔热血,但没啥治国经验,把宝压在他们身上,亏本的概率很大。大清的北京政府,也不靠谱,因为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里。
英国人仔细一分析发现,还是袁世凯最靠谱。他一方面能挟持大清,另一方面也能跟革命党做交易。这个家伙两边都能摆平,又非常能干,有治国经验。如果支持他,就能把南京、北京两边统一起来。

对英国来说,这样既能保住中国庞大的统一市场,又能确保贷款的安全性。 在前面讲英国的时候说到过,这两条是最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支持袁世凯就是英国人的最佳决策。

就这样,在清朝政府、南京政府、英国人,这三方合力的作用下,袁世凯如愿当上了大总统。在英国的主导下,一笔巨大的贷款借给了袁世凯政府,新生的民国得以支撑下去。
双重法统很重要,但也带来个问题。如果革命党看不惯袁世凯的话,他们可以用《临时约法》这个法统来指责袁世凯。如果袁世凯不服,则用从大清那获得的法统,来进行反驳。两边的共识因此又会破碎,这就导致了袁世凯统治没几年,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新革命。

革命党试图推翻袁世凯,重建真正的共和,这就带来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法统是一个国家正当性的最重要基础。民国的法统有着双重来源,既把统治的正当性从皇帝的名义转换成了人民的名义,又获得了整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个完整国家的正当性。 但也正是这个双重法统带来了后续的政治动荡。
民国初年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其实并未能够有效地发动一般百姓,中国的现代转型深度仍然很有限。但是过了没几年,在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一系列遭遇,却动员了一般百姓,中国的现代转型迅速地走向深入化与激进化。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下一讲的内容。

39 | 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刺激

上一讲结尾咱们谈到,民国初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革命,但并未发生社会革命。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制,但是中国的社会跟传统时代相比没多大变化。

结果就是,新的政治制度没法从社会层面获得支持。可以想象一下,你给一群留着辫子的人讲人民主权,他们能听懂多少,没几个人能听懂的话,新的制度就很难维持下去。

这一讲,我们就来看一下,国际秩序的变迁,如何刺激着中国革命深入到社会层面,让革命真正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词。

从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
先来看看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年的变化,这些变化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
一战一方面让列强关系重新洗了牌,美国和日本都赚了一大票,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全部崩溃。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国际秩序观的深刻变迁,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理想主义。
一战前的国际秩序观是由欧洲列强主导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秩序以国家实力为前提,不考虑实力对比就别谈理想。
但是单纯从实力出发,各国就会天天死磕,打起来就没头儿了,所以为了保卫和平,必须在列强之间构建力量均衡,大家发现谁也打不倒对方,也就认账了,只能坐下来谈了。
为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时候便要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牺牲弱者也谈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理想的。
这套国际秩序理念,保障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一战之前大约一百年的和平,之间虽然有过一些战争,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调整力量均衡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现实主义的逻辑说不通了。因为现实主义完全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而且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过它会打这么久,规模这么大,死伤的人这么多。

过去人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意思是战争是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但是一战打到后来,已经和政治目标没啥关系了,各个国家全都是咬牙硬挺着,只是在比谁死得更晚,而不是比谁获益更多。

这种战争已经很荒唐了,所以,人们都觉得现实主义不靠谱了,需要有新的理念来替换它。

一战末期,出现了理想主义的理念,认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并不能保障和平,一种符合道德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保障和平。

这会儿就出现了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一种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另一种是俄国的列宁主义。
威尔逊和列宁都反对现实主义,但是关于啥样的国际秩序才算符合道德,俩人的主张区别很大。

威尔逊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就是大帝国以建立力量均衡为名,到处欺负弱小民族。只要允许弱小民族都独立建国,不再有人挨欺负,大家都平等,就能保障世界和平,这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民族自决”,各个民族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列宁则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了最深刻阶段,统治阶级要向外转移矛盾,就爆发了战争。但是就算战争打完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仍然在,所以还得对外转移矛盾,还会继续爆发大战。

要保障世界和平,唯有各个国家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从此之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就消失了,阶级矛盾也化解了,人类就大同了。列宁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球革命”。

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和列宁的全球革命,这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威尔逊主义主导下的巴黎和会
威尔逊主义主导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

在一战前,根本轮不到美国人来指点国际秩序应该是啥样子,那会儿的美国在外交上不值一提,曾经有欧洲国家因为财政紧张想要裁撤驻外使馆,纠结了半天,最后裁撤了驻美使馆,保留了驻土耳其使馆,因为那个时候土耳其在外交上比美国更重要。
但是到了一战后不一样了,欧洲国家全都打得鼻青脸肿,战争中都欠了美国人一屁股债,吃人家的嘴短,巴黎和会上就不得不让美国人来指点江山一把。
但威尔逊主义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根本没法落实。因为英法两个战胜国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它们俩好不容易把德国打败了,正盘算着怎么瓜分德国留下的那一大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呢,依照现实主义逻辑,殖民地可以随便瓜分,但是依照理想主义,这事儿就不能干。
两国都不敢公开反对威尔逊,毕竟欠人家钱嘛,但是暗地里就是各种拆台。巴黎和会就开成了明面上理想主义,暗地里现实主义的套路。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
这套路让中国特受伤。
本来,中国作为一个弱国,长期处在现实主义的国际环境之中,对自身命运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想法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就行了。但是巴黎和会上理想主义的口号一喊出来,中国一下就把对命运的期望值调得非常高。
这就悲催了。就好比,你去谈判的时候,本来想着能挣回来十块钱就行,实在不行五块也忍了;结果有人给你画了一张大饼,告诉你能挣回来一百块,你一下兴奋了,这下,哪怕是挣回来五十块都觉得亏了大本,如果最终还是只挣回来十块,肯定想要跟人拼命啊。

说实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能挣回来十块钱已经不易了,不仅仅是因为英法跟日本有各种勾兑,还因为中国代表团自个儿就不团结。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和先是袁世凯、后是段祺瑞领导的北洋派,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后来彻底分裂,形成了北京和广州两个自称中央的政府,上一讲说过民国有双重法统来源,这会儿北京和广州就各自主张一个法统。
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是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各出了几个人联合组成的,这些人彼此不信任,也说不清谁真正代表中国,对外谈判就处在极为不利的状态,这种情况下还能挣回来十块钱,已经很有本事了。

巴黎和会上的日本
说了中国,再来看看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
日本这会儿也很郁闷,它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想支持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了。
一方面,日本挺想支持现实主义的。英法两国在一战中为了拉拢日本,早就暗中承诺,战后可以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肯定是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下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但依照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这事儿肯定就不能干了。
另一方面,日本也挺想支持威尔逊主义的。因为咱们在前面第33讲说过,它渴望着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平等,否则就会被西方人在精神上死死地压制着,所以日本将“种族平等”作为一个议案专门在和会上提了出来。但是这个主张直接被英法给拒绝了,它们倒不一定是冲日本来的,而是冲着自己的殖民地来的,一旦种族平等了,它们统治殖民地就没有理由了。

为了安抚日本,英法两国答应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但是日本觉得这已经不够了,山东权益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
日本这么想,不仅仅因为英法此前的承诺,更因为日本在一战中给了段祺瑞政府大量贷款,贷款数额差不多等于甲午战争后大清赔给日本的数额了,贷款的抵押品之一就是山东的路权、矿权等等;段祺瑞从来就没打算还钱,认为这钱本来就该是中国的,日本一看收不回贷款,便觉得自己拿走抵押品,也就是在山东的一系列权益,是正当的。

国内舆论的反应
但是中国这边就无法忍受了。
作为一个弱国,中国是不能接受现实主义的,因为这只会让自己挨欺负,好不容易盼来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结果还是换汤不换药,这就不仅仅是丧失山东权益的屈辱了,更有感情被玩弄的愤怒。各种愤怒通过大量新出现的媒体的宣传,严重刺激着国人的情感。
这就得说说新出现的媒体了。巴黎和会是1919年召开的,辛亥革命过去快8年了,这几年间中国的舆论环境前所未有地宽松,各种报纸媒体雨后春笋般出现。
尤其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大力推动启蒙。人们对国家事务关注的程度,和辛亥革命刚开始那会儿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今天大概很难想象当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剧烈变化,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陈独秀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但是仅仅十几年前,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陈独秀才第一次知道,中国并不是全世界,在中国之外还有别的国家。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陈独秀也不是小孩,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由此可见中国人世界观的变化有多么剧烈。
巴黎和会上的各种谈判情况,不断通过媒体传播到国内,国人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从充满希望到满心绝望。不断地刺激下,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大量的学生、工人、商人都上街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向北洋政府、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
五四运动是个标志,中国开始了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再也不是过去的那种样子了,而是开始积极地参与到现实政治当中了。

中国的现代转型迅速地深化了。

巴黎和会对远东秩序的影响
由于五四运动的激烈反对,中国代表团并未在巴黎和会达成的条约上签字,这就相当于远东的战后秩序悬而未决。所以两年后,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来讨论远东问题,中国在这次会上,收回了山东的主要权益。
日本在西方压力下被迫让步,它又火大了,合着你们西方人想扩张就扩张,我想扩张就找我茬,凭什么啊?日本一气之下,就发誓要推翻白人的不正义秩序,于是发展出了前面解释过的“大东亚主义”。
这算是日本的理想主义了,在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终极大决战这个口号下,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获得一种正义感。
但这又是以中国为代价的,中国肯定不能接受,于是还得找到某种理念来解释国际秩序,来动员和组织国民,以对抗日本。中国既不能接受现实主义,也很难再信任威尔逊主义,尤其是列强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咄咄逼人根本就是纵容默许。

于是另外一个理想主义就吸引了中国人,那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认为要通过全球的阶级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和平,这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动员。

列宁主义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种动员和组织技术,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让革命全方位成为中国的关键词。

革命成为关键词,理解这一点很重要,除了政治逻辑,这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经济逻辑。
咱们曾经说到过,到了晚清,中国由于人口过度膨胀,经济陷入“内卷化”困境。就是说,由于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导致劳动力成本过低,以至于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都不可能出现了,那么中国就无法内生地出现工业革命,也就无法用工业经济消化过剩人口。
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加入世界经济秩序,以便从外部吸收新技术、新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出工业经济,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变化于此又浮现出来,中国的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碾压任何国家。
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没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就有可能被彻底撕裂化,比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地之外的乡村的联系。
这是因为中国规模太大了,不像韩国那种规模的小国,靠外部经济拉动,能够把国家给整体性地拉动起来,中国仅仅靠外部拉动的话,仅仅会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拉不动的地方就会和这些被拉动的地方形成深刻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内在的剧烈冲突,乃至于内战。

所以,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只能是先实现政治整合,然后才能让这个国家整体性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把中国的巨量人口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个步骤不能走反,走反了,就会导致内部撕裂导致内战。

那么,如何才能先实现政治整合呢?
革命几乎就是绕不开的选项了。革命的代价肯定巨大,但超大规模国家要转型,几乎没法避免。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讲的核心内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从观念上出现了从现实主义到理想主义的变迁,但在实践中则还是现实主义的主导。这里面的矛盾刺激了中国的革命深入到社会层面,也使得列宁主义进入到中国历史当中。

列宁主义在中国不仅支持追求普世主义的共产党,也支持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这两个党构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路径,却有大不相同的效果。

这会是我们在后面两讲的核心内容。

40 | 民族主义带来国民政府困局

上一讲说到了列宁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到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推动者,无论是追求普世主义的共产党,还是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都吸收了列宁主义的深刻影响。

这一讲,我们先来说一说国民党。我们知道国民党最终失败了,它失败有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很多原因,这一讲我们先来说政治上的、也是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它格局太小。因为它尝试用民族主义的路径来整合中国,但是中国是一个内在多元的超大规模的国家,这种国家用民族主义是搞不定的。

所以这一讲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方案,是如何在内政和外交上遇到困境的。

列宁主义促成国共合作

先解释下,为什么苏联不仅仅会支持共产党,还会支持国民党。

前面讲俄国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列宁认为,在俄国革命之后,之所以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发生连锁革命,就是因为它们手上掌握着庞大殖民地,可以从这里掠夺财富收买本国无产阶级,于是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就弱化了。

而苏联的使命是要带来世界革命,所以苏联要推动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哪怕这些地方发动的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仅仅是追求本国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革命,也能让帝国主义国家没法再收买本国无产阶级,让它们内部矛盾激化,从而实现世界革命。

所以,苏联在中国既会支持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也会支持共产党,它认为这些都是属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于是就有了咱们在历史书上学过的1924年初开始的国民党改组,孙中山采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怎么联共呢?在苏联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干嘛呢?扶助农工。国民党内部成立了一系列的部门,像什么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等等,承担了国民党向工人、农民等社会基层人群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把革命理念灌输到这些群体头脑中去。

国民党又成立了黄埔军校,要打造一支服从国民党领导、有革命信念的现代军队,孙中山从此摆脱了依赖军阀支持,反过来又受制于军阀的困境。

所有这些做法,在今天可能觉得并不新鲜了,但在当时,莫说是在中国、就算是在世界上都是绝对的新事物。列宁主义不仅是一套意识形态,还是一套史上前所未见的、超级有效率的组织模式。列宁把意识形态和这套组织模式结合起来,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政党集体,既有效率、又有信念,在俄国所向披靡,几乎是白手起家建立起了苏联。

国民党并未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接受了它的组织模式来改造自己,便脱胎换骨。过去国民党面对北洋军阀的蛮横总是有心无力,这回就像练完了独孤九剑的令狐冲再去对付田伯光。改组后仅仅两年多,从广州起步发动北伐,摧枯拉朽,横扫了各种北洋军阀,迅速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要不是日本人在中间插一杠子,就直接打到北京甚至东北了。

“格局”不同终至分裂
但是,就在北伐的过程中,曾经紧密合作的国共双方却在1927年分裂了。

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呢?这就得解释一下国共双方的共性与区别了。两者都是高度革命化的政党,都以列宁主义的方式设计自己的组织机制,但是两者对于革命目标的设定有着很大不同。

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民族主义的,认为自己只要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不会关注国外的太多事情。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则是普世主义的,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光靠中国革命远远不够,必须通过世界革命才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不过严格说来,两党的革命目标初看上去有差异,但实际上其核心都是救亡,所以差异并不体现在这个核心目标上,而体现在思考问题的格局上。

格局会有差异,是因为,国民党没有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则接受了。于是,国民党眼光向内,认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就以中国为单位来思考就行了。共产党则眼光向外,认为中华民族的救亡也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格局之下才能真正实现。
但共产党在这会儿对于革命的理解还极为机械,认为应该严格按照苏联模式来搞,于是就弄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并不符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政策出来,国民党就与它分裂了。

共产党的革命策略在此后有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这也伴随着共产党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的深化过程;搞清楚这个,对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内容到后面再展开,这一讲只说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的政策发展及其内在蕴含的问题。

国民党眼光向内,要把国民全都整合起来,就直接从西方借用了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内在多元、高度复杂的超大规模国家,用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实际上是搞不定的。民族主义的狭隘格局,让国民政府的统治对内面对边疆、对外面对与其他大国关系,全都搞得很成问题,焦头烂额。我们分别展开来说一下。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无法整合中国

先说边疆少数民族问题。
咱们在前面讲辛亥革命的时候谈到过,民国的基本原则是“五族共和”,就是说汉满蒙回藏(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加在一块构成一个“大中华民族”。
问题是,究竟啥是“大中华民族”呢?它仅仅是汉族的延伸,还是一个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更大的民族呢?
如果仅仅是汉族的延伸的话,那就不应该说“五族共和”了,直接就说大中华民族等于大汉族不就得了?可是这样大中华民族就没有道理统治满蒙回藏这些地区了,因为这些地方在当时都是少数民族为主的。
所以“大中华民族”应该是个超越于汉族之上的更大的民族,那么这个更大的民族究竟是什么呢?这得说清楚,把道理说通,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才会愿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非常麻烦的是,民族主义里面有一种理论预设,要求所谓的“民族”得是一个内在无差异的群体,也就是说,大中华民族应该是内在无差异的;可是汉满蒙回藏是有差异的,谁都看得到啊,那要怎么来解释大中华民族的概念呢?
国民政府要用民族主义来整合中国,在这就遇到了困境,这个困境在历史上导向了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是,由于解释不清那些差异,索性把中华民族说成是汉族的延伸,认为少数民族的历史命运就是汉化,这样就会在未来消除掉差异。
但这很难让少数民族接受,于是又会导出第二个结果,少数民族索性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要求分离出去。

当然了,这不代表少数民族地区就一定能够分离出去,但是一定意味着国民政府在那里的统治会不稳定,如果刚好此时还有不怀好意的外国在这里捣鬼,那么国民政府就有可能对这种地区失去实质性的统治。

在抗战时期,这个事情变得特别紧迫。当时日本搞了一个战略叫做“泛阿尔泰主义”,就是说满蒙回藏这些族群都是阿尔泰语系的,你们跟汉族本来就不是一家的,被汉族欺负了,我来帮你们独立出去,形成一个泛阿尔泰语系的国家群。

日本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好心呢?因为我也是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啊,咱们泛阿尔泰语系是一家!实际上日语到底是不是阿尔泰语系的,这在语言学上争论很大,有说是的也有说不是的,但日本肯定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说法。

日本就按照这个战略在努力肢解中国的边疆地区,一旦成功,就可以从海上一直到中亚大陆,对中原地区形成一个战略大包围,困死国民政府,那么大东亚的战略就成功了。

日本的这套打法,不仅仅从军事上,更从理论上要彻底瓦解掉中国,这就让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更强地激活了。所以当时不仅国民政府在努力反击日本,学界也在从理论上反击,有几个重要的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中华民族是一个”,但这些学者也没有足够好地解释清楚,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大中华民族是什么。

之所以有这困境,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的理念是没法真正用来整合内在多元的中国的。

国民党外交上的视野和格局

再说与大国关系的问题。民族主义的格局,会让中国这种超大规模国家没法恰当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小例子来看看,国民政府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视野和格局。
从1937年开始,中国独自对抗日本好几年的时间,终于坚持到1941年底日本人跟英美撕破脸了,蒋介石松了一口气。他就安排在1942年初访问印度,试图调解印度的民族主义领袖尼赫鲁、甘地等人与英国殖民当局的矛盾,以便让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日本。

但英国不愿意中国过多掺和到印度的事情当中,怕中国人会跟印度人联手把英国人赶走,所以虽然对蒋介石在印度的行程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在会见尼赫鲁和甘地这件事情上设了不少障碍。

蒋介石知道英国人的小心思,但这却刺激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再联想起此前英国的一些作为,就觉得英国人尽管不像日本人那么危险,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接下来就发生了一系列外交上的赌气行为。

比如,1942年底宋美龄访问美国,希望美国人支持中国的抗战,在国会演讲之后又在全国发表巡回演讲,极受美国民众欢迎,大获成功。英国国王于是发出邀请,希望宋美龄访英,但是宋美龄给拒绝了。

不仅如此,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好在美国,宋美龄也拒绝见丘吉尔,反倒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英国释放被软禁了的印度领袖尼赫鲁。

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看着宋美龄的这些做法极为无奈。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非常懂得如何与西方打交道,他曾是中国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和会上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曾说过一句轰动西方的话,“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顾维钧深知,英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拒绝英王、冷落丘吉尔,这种赌气行为看上去很痛快,大长民族主义的志气,但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会有深远伤害,因为中国有着比向英国人撒气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不能让一时的赌气破坏了大事。

他在无奈之中只能再提醒宋美龄,既然已经都这么做了,也没办法了,但是既然不去访问英国,那就千万别去访问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否则对英国人的侮辱就太大了。宋美龄根本不听,偏偏就到加拿大转了一圈。

宋美龄这种级别的人物,具体的活动安排肯定不是由着自己个人的性子,而是国民政府内部的决策。
这一系列糟糕的决策,反映出的是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最高统治者难以获得足够的视野与格局,作为一个弱国,在急需国际盟友最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居然会赌气行事,完全无意义地得罪英国,意味着国民政府无能力真正地理解中国现实和国际大格局。

1943年底召开的开罗会议,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极力主张下,正式把中国拉入与美国、英国、苏联相并列的地位,说这四个国家在战后将是世界四大警察,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并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战区都划归中国来统筹。

多少年来一直受尽屈辱的中国,获得了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位,这毕竟是在国民政府艰苦卓绝的战争努力下获得的,所以国民政府在国内的正当性也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准。

但是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格局太小,并没法理解这个事情的意义,不知道孰重孰轻,之后又与英国、苏联、甚至于美国发生了一些没多大实际意义的争执,以至于这个机会被它浪费了,没能把自己由此获得的超级正当性转化为在国内整合各种力量、在国际争取更多支持的契机,因此也导致了国民政府后来的败局。

本讲小节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国民党引入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让自己获得了的力量,推翻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国民政府试图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整合中国,结果遭遇困境,对内无法有效解决边疆问题,对外无法有效处理外交问题。
民族主义带来的这一系列困境还仅仅是政治层面的,国民政府同时还面临着一些经济层面的困境,这些问题都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日本的侵略只是使这些危机变得更尖锐了而已。我们下一讲就来看看,经济层面的困境是什么。

41 | 国、共的两场货币战争

上一讲谈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在政治层面上所面临的内外一系列困境,这一讲咱们再来看看那段时期中国在经济层面面对怎样的困境。

当然说起困境,一开始还是有一段不错的时期,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抗战前“黄金十年”,当时国内有一系列的经济努力,包括民族资本家的奋斗,以及国民政府的一些经济建设政策,但是黄金十年不仅跟国内的努力有关,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变迁也紧密相关。

这一讲就着重说说国际经济秩序如何影响当时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应对困局,打了两场非常重要的货币战争。

西方经济危机下中国的“黄金十年”
先来说一下黄金十年和全球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

黄金十年是指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1927年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这十年间,除了个别时期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还是不错。
但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过,这会儿的国际经济,正是著名的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时期,从1929年底开始,西方国家陷入了近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让西方国家的生产平均下跌了三分之一还要多,各国间贸易总额下降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平均有超过30%的失业率,西方世界经济损失的规模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损失。
危机促成了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化,英美法等国也一度风雨飘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陆续转入战时经济体制,人们才摆脱了经济大危机的威胁。
为何世界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反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光从政治原因上说,国民政府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但这一点是不够的,还需要找到经济原因来解释。而经济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货币秩序。

前面讲大明和大清的时候,都曾经谈到过,世界货币秩序的变迁会影响到中国的国运。到了民国时期,由于中国比过去更深地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货币秩序变化的影响就更大了。
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从19世纪中期以来都实行金本位,也就是说,货币的发行是以黄金做储备的,纸币可以自由兑换黄金。大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到银行去挤兑黄金,这让西方国家很紧张,它们为了保住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纷纷暂停了黄金对纸币的可兑换性。
这就引发了恐慌,谁知道这纸币接下来会不会彻底就变成废纸啊?于是人们就开始想法囤积黄金,黄金价格便迅速上涨。
金价上涨,导致白银的相对价格下跌。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里面,唯有中国的货币是采用银本位制的;银价下跌,就意味着中国的货币相对于西方货币贬值了,中国的商品就变得便宜了,刺激了出口,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过程正好和国民政府推动建设的政策阶段相重合,于是就有了“黄金十年”。

国民党的“法币改革”
但是黄金十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倒不是说日本在其中捣乱,而是国际货币秩序在这十年中还在发生变化,其中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变化是美国带来的。
美国中西部有好几个州是以白银生产作为重要产业的,银价下跌肯定让它们很难受,于是就找到中西部另外几个农业州,互相交换了下利益,联合起来到国会里面游说,要求联邦政府干预白银价格。
农业州和白银州加在一起,是参议院里面相当有实力的政治力量,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妥协,在1934年6月签署了白银购买计划,规定美国财政部要在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收购白银,直到市场价格达到该计划的预期为止。这一法令导致中国市场上的白银大量外流到美国,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急剧萧条化。

南京国民政府这下头就大了,只好去与美国交涉,但根本没办法改变美国政策。不得已,国民政府从美国争取到了财政支持,在1935年底推动了法币改革,所谓“法币”,就是“法定货币”的简称。
法币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通过法币改革,中国的货币逻辑就此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迁,从以贵金属储备为担保的本位货币,历史上第一次转化成了不以贵金属储备为担保,而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信用货币。也就是说政府担保你拿着这些纸,出去就能买东西回来。

本位货币和信用货币这两种货币机制的政治效应大不一样,这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本位货币以贵金属储备作担保,贵金属有相当大部分不在政府手里,而是在社会手里,所以本位货币经常是由私人银行发行而不是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由于是以政府信用作担保,所以只能是政府发行,说准确点,是由政府设置的中央银行来发行,这就导致社会与政府的博弈能力大不相同。
本位货币的发行数量不能脱离贵金属储备太远,因此不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货币价值比较稳定;信用货币的发行数量不受贵金属储备的限制,就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货币价值稳定性差。现代经济当中,政府会故意地搞一些温和通货膨胀出来,以便刺激经济发展,但是政府在财政压力过大的时候,有可能会为了筹款而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还比如,如果你手里拿的是本位货币,即便是纸币,那也和拿着贵金属的区别不是特别大,因为你随时可以兑换成贵金属,所以人们可以无问题地接受这种纸币。
但是如果你手里拿的是信用货币,就不一样了。人们是否信任这个货币,全在于人们是否相信这个政府能够坚持下去,如果人们觉得政府坚持不下去了,那就没人愿意接受这个货币,它也就成废纸了。
说了这些,你大致就能理解法币改革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了。它使得中国政治运作的逻辑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

通过法币改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获得了相对于地方军阀的不对称财政优势,进一步消除了地方势力的自主性。这算是某种意义上中央对地方的货币战争了。
但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法币改革的时机不好,改革后不到两年,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结束后又继续打了四年的内战。这些都让国民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只能滥发信用货币来解决财政问题,这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在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信用和政府信用是连带关系,货币破产了,政府的信用也就跟着破产了。

南京国民政府后来失去了对大陆的统治权,这是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货币让中央政府获得一些统治上的好处,但也让它变得更加脆弱,因为信用货币对国家能力的要求,远远高过本位货币。

抗战时期共产党的“货币战争”
说完了国民党被迫面对的货币战争,再来看看共产党这边的货币战争。注意,这里说的不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而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
抗战时期,日本只能控制占领地区的城市和交通线,下面的乡村什么的根本没有能力去控制,毕竟日军人数不足以控制如此大的领土,这些地方的国民党统治多数瓦解了,而共产党则有办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这里面的具体原因下一讲会展开讲。
位于山东半岛的胶东抗日根据地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可以看到共产党的货币战争是怎么玩的。

共产党在这块根据地成立了一个银行叫做北海银行,它所发行的货币就被叫做北海币。根据地政权没有办法让人们相信它会永远存在,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发行信用货币,因为人们不会接受的;它只能发行本位货币,可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作担保,那要以什么作为货币的信用基础呢?
北海银行很有创造性,它以农业物资储备作为担保,来发行北海币,只要你拿着北海币,随时就可以用它兑换根据地政权所储备的农业物资,只要这种兑付承诺是真实的,人们就可以接受这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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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币

北海银行进一步根据农业周期来调整货币发行数量,并且依据物价涨跌的情况,安排根据地的工商局吞吐储备物资,来回笼货币或者投放货币,调整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稳定。

这一系列做法非常成功,北海币在其流通领域中的信用远远好过法币和汪精卫政权发行的伪币,成为强势货币。根据地的经济官员还因此总结出了关于北海币的“物资本位”理论,摸索出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等,打起货币战争来得心应手。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胶东根据地居然能够赢得货币战争,国民政府却不行呢?

这就涉及到中国经济的二元性问题了。咱们在前面曾经说过,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是没法被外部世界整体性地拉动起来的,只能被局部地拉动起来,于是会造成中国经济严重的二元撕裂,口岸城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乡村地区则仍然在传统经济当中挣扎。

所谓的“黄金十年”时期,就是这个状况,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发展成为远东顶级大都市,但是它们与内地乡村的经济联系就很弱。而在这个时期,城市的秩序由国民党主导,乡村的秩序由共产党主导。原因在于,国民党改组后,苏联推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进去,并主导了国民党新成立的农民部工人部等等,做基层宣传和组织的工作。等到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就欠缺了向社会基层辐射影响力的渠道,在这之后,国民党的力量基础主要在城市,共产党的力量基础主要在乡村。

中国现代革命的两种路径,也就形成了一种差异化竞争的格局,两种货币战争的不同结局,根源也埋藏在这里。

北海银行的实践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是其物资储备来自农村自产,而农村的传统经济受外部世界货币经济影响较小,法币的恶性通胀在这里带来的冲击也小得多;北海币的货币机制与农村的传统经济相匹配,再加上是在根据地这种小区域当中运营经济,环境相对简单,物资与货币容易形成匹配关系。

这样一种货币机制也几乎可以无缝对接入计划经济,共产党在建国后的很多经济政策,在抗战时就已经有了一些相应的经济实践。
但是国民党的法币机制是应用于市场经济的货币,并要在全国大区域当中运营经济,而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国民党的货币机制显得过于超前了,一方面,没法深入影响农村传统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城市,恰好是受到恶性通货膨胀冲击最严重的地方。
这样,国民党既无法主导农村,又丢掉了城市的支持,最终就只能接受统治失败的苦果。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复杂的联动关系,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是没法被外部世界整体性地把经济拉动起来的,结果就导致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二元撕裂。
这一撕裂状况刚好对应于国民党、共产党这两种革命路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党进行的两种不同的货币战争。
两场货币战争的结局,从经济的角度也说明了,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才能让自己以真正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释放出自己的优势。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方案,由于无法真正完成政治整合,于是处理经济问题上同样无法找到合适的着力点。
那么,共产党的路径就获得了历史性的机会。这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42 | 中国:普世主义与海陆中介

前面两讲主要讲的是国民党,它尝试以民族主义进行救亡的努力失败了,对内无法整合边疆,对外无法理解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这一讲我们来看看,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区别,为什么它能够突破民族主义的狭隘格局,对中国进行政治整合,进一步解释,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如何从脱离中国的实际,发展为内在于中国的历史,共产党又是如何解决边疆问题,以及如何逐渐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世界地位的。

所有这些,都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关联,它打开了一种超级宏大的视野格局,打开了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内部控制”的组织机制
先来看看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是如何发展为内在于中国历史的。
前面说过,国民党仅仅吸收了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共产党则把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和意识形态全都吸收了。但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还很机械,试图把苏联的革命经验不加改造地移植到中国来,结果就失败了,与国民党分裂,后来又丢掉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长征。

之后没多久,抗战就爆发了,日本人打过来,占领了城市和交通线,下面农村地区的国民党统治多半都瓦解了,共产党却因为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组织能力,有办法把沦陷区的敌后农村变成抗日根据地。

为什么国共两党在沦陷区的表现会有这么大差别呢?因为它们的组织机制完全不同。一个组织要想能够存活和发展,有两个重要需求,一是组织目标的统一性,没有统一性,各个部分各自为战,很快就散架了;二是执行层面的效率性,没有效率性,在竞争当中很快也就输光了。

要达成这两个要求,就需要有组织内部的一整套控制机制,以确保组织成员的行动不会偏离统一的目标,并不断提升执行效率。在抗战时期可以看到,国民党跟共产党的组织控制机制很不一样。国民党走的主要是外部控制路线,共产党走的主要是内部控制路线;面对组织任务,国民党员的反应是“要我做”,共产党员的反应是“我要做”。

国民党的外部控制路线,是指它着重于控制组织成员的外部行为,通过建立一套现代的官僚体系,依照行政规则,来监督具体官僚的行为,以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和执行的效率性,对官员来说就是“要我做”。

官僚制是治理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工具,但它想有效运转,有一个要求,就是各个层级彼此之间要有顺畅的信息传递,一旦信息传递被切断了,官僚体系马上就会瘫痪瓦解掉。日本人打过来,使得沦陷区与重庆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国民党在这些地方的官僚秩序很快就瓦解了。

共产党的内部控制路线,是指它用一套理想信念由内及外地刷新组织成员的精神世界,让每一个微观的组织成员都对宏观的事业有一种信仰和忠诚。

只要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组织目标就会深深刻在每个成员的内心,就算各个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够顺畅,就算各个基层组织都是各自为战,但是共同的信念基础也能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并且,由于理想信念的内在驱使,每个组织成员对事业都有着巨大热情,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从而确保执行的效率性。

由于前述差别,我们就能看到,沦陷区农村的国民党统治都瓦解了,但是只要派几个共产党员过去,就算他们跟延安的信息沟通不畅,也能很快就搞起一大摊事,并且都不会偏离组织目标。所以,日本人打到哪里,它后方的基层社会很快就都会变成共产党人的抗日根据地。

到了这时,共产主义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它与中国的现实需求之间经常是错位的,但是现在,它与国家救亡极为深刻地嵌合在了一起,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发展为内在于中国历史。这也为后来共产党打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

用共产主义格局处理民族问题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为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组织效率,还给它提供了一种超级宏大的视野。 让共产党在面对少数民族问题和国际秩序问题的时候,都有了国民党根本打不开的脑洞,有了全新的处理办法。

先说少数民族问题。说到这还得简单解释一下“民族”这个概念,汉语里讨论这个概念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我们把两个意思完全不一样的英文词都给译成了“民族”,这俩词分别是ethnic和nation,我们在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间不自觉地穿越,带来一系列问题。

ethnic的意思是,人们因为文化、传统乃至语言、人种的差异,可能会形成一些族群差异,这些差异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并不会影响不同族群和谐共处的关系,所以这种族群差异也不会导向政治独立的要求。

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多族群共处的现象,中国的汉满蒙回藏这些民族,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因此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就是ethnic意义上的民族。

nation意义上的民族,各民族彼此间的差别并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而是现代人为建构出来的,有时候它还会把自然形成的差异给忽略掉,人为建构出一些原本不存在的差异,并因此要求建国。

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中学的时候咱们都学过法国小说《最后一课》,那里面的主人公是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地区的小学生。法国战败,要把阿尔萨斯割让给德国,学生们从此不许再学法语了,只能学德语,人们痛苦不已。

实际上,阿尔萨斯本来就是说德语方言的地区,但由于历史原因,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却是法国人,认为从政治身份上自己应该是法兰西nation的成员。

这就是我所说的,建构nation的时候,历史自然形成的差异,会被忽略掉,人为建构出一些原本不存在的差异。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想象的共同体》,专门就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推荐你找来看看。

nation理念发展出的政治要求,就是通常说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把民族主义的建构属性给挑明了,进一步提出,人们的第一身份是阶级身份,其他所有身份都是从属性的。

切换到中国语境下就是,从ethnic族群的角度讲,汉满蒙回藏当然有差异,但是从阶级的角度讲,不仅仅满蒙回藏的概念没有意义,汉族的概念也没有意义,汉满蒙回藏的被压迫阶级都是一家人,要共同反抗各族群尤其是汉族的压迫阶级。

共产党因此就对少数民族问题给出了一种复合结构的解决方案,既承认了汉满蒙回藏的差异性,又在阶级政治的基础上论证了它们的统一性。而国民党为了确保统一性,就只能否认差异性。两相比较,自然共产党的方案更能获得少数民族接受。

用共产主义视野理解世界秩序
再来看共产党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更是展开了一种国民党无法想象的大开大阖的世界主义格局。
当然,共产党的国际秩序观也有一个逐渐演化、慢慢摸索的过程,从想象大于现实,到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是无论是在演化的哪个阶段,都有着超级宏大的视野和格局。
我们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这个演化过程。早期的就不说了,从抗战结束说起。
1946年夏天,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提出战后的世界基本秩序是美国领导的反动阵营和苏联领导的进步阵营之间的对抗关系。
美苏两国之外,包括欧洲、日本、澳洲、亚非拉等等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属于“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的国家没有自主性,或者归属于美国阵营或者归属于苏联阵营。中国毫无疑问也属于中间地带,而且应该归属于进步的苏联阵营。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是从善恶二元大对决的角度理解世界秩序,并在这个大背景下寻找中国的位置,这种思考的格局跟蒋介石明显就不一样。

美苏两强对立的格局,也可以理解为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对立的格局,这继承了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海洋帝国和俄国大陆帝国对抗的格局。毛泽东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很明确地表明中国要属于大陆秩序。

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用最硬的方式表达了中国加入大陆秩序的意志。这场战争让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国内的政治正当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获得了充分的政治资源,用以完成对于国内的政治整合。整合过程付出了很多代价,但中国在内政上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性。

在这之后,毛泽东还在各种谈话中多次谈到“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延续着1946年的意思。但是到1962年,毛泽东的说法变了,他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欧洲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是一个,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是一个。

之所以会提出这种新说法,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闹翻了,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大强国成为敌人,这让中国的外交格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当中。

此时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外交基本盘,否则在国际上彻底没得玩了。而欧洲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外交基本盘,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想清楚该怎么重新理解世界秩序,所以姑且用了个含混的说法,把中间地带分成两个。

紧跟着我们可以再问一句,中国和美国苏联都闹翻了,那么中国在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当中,到底是处在什么地位呢?

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定位此时模模糊糊地浮现出来了,那就是中国可能是处在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作为一种海陆中介性的力量存在,而对于世界来说,三足鼎立的格局也是比二元对抗更加稳定的。

到了6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海陆中介性在共产党的意识当中越来越清楚了。比如美国打越南战争的时候,中国跟美国形成了一系列默契,中美两国在越南都有一系列军事动作,但都不会去触碰对方的底线,这跟朝鲜战争完全不一样了。

通过这样一种相互试探与摸索,美国与中国都重新理解了对方。到了1971年、72年,基辛格、尼克松陆续来访华,开始构筑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国终于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海陆两大帝国之外第三力量的地位。

这种地位也在毛泽东在1974年全新阐述的“三个世界”的说法中获得了完整表达,美苏是第一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是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中美苏各有自己的外交基本盘。

由于中国作为海陆之外第三力量的存在,不管中国在如何表达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它都在事实上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因为全球的力量博弈格局决定了这一点。

中国在60年代的时候一度外交局面极为危险,在各个方向全都是敌人,到了70年代却一下子成为全球所有大国当中战略灵活度最高的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终于想清楚了自己的国际定位,终于知道了自己既不从属于海洋秩序,也不从属于大陆秩序,而是独立于它们的第三存在。

这种格局,带着民族主义的眼镜,是不可能打开的,正是通过共产主义这种普世主义的观念结构,才能够把这种格局撑开。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超级格局,不仅仅是在领导人的头脑中,也贯穿在一般国民的日常话语中。

即便是穷乡僻壤的地方,农民在田间耕地,田头的大喇叭也在讲着古巴的事情、坦桑尼亚的事情,这些农民可能一辈子连大山都没出去过,但是却会讨论另一个半球的事情。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但对外部世界的这种关注度却是中国前所未有的。

中国人再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打开了一种超级想象力。

我们在这几十讲里反复在强调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种规模性意味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因此,不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根本没法恰当理解自己。而要从世界格局出发,中国第一步就是需要有一种超级的视野,即便这种视野并未给出真实的认知,但是它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就像古代有很多人尝试要让人飞上天,他们给出的办法都不灵,很多人都摔死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想要飞翔的想象力存在,倒的确不会有那些尝试者摔死,但人类也永远不会有机会飞上天空了。

共产主义就是帮助中国人打开这样一种想象力,打开一种全新的空间感和格局感的钥匙。正是通过它,中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毛泽东时代所打开的一系列空间感,到了邓小平时代终于转化为中国向海洋世界全面开放的一个现实。中国与美国建交,随即又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以一种很硬的方式,表达了加入海洋秩序、也就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决心。但此时的中国,已经完成了自我政治整合,不会再因为加入全球经济体系而被内在撕裂了。

可以说,朝鲜战争是中国加入大陆秩序的宣言书,对越自卫反击战则是中国加入海洋秩序的宣言书。

但是严格说来,中国的本质是一个作为海陆中介或者说海陆枢纽的国家,这种国家要想把自己的世界使命真正承担起来,必须先以大陆国家的方式完成自我政治整合,再以海洋国家的方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才能真正承担应有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同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中国通过这两个阶段,完成了自己先大陆后海洋的身份确认,并真正打开了中国参与现代世界秩序构造的大门。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共产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组织机制,也带来了全新的视野格局,它为中国打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使得中国在面对少数民族和国际秩序问题的时候,都有国民党打不开的脑洞,也就有了全新的处理办法。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投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后,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的竞争优势终于充分释放,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过去人们常说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这个解释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有效的。
但是进入21世纪,要素价格高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并未减速,这用要素价格就解释不通了,必须找到新的解释框架,才能让我们理解中国的经济逻辑,并对下一步的走向做出判断。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43 | 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

前面几讲,我们讲了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在政治上进行自我整合的过程。

在这之后,中国终于释放了超大规模人口带来的竞争优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开始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直到2013-14年的时候,除个别年份的波动,中国经济基本上始终保持着8%到10%的快速增长速度。这就被称为“中国的经济奇迹”。

人们过去对这种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要素价格便宜。这个解释对于80年代也许是有效的。

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80年代高多了,发展速度却并没有下降,甚至制造业发展的速度比80年代还要更快了,而中国正是在21世纪之初,才成为“世界工厂”的。这就没法用要素价格来解释了。

有学者提出,这是因为地方领导为了晋升而竞相推动经济发展,带来了经济奇迹。但这个解释也不够。因为,并不是所有推行发展政策的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最终成功。

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西方世界进入到创新经济时代,带来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外包;
另一个变化是中国土地财政的改变——中国用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承接外包的能力,而且这个承接能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水平。

崛起能力:完善的供应链网络
第一个变化,是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其制造业将生产流程大规模地外包。
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之前,人类经济的一大特征是,大部分人还处在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阶段。
“基本需求”不仅仅是指你有吃有穿,也包括随着技术和生活水平的发展,一些过去不存在的需求也会被纳入到基本需求。
比如,在过去,人们对移动电话没有需求,但今天它毫无疑问成为人们的基本需求之一。
在基本需求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能最有效占据市场的产品,一定是流水线上生产的均质化、廉价、非常皮实耐用的大众化产品。哪个企业把这一点做到极致,它就能成为王者。
但是等到了创新经济时代,人们的需求变了,制造业的生产形态也跟着变了。过去二十年来手机行业的发展,就能看到这种变化。
在大众化产品的时代,诺基亚在流水线生产的效率上,比西门子、摩托罗拉都要做的好,就成了王者。
但是诺基亚没有想到,它在满足基本需求上做得越好,就越快地走向了终点。当你把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都满足了,你的产品又廉价又耐用,功能简单易懂,根本不会坏,人们更新换代的需求就很低,产品就无法再卖出去了。
到了这会儿,手机要还想卖得出去的话,就必须有新的、有趣的、能带来新体验的功能。
也就是说,手机领域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谁能够创新才能继续在这个市场上更好地活下去。诺基亚也发布了智能手机,但还是在短短几年后轰然倒塌。

我曾问过诺基亚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他告诉我,在智能手机刚刚出现之际,诺基亚是所有手机厂商中,唯一一个有自己完整生产线的厂商。这就意味着诺基亚的创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
因为生产线是按照之前产品的需求设计的,想创新的话,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成本极高,诺基亚也就跟不上创新经济的步伐了。
而勇敢闯入创新经济领域的公司,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把生产流程转型的成本全部甩给别人,这样才有可能创新。
苹果公司就是创新经济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企业。它自己完全不生产,只负责创新、负责品牌和渠道的维护,生产流程全部外包出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承包方呢?
承包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
第一,它的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没效率根本接不到活儿。
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一旦高度专业化,就会锁定在特定产品上,对承包方的风险非常大,发包方的创意一变,承包方马上就会死掉。
所以又有第二个要求,就是承包方的生产过程必须有弹性,以便有能力迅速转型。

但有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但如果不专业,生产的效率就不够高,可能根本就拿不到订单。

所以,弹性与效率是彼此矛盾的,但又必须同时达成。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就是因为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弹性和效率的统一。

中国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主要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把弹性与效率这两个要求放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处理。
具体说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单个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比如,我见过一些生产拉杆天线的厂家,一个厂只生产其中的一节,这就专业化到极致了。
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彼此之间互相配套,而且这种配套关系会不断地重组。
上游的第一个发包任务来了,供应链网络会自动地运动起来,小企业互为配套把任务完成;如果上游创意变了,第二个发包任务来了,网络会再次运动起来,自动形成新的配套关系,再把它完成。

高度专业化的单个小企业,确保了生产效率;而这些小企业组成的在不断动态重组的网络,又确保了弹性。弹性与效率两个条件就同时满足了。

因此,供应链网络,是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
这种供应链网络要发展起来,一开始一定要有足够多的、分工足够细的小企业,在同一时间成长起来,形成一个联动的网络。

如果一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企业,自己先建起来了,等二十年,其他配套企业才逐渐成长起来,那第一家企业根本就活不下去。这样的建设节奏,是无法组合成一个供应链网络的。
如果这么多企业必须要在同一时期建起来,那么前提就是,必须要有很多建设得非常好的、规模很大工业开发区已经建设起来,但是里面又没有相应的工业能力进驻。
换句话说,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开发区等着有企业进驻。否则,供应链网络会因为基础设施不配套,物流成本过高,根本长不起来。
开发区的建设也算是广义的城市化了。这就意味着,供应链发展起来的前提是,城市化必须要先于工业化。
然而看一下经济史会发现,通常的历史节奏都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而不能反过来。
因为,城市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远高于乡村,所以城市对于财政的需求远高于乡村,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发展起来,城市便支撑不了相应的财政能力,提供不了所需的公共服务。所以,通常都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
但是,中国偏偏就把这历史节奏给反过来了。因为1994年进行的财政制度改革,引发了土地财政,使中国的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 ,先发展起来了。

崛起机遇:财税改革遇上世界订单
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二个关键改变,恰恰就来自于中国的土地财政改革。
1994年的财政改革被称作分税制改革,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财政制度叫做包干制。财政包干制的基本逻辑是,地方政府每年要给中央上交一定额度的财政,除了上交的部分,地方政府还能收多少钱、花多少钱,都是自己的事,中央不管。
这套财政制度对80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因为它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层面推动改革有阻力的时候,地方上会有各种制度创新,让中国从旧体制当中迅速突破出来。
但是中央完全没有想到,地方活力能释放得如此之大,发达地区的财政上涨如此之快,以至于从1984年开始,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1993年,中央收入只占全国收入的大约20%。于是,中央说话发达地区不大愿意听,而中央想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手上也没钱。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了艰难的谈判,终于在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把不同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有的税种是中央税,有的税种是地方税。
这个改革立竿见影,第二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就从约20%上升到差不多60%。中央从地方口袋里把钱拿走,地方需要花钱的时候,中央再向下拨付,以此来确保中央对于全国经济与社会的调控能力。
对地方官员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变化。
过去钱就在地方政府口袋里,现在得等着中央拨下来。官员晋升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各种投资来实现。
可是投资的决策权力,已经被中央收走了,这就刺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
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
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也建设起来了。土地财政在21世纪初初见成效。

于是,中国就走出了和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早于工业化。
但光有城市化,光有开发区,没有足够的企业进驻,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如果没有工业经济带来税收,城市建设的巨额贷款,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会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在只有几个县在搞土地财政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招来工业能力进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几百个上千个县都在搞土地财政,基本上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企业来进驻。

这是当时中国经济中一个非常现实的深层危险。
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
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在一块了。
于是,中低端制造业很快就大量转移到中国来。

这时候进驻开发区的大的制造类企业,如富士康之类,对外承接上游企业的发包任务;在富士康的下游,有一批与其配套地自发成长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极为专业化地生产各种配件,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经营极其灵活,基于供应链的需求,分布式地成长,分布式地决策,获得一种爆炸性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这个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起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

而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带来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外包的承接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有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才有能力承接外包。
中国的土地财政的发展,刚好使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发展起来了,使得供应链网络获得成长空间。土地财政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在时间上刚好重合了,中国经济于是发生了令人目眩的成长。
通过这一讲,我们能看到,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

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内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西方经济的转型,是同一个过程。

我们无法脱离开世界经济秩序来讨论中国问题;同样,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现实,我们也无法脱离开中国的影响力来讨论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景。

中国的崛起导致了世界经济秩序一个极为深刻的转型,这个转型为未来打开了极为深远的想象空间,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44 | 中国崛起导致的世界经贸双循环

上一讲我们讲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西方进入创新经济、中国的土地财政,这两个事情正好在同一时期发生,让中国的供应链网络成长起来了,于是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但近些年,部分制造业开始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这带了一种新的担忧,就是中国会不会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讲,我们就会展开来讲,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这种产业格局是终局性的。也就是说,很难会有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来取代东亚聚集区的位置。
这种产业格局,也让世界经济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前,世界经济秩序是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是一个“中心到外围”的结构。而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了中国这样一个副中心,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双循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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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不可能出现

我们先说第一个话题,中国经济在崛起之后,会不会陷入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

上一讲我们说了,中国的崛起,主要是形成了一个制造业的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是由无数家中小企业组成的。
其中,单个小企业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作为微观个体,它们确保了生产的效率。
这些小企业之间又互为配套,不断动态组合,形成一个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确保了生产的弹性。
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其中的小企业越多,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就越深,生产的效率也越高;同时,互为配套的组合可能性也就越多,弹性越好。

要论规模,中国具有绝对的优势。
当下的中国有着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超级发达的物流能力,超级完备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人口资源,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有着强烈的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欲望。
这就带来了超大规模的发展动力。

在外贸领域,由于中国所承接的需求都是面向全球销售的,因此下游的承包方也是面向全球市场生产的。
在内贸领域,网络平台、电商的出现,再加上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使得任何看似需求极低、很少有人会买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市场,充分体现了“长尾理论”效应。

这就催生了大量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分工,让供应链网络的效率和弹性继续放大,分工深度和弹性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你用的iPhone手机就是个很好的说明:“iPhone生产所需的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三小时就行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意要想落地,所需要的制造业的整体生态,都在中国。

王煜全先生在“得到”的订阅专栏里面也讲过,现在的投资人要考察一种创新是否有能力落地,甭管你是哪里发展起来的创新,都要看你在深圳是否有办公室。这都是最直接的例子。

近些年,这个供应链网络的范围已经超出中国,以整个环中国海地区的东亚为单位。
中国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零部件、半成品,在中国完成总体组装,再向全世界出口,整个东亚被整合为一个巨大的制造业集聚区。

“世界工厂”这名头应该属于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几年前人们一直在讲中国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每年有比如两千多亿美元。
但实际上,这两千多亿美元顺差的背后是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一千几百亿美元的逆差,我们是代表着整个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了对美国的顺差。

在供应链网络扩大到整个东亚的过程里,也有部分制造业开始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这就带来了我们开头说的问题,人们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也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拉美、东南亚等一系列国家的发展过程的总结。
之所以会有这么个陷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每个国家自己搞一摊,各国的成本结构都是一样的。

一旦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它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了,土地价格一定也会上涨,总成本就会上涨。
而其他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总成本仍然比较低,制造业就会转移到那些地方,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现了。

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出现的制造业部分转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移走,而是整个供应链网络在东亚内部进行重构。
焦点不再是国家经济,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以及超国家层面的供应链网络。然有些企业在搬家在转移,但它们只是在改变自己在供应链当中的位置以及地理布局,但整个供应链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会受到本质影响。

中国压倒性的规模以及完整的产业结构,使得这个供应链网络的中心始终在中国。

传统经济学当中,认为经济的成本包含三个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制度经济学又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变量。
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又重构了交易成本的内涵。因为供应链网络是极其庞大、复杂的,假如不能有效地管理供应链的话,就没法有效控制成本。
因此,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了,供应链的管理能力,成为一个新的要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所以,21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大幅上升了,但制造业却仍然能快速地发展。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大胆假想,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出现,使得生产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集聚区内各个国家之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半成品贸易,而这个集聚区形成的前提,是西方的创新经济。
因此,从创意、到生产、再到分销等等各个环节,都进入到了跨国分工、乃至全球分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所以说,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已经被取消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网络,会不会被其他地区取代。
由于供应链的规模效应,在可预见未来,除非出现某种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否则没有什么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与东亚进行全面竞争。

中低端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集聚区的转移,在这个意义上是终局性的,进得来出不去。

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大胆的预言呢?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现有东亚集聚区的制造能力,已经能轻易满足全球的需求,新崛起的地方很难与东亚就制造业进行竞争;
另一方面,其他地方若想重复中国崛起的历程,大规模承接外包需求,它也必须有大量已经建好的,但又几乎空白的开发区,否则供应链体系无法成长起来;但上一讲我们也解释了,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开发区建设,在中国以外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当然了,也不是说任何类型的制造业都不能转走,那种对供应链要求不高,并且对于远距离物流成本敏感的制造业,就能转走。
一种产品对物流成本是否敏感,有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单位重量的产品售价。

如果售价比较高,就不敏感,比如手机;如果售价比较低就敏感,比如玻璃、低标号水泥、粗陶瓷之类的。
像玻璃、水泥这样的产品适合就近生产,不适合在距离销售市场很远的地方生产,这样物流成本太高,不划算。所以这样的产业能够被转走,也应该转移走,这符合经济规律。前一阵福耀玻璃向美国转移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要注意啦,福耀玻璃转走的是面向美洲市场的生产线,面向亚洲市场的生产则不会转走,因为它要就近生产。

至于部分工厂从中国向东南亚的转移,这是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在内部进行的结构性调整。

比如在2012年之前,中国是耐克鞋的最大出口国,之后则成为了越南。这并不是说耐克鞋的整个生产流程都在越南完成,只是最终工序在越南完成。
越南在这个产品的生产工序上,是依靠整个东亚集聚区来完成生产的,这样才能使耐克鞋的生产效率最大化。

所以,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就相当于这个供应链网络的半径扩大了,但仍然是是中国为中心的。

所以可以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是终局性的,它很难被取代。
这就带来了世界经贸秩序的一个深刻变化,从以前的“中心-外围”的结构,变成了双循环结构。

中国成为“双循环”经贸结构枢纽
“中心-外围”结构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提出的一个概念。

他认为,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中心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外围地区。
中心国家主导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技术等等各种秩序;外围国家只能成为中心国家的市场和原材料殖民地。
由于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它们能在国际贸易当中获得更高比例的收益,外围国家则没法完成足够的资本积累,也就没办法摆脱悲惨的地位。

一直到20世纪末的经济史,基本都符合这个“中心到外围”的结构。
但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以无法想象的方式崛起了。
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了,导致全球贸易结构开始变化,开始形成一个双循环结构。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这个过程可以看作第一循环。
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中国向这些国家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这是第二循环。

这两个循环都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在“中心-外围”结构下,西方国家直接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
但是随着创新经济和制造业外包,西方国家逐渐开始去工业化,主打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不需要原材料的,只有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才需要原材料。
而亚非拉这些外围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就是原材料。因此,西方国家就不再直接和这些原材料国家发生经贸联系了。原材料国家只能和东亚集聚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进行贸易了。

中国因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中的枢纽,脱离开中国这一环,全球经济就没法完整运转起来了。

前面说过,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但那会儿还主要是政治上的中介性力量。今天,中国的中介地位已经扩展到了世界经济领域。

我们可以说,“中心-外围”结构下的“中心”,发生了裂变。

制造业秩序是中心国家必不可少的功能,过去是西方主导,现在变成中国主导了。

但全球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仍然来自西方,中国的制造业大发展也是西方创新经济的拉动,所以西方还是主中心,但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副中心。

这两个中心,彼此之间不大对付,经常处在一种竞争关系当中。
于是,沃勒斯坦说的外围地区,获得了一种突破的可能性:

中国与西方国家都会从外围地区争取盟友。拉盟友肯定得给好处嘛,但这个好处不是简单的援助,而是一系列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以及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安排,这些新的贸易规则,会让外围国家在贸易中获得更多红利,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这样,中国的崛起就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了,而是对整个外围国家都有拉动作用。

本讲小结
回顾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是终局性的,是很难被取代的。
这进一步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转型,从“中心-外围”结构,转成“双循环”结构,中国是双循环当中的连接枢纽。
中国与西方的博弈关系,又使得过去的外围国家获得了新的发展可能性,中国崛起因此而具有了更加伟大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拉动,同样体现在发达国家上;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同样体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
2008年以来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困局,与中国崛起也有着深层的关联,反过来对中国的内政外交环境又形成了一系列连锁影响。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

45 | 冷战和后冷战里的中国利益

上一讲我们讲到,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全球经贸出现了一个新结构,就是双循环结构。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副中心。

与此差不多同时代,全球政治秩序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冷战的结束。

在后冷战时代,海洋与大陆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陆世界陷入到混乱中。而中国作为海陆枢纽,将对失序的大陆世界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讲咱们就来讨论下这个问题。

冷战: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世界就进入了冷战秩序。
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两大政治集团开始对峙,也就是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对峙。
两大集团虽然对立,但是它们在各自的地盘内都维持了一个很强大很稳定的秩序。像今天索马里那样的局面,在那会儿都是没有的。
这两大集团,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延伸到了经济领域。

因为,同盟主要把自己这个庞大的政治集团维系住,肯定要向小兄弟那边投放大量的财政资源。
比如,美国苏联都要向自己的兄弟们提供核保护伞,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扩大自己阵营的地盘,发现阵营内哪个兄弟有可能撑不住的时候,就得去帮助它摆平国内国外的各种问题。

类如,美国会帮助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去打击它们内部的左翼游击队,苏联会出兵镇压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反社会主义运动,等等;有时在热点地区还得找到代理人打局部战争,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什么的。

所有这些事情,花钱都少不了,所以盟主需要跟集团内部的国家形成正向的经济循环,这样才能把投放的财政资源,通过贸易方式收回来,整个事情才可持续。

如果不能形成经济循环,盟主往外投放资源就变成纯烧钱了,撑不了几天。

所以,一个持续的政治集团,前提必须是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因此,冷战时期,美国跟苏联的经济模式能扩张到哪儿,它们的势力范围也就相应地能扩张到哪儿。
美国的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海洋贸易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所以美国的盟友基本上都是能够顺利通达大海的国家。
苏联的经济模式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以政治控制为基础,因为政治上控制不了,就没法计划;而要形成政治控制,就不能离开苏联太远,以至于它控制不了,所以苏联的盟友基本上都是它周边的陆地国家。
对美国来说,大陆深处的贸易成本太高,本来它也不大容易与那些地方形成正向经济循环;对苏联来说,海上远方的国家,政治控制成本太高,也没法跟它形成一体的计划经济关系。
所以它们的扩展范围也就划定了一种边界,形成了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对峙。

当然了,这里的说法都是一般原则,也存在反例,比如古巴,那就是离苏联十万八千里的岛国,但这毕竟是个别情况,苏联只要豁出去了也还能够支撑得起。
前面几讲谈到过,中国在这个时候处在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支力量。

中国的存在,能对海陆两大秩序构成均衡,在事实上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第三世界就是中国的铁杆哥们儿,所以当时中国也向这些地方有大量的财政资源投放,最有名的就是坦赞铁路了。
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处在半隔绝状态,导致中国没法通过贸易过程再把投出去的钱收回来,于是就成了个纯烧钱的事情。
这过程里中国当然有着很大的政治收获,但是这种收获却不容易持续,因为欠缺经济基础。

后冷战:中国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投放者
后冷战时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苏联在1991年底瓦解了。
大陆世界的秩序主导者不在了,很多地方开始陷入失序状态。有些地方是彻底秩序崩溃了,比如非洲的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秩序很脆弱,比如中亚和中东的一些地方。
按理说,苏联崩溃了,美国就应该把自己的秩序扩展到这些失序的地方。问题是,这些地方跟美国都没有正向的经济循环,美国就算想进入,也难以持续。
比如,美国出兵推翻了萨达姆和塔利班的统治,以及后来打击卡扎菲等国家,它期待着在推翻旧的统治者之后,这些国家的人民就能建立起更好的政治制度。
但是美国明显没有考虑到,这些新政权社会根基不牢,生存都成问题,非常依赖美国输血。

美国和这些地方都很难建立起经济循环,长期输血肯定输不起;所以搞了几年之后,美国不得不琢磨撤军了,结果当地就再陷入到动荡之中。

也许你会说伊拉克有石油,美国为什么和它没有经济循环呢?
但查看公开资料就能发现,战后伊拉克石油有一半都出口到中国,中国公司所掌握的伊拉克石油储量也是最多的,要远高于美国。
所以在美国社会有一种舆论是,伊拉克战争的成本都是美国支付的,但是最受益的国家却是中国,美国相当于替中国打仗了。
而美国在这些地方打掉了老的秩序,却没能建立起新的秩序,这让它要推行的价值观受到大陆世界的质疑,让美国自己也感觉丧气,还不如当初冷战的时候理直气壮呢。
苏联没了,美国才发现,大陆世界并不是自己能搞定的。

这里的大陆世界首先不是一种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范畴,这些大陆世界的国家无法和西方建立密切的经贸联系,从而获得西方秩序。
那么,美国能不能不管大陆世界呢?眼不见心不烦不就行了?可现实中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人类的秩序是相互联系的,大陆世界秩序混乱的话,其他地方的日子也甭想能过得多么好。最近几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就是一个很明白的例证,中东乱成一锅粥,欧洲就甭想能清静。

因此,失序的大陆世界,必须重建一套秩序,这不仅仅是为了大陆世界,同样是为了人类的普遍秩序。
但大陆世界的秩序靠它们自己是搞不定的,如果能搞定,当初也不至于陷入混乱。
而海洋世界也没法帮助当地建立秩序,因为欠缺紧密的经济联系,政治方案便没法落地。

因此,只有和大陆世界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才有能力持续地向这些地方投放秩序。
答案,就是中国。

失序的大陆国家,多一半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就是原材料国家。
而在中国崛起后,在新的世界经贸结构下,原材料最大的需求方,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20世纪最后十年,西方经济不错,但西方此时对原材料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也就没法拉动大陆世界的经济了,因此大陆世界变得混乱不堪。
21世纪,很多原材料国家又开始获得不错的经济表现,正是因为中国的庞大需求到来了。
此时就可以看到,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几乎是唯一能向大陆世界投放财政资源、从而投放秩序的国家。因为中国可以通过贸易过程,再回收这些投放的财政资源,整件事情便是可持续的。
回收的途径很多,简单地说,通过向当地投放资源,使当地获得稳定的政治秩序,从而确保稳定的原材料价格,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从而,援助这些动荡地区,便不能简单地看到我们花出去了多少钱,还要看到从中带来了多大的潜在收益。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向大陆世界投放秩序,不仅仅是一种大国的责任,同时也高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在与发达国家,也就是海洋世界的第一循环中,获得了贸易红利;再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红利在第二循环中投放到大陆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

超大国家的外交姿态:普遍主义
双循环结构,到了这就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意义:中国作为海陆枢纽,也不再仅仅是和平的保卫者,更是全球形成联动发展的必须枢纽。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以中国为中介,西方与大陆世界也有可能间接地去形成经贸循环。

中国向大陆世界做投资和援助,必须要让当地社会获得财富的普遍分享,形成普惠性的效应。否则,不仅不能带来秩序,反倒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当地的秩序。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普惠性效应呢?
这需要对各种地方性的传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知道该如何设计具体的方案安排。
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很不足,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积累。恰好,西方世界的国际组织、NGO、公司、研究机构等等,都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知识储备。
所以,中国和这些西方机构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向它们购买咨询服务,甚至是联合行动。
这个过程便是中国、西方、失序的大陆世界,多方共赢的过程。
但这种多方共赢的状态,目前都还仅仅是处在一种潜在状态,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
它要真的变为现实,需要有各方对于过去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深刻调整。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恢复自己在几十年前曾经有过的那种气势磅礴的普遍主义视野,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民族主义当中去。因为,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对这种国家来说,它的国家利益绝不来源于民族主义,去对外攫取利益;超大国家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是一种向外给予的姿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比喻成在商场里做生意。民族主义就像摆小摊,普遍主义就像开商场。

对中小国家来说,它们相当于在商场里租了一个铺面,它的国家利益就是流水的增加。民族主义就是想各种办法拼命增加流水,这只会带来不同铺面的流水的重新分配,不至于对商场本身造成什么影响。

而对于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它不仅仅是在商场里面有一个铺面,同时还是商场的大股东。作为大股东,最大的利益绝不来源于铺面流水的增加,而来源于从所有铺面收租,你自己的铺面得到一个平均利润率就可以了,从别人那收租才是更大的利益。

中小国家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大股东,只能租铺面,那么人家凭什么愿意到你这租铺面呢?
一定是你提供了好的公共品,比如说你所提供的物业服务,你对商场的基本管理规则制定与执行等等,都是足够有竞争力的,才能吸引来租户。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大股东对商场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必须是对所有的铺面,包括自己的铺面,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就是普遍主义。

假如管理规则只用来约束别人,所有的中小铺面都得围绕大股东的利益旋转,那么当不了大股东的国家,就会跑到别的商场做生意了。
因为其他商场的大股东是愿意接受规则约束的。
可能别的商场的大股东也会搞点小动作,但是如果中小铺面拿着商场的规则指责它,大股东是认账的。
所以,这样的大股东的行为是可预期的,中小铺面也就愿意在这样的商场做生意。
否则,中小铺面的收益都不可预期,肯定得跑。

因此,超大规模国家的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就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必须放弃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而以普遍主义的方式,以全球为单位,来思考自己的外交战略。
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否则,依照民族主义的路数,越是拼命地想要争夺眼前利益,就越是损害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

本讲小结
现在来回顾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冷战时代,美苏各自撑起了海洋和大陆的秩序,中国则作为第三方力量,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后冷战时代,海洋秩序还在,大陆秩序瓦解了,外部世界必须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人类秩序才能稳定下来。
这个新秩序的投放者只能是中国。
因为作为秩序的投放者,必须与大陆世界有紧密的经贸往来。而在这个时期,西方与大陆世界的经贸联系变得很微弱了,只有中国与大陆世界和西方世界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
因此,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成为输出秩序的必要枢纽。
这种枢纽位置,符合中国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同时,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
全球政治秩序的变迁,必须在对双循环结构的理解当中,才能理清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中国崛起对于双循环里面两个循环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咱们会用几讲来展开几个案例,看看中国具体都是怎么影响这两个循环的,以及中国在此过程中又可以做一些什么。
从这里,可以发掘出中国外交的一些深层逻辑。

46 | 为何中国必须购买美国国债

在前面几讲,讲了中国崛起的过程。 中国崛起其实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西方创新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正是西方世界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世界温水煮青蛙一般地慢慢陷入到危机当中。
近些年,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争论,说中国的贫困地区还很多,为什么还要一直借钱给西方国家。

实际上,中国借钱给西方国家也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经济崛起。 但这个过程反过来导致了西方的经济危机,并且带来了最近一两年来西方政治的保守化趋势,川普上台就是这种保守化趋势的一个基本反映。

西方遇到的一系列困境,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会伤害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这一讲咱们就来说一下这背后的机理。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讨论,也就是对于双循环结构当中第一循环的讨论。

当然,这里要强调一下,接下来这几讲都是我个人在学术研究中,所形成的一些理论认识,不能代表官方战略。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个认识,能对你理解中国、理解世界秩序有所帮助。

用经济手段解决困境
西方国家在最近几年遭遇到的这一系列困境,都是技术变迁所导致的,这个过程还间接促成了中国的崛起。
回顾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历史上都出现过多次技术变迁所导致的秩序失衡,以至于引发一系列的危机。但这次西方世界的失衡和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和以往都不一样。
先来看看此前西方世界的失衡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么解决的。这个搞清楚了,就很容易理解这一次危机是哪里不一样了。
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技术变迁肯定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都是传统经济,财富的增长很缓慢。工业革命让财富像井喷一样涌了出来,这是此前人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海量财富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如何分配财富就成了个严峻的问题。 如果分配不当,有可能引发剧烈的冲突。
想象一下,你突然中了五百万大奖,很快你就会发现冒出来一大帮你平时不怎么联系、甚至没怎么听过的亲戚。大家都想分一杯羹,结果就引发了一大堆家庭矛盾,闹得厉害了,家庭散伙都有可能。
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比中彩票的情况复杂得多。因为此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那会儿的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富人的财产上都附着了很多的社会义务,比如救助穷人、修筑道路等公共设施,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因为贫富差别产生撕裂。
工业社会建立起来之后,新涌现的财富上并不附着什么社会义务。

经过几次政治革命,旧有财富上的义务基本也没了,穷人没法再分享财富的好处,社会于是开始产生阶级对立。

这种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这就是19世纪前期出现各种社会主义理念的原因,人们开始琢磨怎样设计一种更好的制度,来解决分配问题。
西方的这种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解决的,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
随着技术不断创新,工业革命不断向前迭代发展,西方的经济发展效率变得更高,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变得更强。这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
穷人能够更多地分享到新出现的财富,主要途径也不是政府的二次分配。而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
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蒸汽机 的发明是核心,拉动了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这又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内燃机 的发明是核心,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同时拉动了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公路建设的发展,拉动了更加复杂的金融业发展等等。
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了原子能、航天技术和电子技术等,仍然能够拉动出大量过去并不存在的新行业出来,并且让早就存在的老行业也都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机会。
这样一来,创新部门在此过程中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其他被拉动起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滚滚而来的新财富分配问题因此而获得解决。
打个比方,你中了五百万之后,来了一堆眼红的亲戚。但你不是跟他们吵架,而是给每人分了一笔钱,作为初始投资,让亲戚们去开个买卖。之后,亲戚们发展起来了,你的投资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回你的财富已经远远多于五百万了,但是亲戚们也比过去过得好多了,于是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

但是进入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
西方世界进入到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前面说过,这一轮创新的结果是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出现。
这就让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对着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最新这一轮的创新经济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西方本土,而是在中国。
中国踩上了这个风口,成为世界工厂。 而在美国这边,创新经济虽然带来巨额财富,但传统行业大量衰落,于是出现了中部地区著名的锈带,也就是生锈的地带。这一带在过去是美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钢铁、化工、汽车等等产业都是世界级的,但是现在出现严重地衰败和失业现象。
于是,美国内部一种很严重的不均衡就浮现出来了。它的创新部门仍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整个国家的经济宏观数据看上去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内部的分配结构的话,却会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

美国的草根阶层很难参与到新财富的分配当中去,传统工业经济的萎缩,甚至让草根们不断地有受损感。

有经济学家把美国90年代以来的强劲复苏叫做“失业型复苏”,就是说通过大规模创新的拉动,经济确实复苏了,但却仍然伴随着大量失业。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这最新一轮创新经济当中,却成了一个现实。

政治手段对冲经济困境
既然经济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就会被提上台面,以对冲掉经济过程所带来的问题。
这一轮政治对冲有个复杂的过程,先是政府的主动行为,结果导致了西方的经济危机。之后又有民间的反弹,导致了近期西方世界的保守化。

以美国为例,来看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一轮创新经济的影响逐渐显露,中国开始接受西方的制造业大规模外包,西方的传统工业也逐渐开始萎缩,很多人失业,没失业的人也大多收入下降。
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为了让本国低收入者的处境看起来不那么糟糕,努力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大家都能住上满意的房子,能够进行各种借贷消费,就觉得日子还不错。 平民们满意,总统也就能够获得更多选票。

可是低收入者的信用资质不好,不容易贷款,“居者有其屋”怎样才能实现呢?
这两届美国政府想起来,早在30年代大危机时期成立过两个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就是用来帮助穷人获得低息住房贷款的。
给穷人的贷款风险性都比较高,但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把这些高风险贷款和低风险贷款给打包在一块儿,变成证券之后出售给其他投资者。这些证券背后有着联邦政府隐性的政治担保,于是又多了一层低风险外衣,所以这种证券就变得很好卖。
美国不仅仅有大量的这种住房贷款,还有大量的日常消费的贷款。这些融资需求都被投行变成了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转化为一系列债券售出。
欧洲国家的做法也差不太多, 通过政府的担保行为,来提供大量低息贷款,这就扭曲了资本市场 。高风险的人群本来是无法获得低息贷款的,但是政府担保让利息降下来了,相当于用政治干预经济,这是第一轮的政治手段对冲经济。

为什么当权者要这么做呢?他们试图用这个来确保选票。
中国是依托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而获得经济崛起的,这种经济逻辑意味着中国必须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这就需要外部世界有发达的消费能力。 这样,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才有用武之地,否则根本没法出口。
过去也有很多别的新兴经济体像亚洲四小龙之类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其经济成长也是依赖于西方世界的市场需求,但这些经济体规模较小,其出口容易被外部世界所吸收,不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失衡。
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它的出口导向必定意味着外部世界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失衡。 这就意味着外部世界就没有消费能力了,这样中国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

为此,中国不得不将自己通过出口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用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为其融资,以便让它们始终能买得起中国的东西。

但是这个过程对西方也不是好事,因为从中国来的大量贷款,维持着西方的低利率,人们总觉得借钱很划算,愿意大肆消费。
西方世界的“失业型复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那些贷款的穷人,只是借新债还旧债,风险就越积累越大,终于到2008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一来,西方的消费能力下降,中国的出口马上遭遇困境。 于是就有了最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艰难状况。

不要以为仅仅是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这么简单,是因为世界市场的需求下降了。而这种下降是因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导致了西方国家严重的内在失衡,于是西方世界的消费能力大幅下降。
中国在不断努力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来缓冲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是内需的扩大根本抵消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需求下降,所以中国仍然在艰难度日。

西方就更郁闷了,过去还有“失业型复苏”,现在只是失业了,民怨越来越大,就会要求政府采取本国优先的政治立场。排除掉移民的竞争,排除掉外国商品的竞争,保障本国人的福利,等等。

在选票的压力下,西方政府近年逐渐地开始保守化转向,这就是第二轮的政治手段对冲经济。 包括川普上台,英国退欧,欧洲若干个国家保守政党上台,乃至于最近看到的西方国家发生的文革一般的社会冲突,都是第二轮政治对冲经济的表现。
可是,前面几讲说过世界经济结构变迁的逻辑,这个逻辑决定了保守化转向不可能帮助西方国家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在西方的这一轮转向过程中,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为 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今天已经是全球性的 ,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是在非常深刻的意义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西方的保守化一定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和空间。
过往的国际贸易治理规则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崛起之后的世界,因此需要中国与西方进行贸易谈判,用一种新的国际治理秩序来调整世界的失衡。但是这种谈判注定是艰难的,甚至到了今天,双方关于问题的理解,关于谈判的意愿上仍然有巨大的差异。

为了弥合这种差异, 中国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都需要深刻地调整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对于自己的理解,打开更为广阔的视野,才有可能找到更加深层的利益交汇点 ,谈判才能形成建设性的成果。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在历史上,西方的创新都会带来社会的失衡。但通过经济的发展,拉动新的产业,可以消化掉这种失衡。
最新一轮的创新,新拉动出的产业却不在西方本土而在中国,这导致了西方世界如今的危机。
西方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对冲经济困境,并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会带来新的问题,也伤害自己和中国的利益。
西方的失衡没办法通过自己来消化,必须在与中国的互动过程中,在一个更大的国际治理框架之下,找到消化的办法。这需要中国与西方都要在观念层面发生深刻的变化,才能突破当下的困境。
然而, 失衡是在双循环的结构里面普遍发生的,视野只局限在第一循环里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
我们接下来两讲,会以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作为案例,看看第二循环里面都有些什么能打开脑洞的可能性。

47 | 伊斯兰世界的困境

前面几讲,我们讨论了现今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国处在一个双循环结构的枢纽位置。

这种新的世界格局,让第一循环里面的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产生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以及政治上的保守化。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聊聊第二循环。

第二循环里面的国家很多,其需求的差别也非常大,没法统一地讨论,所以就挑两个有代表性的地区。一个是从中亚一直横贯到北非的伊斯兰地区,一个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今天这一讲就先讲讲伊斯兰地区,这片地区最近几年动荡不已,我们来看看这种动荡的原因。

我们前面谈到过,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经济富饶,文明极度开放、包容。当时,伊斯兰的思想家甚至启蒙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到了今天,伊斯兰地区在现代世界遇到了一系列的困境?

这些话题与中国并不远,因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

教义的两面性

说到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可能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伊斯兰国(ISIS)。

这个组织应该是这些年来的恐怖主义组织里面最有钱有枪有地盘的了,当年的本·拉登跟它比都不算什么。 奇葩的是,伊斯兰国里面有很多恐怖分子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跑来的穆斯林青年。

这帮家伙在西方的日子过得好好的,跑到这来干什么?

网上能看到有些人在指责,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天然就是个暴力的宗教,于是会有这种事情。这种指责是完全不靠谱的。

伊斯兰教的教义里同时并存着两面,一面是教人友善、热爱和平、尊老爱幼的;另一面是教人决不妥协,要勇敢反抗不正义的。 这两面都是伊斯兰教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是这两面在信徒的生活和行动中不一定全都表现出来。

所以应该问的是,什么时候会是热爱和平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什么时候会是决不妥协的那一面表现出来?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伊斯兰世界的动荡非常重要。

伊斯兰教信徒究竟呈现出来哪一面,根本上取决于信徒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社会结构里。

如果信徒是生活在传统共同体里,比如抬头低头都是熟人的村子,或者是大家都很熟的小城,那么教人友善、热爱和平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在很多地方的穆斯林村镇,你都能体会到,当地人真诚、友爱、善良,跟他们打起交道来很舒服。

如果信徒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组成的大城市里,又恰好这位信徒的技能一般,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生活比较困窘,遭受各种歧视。那么教人决不妥协的一面就会呈现出来,它会告诉信徒,即使全世界都抛弃了你,安拉仍然和你在一起。

说到这里,要插一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信的神实际上是同一个神,只不过他们对这个神的理解不一样。安拉就是阿拉伯语“神”这个词的音译。

对城里的那个倒霉家伙来说,安拉都没有抛弃我,世界却抛弃了我,那说明什么呢?安拉不可能错,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世界错了。既然如此,就得把错误的世界改成正确的世界,因此就会走上特别暴力的反抗之路。

因为受教育水平低,他也说不清楚究竟要反抗的是什么,只是直观地感觉现代大城市里的家伙们都很坏,就是那帮家伙总在歧视我,所以笼统地反抗整个现代世界。

这样,你大致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在西方长大的穆斯林却要跑到中东去参加伊斯兰国了。
不过,还得再多说一句, 这种决不妥协坚决反抗的精神,并不是只有伊斯兰教才有,它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共享的 。

只不过在当今的现实世界里,犹太教和基督教处在优势地位,于是比较自信、宽容,那种坚决反抗的一面就淡化了。

在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才是最自信、最宽容的宗教,因为那会儿的阿拉伯帝国极为繁荣富裕发达。基督教世界则是极为落后愚昧的地方,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是非常狭隘的。但是到了近代,发展水准反过来了,人们的心态也反过来了。

民主化和世俗化的矛盾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过,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不仅仅是针对西方世界的,同时也是针对伊斯兰世界自己的。
伊斯兰国的地盘主要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死在伊斯兰国手里的什么人最多?当然不是西方人,而是当地的穆斯林。在穆斯林地区之外的伊斯兰世界,也经常发生各种恐怖袭击,比西方所遭遇到的要多得多。
为什么穆斯林要打穆斯林呢?这就又得解释下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困境了。

现代国家有两个基本原则,民主制和世俗制,但这两个原则在穆斯林国家却很难并存。
只要推行民主选举,那么上台的往往是宗教性政党,世俗化原则就会遇到挑战。如果坚持世俗化,往往都是以军队为后盾的强人政治,跟民主就没什么关系了。

中东和北非的国家,如果不是由封建王公统治,基本上都是强人政治,这些强人都是压制宗教势力的。
穆斯林国家的历史多半都很短,大多数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大国博弈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们的政治深受西方大国的影响。

对西方大国来说,如果世俗化和民主化这两个原则没法兼得,那还是世俗化看着更舒服一些。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比如土耳其在二战后曾经有过好几次循环。民主选举上台的就是宗教政党,于是军队发动政变推翻这个合法政府。过渡几年之后还政于民,再次大选,没多久上来的又是宗教政党,于是军队再政变。

其他穆斯林国家也发生过不少类似的事情。 一般来说,西方国家不会承认政变建立起来的政府有正当性,但是对于这些穆斯林国家的世俗政变,西方都默认了。

这就有点尴尬了,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大力推动民主化,却拒绝接受穆斯林国家民主化的选举结果。在穆斯林看来,这证明了西方的虚伪。

当然,咱们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可以说,西方也不是虚伪,但肯定是天真。它们没有考虑到,民主化、世俗化这种现代政治原则,需要一些社会条件才能成立,试图用这原则直接就要求穆斯林国家,只能搞出来个尴尬的结果。

更尴尬的是,政治强人的统治,不仅在西方的标准看来是有问题的,在伊斯兰教的标准看来同样大有问题。

也许和你通常认知的不一样,伊斯兰教非常重视平等,可是强人的统治肯定就不讲究平等了。伊斯兰教也非常重视民主。
当然,伊斯兰教所说的民主和现代政治的民主不是一个概念。现代政治的民主是一种选择的民主,就是说究竟谁上台,得选民说了算。

伊斯兰教重视的民主可以称之为认可的民主,就是谁上台我未必说了算,可能有另外一套规则来决定,但不管什么规则,按规则上了台的人应该获得我的认可,比如通过对他进行欢呼的方式。可是强人政治不仅推翻了选择上民主的结果,跟这种认可的民主也基本不沾边。

所以,恐怖主义者认为这些政治强人都是坏人,他们掌握的政权也是邪恶的,推翻他们,才能带来正义。

可是怎么推翻这帮坏人啊?明火执仗地打又打不过,那就只好用恐怖袭击了。

结果是,恐怖主义最多的地方,并不是西方,而是伊斯兰世界。只不过我们平时在新闻里更注意西方的消息,对于穆斯林国家发生恐袭炸死一堆人的事情不大注意罢了。

世界经济下行和资源匮乏
既然伊斯兰世界有这么多内在的困境,为什么最近才冒出来伊斯兰国这种奇葩呢?早先为什么没有呢?这就又跟全球经济秩序的变迁有关了。

穆斯林国家的那些强人统治者也知道,不能指望老百姓在政治上真正地认可自己,但如果能在经济上搞出个不错的成绩单,老百姓应该也能够默许。

巧的是,中东和中亚的穆斯林国家,很多都是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的国家。在世界经济的上行时期,能源价格高涨,有油田就像有印钞机一样,能够让百姓日子过得不错。

北非没有多少石油的国家,像突尼斯、埃及等,旅游资源超级丰富,是欧洲人的后花园。当地人靠旅游经济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所以这些国家都还有能力让社会稳定。

问题是,谁也没法确保经济一直处在上行曲线,有起有伏是正常状态。要是经济下行的话,这些强人统治者就遇到麻烦了。
穆斯林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起伏太敏感了,一旦外部世界经济打喷嚏,穆斯林国家就有可能感冒,一旦外部感冒了,穆斯林国家可能就休克了。

在上一讲刚刚说过,随着中国崛起,西方世界遭遇到了内部的失衡。政客们为了选票考虑,就出台各种政策,鼓励人们借贷消费。但实体经济萎缩了,借贷有还不上的那一天。

终于,这种经济逻辑导致了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感冒了,欧洲人没钱到北非去玩了,世界能源价格也大幅下跌,穆斯林国家就出现危机了。

大的格局走到这一步,小人物也能撬动大历史。
2010年底,突尼斯一个失业的小贩自焚,抗议警察粗暴执法,引起了大半个伊斯兰世界的连锁政治动荡。从北非到中东,一个接一个长期执政的政权倒了下去,有几个国家到今天仍然在惨烈内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亚和中东的伊斯兰世界,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当地多半都是沙漠、戈壁地区,人们主要是住在绿洲。
绿洲地区的生态环境很脆弱,尤其水资源很匮乏。在很多绿洲中的农村,每一户的用水都有严格的限制,具体什么时候可以用水,要由村里统一分配。在特别匮乏的地方,放水的时间分到每户的头上甚至是以秒来计算的。
水资源的匮乏是个最大的短板,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生活资源的匮乏。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样,我们就不能把资源丰沛地区的社会观念套用到当地。在资源丰沛的地区,人们可以突破各种传统的限制,尽情挥霍资源,这几乎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但绿洲地区的资源根本就挥霍不起。绿洲地区有数千年来留下的一系列古老的传统和智慧,这些传统经常是给人们的行为划定一些很奇怪的禁忌,这些禁忌在外部世界的人看来可能不大容易理解。正是这些禁忌,才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能让绿洲世界绵延几千年一直活下来。
现代经济和现代观念对于这些传统的冲击,使得那些禁忌被抛弃了。这样既打破了前面说的那种传统共同体,又威胁着绿洲地区脆弱的生态资源,从而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地方的恐怖主义威胁。

归结下来一句话,对于中亚、中东这些伊斯兰地区,它们的首要需求很可能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反恐。

经济发展有可能会有助于反恐,因为如果经济上彻底崩溃,那就别指望能安定了。但是经济发展也有可能加剧恐怖主义的威胁,因为不考虑绿洲地区的各种传统智慧,以及各种生态资源的约束,经济发展有可能让人们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从而把更多没有出路的人推到恐怖主义那一边去。

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世界最近这些年的动荡,是各种内因和外因联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活动也是外因里面的一个要素。
在这些动荡的地区,必须要重建秩序,这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不仅仅因为中国已经了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还因为恐怖主义同样会威胁中国的安全。

由于双循环结构的存在,中国会是重建秩序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但这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个角色。
因为要在这些地区重建秩序,所需要的办法和经验,与中国所习惯的办法和经验有着巨大差异。什么样的经济和政策才是最合适的,需要对于当地的传统和问题进行仔细研究,否则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伊斯兰世界在现代化的路上,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面对着民主制与世俗制的矛盾,面对着资源匮乏的困境。

这些困境,有可能刺激伊斯兰教当中教人决不妥协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再叠加上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于是恐怖主义就成了严重的问题。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方,首要的需求并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反恐。

外部世界要参与当地的活动,首先要理解前面说的这些矛盾,以及理解当地的历史传统。中国在与伊斯兰世界发生经贸关系以及进行投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以上所有的问题,才不会恶化恐怖主义的局面,才有可能带来建设性成果,否则很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通过最近这几讲,你肯定也能体会到了,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我们的国家利益必定是世界性的。所以中国必须从全球视野,而不能从民族主义视野思考问题。必须打开眼界,从全球着眼,才配得上这个国家。

下一讲,我们再来看看双循环的第二循环中另外一种类型的地区——非洲。在那里,中国可以发展出一些特别有建设性、有创造力的方案,比《战狼2》里面所描述的非洲情景要有意思得多。

48 | 在非洲发现中国

这一讲咱们来聊聊非洲。

你可能对非洲有一些刻板印象,认为非洲饥饿、贫穷。我会用我自己的一系列亲身经历,告诉你并不是这样的。

近些年,中国在非洲也进行了一些援助项目。我会具体以坦桑尼亚为案例,跟你聊聊中国与非洲可能的合作战略。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和非洲这样的欠发达地区,还有很多的可能行值得探索。

对非洲的误解
提及非洲,可能你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块饥饿的大陆、贫穷的大陆、动荡的大陆等等。这些多是要被扫除的错误印象。

首先,非洲不是饥饿的大陆。
根据过去的印象,你可能会觉得非洲一定粮食很短缺,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大饥荒。然而,学者们早就研究清楚了,非洲饥荒年份的收成往往并不差,出现饥荒的原因不是粮食短缺,而是粮食的流通和分配机制有严重的问题。
更进一步,我们所听说过的那些饥荒都是发生在撒哈拉沙漠附近的非洲国家,而在撒哈拉以南的热带非洲则从来没有出现过饥荒。
热带非洲的自然条件太好了,老百姓靠天养活就饿不着。香蕉树、芒果树、木薯等等,长得漫山遍野,稍稍动动手就可以吃饱,然后就可以唱歌跳舞,享受生活了。我去过非洲多个国家,在那里见到了世界上最开心的一群人。
那些地方的水果太好吃了,我第一次到非洲,在进到酒店房间后感觉香气四溢,找来找去发现是床头柜上摆着的几颗桃子。我大吃一惊,从没想到桃子能这么香。
所以,热带非洲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饥荒,而是贫困。

我们依照温带的习惯,会觉得贫困不就是没饭吃吗?热带非洲根本没这事,普通老百姓从来就不愁吃饭问题,愁的只是没钱消费一般日用品,生活水准很低下。

其次,要说非洲是贫穷的大陆,这种认识至少可以说是不全面的。
非洲社会贫富高度分化,穷人虽然吃饭没问题,但基本没啥消费能力。富人的生活水准则非常高,而且这个群体比咱们通常想象的要大。
在非洲有水准极高、非常奢华的酒店,我去过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面,住过的最好的酒店就是非洲的。奢华程度远超同级别的欧洲酒店,服务水准也无可挑剔。
不过,酒店里面超级奢华,酒店外面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这从一个角度可以反映出非洲富人的生活水准以及贫富分化的程度。
要是从发展潜力的角度说,非洲更是富有极了。
这里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矿藏,比如,我去参观过刚果(金)的一个露天铜矿。中国这边的露天矿,1%的铜含量就是很好的富矿了,在刚果低于20%铜含量的基本就不叫矿,开往铜矿路上的铺路石都是绿油油的,放在中国就顶级矿石了,在那就只能用来铺路。
非洲的农业资源、林业资源、水利资源、旅游资源等等,都是极为丰富的。在非洲国家驱车跑着,总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各种资源的富饶。但是也能感受到,这些富饶的资源大多都处在半沉睡状态,没有获得有效开发。 因为非洲国家欠缺资金、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有效的管理。
这些东西的欠缺,确实可以归结到非洲的动荡上去,但咱们也不能笼统地说非洲是块动荡的大陆。
你可能看过《战狼2》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加深国人对于非洲的误解,因为电影里夸张了非洲战乱的程度。实际上,非洲的战乱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进入21世纪,人们都打得筋疲力尽,非洲的绝大部分动荡都平息下来了,开始琢磨发展经济的事情了。
现在电视上偶尔还能看到个别非洲国家发生内战,但非洲有五十四个国家,内战只是五十四分之一的事情。而且说实话,非洲内战的那个规模,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说就是打群架,皮卡什么的就算重型装备了,电影里演的那么多坦克可用,太夸张了。
到了非洲,你不大有机会碰到什么战乱,却会碰到无所不在的中国商品和中国商人。我碰到过很多已经在当地生活或经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中国人,都很喜欢当地。

坦桑尼亚的战略可能性
中国的经济崛起速度太快,给世界格局带来了新格局,也就是双循环结构,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在非洲的各种活动,还没有来得及顺应这个新格局调整,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些战略可能性浮现出来了。
接下来我就讲讲自己在坦桑尼亚的研究,以这里为案例,看看一些开脑洞的战略可能性。不过得再澄清一下,这里讲的只是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国家战略没有关系。

坦桑尼亚是东非的核心国家,和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
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援外项目——坦赞铁路,就是贯穿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这两个国家的,也是坦桑尼亚仅有的两条铁路之一。坦桑尼亚的军队直接就是中国帮助装备和训练的。坦桑尼亚的政治稳定性也非常好,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内战或者军事政变,这在非洲国家很少见。
坦桑尼亚的农业资源非常丰富。国土面积94万多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10,但是可耕地面积大约达到了中国的一半,约为9亿亩。问题是,这其中只有不到20%是获得有效开发的,剩下80%都荒着。
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基础设施问题,运输能力不行,那些土地就算耕种了农产品也运不出来。
坦桑尼亚在2010年前后制定了“南方粮食走廊计划”,旨在把这些荒废的土地开发出来。该计划覆盖的正好就是坦赞铁路途径的地区,有现成的铁路,运输能力咋还不行呢?
原因有二,一是铁路的运营能力太差,二是配套的港口跟不上。
坦赞铁路目前每个礼拜只能开行两三趟车,开起来也是晃晃悠悠、速度慢得很。
我去坦赞铁路的终点站看过,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用料特别实在,质量特别好。站台上的砖用了四十多年没怎么换过,看上去跟咱们人行道上用了两三年的砖差不多。
但是,坦桑尼亚人和赞比亚人对于铁路的管理、调度和养护能力都不到位,导致铁路运营成准植物人状态。
从经济角度来说,这铁路肯定破产了,但两国政府每当看到铁路公司要撑不下去了,就拨点钱,让它剩口气儿,继续撑着。因为两国都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人会回来的。

果然,2014年下半年,中坦两国政府首脑会见,中国承诺要激活坦赞铁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展开。但中国人只要想做,激活坦赞铁路很容易,现在中国运营铁路的事情太在行了。
还有个麻烦,就算中国人把运营能力恢复了,这条铁路也还是不大容易活下去。因为坦赞铁路沿线除了终点站之外没啥城市,没法以客运为主,客源太少,只能是以货运为主。
货运的话,就需要有配套的港口,否则铁路就和断头路差不多。现在的港口是李嘉诚在1995年前后修建的,就是把多年前的老港口扩了扩。但它是建在河口里,这里的海岸结构,也只能建个河港了。
河港意味着它的扩展性相对有限,如果货运吞吐量的需求上来了,就很麻烦。港口扩容的话,如果港口的堆栈扩大一倍,对配套交通系统的压力就上升不止一倍。
这港口就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几乎市中心的位置。达市现在堵车已经一塌糊涂了,绝不比北京差。如果河港扩容,意味着城市交通将彻底瘫痪,那就得迁都。这事儿完全不靠谱,还不如在别处再建个港口。
果然,2013年上半年,中国和坦桑签订条约,要在达市北面大概六十多公里一个叫巴加莫约(Bagamoyo)的地方修建一个新的海港。这个海港的规划吞吐量约等于现在非洲东部海岸所有其他港口的总和。
重要的是,从坦赞铁路修一条几十公里的支线,就能和巴加莫约港口连起来。你肯定已经听明白了,这个港口,将使得坦赞铁路真的有可能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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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赞铁路示意图
修港口、复活铁路,这两个项目都还在路上,离见成效还有段时间。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已经可以推想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可能性出来了。

首先,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得坦桑政府的“南方粮食走廊计划”能够真正发展起来,闲置的土地能够被有效耕种。
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好的玉米产地,玉米是做饲料最重要的原料。反观中国这边,这些年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吃肉越来越多了,那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饲料用地。
中国耕地有18亿亩的红线,看2016年的数据,其中大约5.5亿亩是种玉米的,这里面相当部分是做饲料用。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些饲料用地转到坦桑尼亚去,这并不会影响到中国人的粮食安全,最多影响饲料的安全,可是中国这边就有可能腾出来几亿亩的土地。几亿亩能转化成多么巨大的经济资源。
中国很多现在解不开的经济困境,一下子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我们前面反复说过,中国问题必须在世界格局下才能找到出路,这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
再说坦桑尼亚这边,有双循环结构做经济前提,中国市场的巨大吸纳力,可以让坦桑尼亚的玉米之类的农产品产多少就能销多少。
一种市场化导向的农业经济就能发展起来,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非常好的财富分享效应。老百姓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对于日用品的消费能力就会越来越大,中国的制成品将获得更大规模的市场,一种良性循环就发展起来了。
当然,不是说修了港口和铁路,市场化导向的农业就能发展起来。
这两大设施只相当于大动脉,真正健康的循环,光有大动脉肯定不行,还需要有大量的毛细血管,需要大量的乡村土路、农村水利电力、乡村卫生防疫部门、农业供销社等等,一系列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可能也得个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做这种工程项目,中国称第二,世界上没人敢称第一,于是这里又有了大量工程建设能力输出的机会。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就已经可以为当地非洲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财富分享的过程就可以展开了。
以前中国在非洲也有很多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和援建了不少工厂,但这些建设都有个问题,就是没法拉动当地的产业演化。
产业不能演化,意味着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只能是那个厂的工作岗位,拉动不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无法带来投资的乘数效应。
为什么过去的建设没法拉动产业演化呢?因为当时没有意识到,非洲在国际贸易上的比较优势根本就不可能是工业。我们投资的工业园,在里面建立工厂,以及为工厂服务的基础设施,就都是孤立的存在,没法发展为一个产业网络,这种援助和投资的效率就不高。
具体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才能适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才能拉动产业演化,更具财富的分享效应呢?这需要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才知道,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
我在非洲考察时见过世界银行以及很多NGO组织在当地的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恰好可以弥补中国的短板。
于是,前几讲里我曾经提到过的, 中国与西方在非洲的合作,就有了空间 。
中国完全可以和世界银行或者相关的NGO组织进行合作,联合设计,然后由我们来执行和施工,在当地建设起基础设施,从而拉动产业演化,催生财富分享效应。这样一来,这几年西方一直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西的这种合作,也可以对这些指责构成有力的反击。
非洲不发展第二产业,是否就没机会现代化了呢?肯定不是。
一方面,由于双循环结构的现实,非洲想发展第二产业也没机会。另一方面,有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没有多少第二产业,主要就是靠卖羊毛、买牛肉、卖铁矿,就获得了大量财富,然后绕过第二产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照样是发达国家。
非洲也有同样的案例,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也是类似的发展模式,发展得非常好。 对于非洲来说,完全有可能发展出发达的第一产业,然后直接跨入有本土特色的第三产业,照样能获得现代化。
具体到坦桑的案例,市场化导向的农业发展起来,会拉动出大量专门为此服务的服务业,这就是有本土特色的第三产业,这种发展的财富分享效应就非常好。
当然,坦桑更有特色的本土服务业是旅游业。比如在《动物世界》里经常能看到的东非动物大迁徙,主要就是发生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
我去看过几次,野性的动物和纯粹的自然所能带给人的震撼,草原深处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奢华至极的酒店所带来的体验,真是超出了语言描述的范围,不到现场完全感受不到。这种独一无二的第三产业,将与发达的第一产业共同促成当地的另一种样式的现代化。

本讲小结
这讲的内容比较细碎,咱们简单如下总结一下:
双循环结构当中, 由于中国经济独特的拉动效应,使得第二循环里面的国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发展机会,中国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着深度合作的空间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还能反过来使得中国国内很多不容易化解的困境,获得新的解决空间。
这几讲分别讲了双循环结构当中的第一、第二循环,但是还有一些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是超越两个循环的,比如气候变暖、碳减排问题等等。中国在这里也有着非常有意思的政治和经济战略展开的可能性,咱们下一讲就来讲下这个话题。

49 | 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怎么赢

我们在前面几讲讨论了在双循环结构下,中国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但国际政治和经济中有些事情,是超出双循环结构的,比如全球变暖问题。

理论上来说,这个问题对所有国家都有同样的影响,中国、美国和坦桑尼亚,谁都没法置身事外。

现在,一般认为是人类过度排放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导致了全球变暖,所以国际上对于碳减排的事情吵得很厉害,咱们就简称为碳问题吧。
这讲就以碳问题作为案例,看看中国的超大规模特征,让中国在这里有着什么样的机会和责任。
碳问题的由来
咱们先得说说碳问题的由来。

1990年,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评估报告,确认了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这之后,各国不断谈判,达成了几个关于碳减排的国际公约。
1998年的《京都议定书》进一步确定了一个原则,叫做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就是说,所有人都得面临碳排放导致的后果,所以各国就都有减排的责任。
工业是排碳最多的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工业革命有两百年了,发展中国家最近这几十年才开始发展工业,二氧化碳一半多都是发达国家排放的。现在要所有人统一减排,这不合理。
所以,发达国家要马上开始减排,发展中国家不着急,晚一点再开始减排。发达国家还有义务出钱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2009年,各国在丹麦哥本哈根又开了个大会,打算讨论个新的协定出来,进一步明确各个国家的责任,并取代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然而哥本哈根会议开得一地鸡毛,唯一的成果就是确定了下次在哪开会继续讨论。后面的几次会议,每次的成果也都是确定下一次的会址。到现在,什么可行的新协议都没达成。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一方面,学界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各国在这方面的利益诉求差异太大,没法达成共识。
先说学界的争论。有人提出,人类的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他们的理由是,要讨论气候问题,就不能光看最近这几十年的气候变化,得看长线。一旦看长线,就会发现地球上是有气候变化周期的,冰河时期和温暖时期是交替到来的。
一万多年前还是冰河时代,猛犸象还在到处跑,然后气候就变暖了,猛犸象就灭亡了。你能说这是山顶洞人烧柴闹的吗?
再往远了看,恐龙时代比现在还热呢,该找谁算账去?大的气候周期跟天文学上的一系列变化有关,现在正处在温暖周期的上坡道。人类排碳就算有点影响,但根本不是气温上升的主要因素。
这个反驳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主流学界并不认,认为提出这说法的人是有利益关联的。
是什么人在主张这种说法呢?主要是俄罗斯科学家,这确实有些嫌疑。因为俄罗斯的财政高度依赖于能源出口,如果大家都减排,石油使用减少了,能源就不好卖了。而且俄罗斯冰天雪地的气候也不大在乎全球变暖,变暖点也许还更好。
不过利益关联这种指责是没法验证的,这种讨论一旦开始追究动机的话,就没法聊下去了。
谁能保证欧美的学界就没有利益关联呢?尤其是欧洲国家,极力主张减排,而欧洲的减排技术非常发达。难道不是因为欧洲人想要卖减排技术吗?并且欧美也有学者赞同气候周期的说法,俄罗斯也有支持减排的学者,他们又都是拿了谁的钱呢?

学术问题必须就学术论学术,只看对方的证据是否扎实,逻辑是否自洽。 如果从阴谋论出发,任何认真的讨论都没法进行了。

我说了这么一通,只是想说,目前学界并未对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这一说法达成共识,只不过主流学界是认可这一说法的。但是非主流学界的存在,就能让各国在政治谈判的时候,有自己的理论基础。
各国在谈判时候的主张确实是有利益相关的。 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不一样,必须考察利益相关性。 因为任何可行的制度安排,都脱离不开对于利益的平衡。只从理想状态出发,跟利益不搭边的话,就没人有兴趣支持这种制度,它就肯定运行不下去。
既然政治问题都是利益相关的,那么各国的主张都是啥样的呢?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

一种是能源出口国家,它们多半都主张,碳问题就是个耸人听闻的伪命题。
一种是欧洲、日本这种国家,它们是气候谈判的主要推动者。因为它们已经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减排技术又非常发达,大力主张减排。
一种是小岛国,它们眼看着海平面上升,自己的国土越来越小,急得不得了,强烈要求减排。马尔代夫还曾经搞过行为艺术,全体内阁跑到水底下开了次会,证明本国就快淹完了,外部世界不能见死不救。
一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很多非洲国家。它们觉得自己没啥工业,反正碳排放的配额也用不完,所以对减排没意见,甚至还能从通过减排而获得出售配额的好处。
一种是中国、印度等这种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它们想要证明自己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所以同意减排。
但是认为欧美国家排了两百多年了,现在突然非要让我们减排,一方面觉得很不公平,另一方面觉得你们这就是想要压制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这些国家虽然承认共同的责任,但更强调有区别的一面,让西方多承担责任。
还有一种就是美国,美国在2006年之前是世界头号排放大国,之后被中国超过,但是人均排放量仍远远高于中国,所以美国对减排这事并不积极。
因为这将影响到美国人习惯的大手大脚的生活方式,以至于美国政府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国会并未批准,后来美国干脆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各有打算,又都能找到理论支持,同时各国之间要博弈的问题很多,减排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必须与其他问题相平衡。 这种情况下,气候谈判得不出结论是正常的,能得出结论反倒不正常了。

如何建立新的碳排放秩序
主流学界的主张,也就是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看上去还是有更扎实的证据,所以国际主流也认为,人类确实需要一种关于碳排放的秩序安排。
但气候谈判一无所得,那么这个秩序怎样才能建立起来?
这就涉及到政治学上的一个基本逻辑了。 一个能有效运行的秩序安排,一定是和实力结构相匹配的。

实力结构最根本的是伤害别人的能力,只有「我有能力伤害你,我却选择不伤害你」,才能有效谈判。如果你没能力伤害别人,那就不能指望别人愿意跟你谈。

换句话说,彼此都有能力互相伤害的人,就都会意识到靠暴力没法实现诉求。谈判才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会坐下谈出个秩序来,这样谈出来的秩序才是能有效运转的。因为各方都知道,对方是能伤害自己的,违约的成本会远远大于收益,于是大家就愿意守约。
说完这个基本逻辑,再切换回碳问题上。我们可以知道,气候谈判要想谈出成果,除非是有碳实力的国家愿意主动谈判、主动合作,否则什么也搞不成。
实力的基础包含两条:一,我有能力伤害你;二,我却选择不伤害你。 于是谈判的空间才打开。
所以碳实力的核心要素就是:第一,我必须得特别能排,这就是伤害别人的能力;第二,我又必须有能力减排,这就是选择不伤害别人。这两个要素哪怕欠缺一条,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碳实力。光能排不能减,人家跟你谈也没用;光能减不能排,人家凭什么要坐下来跟你谈。
那么世界上究竟谁有碳实力呢?
中国碳排放占全球的比例,在2000年之后迅速上升。因为2000年之后制造业大规模外包开始了,中国迅速工业化,当然中国的排放量就会迅猛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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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区碳排放量走势

根据2013年的数据,各国的当年排放量,中国占全球的29%,美国占15%,欧盟占10%,印度占7.1%,其他国家都是在5%以下。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欧洲,但还不到美国人均排放量的40%。

根据进一步的测算,中国到2016年已经成为历史上累计碳排量最高的国家。不过近年来中国的年度排放量已经开始下降,也就是减排开始见效了。而印度的年度排放量却在上升,上升的量比中国减排的量还大。

一个大致的碳实力结构关系已经可以勾勒出来了。
中国和美国都有强大的碳实力,特别能排,技术水准到位,所以也都很能减。
欧洲就不行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均排放量很低,所以是能减不能排。

印度正好反过来,工业化还将持续很长时间,是能排不能减。
至于其他国家,排放量太小,能排还是能减都不重要了。

所以真正拥有完整碳实力的就只有中美两国。如果中美两国不配合,气候谈判多少轮都没用。虽然欧洲在气候问题上占着道德高地,但没多大用处。 碳问题要想真正获得解决,必须是中美两国有主动的动作。

中美两国对现在的气候谈判不愿配合,原因是什么呢?
对美国来说,主要是美国人不愿放弃自己大手大脚的生活方式。如果承诺减排,民间会有较大反对声音,国会那关就不大容易过得去。
对中国来说,有更复杂的原因。首先,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得很晚,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里,中国更重视自己获得区别对待,欧洲则更强调中国的共同责任。因为中国现在太能排了,这问题上双方就谈不拢。
往更深层去挖的话,会发现双循环结构又回来了。

双循环结构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几乎是在为全世界生产,当然也就是为全世界在排放。西方国家的生产都转移到中国了,当然排放就少了,回过头来再指责中国太能排,这事就不对了。
制造业大规模外包也使得生产已经完全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运行了。但是气候谈判中争吵最激烈的内容之一就是碳排放的配额,每个国家每年可以免费排放的数量,却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分配。超出配额的部分就得向其他配额用不完的国家来购买。
生产和排放并不以国家为单位,但是配额却以国家为单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说,中国并不是不愿参与气候谈判,中国近年来做的减排工作也颇有成效。主要是现有的议程设定对中国来说很成问题。

中国有足够的碳实力,甚至是最强的碳实力,也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可以发起一种新的谈判议程,让其更有创造性并且更能体现中国的国际责任。
中国的立足点应该是什么呢?肯定得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就是我是最能排的。那么为什么我能排呢?因为我在替全世界生产,从而是替全世界在排放。反过来看,我减排,就相当于是替全世界在减排。这是中国的国际责任所在,中国也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由于中国制造业的超大规模效应,意味着减排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也是有规模效应的,技术应用的效率会远远大于制造业分散在各国,以至于减排技术也只能分散应用的情况。人类的减排大业,将因为中国的减排,而获得更大的成效,这就是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

可以再往前推想一下谈判过程。
比如欧洲人会说碳减排不仅仅是经济事务,同时还是有道德责任的。中国正在做这个事情,而且比谁做得都好,这对全人类都很重要。
欧洲的减排技术,是不是得便宜点卖给我们啊?欧洲人肯定不愿意。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你们的技术好,所以它对人类来说更加重要,而我们的减排对于全人类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你们应该更便宜地卖给我们,这是为人类负责任的表现。

从这个演绎里,可以看到网上常见的另一个玩笑的解读。经常有人调侃说,“在国际上,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
实际上,光是流氓,只能放一半心,只有它能流氓却不流氓,转而以实力为基础与人谈判的时候,才真能放心。 因为这样才会导向新的秩序建设,并真地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落实中国的国际责任。

说到这里,借「得到」的宝地打个小广告。对于碳问题的思考,并不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我和一些长期共同研究国际问题的朋友产出的共同成果。我们的成果很多,都体现在一个叫做《大观》的系列丛书里,欢迎购买阅读。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碳问题是超越了双循环结构的,对所有国家都有普遍影响的事情。
欧洲作为主要推动者,在国际上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气候谈判,但始终没有实质性成果。原因在于,谈判的议程设置和谈判各方的实力结构,并不匹配。
碳实力包含两个要素,首先必须能排,其次必须能减,两个要素都具备的只有中美两国。
中国替全世界生产,也就替全世界排放,进而能替全世界减排。以此为基础,气候谈判会展开大为不同的议程,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国际责任所在。
经过这么几十讲,我们把「中国历史」这个话题,从商周之变一直讲述到当下,甚至对未来还有某种构想。从这里能看到一个连贯的线索,就是我们始终要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中国是谁,它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
下一讲将是最后一讲,会把所有这些讲的内容做个总结,对那个贯穿始终的问题,梳理出一个简洁而清晰的答案。

50 | 完结篇:中国,世界枢纽

这一讲,就是大结局了。

前面的四十多讲,我带你一起还原了中国历史的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时间,中国历史发生过四次重要的转型。从商周之变,经过周秦之变、唐宋之变,最终走到了从清末开始的古今之变。

另外一个维度是空间,中国历史一直是一个多元体系,包含了中原、草原、海洋,还有西域和高原。这几个空间在历史上互相依赖、互相塑造,加在一起才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

到了近代,这种空间进入更宏大的格局,中国开始和世界发生深刻的相互塑造过程。

到了最后一讲,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回答一个终极问题了。那就是——究竟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因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国的内涵在不断地演化和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加入到了世界秩序中,中国内涵的演化速度大大加快了。

今天,你去问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理解都是不大一样的。

究竟什么是中国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呢?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来讲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几年前,我在欧洲旅游,坐火车时偶遇一位十几年前偷渡到意大利的中国人。他发展得还不错,在意大利已经有了自己的小服装厂。我本想打趣他一下,就问:“你有自己的品牌吗?”结果他的答案让我大吃一惊。

这位浙江兄弟告诉我,他根本不用有品牌。因为他的小工厂只负责做剪裁,布料有别的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公司向他提供,等他剪裁完了再由当地别的中国人小工厂收走,专门负责缝制。最后还有当地其他的中国人公司来完成面向全欧洲的分销。
各个环节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环节都是由在欧洲的中国人完成的。

这些中国人所做的都是中低端的服装,意大利人在这个层次上完全没法跟他们竞争。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群中国人是把中国国内的供应链网络移植到了欧洲,能够同时确保效率与弹性。整个生产流程跟意大利人讲究传统手工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这些中国人生产的衣服都标成Made in Italy,这也没有骗人,确实是在意大利生产的,但一般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背后具体的生产过程。欧洲的中低端服装业,就以这种匿名的方式被中国人垄断了。

这些中国人的经济活动会计入意大利的GDP,但他们的收入又有相当一部分会通过各种途径回到中国。

那次回国之后,我碰巧看到了一部纪录片,是日本NHK电视台在2011年制作的,片名叫做《意大利品牌中国人造:在时尚之都经商的华人》。

讲的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老牌纺织工业城市Prato,刚好就是我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个中国人所在的城市。片中讲到,2000年之后,Prato的中国人开始激增,到2010年前后已经达到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

就是这些中国人,完成了我前面说的服装生产和销售工作。他们的产品,你不能说不是意大利货,但和通常所理解的意大利货又不大一样。纪录片里管这个现象叫做“欧盟关税区下面的中国”。

我在非洲、东南亚也都见到了非常类似的情况。 中国人以这样一种低调的方式实现了向全世界的经济扩张,这种扩张不再简单地向世界各国出口了,而是嵌入到了各国的经济内部。 这种情况肯定会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因为很多就业机会都被中国人用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方式抢走了。

于是问题来了,对于这些海外的中国人,他们的利益,中国要不要保护呢?其中很多人的身份很暧昧,做的事又离中国太远,他们的利益和中国利益的关系似乎有些含糊。

但看微观的经济过程,会发现,这些海外中国人,跟国内的亲人通常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挣的钱可能相当大部分都回到了国内,拉动了家乡消费,拉动了中国GDP。那么,他们的各种活动究竟该被理解为中国的经济还是外国的经济?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边界。

紧跟着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都是中国应该保护的利益,那么又该怎么保护呢?由于各种活动的边界不清晰,也就没法“虽远必诛”了。因为你不管“诛”谁,都有可能会伤到自己人。

转过头再来看看欧洲当地人的不满,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毕竟他们的工作机会被一群中国人抢走很多,于是当地人抗议、游行。当地中国人做出的一些应对,则是意味深长的。

NHK那个纪录片里,就有一位在Prato颇有成就的华人,他为了缓和当地意大利人与华人的矛盾,转过头来帮助意大利商人寻找中国的渠道。将Prato的一些虽然高端,但在中国还不知名的品牌引入中国,这种努力很有意义。

当地的意大利人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就是因为他们在低端产品上竞争不过中国人。在高端产品上他们有优势,却没渠道,没法打开更大的市场。当地的中国人,刚好能帮助他们进入到中国这个广大市场。

于是,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占领了意大利的低端市场。然后他们再来牵线,帮助意大利人获得在中国的高端市场。这样的分工格局,各自发挥优势,商品的流动性更强,也意味着国界在经济层面上进一步消除了。

从这个案例你能看到,中国跟世界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的意义已经发生改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重新理解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世界。只有重新理解这些问题,才能避免各种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简单地回答,那就是—— 世界枢纽 。

在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总体秩序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枢纽,把海洋与大陆这两种秩序联系起来。

中国在宏观和微观的各种层面上,都表现着这种枢纽性质。 前面说的那些海外中国人和当地经济、中国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是这种枢纽位置的微观案例。前面几讲说过的双循环结构,则是宏观呈现。

为什么中国是枢纽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枢纽,离不开中国的两大特征: 一个是它的多元成分,另一个是它的超大规模性。

这种多元的超大规模性,并不是在今天,或者近代以后才突然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说到这,你大概也就明白了,我们这门课为什么要从几千年前的中国历史开始讲起。

在古代历史中,中国就是个多元体系,这个体系包含着草原、中原、海洋、绿洲、高原等多种区域。其中任何一个区域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在这些区域之间,会通过各种战争的方式或和平的方式,进行长期的互动。

各个区域相互塑造,深刻地嵌入到彼此的历史当中,每一个区域在这个过程中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因此都获得了独特的历史记忆。这些独特的记忆又都没法独立存在,因为各个区域都无法独立存在,所以各种记忆又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共享历史记忆。

我们讨论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呈现,就是在叙述所有这些区域共享的历史记忆。

当中国历史走到清末,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多元体系,开始加入到世界秩序中。 古老帝国开始了现代化转型。在现代化进程里,中国人历尽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苦难和牺牲,但也收获了一种宏大的普世主义视野,并在21世纪成为世界经贸秩序当中绕不开的枢纽。

在时间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超大规模的多元体系,中国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枢纽,也是得益于中国的多元性。

中国内部有海洋,有大陆,还有海陆中介,这三大部分。

中国的海洋区域就是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有着庞大的资本和世界级的制造业能力。

中国的大陆区域就是西部地区,这里自然环境艰难,秩序脆弱,宗教气氛浓厚,像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等都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的中介区域就是庞大的中原地区,这里有庞大的人口资源和市场资源,可以作为连接性力量。

这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东部海洋地区生产出来巨大的财富,中原拥有庞大人口与市场,可以作为中介,把东部的巨大财富转化为向西部大陆地区投放的秩序。

中国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又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作为向外的接口。 这两个接口分别是香港和新疆,作为纽带,它们让中国更紧密地跟世界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相联系。

香港是中国境内唯一施行普通法(又称英美习惯法)的地区,与普通法体系相对的就是大陆法体系,欧洲的大陆国家、中国等等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

普通法和大陆法对经济的影响很不一样,普通法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要好过大陆法。 我们以金融市场为例,在普通法地区,直接融资市场的效率,远远高于间接融资市场,大陆法地区正好反过来。

直接融资市场就是股市、债市、期货市场等等,中小投资者个人直接买卖股票、债券、期货,进行投资理财。间接融资市场就是银行,中小投资者把钱存在银行,或者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银行再代替中小投资者个人来进行投资理财。

正是由于这个差别,英国、美国这些普通法地区的中小投资者,就更愿意自己去冒险。而大陆法地区的中小投资者,则更愿意抱大腿,通过银行来理财,因为银行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更强。

我们能看到,世界上最重要的股市,都在普通法地区,比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最重要的期货市场也在普通法地区。所以,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更加活跃,市场深度更大,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

不同国家的商人之间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如果各自的法律规定有冲突,双方也经常约定采用普通法,来保障合同的执行。 几乎可以说,普通法体系就是规范整个海洋世界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律逻辑。

因此,香港就具有一种重要的二元性。一方面,它是中国这个大陆法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另一方面,它又和整个海洋世界分享着同样的普通法秩序。

中国通过香港,就有了一个与海洋世界形成无缝连接的接口。中国可以通过香港,来影响国际资本市场,反过来也可以通过香港,从国际资本市场汲取巨大的力量。

再来看看新疆,新疆同样具有二元特征。它一方面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一方面又与欧亚世界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也就是中国以西、欧洲以东的世界,包括中亚和一部分中东地区。

站在中原看新疆的时候,会觉得那是中国西部的尽头。但是,一旦你转换视角就会发现,新疆实际上是中国继续向欧亚世界投射影响力的起点,也是欧亚世界的影响力进入中国的起点。

视角的变化直接会影响你对世界的理解。

大航海时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郊外有个海角,叫做罗卡角。在古代历史上,欧洲人认为那是大陆的尽头,再向远走是海神波塞冬的阴暗世界,没有人去了那里还能活着回来。但是到了大航海时代,罗卡角一下子成为人们去往大海的起点,成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这前后180°的大转变,并不是罗卡角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人们看待罗卡角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以及人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罗卡角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句话“大陆到此终止,大海由此开始”。

对于新疆,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东亚到此终止,欧亚由此开始”。

新疆是联系中国与欧亚世界的关键纽带,也正是因为新疆的存在,中国获得了与大陆世界无缝连接的接口,才能真正成就自己作为海陆枢纽的地位。

有了这种视角转换,我们也会意识到,中国在大陆区域的历史方向,并不是要发展出跟东南沿海一样发达的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而且这也不可能做到,还会对大陆区域的生态造成灾难性后果。

中国大陆区域的历史方向是,类似于西藏、新疆这样自然资源匮乏、精神资源丰富的地区,应该对自然资源丰富、精神资源匮乏的中国海洋区域起到平衡作用。让正在高速现代化,经常遭遇精神与物质失衡的中国,实现再均衡。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成为了世界的枢纽。但中国的现代转型还没有结束,未来仍然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赋予了我们新的责任,所以我们要通过对历史的回望,真正理解这部漫长而又宏大的历史,去发现中国这个庞大体系的精神内涵,而不是念念不忘过去的悲情。

如果我们理解不了中国的内涵,我们也永远没法恰当地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将浪费这百年来的苦难。 一个国家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浪费,就是对于自身苦难的浪费。

中国近年来的崛起,又间接导致了世界原有秩序的失衡。世界的再均衡,需要中国的积极主动的作为,这就需要中国进一步打开自己的视野,从全球性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世界责任。可以回想一下那个偷渡客的小故事,对外打开视野,与对内转换视角,是同一个过程;所以,世界的再均衡与中国的再均衡,也是同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总结为一段话:
中国因为加入了世界秩序而获得崛起。由于超大规模性,中国的崛起将会深刻地改变,乃至重新定义世界秩序,而新的世界秩序也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中国。究竟中国是谁?世界是谁?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互动过程中,持久地生成着、演化着。
中国作为世界枢纽,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要素,只有在一个宏大的格局当中,才真正地能够实现自身。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传承,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也只有让自己的视野和精神格局,上升到世界的高度,才配得上它的精神内涵。所谓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切尽在这里。
到这里,这门《中国史纲》也将结束。感谢你的陪伴,希望你有所收获,期待着我们能在未来的课程中再见!

驻场答疑之一 | 地理对历史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你好,今天是我驻场的第一天。
接下来的一周,我会每天都挑选一个我认为最有价值、有意思的问题,来跟你展开聊聊。希望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能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留下你的问题。我会第一时间关注你的每一个好问题。
可以说,你提出的问题,就是这门课内容的一部分,期待你来和我一起打造这门课!
这门课是否是地理决定论?
今天我来回答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少我的用户在留言问我,这门课的解释框架是否是地理决定论。这个问题可以这么来说,地理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但它是一个约束性的要素。
什么叫决定性要素?就是说只要有了这个条件,那么它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这算是决定性的要素。
什么叫约束性要素?就是说没有这个条件,某些后果就一定不会出现,这叫约束性要素。
比如,我们在前面谈到过草原上不可能像中原一样,按照儒家的那种方式来生活,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前提是定居。
但是这只能说明草原上儒家的生活方式没法持续,不代表草原上只能是特定的某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所说的,它是约束要素,而不是决定要素。儒家的生活方式,在草原上没法持续,但草原上仍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其他生活方式。
所以这门课里的一些基本方法,是在讨论各种秩序的约束条件是什么,而不是在讨论一种地理决定论的方法。
地理和气候是最大的约束条件
但是说回来,地理问题从来都是讨论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一个基础。
比如,所谓政治是什么呢?政治就是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之下,要形成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大家都感觉舒服的一种秩序安排。
那么要注意了,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之下,你不考虑资源约束,这肯定是不行的。而最大的资源约束来源于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来源于地理和气候。
所以我们讨论政治、讨论历史的时候,当然要讨论地理。脱离开对于地理的关注,那么我们对于政治、对于历史的讨论都是很空洞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典时代所有那些讨论政治问题的书籍、著作全都会讨论地理的。反倒是到了现代的讨论当中,我们往往忘了这点,只是从一些抽象的理念和观念出发,而忽视了这些理念和观念要想落实为现实的制度安排,一定得以特定的资源条件为前提。
而这些资源条件依赖于什么呢?当然是依赖于地理了。所以现代的讨论当中,把地理要素给屏蔽在对于政治和历史的讨论之外,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说到这我就想起一个例子,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说法,认为产权的边界越清晰、越往个人或者家庭的方向收敛,那么交易的成本就越低,于是经济的效率就越高。
比如内地的农业,1958年到1978年的人民公社,产权就不再是以个人或者是以家庭为单位了,而是变成了以整个人民公社的集体。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开始偷懒。所以它就导致农业生产的效率就比较低。
于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重新界定在以户为单位的小农名下。这回干多、干少,收益和损失直接跟个人相关了,于是就极大地刺激了经济效率,中国的农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
你听到人民公社这个例子,会觉得产权理论这个逻辑解释得很顺畅。但是我去伊犁考察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例。
但在这要声明一下,以下是我去伊犁考察时基于与当地人的讨论,所获得的一些启发。未必十分准确,但是大的逻辑是没问题的。
伊犁有什么不一样呢?伊犁是地属新疆的北疆,那是哈萨克牧民的游牧地区。当地人给我讲,哈萨克的部落在他们的当地的语言里面叫做“阿吾勒”。
对于游牧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草场。那么草场的单位是怎么划分呢?在1949年以前,草场的单位是以“阿吾勒”为单位来划分,也就是说草场不是划分在个人名下或者说家庭名下,而是划分在整个部落名下的。
而到了人民公社改造的时候,就把这些哈萨克牧民的“阿吾勒”直接改成了人民公社,草场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的,这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对于哈萨克牧民来说,草场的划分单位事实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不过换了一个名,从“阿吾勒”换成了人民公社而已。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游牧地区,效率并没有因为这样一种制度变化而发生变化,效率不受影响。
游牧经济下的产权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开始把土地划分到小农的名下了,发现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高。于是就想,假如把这个政策也推广到游牧地区的话,是不是也能够促进这些地方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呢?
于是在哈萨克这些地方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把草场划分到了以户为单位的名下。一开始看上去确实是效率更高了,但是没有几年就出现了负面的效应,什么效应呢?
草场开始严重退化,草场退化意味着生产效率开始受到严重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呢?原因就在于在草原上的羊不能只吃一种草,只吃一种草,它的营养不均衡,它必须得吃多种草。
而在小面积的草场上,是没办法同时长多种草的,必须得是足够大面积的草场才能长多种草。那么足够大面积的草场,那是以什么为单位的草场呢?至少得是以“阿吾勒”为单位的草场。
而如果你把草场的划分转化为以户为单位,就意味着每一户只能有比较小的草场。而这种小草场上所长的草的种类不全,对羊来说营养不够。营养不够怎么办?只能加餐让它多吃。多吃的结果就是草场退化,从而导致整体上来说生态的破坏以及生产效率的下降。
伊犁的考察给了我一个巨大的刺激,第一次让我开始反思产权理论。过去我们都认为,产权划分的边界越清晰,越往个人或者往家庭的方向来收敛,那么经济的效率就越高。
可是游牧经济给了我当头一棒,让我意识到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多少地狭隘。它让我重新反思到,产权单位的划分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首先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经济类型。
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它们的经济类型有着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最有效率的产权单位是不一样的。
地理条件的重要性
那么紧跟着要问了,为什么那个地方是游牧经济,这个地方是农耕经济,另一个地方又是工业经济。它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呢?答案是地理。
所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讨论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讨论地理了。因为地理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使我们习以为常的大量概念、理论都可能会遭遇到它的适用性边界。超过适用性边界,这个理论本身是要被反思的,甚至是要作废的。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部分理论,都是在资源丰沛的地区,在能够发展农业和工业经济的地区发展起来的。那么这些理论就不会去考虑游牧地区、沙漠地区的人,他所需要的产权结构,他所需要的法律形式,以及他所需要的一系列要素。
但是我们要对历史、对政治有一个完整理解的话,就必须得能够看到这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也能够理解到理论的适用性边界,不能把理论无条件地、广泛地推广开去。
今日要点
现在你应该知道,地理对历史究竟有多大作用了。
理解政治、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甚至理解经济,所有这一切都脱不开对于资源约束条件的基础性分析。而你要分析这些基础性的约束条件,前提首先是理解地理和气候生态。
明天我会继续选择一个问题来跟你进行深入的讨论,明天见!

驻场答疑之二 | 历史是由英雄推动的吗?

你好,欢迎收听中国史纲,今天是我驻场回答问题的第二天。
有一个问题是这门课的用户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历史究竟由英雄推动,还是由人民推动?
这里首先涉及到对英雄的理解。我会把一个人能否成为英雄,给出四个判断要素。
一是历史大势;二是超级的勇气;三是非凡的直觉力;四是非凡的心理素质。
但即便有了这些,这个人多半还会失败,要想能够成功,还得加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运气。
历史大势
一个人即便是有成为英雄的素质,也必须要赶上历史大势,他的素质才能转化为翻江倒海的事业。所谓历史大势,就是大变革的时代。
咱们看历史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英雄都是扎堆来的。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在大变革的时代,才给了他们风云际会的机会。平常的时代,没有那种机会,这些人的一生也就平淡地过去了。
比如,咱们就用俩人来举例子。元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有两个超级枭雄,一个是朱元璋,一个是陈友谅。朱元璋能够成事,他最大的敌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元朝政府,元朝那会儿已经非常风雨飘摇了。朱元璋最大的敌人就是陈友谅,这两位谁能在竞争中获胜,谁就有非常大的概率能够夺取天下。
但是,如果不是赶上元末天下大乱,那么陈友谅也就是当一辈子渔民,朱元璋也就当一辈子和尚了。刚好碰上天下大乱,这两位就能趁机而起。
超级的勇气
但是重要的是,即便在大变革的时代,具体的一个人究竟是否是英雄,当时也是看不出来的,都是事后的评价。
那么,在当时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能看到的就是,一些胆大妄为,不走寻常路的人,开始搞事。做事情需要想象力,需要胆略,绝大部分人是不具备的。
这些要搞事的人,绝大部分都失败了,于是就成了令后人嘲笑的妄人。只有极少数成功了,于是成了英雄。陈友谅和朱元璋毫无疑问都是足够胆大妄为的,但是陈友谅成了妄人,朱元璋就成了英雄。
但要还原到真实的历史中的话,也不一定是朱元璋比陈友谅更伟大,而只不过朱元璋运气更好。当年他们两人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能够获胜是很靠运气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胆大妄为的人,搞事要想成功,却需要把大部分人能够动员起来,如果动员不起来,事情是肯定搞不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确实比陈友谅还是做得好一些。如果把他们要去动员的这大部分人称作人民的话,可以说,有胆略的人在发动着一些事情,但是人民决定着事情能不能搞得成。
要把大部分人动员起来,就需要能够抓住人们的普遍诉求。
普遍诉求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取决于社会的普遍观念,现实可用的物质条件,外部的国际环境等等这一切东西。
现实历史当中,没有谁能够真正地深刻把握住这一切,别看我们在课程里可以把这些分析得头头是道,那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还原到真实的历史情境当中,谁也没法完整把握住这一切的。
非凡的直觉
那么,真实历史中是什么样的呢?真实历史中,那些胆大妄为的人要想能够成事,还需要一些非常重要的素质。
首先,他们必须有非凡的直觉力,因为在很多时候,要做决断是极为困难的,根本不是我们像事后诸葛亮这样,可以把各种要素都看清楚了再说。在真实的历史中,电光石火之间就必须决断,此时所依靠的不是基于理性的分析,而是基于直觉和勇气来做出的。
比如朱元璋在与陈友谅的大战中,就敢于依照自己的直觉,做出手下的将军和谋士们都不赞同的决策,最终这个决策成功了。
超凡的意志力
另一方面,这些人物也需要有超凡的意志力,无论局面是多么糟糕,都仍然能够极其坚定,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这种坚信往往没有理由,就是心理强大。它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很多时候也超出一般人想象。只要有这种钢铁般的意志,哪怕是失败过多次,仍然身边会聚拢一批人跟着他一起努力。
看历史上的那些大英雄,无不具有这些特性,例子简直太多了。刘邦曾经多次被打得落荒而逃,刘备也是一样,成吉思汗几次被打得身边就剩十几个人,朱元璋也是一样遭遇过不少失败。
甚至包括咱们现在所听说的很多大企业家,也都是九死一生熬过来的,很多都曾经资产几次被清零;但是他们仍然坚定地相信自己肯定能成功。这就和理性没有关系了,根本上是强大的意志力。
英雄和时代的共振
说了所有这些之后,便可以看出,英雄的成功有多么困难,失败的概率有多么大。甚至可以说,很多时候成功是凭运气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战略规划,但规划多半都会在现实当中扭曲变形,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真正的高手就在于,面对变化,能够依凭直觉,迅速地抓住重点,并且依凭超强的意志力,丝毫不被变化影响心境。剩下的,就看运气了。
运气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刚好,他的非凡的直觉,与人们的普遍诉求之间能够形成共振。
能够形成共振,各种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块,就能成功,于是成为英雄。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法形成共振,于是失败了,成为被人笑话的妄人。
人民在这个过程中,看上去像是纯粹被动性的存在,只能等着英雄来召唤。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们在前面谈过的各种约束条件,不管是社会结构、财政基础、经济的类型、军事力量的来源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大量普通人所支撑的。
他们构成了英雄人物的事业能否成功的根本约束条件,脱离开这种环境,英雄什么也干不成。就像拿破仑,他再怎么英雄,也没法脱离开他的军队,而他要想能够养活自己的军队,前面说过的一系列财政、经济、社会等等的逻辑,都是摆脱不了的。
今日要点
所以,可以说英雄和人民,在共同创造历史。
英雄就像河水中的巨浪,汹涌澎湃,但是多一半都变成泡沫。只有少数运气好的才能掀起滔天大浪。
人民就像河床,看上去极其沉默、被动,但是却决定着巨浪到底能不能成事。

驻场答疑之三 | 金朝会如何理解岳飞?

你好,今天是我驻场回答问题的第三天。
我在后台留言里看到了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拿出来讲一讲。那就是,如果说中原史和草原史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那么金朝会怎么理解岳飞?也会认为他是英雄吗?
之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讲,是因为这和我在课程中一直强调的中原、草原等等各种亚区域,彼此之间深刻的互相构造性,有着很重要的关联。
从这个问题里面可以看出,中原和草原的互动关系,又是如何塑造着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从而形成超越于单个区域之上的认同感。
先说我的结论,金朝对岳飞会怎么理解呢?
金朝既会把他作为最凶恶的敌人,又会高度地敬重他,甚至赞颂他,因为金朝会是在两种意义框架中来评价岳飞的。
岳飞象征的道德意义
在具体解释这两种意义框架之前,先从当代人的角度来解释一个问题,就是,有着像岳飞一样战功的名将,历史上有很多。为什么岳飞会特别吸引人们的情感呢?
原因在于岳飞的冤死。为什么冤死会让人们如此触动?就在于正是冤死,让这场死亡升华成为一场伟大的牺牲。死亡是个物理现象,牺牲是个道德现象。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否能够让一场死亡获得伟大的意义。如果找不到意义,死了就是死了,瞬间就会被人忘记。如果能找到意义,死亡才会上升为牺牲,深刻地烙在人们的共同记忆当中,让人们体验到道德感。
所以,我们在讨论岳飞的时候,实际上讨论的不是岳飞本人,而是岳飞所象征的那种道德意义,正是这种道德意义才让我们感动。
而所谓死亡的意义,又是从哪来的呢?它来自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意义框架,或者说,就来自我们在本课程导论当中所说的那个蓝图。
打个比方,具体的死亡只是砖头而已,是蓝图赋予了它以意义,让它能够升华,能够令人激动、令人落泪。所以,要问金朝人到底怎么理解岳飞,首先要问的是,他们到底会在怎样的一种蓝图之下来理解他。
时代蓝图和永恒蓝图
这就进入到前面说的两种意义框架了,或者说两种蓝图。具体到对任何人、任何事的评价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实际上有着两重蓝图。
一重蓝图,是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蓝图,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时代蓝图。比如金朝人要站在宋金战争这个具体情境,来理解或评价岳飞。
再一重蓝图,是超越于具体时空的蓝图,就是它对人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称之为永恒蓝图。金朝人同样也会有这样一种评价标准。
具体解释岳飞,在时代蓝图当中,也就是在宋金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他肯定是大金朝的敌人。虽然我们今天认为宋朝历史和金朝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放在时代蓝图里,对金朝来说,岳飞是必须要除掉的凶恶敌人。
但是放到永恒蓝图里,这个意义就变了。永恒蓝图所关注的,是人性当中超越于时空的永恒部分。忠诚肯定属于这种会被永恒推崇的部分了。
岳飞的忠诚,在永恒蓝图里,就不仅仅会被大宋所赞赏,同样会被大金所赞赏。因为,大金也希望自己的臣民拥有同样的忠诚。尤其是,岳飞并不会因为自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他的忠诚就发生什么变化。这就更深刻地表达出一种道德感。
什么才是真正的道德感呢?就是,我之所以选择这么做,不是因为这么做有好处,而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
就像孟子所说的,“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我认准了什么是对的,就根本不会在乎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冤死,才真正成就了岳飞的伟大,因为这更深刻地呈现出岳飞的道德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大概率会有好结果的情况下,你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这并不困难,因为丝毫不考验人性。外人也不知道你是在遵从自己的内心,还是因为看到了好处。于是外人从这里面不会收获任何感动。
但是在大概率有坏结果的情况下,你仍然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这个很困难,很考验人性,从而才更深刻地表达出道德感,才能够让别人感动。
如果岳飞是因为战功获得了田宅美女,得以善终,这对他个人来说,当然不错。但是他绝不会获得身后那么大的名声,因为这样的话,他的行为并不会让我们特别感动。
民族共享记忆
我们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岳飞能得善终。不过说实话,如果他真是个得善终的人,我们未必会记住有这么一位名将,也就谈不到希望他的命运会怎样了。
比如,南宋的中兴四将,除了岳飞,另外三位都没有冤死。我让你马上说出他们的名字,你能说出来哪一位?正因为岳飞冤死,我们才能记得住他,赞颂他,并且成为民族共同记忆当中极为深刻的一个部分。
所以,从民族共同记忆这个角度来说,岳飞没得善终,反倒是他真正的意义所在。岳飞的冤死,反倒让他所表达的忠诚感,具有了远远超越于他自己之上、超越于时间之上的象征性意义,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当中,成为各族人民的普遍信念。
即便是金国,也会赞颂岳飞的忠诚感。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明朝末年的抗清名将史可法,在扬州城外与清军苦战,最后殉国,这本来是大清的敌人。但是到大清的统治稳定了之后,大清反倒为史可法立了祠堂,表彰他的忠诚。
因为这样一种忠诚是超越于时间与空间的,是你的敌人也愿意尊重的,甚至会融入你的敌人的道德意识当中,为他们所接受,这就形成了永恒蓝图的构成部分。
在这个永恒蓝图下,岳飞、史可法的意义都超越了本族群,成为所有族群共享的历史记忆。
我并不是说让人冤死这个事情很好,我是在讲述人性当中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岳飞的冤死表达为他所承受的一种苦难。
那么可以说,正是苦难,才带来道德感,并且可以感染更多的人,成为人们的共同历史记忆,并且让人们在更大的意义上形成认同感。岳飞的个人命运当然很悲惨,但是让我们感动的,恰恰正是这种悲惨中所呈现出的道德感。
更进一步地,人性当中还有个更奇妙的东西。岳飞如果光是悲惨,也未必让我们这么感动,他立下了伟大的军功,还下场悲惨,这才让我们感动。
可是,如果没有强大的敌人,岳飞的军功还会显得那么伟大吗?岳飞曾经成功打败过一些农民暴动, 但这根本不会让我们感觉他有多伟大。但是打金朝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打败的是一个超级强大的敌人,你的胜利才真正称得上伟大。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大金朝的强大,才成就了岳飞的伟大。没有大金朝,同样也不会有伟大的岳飞。
那么,我们可以说,金朝也同样参与到了岳飞这样一种中华民族道德符号的塑造过程当中,金朝的强大和岳飞的伟大,是一种共生关系。它们共同地参与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形成当中,参与到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塑造当中。
更不用说,大金朝这边也有一系列名将,比如金朝末年有一个抗击蒙古大军的名将叫做完颜陈和尚,这名字不大庄重,但他是个真正的好汉。
完颜陈和尚极为曲折的命运,有些像岳飞。完颜陈和尚的英雄行为,在永恒蓝图这个背景下,同样也会让大宋这边感动,并且看历史记录,他确实让蒙古一方也感动了。
他所经受的这样一种苦难,本来也会进入今天中国人普遍的历史记忆,构成我们的历史认同的一部分的,只不过我们的主流历史叙述中很少出现他们的名字和事迹罢了。
今日要点
从岳飞这个问题也能看到,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的深刻的道德感,它有着多么复杂又多样的来源。
中原、草原等等各个区域的互相塑造,不仅仅是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同样是在精神意义上。
明天我会继续驻场来回答一个问题,明天见!

驻场答疑之四 | 学习文史哲,到底有什么用?

你好,欢迎收听中国史纲,今天是我驻场回答问题的第四天。
今天我选出来的是后台很多人在问,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这些学科,到底有什么用?或者说有什么实践性的意义?
这话题很有意思,咱们就不从“眼前的苟且与诗和远方”的角度出发了,咱们就从到底有什么用的角度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
到最后,你就能看到,原来“诗和远方”不仅仅是让人有更丰富的内心,它居然也有那么大的用。
看到和看见
我先来讲一个故事,这是个真事。有一本书叫做《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这书非常有意思,作者是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讲了他所遇到过的很多病例,其中有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这个病例是一位一岁左右就失明的盲人,这几乎相当于先天失明了,这位盲人遇到这个医生的时候,已经五十来岁了,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早就适应了依靠触觉和听觉的生活方式。
结果,医生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的眼睛事实上各方面都挺好,就是有一个小问题导致失明,用一个简单的小手术就能够让他再看见。之后的手术很成功,这位盲人果然复明了,但是后续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能“看到”,但却无法“看见”。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部世界的各种色彩都能进到他的眼睛里了,但是他却无法辨认出任何东西。
咱们正常人看世界,实际上看的是进入到眼中的各种光线、色彩,然后我们的大脑懂得如何去把这些混杂、交织在一起的光线和色彩整理出秩序,区分出前景和背景,于是我们就能辩认出来外部世界的各种东西,这就算我们能够“看见”了。
但是对这位复明的人来说,进到他眼睛里的,只是混杂在一块的各种杂乱无章的色彩而已,从中无法感到任何秩序、任何意义,他的大脑不知道该如何整理这些涌入眼中的色彩,于是,他就能“看到”,却无法“看见”。
曾经有人把他领到一个车床前面,告诉他这是一个车床,都是干嘛用的。说了半天,他瞪大了眼睛,还是啥也看不见。直到他闭着眼睛,上前把整个车床摸了一遍,再退后回来,说,“嗯,这回我能看见车床了。”
因为他摸了一遍之后,脑子里就已经把各种触觉整合出一个完整的形状了,也就是,有了个蓝图了,然后再用这个蓝图来对应着整合进入到眼睛里的各种色彩。
虽然很可能不大顺畅,但好歹也算有整合的办法了,这之后他才能够理解这些视觉刺激,才能“看见”。
什么是预置蓝图
好,听完这个故事,你一定已经意识到了,原来,世界并不是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我们以为自己是直接在看世界。实际上,我们永远是在通过大脑中一些预置的蓝图在看世界。
进入到大脑当中的,甭管是视觉信号,还是触觉或者听觉信号,都只不过是咱们经常比喻的那种砖头而已。如果没有那些预置的蓝图,它们根本就无法呈现出任何意义,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它们。而这些预置的蓝图,你如果不反思一下,甚至根本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那么,这些预置的蓝图,又是从哪来的呢?
预置蓝图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比如大脑里整合视觉信号或者触觉信号的能力,只要是正常人类,在这个方面都有同样的预置蓝图。
动物也同样有这种预置蓝图,比如大马哈鱼总是要洄游,它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洄游,但就是要这么做,这就是它的头脑里被预置的蓝图。
另一种是文化意义上的预置蓝图,比如咱们现在都以瘦为美,但是唐朝的时候就是以胖为美。今天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汤加,那里的人也是以胖为美,到那一看,遍地都是大胖子。那到底瘦美还是胖美呢?根本就没有客观的答案,那都是取决于你的文化。
如果你还是固执地认为,肯定是瘦比胖美,那只不过是因为你在坚持自己的文化才是唯一正确的文化而已。
打破你的预置蓝图
但是,如果你坚持自己的文化才是唯一正确的文化,会有什么问题呢?你一定会陷入到某种偏见当中,无法自拔。
这会让你对于世界的理解遭遇到各种遮蔽,没法去理解更广大的世界。你见识得再多,也什么用都没有,就像那个复明的盲人一样,所有进入你大脑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混乱,你能看到,但什么也看不见。
你所属的文化,就是随着你的成长,通过教育、通过与身边人的互动,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而逐渐被预置在你头脑中的一种蓝图。
人要成长,肯定要先接受这样一种预置的文化蓝图,才能开始获得对于世界的理解。但是,随着你继续长大,这个预置蓝图却会开始构成你进一步理解世界的障碍,因为它会让你无法理解其他的东西。
人要继续长大,而继续长大的标志之一,就是你有能力不断地调整、重画自己头脑中的文化蓝图,从而让自己对于世界能够获得更深刻、更立体的理解。
那么,到哪里去学习重画蓝图的技术呢?
那就得先问问这些蓝图是哪里来的。答案很简单,各种不同的蓝图,以及画蓝图的技术,正是存在于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这些学科,以及各种经典著作当中。
今日要点
现在你应该知道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学的实践性意义在哪里了。
它们不仅仅是给你提供“诗和远方”所带来的那种纯粹的心灵愉悦,它们同样能让你摆脱文化上的睁眼瞎状态。
它们看似无用,实际上真正有大用。

驻场答疑之五 | 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有什么区别?

你好,欢迎来到《中国史纲50讲》。
今天我要回答的问题是,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很重要。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的区别,在我的音频课第35讲和36讲,分别讲英国和俄国的部分,曾经初步谈到过,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回过头来再去听一下。
不过在那两讲里面,有个重要问题我没有时间展开,那就是在第50讲里面也谈到过的普通法,又叫英美习惯法,这非常值得拿出来讲一讲,因为这是理解今天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
整个现代海洋世界的秩序,都是在普通法的逻辑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也是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关键。
普通法和大陆法的区别
可能你早就听说过世界上有英美习惯法与大陆成文法这两种法律体系,后面咱们就简单地说普通法和大陆法。
但是你未必知道这里面的深层差异。尤其中国是属于大陆法系的,不熟悉普通法的思维,对于普通法就更难以理解。
这两种法律体系的深层差异在哪呢?简单地一句话来概括,对普通法来说,法律是被发现出来的,对大陆法来说,法律是被发明出来的。
发现和发明,这区别可就大了。发现的意思是,这东西早就在那,等着你去把它找到而已;发明的意思是,这东西本来不存在,等着你把它给创造出来。
大陆法是发明出来的,这个相对容易理解,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立法嘛。立法权属于议会,议会依照它认为恰当的理由,来制定法律,用这个规范 人们的日常行为。像德国、法国、俄国、中国、日本等等,都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
议会拥有立法权,这个事情是从欧洲开始,向外传播的。但是你知道吗?议会拥有立法权,这实际上也是出现得非常晚的事情,是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欧洲国家,比如最典型的法国,立法权属于国王。但是国王拥有立法权这个事情也出现得比较晚,是到了17世纪才出现的。
那么在欧洲,更早的时候,法律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就是发现出来的,可以说,在16、17世纪之前的中世纪时期,欧洲各个地方的法律都属于某种普通法,都是发现出来的。
直到16、17世纪,英国和欧陆走上了分岔。英国那边、以及作为它的后继者美国那边,法律仍然是发现出来的,保持着普通法的状态;但是欧陆这边法律就变成发明出来的了,走上了大陆法的状态。
于是有俩问题就需要解释了,第一,为什么近代以前的欧洲国家,法律都是发现出来的?又是怎么发现出来的呢?第二,为什么到了近代,英国和欧陆又走上分岔了呢?
普通法的“发现”过程
先来解释第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近代以前的欧洲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今天咱们所说的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什么的这些国家,在那会儿根本还不存在,法兰西、德意志,都是个地理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就像咱们今天说亚洲一样。
那会儿的整个欧洲,到处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就像中国的周朝一样。天子下面有一堆诸侯,谁都不听天子的。你可以把今天所能想到的每一个欧洲国家都理解成是当时的周朝,国王只是一个大号的诸侯而已,从力量的层面而言,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大诸侯。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想强制去做一些什么事儿,根本做不了,因为你力量到不了那个份上。但是反过来,贵族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强迫国王,或者强迫其他贵族,这事儿基本也做不到。因为贵族之间彼此力量相差也不太多,他们之间是一个很复杂的彼此互动博弈的关系。
每次互动博弈出来的结果,都会被记录下来,被人给提炼成某种法律化的表达,并且过去的博弈结果,会构成未来人们的参照标准,这个东西就形成了传统。
说到这你就明白了,普通法实际上是通过博弈的过程逐渐磨合出来的,谁也没法说了算。哪怕你是国王,也没法制定个法律就要求大家遵守。
反倒是大家共同博弈出来的结果,大家都会认账。因为博弈的结果,一定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均衡的结果,谁要是不服这个结果,大家有办法强迫他服从。
由于法律是博弈出来的结果,国王在这里面,只是参与博弈的一方而已,根本没法站在法律之上,所以,普通法逻辑中,一定是“王在法下”,就是国王是低于法律的。
咱们经常能看到“王在法下”的说法,其底层的根基在这里,之所以国王低于法律,不是因为国王愿意遵守法律,这种意愿是不牢靠的,而是因为国王没能力挑战法律。
在普通法的逻辑下,后来,各种博弈有很多就到法庭上进行了,因为大家都对彼此的力量对比心里有数,也就犯不着非得打一架了,找个公正的第三方来评理就行了。
对于法院来说,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打官司,这是好事,因为法庭可以从里面收费。法院也就会想法把案件审判得符合人们对于公正的普遍认知,并且会对以前的案例有各种参照,前后要努力形成连贯的判断标准。这样也就能够让人对判案结果有个较为稳定的预期,就更愿意到法庭上来。
于是,普通法就这样通过案例的累计,逐渐成长起来了。而究竟未来都会冒出来什么样的案例,事先谁也不知道,只能等着它们冒出来才知道,新冒出来的案例,就会参与到法律的形成过程当中。
所以,普通法就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的发现过程,就是由法院的司法过程所主导的,这和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由议会的立法过程所主导的成文法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到了后来,英国的议会力量变大了,想要主导来立法,但是英国人早就形成习惯,就是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只应该是对司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成文普通法惯例,进行某种成文表达,而不能是跟普通法对着来。
如果跟普通法不一致,那么议会的立法就应该被判定无效。谁来判断立法和普通法一致不一致呢?也是由普通法的最高法院来做这工作,因为普通法的形成过程就是在最高法院那里汇总的。
英国和欧陆国家的区别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为啥在近代早期,英国和欧陆走上了分岔,英国仍然保留着普通法传统,欧陆却没有了呢?
一个经常被我们忽略的要素就牵扯进来了,地理要素。因为英国是岛国,不用面临任何陆地上的威胁,因此不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于是国王就没有办法灭掉贵族,而且英国民间自治的力量一直非常强大,君主政府始终没有力量去压制下面跟它博弈的这些自治体和利益群体。
君主没有办法去约束他们,但法律可以。因为英国普通法就是在这些民间自治团体不断参与下,逐渐被发现出来的,所以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得非常好。
而欧陆国家,因为经常会面对周边国家的威胁,或者相反,想要去征服更多的新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陆军归谁使用?国王。这样一来,国王的力量就会强大得多,因此慢慢就脱离了其他贵族力量的束缚。
结果是什么呢?过去依靠博弈形成的习惯法,就保不住了,因为没人能再约束国王了。国王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全新地立法,把过去的那些习惯法都给抛弃了。于是欧陆这边就形成了“王在法上”的新局面,它的法律逻辑也就从尊重传统的普通法或习惯法,转化为大陆的成文法。
紧跟着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欧陆的国王搞不定那些贵族,建不起强大的陆军。到了近代早期就能建设起来,灭掉贵族呢?
听了我们这门音频课的用户大概已经能猜到了,是因为出现了技术变迁,带来了新的经济资源,于是打破了原有的博弈均衡,国王就能够干掉原来干不掉的贵族了。
这个技术变迁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
过去,人们的财富基础都在土地上,你的财富规模就是和你占有的土地规模成正比的。国王并不比手下贵族的土地规模更大,就搞不定他们。
远洋贸易使得这些商人一寸土地也不占有,却能够拥有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就可以被国王用贷款的方式借来,国王有能力用这笔钱去瑞士雇一帮雇佣兵来帮自己打仗,最后就能灭掉贵族。
对有钱的商人来说,钱可以借给国王也可以借给贵族,优先考虑的就是借给谁的风险更小一些。国王毕竟正统性更强嘛,风险就更小一些。
于是国王就借着这个过程崛起了,欧陆与英国也就此走上了分岔的道路。
今日小结
普通法和大陆法这两种法律体系,对于国家的对外扩张模式、帝国统治模式、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模式等等,影响都非常不同。
这些差异,在历史上都形成了极为深远的后果。
比如,在近代历史上,整个世界贸易的法律秩序,实际上是由普通法所主导的,而全球贸易秩序是理解现代秩序的基础;
比如,近代历史上,只有普通法国家才建成了全球帝国,所有的大陆法国家都只建成了区域性的帝国;
又比如,普通法国家的直接融资市场如股市、债市,远远好过间接融资市场如银行。但是在大陆法国家,则正好相反,这带来了两种国家不同的创新效率;
还比如,在非殖民化运动之后,普通法宗主国的前殖民地,发展程度普遍好过大陆法宗主国的前殖民地。
普通法和大陆法带来的影响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举例解释了。可以说,这两种法律体系是现代世界秩序重要的底层逻辑。
因此,所谓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区别,可以一直追溯到普通法与大陆法的差别上来。
今天我的回答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直播回顾(上) | 理性和想象力,谁更重要?

1月4日晚上,罗胖和我进行了一场联袂直播。我们谈到了我在做《枢纽》一系列研究时打开的脑洞。其中,我谈到了一个关于理性和想象力的案例,正好趁周末分享给你。
《枢纽》这本书,以及《中国史纲50讲》这门课,并不是仅仅在探讨历史事实,而是要重构史观。重构史观,相当于我们要重建一个全新的观念系统,用来理解世界。
所谓重建观念系统,并不是对更多事实的发现,而是更多脑洞的打开。
通过打开一个全新的脑洞,过去完全同样的事实可以呈现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甚至可以说,想象力并不是事实,但是它在定义事实。
科学革命的真相
说到这里,我用一个更加开脑洞的故事来解释一下。我用你熟知的科学革命作为例子,科学革命的起点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就是从过去的地心说转向了日心说这样一种全新的宇宙观。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化,过去我们经常说这是理性战胜了信仰,科学战胜了愚昧,因此人类终于突破过去的困境,走入到一个科学理性的未来。
但是,假如你仔细读一下科学史的话,你会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历史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所谓的科学革命并不是理性战胜了信仰,科学战胜了蒙昧,而是信仰战胜了理性,再把自己发展成为新的理性。
地心说和日心说
在哥白尼之前,人们普遍接受的宇宙结构图是地心说。
你在下面的图片可以看到,中间的小圆点是地球,外围是地球、太阳、月亮、行星,最外层是恒星。这个理论是由天文学家托勒密发展完善出来的。

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
而当时哥白尼勾勒的新宇宙结构图中,太阳在中间,外围的几大行星相对位置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样子。
你可以再回到托勒密的图,地心并不是纯粹拍脑袋想出来的,他是有一整套很复杂的理论体系作支撑。
哥白尼和托勒密把宇宙画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构。但是,他们是怎么画出这两种结构的呢?
实际上他们俩都是站在地球上来观测天上各种星星运行的位置,然后会发现星星的位置关系经常变换,于是就在地球上想象,宇宙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基于这个想象,他们把天上星星运行的位置画出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可以表现为某种数学公式,然后用这个数学公式来计算这个星星未来会运转到什么位置,基于这个不断调整各种轨道参数。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哥白尼和托勒密这两位,他们的观测资料几乎是相同的。基于基本相同的观测资料,他们俩分别在想象宇宙是什么样,一个认为太阳在中心,一个认为地球在中心。
地心说是高度科学化的体系
而在当时看来,托勒密的解释确实要比哥白尼“科学”多了。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托勒密对很多理论解释的负载没有那么重。假如你从来没有学过任何天文学的话,你会本能认为地球就是宇宙中心。
其二,假如哥白尼的说法正确的话,地球绕着太阳高速运转,那么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你必须得解释。就是如此之高速运动的地球,为什么不会把人甩出去?这些都是需要解释的。
而托勒密不需要解释这些东西。所以哥白尼的体系并没有托勒密的体系看上去那么符合常识。
另外,托勒密体系是一个高度科学化的体系。
在那个时代,人们有占星的实际需求,需要预测天体运行位置。因为那会的国王出门之前都要看星座,他需要看星座来确保这次出去打仗是吉是凶。
看星座实际上就是在看天上几大行星,和十二星座的相对位置关系,从而判断吉凶。那么,谁能更有效地预测这些行星和黄道十二星座的位置关系,谁就可以获得国王的认可。
今天我们知道,太阳系结构轨道上的相对位置关系,所以你从地球上看到一些行星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位置不稳定,不是匀速直线运动,它会忽前忽后。如果用哥白尼体系,这个现象很容易解释,轨道相对位置关系、运转周期不一样,所以你观察位置的时候会出现进动。
但是在托勒密体系下有点麻烦,如何解释呢?
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托勒密体系的这个图。
比如看火星,上面这个大圆圈本身并不是火星,上面还有一个小黑点,小黑点才是火星。
大圆圈是什么呢?火星是绕着大圆圈旋转,这个大圆圈在托勒密体系里面叫做本轮。本轮的圆心再绕着外围的大轨道旋转,这个大轨道叫做均轮。
也就是说火星是绕着本轮往前运动,本轮的圆心又绕着均轮行动。只要你是这样一种轨道结构,自然在地球上看起来就会出现进动状况。
光定性解释不够,你还预测不了,必须定量解释。接下来就来调整本轮的直径、均轮的直径,使得你调整各种参数之后对于行星运行的位置有一个更准确的预测,这是托勒密体系要做的至关重要的事情。
问题是你设置了本轮又设置了均轮之后,虽然解释了进动,但仍然预测不准。那怎么办?
托勒密这个学派的学者又开了一个脑洞,就是在本轮上面要再加一个二阶本轮,火星绕着二阶本轮旋转,二阶本轮绕着一阶本轮旋转,对于进动问题的解释就更加清晰了。可是加了二阶本轮之后有可能还是不准,于是再加三阶本轮。
到哥白尼时代,最猛的一颗行星被加到27阶本轮。好处是预测非常准确,代价是这个结构太复杂了。复杂到你来不及算完,国王已经出去办事回来了,那你就不可能从国王那获取任何资助了。
哥白尼的强大信念
你可以发现,在哥白尼时代,实际上托勒密的体系已经高度科学化了,而且预测非常准确。
但是哥白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上帝一定是按照最简洁、最完美的方式创造宇宙的。哥白尼就是坚信这两点,你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说服他。
于是哥白尼就认为,托勒密体系如此复杂,但是上帝一定不会这么创造宇宙,所以他就重新想象宇宙的结构。
想象来想象去,根据那些参数进行各种计算,再进一步去观测验证等等。做了很多的工作之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哥白尼体系日心说。
只要在这样一个宇宙前提下,进动位置可以获得有效的解释,而且非常简洁,不再有任何复杂的本轮、均轮。
哥白尼解决了简洁性的问题。但还有另一个问题,他坚信上帝一定是按最完美的方式创造宇宙的,只有正圆的轨道才最完美。因为从圆心到圆周的任何一个点都是等距离的,这种是最完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哥白尼体系里面,行星轨道的确是最严格的正圆。今天咱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正圆,而是椭圆,太阳位于焦点上。
而哥白尼坚信轨道是正圆,这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哥白尼对于这些行星位置的预测跟托勒密体系相比,根本不准。
从信念转化为理性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哥白尼同时代的人,把托勒密体系跟哥白尼体系并列一块,你是一个足够健全理性的人,会选择相信谁?
托勒密体系可以完美地被观测证实,而哥白尼体系用来观测的时候,你会发现预测不准,有严重的问题。
此时你是一个健全理性的人,你一定会相信托勒密,会觉得人家才是科学。而哥白尼没有任何道理。
直到在哥白尼之后又出现另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他经过了三十几年的计算和微调,才解决了哥白尼体系之前的问题。
后来又经过了伽利略和牛顿,终于使得哥白尼体系的所有困境都被解决了。到了这一步,哥白尼体系,从最初基于内在的一个信念,到了牛顿时代,终于被呈现为新的理性。
我们可以再追问一下。哥白尼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尝试重新解释宇宙的结构?
因为那也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在哥白尼时代,地理大发现开始有一段时间了,大量全新的东西进入人们的视野。此时,人们过去熟悉的那个秩序、那个世界已经彻底崩溃坍塌了。依靠过去的体系观念已经不奏效了,你必须寻找到新的观念体系,才有可能努力尝试解释新的世界,去把握住未来。
可是这个新的东西、新的观念体系框架靠什么呢?事实本身并不能告诉你意义,新的观念体系和观念,依靠的就是想象力。
所以,面对这种大的变革时代,想象力是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世界、重新理解事实的一个重要起点。
今日要点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应该重塑史观。
史观相当程度上,就是要给你提供更多脑洞,帮你刺激出更大的想象力,使得你可以发现过去你所熟视无睹,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新的事实。于是你对于世界的理解也会出现全新的变化。
我们当下毫无疑问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这种大变革时代,你也需要一个全新的历史观。
通过这种新的历史观,才能够帮助你突破在观念上、思想上、精神上的边界,使得你在遭遇到瓶颈的时候,对于未来充满焦虑的时候,仍然可以做到海阔天空。

直播回顾(下)| 美国如何从孤立主义走向世界?

在1月4日晚上的联袂直播中,罗胖和我谈起了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世界秩序的过程。

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孤立主义。他们对外界的纷争和争端完全不感兴趣。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最终是在二战结束后,在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彻底走出了孤立主义,主动融入到世界的大秩序中。

我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也很有意思,一起趁周末分享给你。
关于一战之后,美国如何走向世界的历史。这里有两个故事跟你分享一下。
美国国民精神的一体两面
美国在二战之前的孤立主义,跟美国在二战之后的普世主义,其实是美国国民精神当中一体两面的体现。
因为美国的国民精神是基于清教传统的,而清教徒有一个内在信念,就是我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世界未来的希望所在。
所以,在早期美国很弱小的时候,它的清教传统给它带来的效应就是:我们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了,世界上就剩我们是比较干净的了。老欧洲已经太肮脏了,千万不要被你们给污染了。所以我要跟你们离得远远的,我要孤立主义。这种信念一直延续下来。
那么,到了二战之后美国为什么又能转成普世主义呢?
当然这里有一系列的因素来促进这个转变,但是你要看到,清教里面本身也是有普世主义的一面的,就在于我们已经如此干净了,因此我对于这个肮脏的世界负有巨大的责任。
因此美国的国民精神,也促进了美国开始转向普世主义。
凯恩斯的脑洞
除了罗斯福的领导,美国转向普世主义的过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发生过重要的作用,就是经济学家凯恩斯。
在一战之后,凯恩斯就曾经开过一个巨大的脑洞。他当初打开的这个脑洞其实是有可能避免二战的。
在凡尔赛会议上,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代表去凡尔赛和谈,他发现整个和谈条约签订的方向会有很大的问题,一定会出事。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极力想要往死压榨德国。对法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把德国彻底肢解成无数个小国,但是美国和英国不允许这样,因为会影响欧陆的均衡。
而法国国民非常支持法国总理。凯恩斯看到这个状况极为忧虑,最终愤而回国,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和约的经济后果》。凯恩斯在这本小册子里,分析了和约的一系列缺陷,并提出了补救办法。
凯恩斯认为,凡尔塞和约试图以一种高度民族主义的方案,如此之深刻地压迫德国,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在把整个欧洲置于死地。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以德国为中心,整个欧洲的工业布局、经济布局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这是一个遍及整个欧洲的分工体系。
因此凯恩斯说,假如你们通过赔款把德国弄死,事实上也是把欧洲弄死。因为整个欧洲的经济运作跟德国是联系在一块的。
凯恩斯说,法国非要置德国于死地,但是,法国是否有能力在把德国弄死之后,承接起德国的位置呢?它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法国把欧洲拖入这个深渊当中,这个行为极其不负责任。
德国大规模的出口,挤占的是谁的市场?就是这些战胜国的市场。这意味着德国越有赔款能力,你们战胜国的经济能力将受到越大的冲击。
所以等到德国赔款还清之日,就是你们这些战胜国灭顶之时。而且凡尔塞和约在条款里写出如此之多的赔款要求,这是对这个民族巨大的羞辱。
既然你们无法彻底灭掉这个民族,你还要如此深刻地羞辱一个强大的民族,这意味着什么?一定意味着未来更加可怕的战争。世界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此你们对和约如此设定,极其不负责任,你们将把整个人类带入更加可怕的前景。
但是凯恩斯也说,我也理解法国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在于法国假如不从德国那里大量榨取赔款的话,他就没有能力偿还从英国美国借的债。
为了能够赔得起,他不得不压榨德国,可是也将整个欧洲带入更可怕的危机。
凯恩斯提出,为了避免可怕的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美国英国放弃对法国的还款要求。
从商业角度来说,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凯恩斯认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债就不能从商业角度考虑,只能从政治角度考虑。毫无疑问这是美国英国必须做出的牺牲,通过这个牺牲才有可能确保未来的利益得以保障,这是其一。
其二,为了确保战后的利益保护,必须建立超越单个国家之上的普遍贸易机制。为了防止革命国家的货币崩溃,我们得组建一个大的基金组织,帮助遭遇困境的国家稳定它的货币。
如果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的困境,我们还需要成立一个国际银行。用这个国际银行给遭遇到困境的国家发放贷款,很有可能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帮助他恢复经济,从而拉动世界的经济恢复。
说到这儿,你应该能猜到了。凯恩斯说的这三个方案是什么?一个是国际贸易组织,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是世界银行。
也就是说今天主导世界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其实在一战之后,凯恩斯已经全提出来了。但是当时没人听,为什么?
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全都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狂热当中。大家忽略了各个国家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你没有办法脱离邻居独立存在。
一战后没有人听凯恩斯的,所有国家在民族主义的激情当中热血澎湃,最终一步步走向了自己亲自挖的坑,走向深渊。
直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我们应该避免二战之后再带来三次大战。这时候人们重新想起来,当初凯恩斯曾经提过这一系列办法。
凯恩斯有可能用一种远远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普世主义的方案,来解决我们在所有的战争当中,以及所有国家深度依存当中,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
普世民族主义方案
但是光有普世主义无法带来动员力,而凯恩斯提出的,恰恰是一个普世民族主义的方案。
凯恩斯的方案里面,民族主义的东西体现在哪呢?
就是他提出,美国英国虽然放弃还款的要求,但是要换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英国以及美国在这之后成立起来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当中,应该拥有主导地位,这是英美放弃所有偿债要求的前提。
这个要求毫无疑问是一个国家利益的体现。但它的基础前提是什么?它必须在一种普世主义的方案当中,才有可能真正收获民族主义的利益。
假如你直接就试图用民族主义的方案攫取所有利益的话,最后什么也得不到。
今日要点
从美国转向普世主义的这个历史过程中,你可以发现,作为美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你即便想要从自私的角度获取国家利益。唯一的办法也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这体现了一个大国的责任。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你必须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
这同样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驻场答疑之六 | 中原和边疆的深层互动,是怎样构建的?

你好,欢迎收听《中国史纲50讲》,今天是我驻场回答问题的第六天。
今天我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原和边疆之间,确实有相互塑造关系。但是在具体的历史中,它们能够理解到这种关系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涉到,该如何理解那个远远超越于中原之上的中国的历史。
中原和中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中原只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是包含着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个亚区域的多元复合体系。
但是,这个多元复合体系究竟是怎么复合起来的呢?各个亚区域彼此之间是否能理解到呢?
过渡地带的作用
各个亚区域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那就是,在各个亚区域之间,有一种“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同时兼具旁边两个亚区域的特征,同时理解两边的逻辑。比如我在第八讲说到草原征服王朝,都是来自东北或者长城沿线,这就是“过渡地带”。
多元的亚区域,就是通过“过渡地带”而被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中国的复合性的。要说各个亚区域是否能彼此理解,关键也在“过渡地带”,它能够让各个方向获得相互理解。
最近我看到《中国民族报》几篇文章,内容非常好。这系列文章用了另一个概念,“走廊地带”,实际上跟“过渡地带”是一个意思。这系列文章通过对几个“走廊地带”的讨论,让我们在更具体的层面上看到,中国的多元复合性是如何实现的。
今天我就引用其中的两篇文章来回答前面的问题。一篇是讲“长城-天山走廊”的,但这篇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中原与草原的相互塑造了,更是帝国的东部、西部是如何相互塑造的。读完很开脑洞,这篇的作者是陕西师范大学的黄达远教授。
另一篇是讲“苗疆走廊”的,这是与中原地区与大西南的相互塑造有关的,作者是贵州大学的杨志强教授。
通过我对这两篇文章的讲解,你可以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过渡地带,或者说走廊地带,才是定义这个国家的基础。
大清的长城-天山走廊
先看看“长城-天山走廊”。这条走廊首先是衔接中原与草原,中原和草原这个话题我在第八讲中已经比较仔细地解释过,这里不再展开。今天主要来讲讲它是怎么衔接大清帝国的东部与西部的。
这条走廊是在清朝中期形成的。差不多从大清建立开始,准噶尔汗国就与大清之间发生着不间断的战争,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如果你看电视剧《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就会发现大清总是在和准噶尔打仗。直到乾隆年间,终于彻底平定了准噶尔汗国,将西域完整纳入帝国的统治之中。
还在康熙年间与准噶尔汗国打仗的时候,俄国人的影子就已经出现了,他们给准噶尔汗国的大汗噶尔丹提供军火,这让康熙很头疼。所以后来康熙在东北与俄国人打雅克萨之战后,虽然获胜了,但还是做出了一定让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做这个让步就是为了把俄国人和准噶尔的关系给拆开。
在大清收复西域之后,整个北部和西部边疆变得更加漫长,就更有了防止俄国人南下的必要。
在收复西域之前,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就是帝国的边疆了,大清帝国屯重兵在这一带,防备各种敌人。
收复河西走廊之后,帝国的边疆向前延伸了数千里,深入到中亚腹地。中国从一个东亚帝国,变成了一个亚洲帝国。
这意味着帝国的国防安排会遭遇巨大挑战。别以为开疆拓土这个事情很简单,实际上打过去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打过去之后如何守住。为了能守住,首先必须要收服当地人心,让老百姓愿意接受你的统治。
但在此之外,帝国必须有一个庞大的、系统性的国防驻军安排;同样攸关生死的是,还必须建立起庞大、有效率的后勤补给,使得驻军能够维持下去。
大清为了巩固庞大的边疆地区,统合了中原、草原和绿洲的力量,构筑起从天山南北、经长城一线和蒙古草原,一直到东北地区,规模巨大的国防体系。“长城-天山走廊”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显现出来。
由于西域绿洲地区的地理破碎性,驻军从当地汲取的人力和财政资源都不能自给自足,所以大清不得不从东北以及内地调动庞大的军力、人力、财力、物力资源。
大清在天山北麓建立了三个重镇: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从东北和内地调来的驻军,主力就驻扎在这里。

大清三大重镇,伊犁位于西边,乌鲁木齐居中,巴里坤位于东边
这三个地方非常重要,在俄国趁着大清忙于镇压太平天国、无暇他顾,从而在西北割走了四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前,伊犁是整个新疆的核心,最重要的军队和统御全疆的最高长官都在这里。
伊犁作为帝国的战略前沿区,防备俄国南下,同时控制中亚的游牧部落,可以保障南疆与北疆的安全。我曾经去伊犁将军府参观过,看完真是震撼,强烈建议你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但是,你再看看地图会发现,伊犁离帝国核心区太远了,因此还要有一个战略支援区,这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作为伊犁的后方支援地存在,也是东部来的各种物资向伊犁继续转运的重要中转站。
从这再往东,还有个战略接应区,就是巴里坤,在今天的哈密北边一点,今天这是个小地方了,当年这可是新疆三大重镇之一,这里是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青海草原三大游牧区的汇合点,对于帝国安全至关重要。
有了这三个军镇的安排,便需要庞大的后勤补给体系。大清组织人力沿着天山北麓开发出连绵数千里的农业地带,打通了从天山北麓、河西走廊到陕西关中平原的农业地带。这里的农产品与北方的蒙古、哈萨克等草原游牧力量贸易,刺激他们用皮毛、牲畜来交换粮食。
沿着长城-天山一线,作为游牧、农耕与绿洲的交汇地区,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市场网络。这里面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贸易重镇,像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新疆的奇台,等等。这个庞大的商业市场甚至还吸引了国际商业力量如俄罗斯商人与中亚商人的加入。
如此形成的“长城-天山”大走廊,是关系国家命脉的走廊。
在这条大走廊里可以看到,从东北到西北、从中原到塞外、从江南到北国,来自游牧、绿洲、农耕区域的人群,随着国家军事和市场力量的扩散运动,而发生的变迁、流动、分散和凝聚,这是中国的帝国建构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历程之一。
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现代经济和现代技术的冲击,长城-天山大走廊的重要性逐渐衰落了。
但是它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遗产,比如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这一线的众多城镇、多民族聚居区等。
理解这条大走廊的历史重要性,是我们理解中国形成史、中华民族形成史,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
明朝的苗疆走廊
再来说说第二条走廊,“苗疆走廊”。
苗疆走廊是从今天的湖南西部向西贯通到云南昆明的一条走廊,横贯整个贵州。

古苗疆走廊示意图
贵州这个地方,在古代有三句话形容它,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就是说,气候连绵多雨,几乎没有一点平原,到处都是山,交通极为困难,因此人民也非常穷困。
这样的地方,在古代肯定是帝国统治的噩梦。当地民风极为彪悍,完全不服管。由于交通极为困难,帝国要派兵进驻统治,成本奇高,当地又太穷了,也征不来什么税收,完全得不偿失。
所以,贵州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很奇特的地方。从元朝开始,帝国有效统治的地区就把它给围在了中间,周边有湖南、四川、云南、广西。从地理上来说贵州是内地,但是帝国却把它给定义成为边疆,因为帝国没法有效统治这里。
但就是这个地方,却逐渐构成了帝国联系和统治云南的一个重要走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云南和中原内地之间,也是隔着各种大山,路很难走,反倒由于各种大河的联系,云南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经常比和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所以,古代的中华帝国为了经略东南亚,就必须经略云南,否则帝国就只能龟缩在中原地区。云南对帝国的意义,类似于西域的意义一样,你要想成为一个亚洲帝国,就必须以云南作为一个战略区。
可是从中原怎么到云南去呢?元朝的时候,主要是从四川走的,那边尽管山也很多,还是比贵州好走一些,贵州这边也有一条路,但是重要性很低。到了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四川这边人口损失极大,四川入云南的这条道路的重要性急剧下降,于是明朝治理云南就着重于贵州这边的道路了。
朱元璋的时候就花费了巨大人力,更大规模地修建了贵州这边的驿道,重兵布防。后来,到了永乐大帝的时候,为了管理这条驿道,索性在贵州建立了一个省。为了一条交通线而建立一个省级机构,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条通道,就是我们所说的苗疆走廊。
为了建立和管理这条通道,明朝推动了汉人的大规模移民,许多士兵携带着家属,迁徙到这里。
苗疆走廊相当于是依靠国家力量开辟出来的汉人移民走廊,儒家文化和沿线的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出现了各种融合的现象。沿线的苗人文化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而移过来的汉人,其文化和社会结构跟过去也不一样了。这让中国的文化变得比过去更加丰富多彩。
苗疆走廊在明朝和清朝成为帝国赖以控制西南边疆的首选的、甚至一度是唯一的通道。不仅如此,“苗疆走廊”后来逐渐又发展成为一条贯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连通周边多个省份的经济走廊带。
这一路上逐渐发展得城镇密集、人口集中、民族众多。如果没有这条走廊,中国的南方很可能会形成彼此割裂的几块,四川、云南、两广、两湖,有可能就是割裂开的,但是由于这条走廊的存在,南方完全被联系为一体。
在明清时期,这对于中国在更庞大的东南亚区域的地缘政治战略,对于南部经济格局的重组以及民族的交融共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功能和意义早已超出线路本身,一直延续到今天。
今日要点
通过这两个例子,你可以看出,过渡地带或者说走廊地带,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意义。
正是它们,把帝国内部多个亚区域,给联系成为一体,使中国从中原地区的政治体,而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庞大的亚洲帝国,为今天的疆域打下了根本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绝对可以说,正是走廊地带,在定义着“何谓中国”。
也因此,走廊地带绝不是后人的附会,它是历史性地形成的,是中华帝国、中华民族在自我成长、自我发展过程当中,伟大而又深刻的智慧的体现。
今天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了,明天我会再选择一个问题来回答,明天见!

驻场答疑之七 | 世界上都有哪些超大规模国家?

你好,欢迎来到《中国史纲50讲》,今天是我驻场回答问题的第七天。
今天咱们来说两个事,第一个事是,我会继续回答一个问题。第二个事情是,我还会就近期与订阅用户的互动中产生的一个想法,向你征求意见。
国家的超大规模性
今天我选出来的问题是,是否还有其他国家也有超大规模性?
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秩序的一个基础,理解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一个关键。
先说结论,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也有超大规模性,但与中国不是在一个领域中。
世界秩序的构成,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很多种领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各个领域全都具有构成性地位或说主导性地位。
所以,世界秩序是在若干个超大规模国家彼此博弈的过程中,逐渐达成一种均衡状态而演化出来的。
就历史上来说,每段历史当中都会有几个超大规模国家,就当下来说,美国、中国,当然是超大规模国家,俄国算是半个超大规模国家吧,其他国家都不足以支撑起超大规模的实力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来界定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超大规模国家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世界秩序当中有人们普遍都认可的行为规则,各个国家在一般情况下也都会遵守这些规则,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国家可能会违规行动。判断标准就来了,就是,是否有人能够真正地约束住你?
如果有人能约束你,那你就不是超大规模国家,你仍然是被别人所规定的;如果没人能约束住你,那你就是超大规模国家,你是有能力参与到底层秩序博弈当中的超级玩家。
所以,如果就当今世界秩序而言,你会发现,美国、中国、俄国,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约束住它们的。当然,它们不是在所有领域中都有这个能力,只是在特定的领域中有这种能力。
具体点说,美国的超大规模性体现在它对于世界资本秩序的掌控力,对于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掌控力,对于海洋秩序的垄断性掌控力,以及对于国际价值观的掌控力,最后这一点在国际政治领域当中通常又被称作软实力。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由经济规模又可以转化出一系列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层面的影响力,这些对于世界秩序都有着构成性的地位。
后台还有很多用户在问,印度的人口规模也是巨大的,未来会否取代中国的地位,我的答案是,不会,后面会展开回答。
还有俄国,它拥有美国之外最大的核武器库,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然资源储备,再加上它庞大的领土,以及战斗民族那种脾性,这些本来都会构成它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力,奈何俄国的经济实在是提不起来,所以就只能算是半个超大规模国家了。
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搞事情,也就都不是超大规模国家了。
超大规模国家的博弈
就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它们可以参与到世界的底层秩序的博弈当中。
这就得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底层秩序的博弈。
要说清楚这个,得先看看和底层秩序相对应的表层秩序。刚刚咱们也说到了,世界秩序当中有一些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有很多都是已经成文的,表现为各种国际条约、国际法,等等。
这些就是表层秩序,它们规范着各个国家的一般行为。但问题来了,是什么让表层秩序有约束力呢?是各个国家都很有道德,愿意认可这些行为规则吗?
并不是。遵守规则这种事情,在根本上并不能指望人们对规则的认可,而只能指望人们发现违规会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损失远远大于收益,于是就愿意遵守规则了。
这是内在于人性的,博弈论当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把这逻辑表达得很清晰了。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一本书,阿克塞尔罗德写的《合作的进化》,把这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
所以,让表层秩序获得约束力的,并不是人们愿意守规则,而是有人有能力来执行规则。就像让交通规则获得约束力的,本质上并不是人们守规矩,而是警察会罚款。
那么,就国际秩序来说,是谁有能力去执行规则呢?就是超大规模国家,它们的力量对其他国家有压倒性优势,就像警察对乱加塞的人有压倒性的权力优势一样,所以这些国家就能够执行规则。
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力量太大了,它们要是违规的话,谁来执行规则?答案是,没人能做到。这也是我在前面给出的超大规模国家的判断标准。
那么,和一般的国家不一样,超级大国就会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博弈。
一个层面是,它们彼此之间会激烈竞争,这些竞争经常是不受那些表层规则约束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底层秩序的博弈。
这种博弈或竞争,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卡位,在表层规则执行人这个事情上,卡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因为这种执行人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上是有大量好处的。当年的美苏争霸,比如今天的中美在很多贸易问题上的争执,都是这种底层秩序的竞争。
还有一个层面是,超级大国在一般情况下也会接受表层秩序的规则约束,因为这样对其他国家来说才有权威,更容易让它们支持自己来作为规则执行人,从而在底层秩序的博弈上会更有优势。
但是,一旦涉及到根本性的问题,超大规模国家是不会去理会那些表层规则的约束的,并且它们搞起事情来,也没有谁能够真地约束住它。
举几个例子,比如,美国在2003年打伊拉克,在国际法的程序上是有严重问题的,但是它就是打了,别的国家也只能默许了。打伊拉克这对美国来说关乎到根本问题,它会不管不顾,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一般事情上,还是愿意守规矩的。
再比如,2014年乌克兰发生大动荡之后,俄罗斯直接就吞并了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因为这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到根本问题,西方世界一片哗然,纷纷制裁俄罗斯,但最后这些制裁也都无疾而终。
这些都是超级大国进行底层秩序博弈的例子。但是在不关乎根本问题的事情上,美国俄国也都还是愿意遵守表层秩序的规则的,因为这让自己在国际上更好看,也就更容易拉到盟友,从而更利于在底层博弈上借力打力。
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国际秩序当中,表层秩序是成文规则,底层秩序是力量博弈。
超级大国的力量博弈,使得表层的成文规则获得生命力,超级大国遵守表层规则,经常会更有利于它在底层的力量博弈。
所以,国际秩序是分层次的,超级大国层次,和一般国家层次,这两个层次所依从的是不一样的行为逻辑,不能混在一块来理解。
如果你试图用瑞典的行为规则来规范美国,那是天真;试图用俄国的行为规则来理解日本,那同样也是天真。
超大规模国家的嵌入性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今天的超大规模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历史上超大规模国家的对抗,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经济上相互深刻的内在嵌入性。
美苏对抗,发生在经济上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一战的对抗,发生在仅仅是外贸上彼此依赖的国家。而今天的中美两个超大规模国家,是在工序意义上的相互依赖,美国现在所有的新科技,要想能够落地,都必须和中国的生产能力相结合。
这个意义上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完全不是历史上那种依赖可比。历史上的依赖,总还是外部性的依赖,程度或多或少而已。
今天的依赖,完全是内部依赖,脱离开对方,自己运转不了。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用历史不足以类比。
这个情况是全新的,人性却是永恒的。超级大国彼此间的对抗还是会继续,但不大可能表现为战争,更有可能表现在国际道义的争夺上,也就是对盟友阵营的打造上。打造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格局,让自己在底层博弈上更能玩得转。
至于打造得不利的那一方,如果想开了,实际上问题也不大,不会有什么真实的危险,因为历史情境已经变了。
但这种对抗模式的转型,不是因为超级大国开始讲道义了,而是因为这是今天更加可行的对抗途径。
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中国
还有很多人也在问,印度的人口也是超大规模的,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取代中国的地位?
我提炼为几点,来简单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从市场吸纳能力来说,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中国(再加上溢出到东南亚)的制造业能力已经穷尽了世界市场的消费能力。世界市场无法容纳两个这么大的国家,所以印度不会有机会形成制造业上的崛起。
第二,从制造业发展的前提来说,仍然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超级供应链网络是制造业发展的前提,超级供应链又依赖于超级基础设施,这方面印度也没有机会。印度目前发展得好的,都是对供应链需求很低的如制药业、软件业、服务外包业。
第三,从国民发展欲望角度来说,印度人的信仰使得他们的内心比较恬淡,发展欲望上不如中国人。
第四,从国民的精神世界来说,印度的种姓制带来一个效应,就是他们同时拥有世界顶级精英,也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穷人口。
印度的顶级精英,在融入世界这方面的水准比中国高出不少,今天硅谷很多大公司的管理者都是印度人或者印度裔,很多国际机构的高级雇员也是印度人甚至巴基斯坦人,比中国人要多不少。但是印度的一般国民却并不能跟上这种步伐。
作为一个国家来讨论的时候,必须看到它的整体性。作为整体性的国家,毕竟印度的规模在那里,是个必须重视的国家。
但要说有可能超越中国的地方,主要还是在个体层面或者小的精英群体层面。在整体层面上,印度的机会不大。
向你征求意见:
这段时间,和你们在后台的互动,让我非常感动!
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我所提出的一种对于中国的新的理解框架,是如何有可能获得你的接受和支持,并且帮助我继续加深思考的。
得到用户的高品质,确实名不虚传,这让我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
并且,我也因此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想法,考虑专门讲讲走廊地带,是如何从物质力量和精神格局这两个层面上,从根本上定义着古代的中华帝国,让古代中国突破狭隘的中原观,而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亚洲帝国的。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切入点,在于,走廊地带是理解古代中国秩序的一个最锐利的角度,把握住它的历史意义,就把握住了理解中华帝国的核心密码。理解了这些,才是真正地理解了中国。
我们不能仅仅陶醉在所谓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说法之中,而要在真正意义上理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构造一个真正伟大的帝国的。
真正伟大的帝国,它是对正义的承诺,它是对秩序的担当,它是对人性与生命的真正悲悯与敬畏。
如果视野局限在中原地区,反倒看不到这些。而从走廊地带,能同时看到中原与边疆这两边,看到它们如何在相互塑造的过程当中,演化出帝国的力量与精神的融合,这种深刻性才能在我们的眼前展开。
理解了这些,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华民族要在未来担当的伟大而又深远的世界历史使命。
如果你对走廊地带这个想法感兴趣,请告诉我你希望听到的内容,提出你更好的建议。我希望在与你的讨论中,共同把内容打造出来。
期待看到你更多的支持,也期待有机会在未来与你再见!

直播回顾之一 | 中国历史中的大博弈和小博弈

2月1号,我在得到进行了第二次直播。这次直播,算是给老用户们的一次系统性复习。
直播里,我围绕“历史的第一性原理”梳理了50讲的内容,同时也分享了我最近的一些理论迭代。我会把直播的这系列内容陆续更新到课程里,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
历史的第一性原理究竟是什么?我在《中国史纲50讲》第一讲就提到了这个分析工具。
实际上我们过去看到的对于历史的介绍、对于历史的书写,往往都是帝王将相的各种权谋。 实际上,你去观察历史机理的话,你会发现历史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畅快淋漓。
历史上的大人物,不管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他们往往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得已。如果你能把这些“不得已”读出来的话,你就找到了解读历史更深层的法门。
身处“结构”中的人
这一系列的不得已是基于什么呢?
实际上,每个人都处在一个特定的“局”当中。从古代到今天都是一样,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特定的“局”当中,也就是处在一个特定的结构当中。
这个结构实际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博弈的一个结构。
我们对于历史的分析,或者刚才我所谈到的历史人物的各种各样的不得已,你如何理解它? 全在于首先你如何理解他们所处的这个结构,他们在这种结构当中,他们是如何博弈。
博弈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事,不是你自己能说了算的,取决于你周边的人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策略。你的策略取决于你周边人的策略,而你周边人策略的变化同样也取决于你策略的变化。
我们看到历史人物时候一定要看到背后的博弈关系,你才能真正理解到这种历史人物的不得已,你也才真正摸到历史深层次的东西。
大博弈和小博弈
解读中国历史要面对的一系列博弈过程。对中国历史来说,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这是一般国家历史当中很找面对的,就是中国历史当中的博弈实际上是一个双层结构的博弈。
什么叫双层结构的博弈?双层结构,可以说两个层面,一个是大博弈,一个是小博弈,这是在不同的尺寸和空间维度上形成的,大博弈小博弈分别是什么呢?
先从大博弈上来说。其实在《中国史纲50讲》这门课里,我就谈到了中国以及过去发生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内在均制化的存在,而是一个包括中原、草原、海洋、高原、西域等等多个亚区域的多元体系。
每一个区域彼此之间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地理、气候、生态等等一系列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这些亚区域之间的差异是没有办法被消除的。所以,在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这样一种多元体系性的存在。
这若干个亚区域彼此之间的博弈过程就构成了大博弈的层次。就古代中国而言,大博弈的层次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博弈关系,就是中原跟草原之间的博弈关系。
中原跟草原之间的博弈关系所构成大博弈,又决定了下面小博弈层次的外部约束条件。
那么小博弈这个层次是指什么呢? 我们以中原为例,在中原内部,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群群体,有君主、贵族、官僚、百姓、军人、商人等等,所有这些群体,他们彼此之间也会进行不断地博弈,这就是小博弈的层次。
所谓小博弈,实际上就是取决于他们彼此之间进行各种各样资源的争夺、资源的分配。但是,你要进行资源的争夺和分配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你们这些博弈加在一块,这个大的群体、你们这个共同体好歹得能活下去。
而能活下去与否,取决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大博弈。
简单来说,就是你在中原这边能看到我们所说的君主、官僚、军人、平民等等所有群体,他们之间的博弈关系都要受制于大博弈层次上中原跟草原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旦进入到两层博弈结构上来理解的话,你对中国历史的理解马上就变得多元丰富立体起来,跟我们过去所看到的理解的历史全都不一样了。
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而是有一个很复杂、很丰富、很多元立体的结构。
博弈的均衡
在各个人群、各个群体、利益主体不断博弈的过程当中,博弈到一定程度,他们会达到某种均衡状态。
所谓均衡状态,就是我往前再多花一分力气已经不值得了,因为多花一分力气有可能只收回半分成果,对你而言也一样,你也可能只收回半分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对谁来说都不值得,此时大家的博弈关系大致就稳定下来。 稳定下来之后,相当于我们前面所说的资源分配、资源争夺都进入到了某种稳定状态,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进入到了一种大致的稳定状态。
这种被稳定下来的状态,被稳定下来的结构性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
我们在历史上所谈论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并不仅仅是在纸上规定的具体条文,它绝不仅仅是这样。 假如纸上规定的条文就能成为制度并有效运转的话,今天我们知道的非洲一个国家叫利比里亚,它有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
因为利比里亚这个国家的宪法完全是照着美国的宪法原封不动抄下来的,当然里面没有50个州,除此之外的宪法条文基本上是照美国宪法抄下来的。
小博弈中的“不得已”
在我们以前的历史叙述当中,经常把君主、贵族、官僚给表达成为这些是统治阶级,还有一个被统治阶级,平民。
一般历史叙述里面都会说统治阶级是一伙的,他们会联起手来共同压迫被统治阶级。实际上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
很简单,你想一下,对君主来说,谁真正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呢?实际上平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平民根本没有办法真正威胁到君主的位置,谁真正能威胁到?只有贵族。
所以,假如换成你是君主的话,你最提防的会是谁?一定是贵族,最有能力威胁到你位置的人,那才是要提防的人。
既然你要提防的是贵族,你肯定要找盟友,盟友是谁? 这就得先看一下贵族为什么有能力威胁君主?
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贵族的身份高、血统高,相对有号召力,能够动员人跟着他一块走,并且他的力量也比较大。
原因之二是贵族由于他的血统、身份、地位等等这一系列原因,他对君主很少有依赖性,或者说对君主的依赖性比较小,他基本上自己就有饭吃。
而对君主来说,我如何能够控制这些贵族呢?实际上难度很大,因为人家并不求着你,那么君主如何才能控制贵族呢?除非找到另外一帮一定得求着我的人,我找到那一帮人,用他们来制衡贵族。
这帮人是谁呢?就是官僚。 而且对君主来说,什么样的官僚最好用?出身于平民的官僚最好用。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科举如此发达的原因之一,科举发达需要很多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得大力推动科举。
为什么皇帝会大力推动科举?因为只有通过科举,我才能在平民当中找到足够多的可用之人放到官僚体系中。 从平民出身的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根基,他也没钱没地没房产,这种情况下,他对君主的依赖远远大于贵族对君主的依赖。
贵族某种意义上对君主有反抗性和制衡性。平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由平民构成的官僚体系也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说官僚体系对君主没有制衡性的能力,这个说法也有点绝对,官僚体系对君主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有制衡能力。
君主要想用他们来制衡贵族的话,肯定得让这个体系运转有效,如何确保效率呢?我就得让所有人都服从同样的规则,按照同样的逻辑来做事。
可是,只要你君主任意违反你所制定的规则的话,意味着官僚体系没法做事。所以,官僚体系反过来,会以这套规则的名义来反抗君主对他的任意指使。
这种情况之下,君主也会感觉不爽。举一个例子,过去咱们一直说万历皇帝很糟糕,躺在后宫40年不上朝,幸亏大臣勉强把帝国支撑维系下来了。
但是如果你读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15年》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万历皇帝有很多不得已、很多无奈。他小时候多么想励精图治,他小时候有那么多美好幻想,最后全都泡汤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很多想法和官僚体系不合拍。当然也不能说万历的想法就一定对,但是一定是因为官僚体系对君主的制衡力太强,强到最后万历完全绝望了。
于是他索性躲在后宫,而前面的官僚体系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因为大明帝国建立的那套规则系统非常强大,所以帝国仍然可以运转。而万历皇帝也就被历史学家们,被我们今天人经常说成是一个懒惰的皇帝,一个不理朝政、不上朝的皇帝。
当你进入到这种具体的历史博弈的局当中,你会发现时人的各种无奈,各种不得已。
你仔细看那本书的话,你会发现官僚们也是受制于这种局,他们有各种不得已,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为他们开脱,如果有不得已就可以推托责任,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负责了。
但是我们分析历史理解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个层面,这时你的理解力才完整。
继续回到明朝,对皇帝来说,他发现官僚体系如此之强大,对皇帝的制约力如此强。但是皇帝也不敢放手用自己的这些兄弟藩王,因为他们是有可能篡位的,明成祖朱棣就篡位成功了。
皇帝怎么办?他得找到对自己依赖性更强的人,同时这些人又不在既定的那套完整的规则体系里面。已经在规则体系里面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身份有共同性的身份。但不在规则体系里面的人,他们就有私人性的身份。
这些不在规则体系里的人就是宦官、太监,所以我们看到明朝有那么多权势熏天的大太监,这些太监可以对重要的大臣某种时候进行生杀予夺。
是因为这些内臣有权力吗?不是的,实际上皇帝拿他们当做自己的工具代替皇帝行使权利而已。皇帝通过大太监,再来制衡官僚体系。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君主、贵族、官僚、内臣、平民等等各种各样的群体他们之间的制衡关系、博弈关系。
刚才我们说了,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身在局中不得已而逃避责任。 虽然不能免责,我们同样也要看到他们某种不得已,从而我们对历史的分析才更多了一个理解的层次。
我们在理解现实、理解当下的时候,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分析、我们的辩论也才能够更加切合实际。

直播回顾之二 | 多元一体的中国秩序是如何形成的

前面我们说了小博弈层次,也就是在中原这个亚区域内部各种各样人群之间的博弈。
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博弈的层次,大博弈的层次,我们就以中原跟草原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核心的线索来解释。
实际上拿中国跟西方对比一下,跟欧洲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异。
古代社会的政治核心问题
就古代社会来说,我们会发现对欧洲国家来说,他们政治上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的问题,就是你是否有资格统治。
这个统治正当性在过去的解释是君权神授,都是上帝直接授命我当君主的,所以我应该在这里当君主。后来君权神授说法不灵了,又转换为人民主权,于是用人民取代了君主的位置。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的问题,但对古代中国来说不是这样。 统治正当性的问题从来没有构成一个严肃的问题。
古代中国的政治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中原跟草原、农耕跟游牧这两大空间彼此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
不管对于草原来说还是对于中原来说,他们绝大部分的内政问题都要从属于中原和草原的战和关系问题,中原和草原的战和关系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大博弈层次。
而在中原亚区域内部,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是小博弈的层次,小博弈里面的逻辑关系要从属于大博弈这个层次的逻辑关系。
在这里面,我进一步尝试用制度经济学的方式来解释中原跟草原的关系。
你可能也很熟悉,我一直在强调,所谓中国史并不是中原史,它是远远大于中原的,包括中原、草原、西域等等这些亚区域的体系,这个体系史才是真正的中国史。
我们刚才谈到中国史,是从制度经济学的层面来看,中国史是如何演化的,或者这个体系史是如何演化的。
我们把中原跟草原放一块作为一个大的体系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体系有两种样态,一种是外部均衡关系,一种是内部均衡关系。
从外部均衡到内部均衡
所谓的外部均衡关系,实际上就是中原跟草原两边都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政治体,他们彼此之间进行外部对抗的关系。比如,汉朝跟匈奴之间对峙的关系,宋辽对峙的关系。这种都属于外部均衡关系。
还有一种属于内部均衡状态,什么是内部均衡状态呢?比如像元朝,比如像清朝,都是把长城南北、中原、草原都统和到同一个大帝国内部。
因为古代的技术条件所限,几大文明区某种意义上是分别隔离开发展的。就东亚大陆这边的秩序而言,它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中原、草原、西域、高原这几块加在一块,它们作为一个大的体系,这个体系跟其他区域的体系某种意义上隔离开发展的。
我们来分析这个体系的时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体系的演化方向差不多都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就是这个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成本最低的状态,体系一定会往这样一个方向演化。
中国作为一个体系来说,什么情况下总成本最低呢? 很简单,内部均衡状态。
在外部均衡状态之下,你会发现比如宋和辽的对峙关系,尽管历史上公元1004年签订了澶渊之盟之后,一直到北宋灭亡一百多年的时间,宋辽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但是双方仍然都必须维持着强大的常备军。
这就意味着你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来养活这些常备军,此时你作为体系而言,成本就比较高。因此,体系会逐渐往成本比较低的方向演化,什么样的成本比较低呢?内部均衡状态。
大清就是这样一种内部均衡状态,它不需要养活长城南北两支庞大的常备军了,实际上长城南北已经融为一家了。
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内部均衡状态之当中,整体作为一个体系,成本就会比较低。
既然作为一个体系,一定会往成低的方向演化,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历史作为一个体系史,最终一定会往类似于大清这种多元一体的方向演化。
帝国的边际收益
而在这个演化的路径里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从另一个方向对它进行解释。,这个体系究竟会扩展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大清在入关之后,统治的区域约等于当年的大金加上南宋,某种意义上再加上西夏,反正不是很大。
后来逐渐把藏区纳入到它的统治范围之内,到了乾隆又把西域,又把准噶尔整个打掉了,终于到了1757年,乾隆彻底把那个打掉,把西域纳入中国疆域内,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一个领土基础。
可是我们进一步要问,它是否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帝国的扩张是否会无限继续下去呢? 不会,为什么?
因为这又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帝国的边际收益的问题。
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一个组织的规模扩大的时候,它的组织成本一定会上升。比如你要管理十个人的公司,跟你要管理一百人的公司,管理成本是绝对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你的组织规模扩大的时候,组织成本就会上升。为什么组织规模还会扩大呢?因为它会带来更大的规模收益。
只要你的组织收益扩展上升大于你的组织成本的上升,此时你就仍然可以扩展下去,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的组织成本继续上升,你的组织规模继续扩大的时候,规模收益增幅却有可能开始递减,成本的增幅开始递增,最终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到均衡那一刻,就是组织成本等于组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收益,就是我所说的边际收益递减为零。 到达均衡的这一刻之后,你组织规模再多扩大一分,你反倒开始损失了。
你组织规模要减小一分,你仍然有扩大的余地。而你刚好停在这儿不大不小,没有损失了,也没有更多的余地,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为零的地方。
刚才咱们说的是组织规模,把它切换到一个国家问题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帝国也有它的最适合的规模,什么是这个帝国最适合的规模?
就是这个帝国向外扩展的时候,它的边际收益递减为零的地方。 而这个边际收益递减为零,一方面有刚才我们所说的组织成本和组织的规模收益之间的均衡关系,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约束条件,一个外部的成本。 这个外部成本在中国的具体历史上,我们可以说在当时就是大清和沙俄之间博弈的关系。这种博弈关系会给你带来大量的外部成本,这种外部成本同时又会影响到你的边际收益为零的均衡点,它会影响到均衡点的位置,从而有可能带来边界的变迁。 先不考虑沙俄这个问题,如果你的领土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定规模之后,边际收益已经为零,达到均衡点了。你仍然继续扩大,即便那个地方你能打下来,但长期来说你守不住。因为在那个地方你要统治当地的成本远远大于你的收益,你守不住,那么你就会退缩回来。
这个例子再切换到唐朝,如果你对历史地图比较熟悉,你就会注意到,在唐朝领土的最西边有一个波斯都护府,什么意思?大堂的领土当时一直扩展到波斯东北角的位置,但实际上在那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那已经是一个扩张过度的结果,那是一个边际收益为负的地方,即使扩展过去也守不住,一定会退回来。 我们看古代中国历史,你会发现大清帝国所扩张的这一系列领土疆域,构成了我们今天中国疆域的一个基础。而且这一系列疆域后来由于跟沙俄之间的各种博弈关系还收缩掉了一部分。 收缩一部分之后,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在第33讲里面也讲过,左宗棠借助伦敦收复新疆,当时沙俄一度把伊犁抢下来了,后来大清通过谈判又收复了。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沙俄好心,而是对于沙俄来说,把那个地方拿下,对他而言已经是负收益的地方了。而对大清来说,拿下那个地方,还是有正收益的地方,所以最终边界会调整到某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状态。
多元一体的中国秩序
这都是与我们的历史过程,与各种各样的博弈逻辑直接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多元一体的中国秩序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它一定是多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所谈到的,由于我们的地理、我们的气候、我们的生态约束,这些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这几个方向都存在着一些无法被消除的差异。 因此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它的经济形态,甚至包括它的文化形态,人们的伦理概念,都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带来了一种多元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元一体的中国为什么一定是多元的。 反过来,它为什么又一定是一体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说的,就古代中国而言,它作为一个体系,它往前演化的方向一定会最终收敛在一个成本最低的方向上,什么样子的状态成本最低? 作为这个体系而言,它总的组织成本最低。什么情况下总的组织成本最低呢?内部均衡状态,即形成一个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所有地区都纳入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内部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内部均衡状态。 这种内部均衡状态就带来了我们所说的一体。所以,我们今天谈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实际上这种多元一体是有它的一个历史根源的。我们去看这个历史根源,就会体会到这种多元一体对于中国历史,也是某种意义上不得已,我们有很大的概率会形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一旦我们理解到这样一个历史逻辑,理解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理解到我们这种发展的路径之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中国,我们再去看今天中国的边疆问题,再去看56个民族的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一切,你都会获得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角度,你会在里面发现跟过去你的理解不同的意义出来。 我们前面谈到的历史第一性原理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技术变迁。每一次技术变迁会使得你这个发生技术变迁的地方,你的资源出现变化。这个资源出现变化,最重要的技术变迁都是来自于中原地区,因为这个地区的分工,它的财富最丰富、社会结构最复杂、分工也最复杂。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更容易出现技术变迁。 我们看古代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技术变迁都是出现在中原地区,而每一次技术变迁都会带来全新的经济资源。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历史上新的经济资源从来不是平均分配的。 很重要的一点是,一旦你这个地方出现了社会变迁跟制度变迁,从而使得内部小博弈的格局出现变化。一旦发生这种变化之后,直接会引导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就是这个亚区域的自我理解,以及它对外的理解都会发生变化,以及对外交往可以依托的技术手段和政策手段也都会发生变化。 一旦发生这些变化,进一步导致什么后果呢?大博弈格局也会开始发生变化。一旦一个亚区域内部出现技术变迁,导致小博弈的格局发生变化之后,它一定会演化为对大博弈格局造成的某种冲击,从而引导着中国历史进一步向前发展。反过来大博弈格局上面的结构性的变化,也会反馈在小博弈的格局上面的一系列博弈逻辑的变化。 所以,我们去理解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所有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假如你仅仅能够从中原的角度,仅仅从帝王将相的视野来理解、来解读、来思考的话,你的理解是极为单薄、极为片面、极为平面化的,你必须把它纳入到一个更加复杂的双层博弈的结构当中,此时中国历史在你眼中瞬间就会呈现出结构、呈现出秩序、呈现出一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出来。你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对中国历史逻辑的把握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 同样,一旦你对这些东西有了全新的理解,反过来你再去看当下的中国,理解当下的中国,我们中原跟边疆的关系,汉族跟少数民族的关系,经济跟社会的关系,房奴跟房地产商的关系等等,你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理解结构、理解框架、全新的方法论,你也找到了一种新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你甚至对于未来的构想,对于未来的方向的想象、理解、设置都会发生变化。 这也是我在《中国史纲50讲》这门课里所谈到的历史学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真正的未来学。

庆十万 | 感谢你加入这场知识传播的变革

仅仅一个半月时间,《中国史纲50讲》的订阅用户就突破十万了。这个速度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个过程也让我收获了太多的第一次,收获了太多的感动。
对我个人而言,最重要的第一次,便是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次,知识传播技术的跃迁,与社会秩序的演化之间的关联。
亲身参与到我个人的理论的实践当中,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最为幸福、甚至说是幸运的事情。
知识传播的技术变迁
熟悉我的理论体系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很重视技术的变迁与社会演化之间的关系。
生产技术的变迁带来全新的经济资源,知识传播技术的变迁带来新的人力资源基础,以及重构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与人们对未来的期待。
正是一次次的技术跃迁,改变了既有社会秩序当中的博弈关系,从而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并进一步地引发一系列其他秩序的变迁。
这种种变迁对人类而言是革命性的时代。
革命并不一定是激进而又暴烈的,它同样可以是渐进而又温和的,但是短短十几年之后人们却会发现整个社会已经面目全非。这里面蕴含着各种新的可能性,蕴含着各种对过去来说匪夷所思的机会。
得到所开启的知识付费大潮,结合上全新的移动互联技术,使得知识传播技术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这样一种变化对于未来的影响,现在还无法准确评估,需要让它在历史中逐渐浮现出来。
这一轮知识传播技术变迁的特征还在于,它并不是仅仅靠个人英雄主义就能完成的,它是在知识生产者与无数用户的持续互动当中不断迭代出来的。
这是一种与历史、与现实、与实践直接相关联的,全新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与历史上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技术的变迁都不同。
所以,制作这门音频课以及与你们互动的过程,让我有了一种和你们共同参与到历史的创造当中的感觉。
非常感谢你帮助了我,与我共同走入了这样一个宏阔而又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
重新理解中国
这门课也让我收获了非常多的感动。
我看到后台有很多用户的留言都在讲,过去自己就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是个中原中心论者。但是听了《中国史纲50讲》这门课之后,意识到了过去自己的视野是多么狭隘,对于中国就此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对于边疆有了更多的温情与敬意。
还有一些来自边疆地区的用户告诉我,过去自己对于边疆身份曾多么地困扰。但是听了《中国史纲50讲》这门课之后,让自己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也对于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大家庭这一点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门课触及到了这些用户们的心灵深处,很多人都在困扰究竟该如何理解自己的中国人身份,都在困扰于该如何构想未来、规划人生。
想到这门课也许能够对你在这方面的思考与困扰给到一些帮助,这让我感到极为幸福,也深深地感动。
更加让我感动的是,在课程最后一讲的后台留言中,我都看到了很多用户说,听完这一讲,热泪盈眶。
在最后一场驻场答疑的后台留言中,我也看到有很多用户说,读到如下这段文字,“真正伟大的帝国,它是对正义的承诺,它是对秩序的担当,它是对人性与生命的真正悲悯与敬畏”,潸然泪下。
不知道你是否猜到,我读到这些留言的时候也是热泪盈眶、潸然泪下。
我们这个民族在这几千年来的所有的辉煌与苦难,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它应该有着深远的精神世界,有着悲悯的道德追求,有着宏阔的视野格局,有着伟大的责任担当。
我在最后一讲里面讲到这一切的时候,说到那段话的时候,内心里澎湃不已,几欲哽咽。我为我们民族的辉煌与苦难而感动,为当下的很多狂热鸡血而难过,我们不能浪费这么多年的苦难,不能浪费这么多年的积累。
看到你们与我共同地感受到那种内心的澎湃,感受到更加深沉辽远的精神世界,这个真的是让我感动不已,让我对这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可以燃起更多的希望。
某种意义上,这甚至可以说是我在得到开设这门课最大的收获。
因此,我也向我的用户们郑重承诺;
《中国史纲50讲》虽然现在讲完了,但这绝不是结束,而是与你们共同创造新历史的开端。
我会通过和你们的持续互动,不断地迭代这个课程,迭代我的思考,并力争在今年夏天将新的思考也做成几十讲,与你分享,与你共同成长。
感谢你,和我共同参与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当中。

清单 | 为什么美国会向中国发起贸易战

你好,欢迎回来。自从上次直播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
想必你也知道,上周,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对中国打响了贸易战,以关税、配额以及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中美之间的贸易。
要理解中美贸易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 一是中美为什么会爆发贸易战,其背后有何深层机理?二是历史上的贸易战,高手曾经给支过什么样的招,来解决问题。
实际上,关于第一个思考角度,我在课程第46讲《为何中国必须购买美国国债》中,就已经为你详细解读过它的底层逻辑。
今天,我就把第46讲的内容做一个梳理,来看看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很快,我还会在课程里继续放送一个我录制的新内容,再从第二个思考角度给出新的解读。
美国为何挑起贸易战:

  1. 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一个衍生问题,就是滚滚而来的新财富,能否获得较好的分配。 最理想状态是,这个衍生问题用经济手段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总能做到。一旦无法通过经济手段解决时,就会出现政治手段的对冲。这也是这次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根本逻辑。
  2. 西方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大量新财富,随之而来也就有了三次财富分配过程。这三次工业革命,都让富人变得更富了,但穷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享受到了好处。因为前三次工业革命虽然都摧毁了很多传统部门,但都拉动了更多的新产业部门,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拉动了采矿业、冶金业和铁路业等等,从而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也能够获得更多收入。
  3.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现了新一轮创新周期。 但这次创新经济和以往的工业革命都不同,结果是改变了原来的财富分配机制,也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了变化。
  4. 新一轮创新经济仍然是由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开始的,带来了巨额财富,也摧毁了很多传统产业,同样也拉动出大量的新产业。但是,拉动出的新产业却并不出现在西方,而是在中国,表现为生产流程的大规模外包。中国就在这个过程中踩上了风口,成为世界工厂。而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本土的创新部门虽然获得了井喷式财富,但传统行业的衰落,却带来了很多失业。于是,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就逐渐拉大。
  5. 西方社会草根阶级的利益在新一轮创新经济中受损,这一问题又无法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来解决,因为越发展,就越拉动中国的新产业。于是政治手段就会在西方被提上台面,去对冲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6. 西方社会尝试的第一种政治手段,是通过政府的担保行为,去给穷人提供大量低息贷款,保证他们的消费能力。但是财富分配的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穷人借新债还旧债,风险越累越高,最终在2008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7. 第一种政治手段失效后,在选票压力下,西方政府开始第二轮的政治手段来对冲经济问题,这就表现为政治上的保守化转向。 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欧洲若干国家保守政党上台,以及上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响贸易战,这都是政治保守化的表现。
  8. 西方的保守化一定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无法真正解决西方社会内部的问题。 因为世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西方的财富分配困境,是因为现实的结构性困境所导致的,不是向中国加税就能解决的。 相反,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在非常深的程度上,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贸易战所带来的结果更可能是两败俱伤。
  9. 过往的国际贸易秩序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崛起后的世界。因此,中国与西方都需要深刻地调整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打开更广阔的视野,寻找新的利益交汇点,用全新的治理秩序来调整世界的失衡。
    通过对第46讲的重新解读,我想你应该已经明白中美发生贸易战的深层原因了。接下来要问的是,这种问题是否有解呢?
    我很快会为你放送一讲新内容,专门给你讲讲历史上的高手是如何为解决贸易战问题支招的。期待你的关注!

加餐01 | 历史上的高手是如何化解贸易战的

你好,欢迎回到《中国史纲》,我是施展。
在之前的直播里,我预告过《中国史纲50讲》会继续更新,未来可能达到100讲甚至更多。目前我正在准备《中国史纲》的第二季,我会从走廊地带入手,从一些更微观的角度,带你更深刻的理解“何谓中国”。
那么,在第二季上线之前,我会不定期地就热点问题录制一些评论,用《中国史纲》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来对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最近的一大热点问题就是中美两国似乎一触即发的贸易战了。关于中美两国为什么会爆发贸易战,《中国史纲》第46讲里已经分析了其深层原因,它是与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化紧密相关的。我们已经在昨天提炼了其中的知识点,整理成清单放在课程里了。
昨天,我们分析的是为什么爆发贸易战争。搞清楚原因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办,应该如何应对贸易战。
实际上,贸易战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这次的贸易战与历史上相比,只能算是个很小的一次。那么在历史上,为解套那些更大的贸易战,高手曾经给支过什么样的高招呢?这种支招的效果又怎样呢?
一战后的贸易战是如何爆发的
在我看来,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高手支招,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一战之后提出的解决办法,具体体现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当中。
凯恩斯这个故事,其实我在1月份的直播中也讲过,你可以在课程里找到内容回顾。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如何解决贸易战这个角度,重新理解凯恩斯的这套改变世界的解决方案。
凯恩斯支招的效果,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不怎么样。因为在当时,也就是一战后根本没什么人听他的;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套方案又太牛了,因为他支的招在二十几年后,直接打造了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
咱们先来看看凯恩斯支招时,究竟是面临怎样一个历史处境。
凯恩斯在1919年写作《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时,刚刚从法国凡尔赛回到英国不久。原本,凯恩斯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代表,到凡尔赛参加谈判去的,各国一起讨论战后秩序安排。但是凯恩斯却提前退场,会议没开完就脱团回了英国。
他怎么这么不守规矩啊?因为凯恩斯对于和会上,战胜国列强提出的针对战败国德国的和约方案感到极度震惊,方案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凯恩斯认为这必将带来极为可怕的、灾难性的后果。
按说,咱们通常会觉得,德国作为战争的责任者,支付巨额赔款是理所应当的,凯恩斯怕什么呢?这就是凯恩斯的高明所在了。
他注意到,到了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再加上美国,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共同经济区。各国彼此之间在经济层面上有着极其深刻的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尤其是,欧洲各国已经围绕德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工体系与市场体系。
因此,要从经济上彻底毁灭德国,结果会是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也都会遭遇到巨大的困境。
但是,这还只是最表层的危机。对于当时的欧洲国家来说,这种对德国要求的巨额赔款,可能还会带来更严峻的问题。
战胜国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如果德国仅仅是靠印一些纸币来还赔款,那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就相当于德国拿了一堆没有价值的纸出来蒙人。德国必须要拿出在世界各国都能通用的货币出来,战胜国才能接受。可是这就得德国大量出口,从其他国家获取这些硬通货才行。
问题是,德国大量出口,挤占的是谁的市场啊?当然是战胜国的市场。 那就意味着,德国的赔款能力越强,战胜国的市场就越会落到德国人的手里。等到德国赔款付清之日,就是战胜国灭顶之时。
也就是说,刚刚结束了一场大战的欧洲,由于战后和约的愚蠢安排,马上有陷入超大规模的贸易战的可能性,而且这种贸易战,还很有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规模战争。这就是让凯恩斯极为忧虑的“和约的经济后果”。
果然,一战之后没多久,凯恩斯所担心的这种可怕的贸易战和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都发生了。今天的中美贸易战的影响程度和当年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
经济与政治机制的不匹配
凯恩斯这种高手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大家都往悬崖下面狂奔,却不给支招。咱们先不说他如何支招,先看看他是如何理解问题的。
凯恩斯理解到,这种可怕贸易战,其背后的最大问题是,各国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在一个超越于所有国家之上的世界市场上运行的。但是各国的政治活动,却是以本国为单位运行的。 也就是说,经济单位和政治单位的严重不匹配,这就带来了产生可怕贸易战的土壤。
在大众民主的时代,以别的国家为代价来获取本国的利益,是最容易把人给忽悠起来从而带来选票的,这是政客们很重要的政治利益。
但是政客们在忽悠选民的时候,很容易忘记,在世界市场这个大背景下,本国经济实际上是与其他国家共存共荣的。以别国为代价,最终的恶果一定会反弹到本国的身上。
理解到了这一点,凯恩斯便对症下药来支招。既然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单位和政治单位不匹配,而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来运行, 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某种超越于单个国家之上、用以治理世界经济的政治框架,用它来协调各国的政策。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贸易战,进而避免由此会导致的战争。
你看,凯恩斯对贸易战的这种理解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且这个理解在今天也是完全适用的。那么,我们接着看看凯恩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超越单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既然说要找到超越单个国家的框架,那么这种框架在哪里呢?
凯恩斯注意到了依据凡尔赛和约成立的国际联盟,这相当于一战之后人们成立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机制,只不过这个机制后来失败了。
凯恩斯提出,要提高国际联盟的作用,在它的框架下成立一系列超国家的机制。
首先,管理德国赔款问题的赔款委员会,应该放到国际联盟下面来,作为一个附属机构存在。其中应该包括德国在内的各个国家,使得德国赔款对欧洲经济的负面影响,能在一个超国家的机制中获得考虑,这是德国赔款不至于拖垮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前提。
此外,还应该成立一个协调欧洲内部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委员会,也置于国联框架之下,欧洲国家以此来协调自己的工业运行。
凯恩斯又提议,应该在国联框架下成立一个自由贸易联盟,联盟的国家不能对其他联盟成员发动贸易战。可是,想要发动贸易战的各国,有很多是因为欠了英国和美国的大笔战争债务,不得不通过大规模出口来还债,只要还债的压力还在,那贸易战还是没法避免。
所以凯恩斯提出,战胜国之间应该完全取消债务。从商业角度来说,借债当然应该追讨;但英美两国不应该把战争债务视作一种商业贷款,而应看到它是一种政治性的财务安排,不能为了追讨债务,而让世界陷入危险,那就违背了借出战争贷款的初衷了。
在此之外,凯恩斯还提出应该成立一个提供国际贷款的机制,欧洲所有交战国,无论是否曾经敌对,都应同样地有机会从这里获得贷款,以便获得购买外国产品的能力。
相应地,还要有一个国际保证基金,以此来为陷入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支持,稳定其汇率,从而让整体的国际经济秩序能够稳定。
如果你对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有一定了解,就会发现,凯恩斯支的这些招,相当于提前二十多年,勾勒出了二战后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安排,包括拯救了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推动了欧洲统一进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再以及作为WTO前身的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
凯恩斯力图通过这些方案,来为超国家的经济治理寻找到一种政治安排。不过我们必须要说,要美英两国免除其他国家的战争债务,这两国也不是活雷锋。所以凯恩斯提出,要用免除债务,来换取这两国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的影响力,成为新的全球秩序当中的领导者。
凯恩斯出的这些主意可谓非常高超,为什么在当时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呢?看看凯恩斯是怎么批评凡尔赛和会上战胜国列强的领导人吧。
他说,这帮家伙把赔款问题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来对待,却忘了他们掌握着各国经济的未来。把赔款问题作为神学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差不多可以理解成,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国家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话语之下,把赔款问题当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来对待。
而“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说法,直接就把谈判的空间给压缩掉了,甚至把究竟什么才是“国家利益”这样一种讨论,也给排除掉了。
那么麻烦就来了,压榨巨额赔款真的是符合战胜国的国家利益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话语会带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这种问题在狂热之中根本是没法理性讨论的。那么凯恩斯的理性思考,肯定就在当时各种狂热中被淹没掉了。
民族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观念转型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在二战后,凯恩斯的主意就获得了各国的支持呢?
这非常依赖于各国的观念转型,可以用德国和法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各路高手的支招。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深刻的反思。战后成立的联邦德国,面对着两个必须同时实现的任务:一是国家重建,二是取得世界的信任。
但是这两个任务却是彼此矛盾的。如果实现了国家重建,则世界就会非常惧怕德国,要想让世界信任德国,除非是德国非常衰弱;可是非常衰弱的德国,有可能爆发革命,最终整个地被苏联所掌控,那对西方世界来说是更加可怕的前景。
如果德国仍然以民族主义的观念来制定国家政策,这两个彼此矛盾的任务就哪一个都无法实现。 德国必须超越民族主义,实现某种世界主义的观念转型,才有可能找到解套的办法。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升级。他提出,从此德国绝对不能在作为德国人的德国而存在,而是必须作为欧洲人的德国而存在。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德国的经济重建,放到一个欧洲框架下来实现,煤炭与钢铁是当时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原料,德国要联合其他欧洲国家,把煤与钢的生产放到一个超国家的欧洲委员会下面来管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绕过委员会自行做主。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经济复兴就等于是欧洲的经济复兴。周边国家都清晰地知道德国的煤钢生产状况,甚至能控制其生产,就没人害怕德国了,两个彼此矛盾的任务就能够同时实现。
阿登纳更进一步设想了,要以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合众国”的引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奠立欧洲特殊的历史地位。 阿登纳的远见带来了德国与欧洲的和解,启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德国也在欧洲架构内重新定义了自身。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已经是欧洲人的德国,但是欧洲也已经成为德国人的欧洲,却没有人再害怕德国。为什么?就是因为德国完成了这种观念转型。
不过,如果光是德国自己完成观念转型,欧洲统一进程还是无法展开,必须有其他国家相配合,这个事才能往前走。所以,很重要地,我们会看到,与德国的国家观念转型相并行,法国也出现了这种观念转型。
二战行将结束之际,法国有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叫做科耶夫,向人们公认的法国领袖戴高乐提交了一篇长文,这篇文章已经有中文译本了,题目是《法国国是纲要》。 科耶夫提出,二战证明,一个奉行民族主义的国家再优秀,也不可能有效维系自身的地位了,德国就是明证。
未来是帝国的时代。 所谓帝国,不是欺负人的大国,而是以一种超越于本民族之上的普世主义理念作为精神凝聚力,联合起诸多认同这个理念的国家,形成一个超越于各个国家的国际秩序,引领这个秩序的国家,就是帝国。
甚至可以说,这个领导国家也不再是它自身,它已经超越自己,融化在更大的秩序当中。
科耶夫认为,未来必定是英美资本主义帝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帝国的时代,法国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但是今天的法国如果不能超越自己的民族主义,领导欧洲国家建立起一个超越于法国之上的帝国,则法国和欧洲都将沦入二流甚至三流的境地。
而一旦法国能够引领欧洲完成这种联合,新的帝国将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力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要素,以及涵养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科耶夫这篇文献在相当程度上为后来的欧洲联合奠立了伦理基础,科耶夫也成为法国参与欧洲联合的谈判代表。
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引擎国家同步超越了民族主义,实现了世界主义转向,是欧洲联合能够成功的一个前提。 凯恩斯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够获得接纳。
如何化解中美贸易战
今天这讲加餐,已经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高手如何给解套贸易战支招了,还包括更加深远的解套方案。
有了这种视野,再反观当下的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问题,我们会发现,两国在这个问题上都陷入了某种观念困境,都需要实现观念突破。
中美两国必须找到一种超越于各自之上的贸易框架,形成一种谈判机制,因为世界经贸失衡所导致的中美贸易战,才能真正消解。
WTO有可能不足以作为这种超越于两国的谈判框架,因为WTO的机制是基于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而形成的,而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已经使得其中很多机制不适应于全新的世界经济结构了。
重温国际秩序的演化脉络,我们会得到很多启发。历史上的贸易战以及其背后蕴含的风险与困境,远远超过当下,高手为此所提出的各种解套方案,也能够给我们非常多的启示。
学习历史,能够真正地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在今天讲的这些故事里,也有体现。

加餐02 | 公海自由原则是怎么形成的

你好,欢迎回到《中国史纲》,我是施展。
最近我刚刚去了一趟新加坡,旅行途中看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有趣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世界秩序和南洋秩序会有帮助。所以,我打算分成两个话题,用两天的时间来跟你聊一聊。
今天要说的就是现代国际法体系的生成。严格说来,现代国际法体系的生成和新加坡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促成这个体系生成的一个事件,却就发生在新加坡附近。
你应该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过,有一些游轮会开到公海上去开设赌场,因为公海不服从任何国家的国内法管辖。当然,我不是说公海上做违法的事不会被追究责任。
但是,这种公海自由原则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公海上会有这种自由呢?
今天我们就从发生在新加坡的一场海战,来聊聊这个问题。
一场撬动变革的海战
新加坡的机场叫做樟宜机场,就在新加坡岛的东海岸。
现在去到樟宜,只会感受到一个国际化大空港的繁忙,但如果是四百多年前去那里,说得准确点,在1603年的2月25日到樟宜的话,你站在海岸边却会看到一场持续了差不多一整天的不大不小的海战。
文稿里面有一张图,是我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拍照回来的,就是当时人画的这场海战的战场形势图。

1603年,发生樟宜附近的海战形势图
在海战中,一艘叫做圣卡特琳娜号的葡萄牙船只,被几艘隶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击败并俘虏。这艘葡萄牙船上装满了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荷兰人把这艘葡萄牙船开回了阿姆斯特丹并卖掉货物,获得一笔巨款,据说相当于当时英国政府年收入的两倍。
按说这样一笔巨款到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肯定乐坏了,但是却有一些股东却担心会引发与葡萄牙之间的战争,想要拒绝接受这笔巨款。
你可能会奇怪了,这些人怎么这么胆小啊?怕打仗就不要到海上混嘛,否则迟早都要还的。说实在的,这倒不是这些人胆小,如果他们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资格获得这笔巨款,他们是不会怕战争的。
但是他们认为公司是没资格获得这笔钱的,因为这场海战是发生在属于葡萄牙管辖的海洋上,这相当于跑别人的家里直接往外硬抢,如果这种硬抢也能被认为是正当的,那就没法阻止别人也跑你家里来硬抢。
问题又来了,新加坡那边的海洋,葡萄牙凭什么能管辖呢?
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支持,远航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会儿世界上的航海大国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493年的时候,罗马教皇主持了一场会议,宣布把地球依照某个经度,就是经纬度的那个经度,一分两半,在这条经度线以西的所有未被占领的地盘,都归西班牙,以东的所有未被占领的地盘,都归葡萄牙。
所谓“所有未被占领的地盘”,既包括陆地,也包括海洋。对那个年代的欧洲人来说,教皇说话是相当管用的,所以欧洲人被迫都接受了西、葡两国对于世界的划分。
荷兰东印度公司担心战争的那些股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认为这场海战相当于跑葡萄牙人的家里硬抢去了,这就让自己理亏,反过来日后葡萄牙人找麻烦的话,就没法理直气壮地反击,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那笔巨款。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不愿意把这笔到手的巨款放走,可是那些股东的反驳也是很有道理的,董事会也不能蛮不讲理地不听,否则这些股东有可能就撤资走人了。
怎么办呢?最佳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理由,说葡萄牙对海洋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就既能吞下巨款,又能安抚股东。要想把这个理由说通,董事会肯定没这本事,他们就找到荷兰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叫做格老秀斯,让他来帮自己辩护。
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
格老秀斯被公认为国际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为这个案子写了一篇长长的辩护词,长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出版成了一本书,叫做《论捕获法》,书中有一章被摘出来,单独出版成为一个小册子,叫做《海洋自由论》,就是这个小册子,后来成了现代海洋法的奠基性著作。
格老秀斯在《海洋自由论》中的核心观点是,葡萄牙人在海洋上根本就没有管辖权,不仅葡萄牙,任何国家对于海洋都没有管辖权,海上的事情不服从任何国家的法律管辖。这回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有公海自由原则了吧?这种规则的起点就是从格老秀斯这来的。
那格老秀斯是怎么论证的呢?他说,法律管辖权依赖于统治者的主权。主权又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统治者的财产权的一种延伸。
那么统治者都对什么东西能够拥有财产权呢?依据罗马法的基本原则,一个东西你必须能够实际占有,才能对其拥有财产权。如果你没法实际占有,你对它就没有财产权。就像你说我对月亮拥有财产权,这话除了哄女朋友之外,什么用没有。
海洋能够像陆地那样被实际占有吗?肯定不行。陆地上你可以立界碑,画边境线,海洋上你去立个碑试试?画条线试试?既然这些都做不到,所以就没有哪个国家对海洋能够拥有财产权,也就没有谁能在海洋上拥有主权,所以海洋上不服从任何国家的国内法律管辖,只服从自然法管辖。
葡萄牙人却主张自己对海洋有管辖权,试图垄断海洋上的贸易机会,这是违背自然法的,对于违背自然法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用正义战争的方式进行回击。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那笔巨款,这就是正义战争的结果。
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塑造
也许你会觉得,抢就抢了,还那么矫情干嘛?格老秀斯这纯属咬文嚼字强词夺理嘛,有什么用啊?奥妙就在这里了。
你想想,为什么当年成吉思汗横扫几乎整个亚欧大陆,但是蒙古帝国崩溃之后,没留下多少它的痕迹;而西方国家在被殖民地人民赶走之后,殖民地人民却都接受了西方的法律体系,以至于西方的秩序已经深入在这些国家内部了?
原因就在于,西方能够把各种具体行为都赋予法律意义,于是,所有行为都可以被纳入统一连贯的法律秩序当中,人们对未来的互动规则就有稳定的预期,因此能形成不断扩展的合作关系。参与进来的人都会受益,人们就更愿意维护这种法律秩序。
所以即便西方人被赶跑了,殖民地的人们却会愿意接受殖民者留下的这种法律秩序,因为这对自己的国家也有好处。
西方的这种成体系的法律秩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通过无数类似于格老秀斯这样的人物,进行各种咬文嚼字而建立起来的。
咬文嚼字的目的,是要清晰地界定各种法律权利的边界,人们就可以按照公认的程序达成共识,从而形成那种可以扩展的合作秩序。
法律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重要,它是塑造现代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基础。
国内的各种法律塑造了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规则,国际法则塑造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规则,使得国和国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而现代国际法怎么来的呢?你要追溯其最初的来源,就会追到发生在新加坡旁边的这场海战上面去。
好,今天先聊到这里,明天咱们再接着聊第二个话题,明天再见!

加餐03 | 新加坡是如何融合不同文明的

昨天我们从公海上开设赌场这个事情,聊到了新加坡与现代海洋法之间很有趣的故事。今天咱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话题。
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第一个话题的故事中,可以被抽象出几个要素,就是葡萄牙人装载了一船的中国商品,在新加坡旁边被抢了,荷兰人又把它卖到欧洲,发了笔大财。
中国、欧洲,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地方,却通过新加坡被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话题,在远洋贸易的时代,新加坡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以及多重文明的交汇之地,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亚洲地区的传统贸易网络
实际上,在西方人来殖民亚洲之前,公元15、6世纪以后,亚洲地区就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区域市场,以中国和印度作为两轴,以东南亚作为中介。这些区域市场都是以海洋为通道的,东亚的海洋贸易和印度洋贸易,通过南洋连接起来。
新加坡地处这几个区域的核心地带,扼守着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毫无疑问就是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东亚海洋贸易和印度洋贸易,很早就分别由中国商人和印度商人主导,就算后来英国人来殖民亚洲了,也只能是借助于中国和印度两国民间早就打造出来的传统贸易网络,参与进其中,再想法改造它。
只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当时这种传统贸易网络的强大了,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卖到大清的鸦片,主要都是在印度种植的,中印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英国人只是起到宏观管理的作用,微观层面上,具体的贸易商人基本都是印度人。
而东亚地区的海洋贸易,英国人同样也是只能在宏观层面从事大的批发商工作,微观层面上具体的分销工作必须借助于中国商人完成,否则英国货就得烂在港口。
新加坡的华人移民
东亚海洋与印度洋这两大贸易圈,在新加坡发生交集,两大贸易圈的主导族群,就向新加坡有很多移民。
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可以看到三个重要的族群,一个是土著族群马来人,这肯定得有了,但他们只占人口的大约七分之一,最重要的是华人族群,大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三,此外还有是印度人族群,大约占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此外就是一些零星的其它族群。
这么多华人是怎么来的呢?
从宋代开始,就有华人自发地远赴南洋讨生活。到了15世纪之后,下南洋的华人渐渐形成了规模,并形成了侨居当地多代的土生华人群体,他们还和中国东南沿海的家乡有着各种联系,凭借这些联系,这些人主导了东南亚的贸易与经济秩序。
但是土生华人还根本没法在新加坡占据那么大的人口比例,最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建立起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华人移民网络。西方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直接招募华工到东南亚工作,让他们挖锡矿,采橡胶,搞种植园等等。
这些华人乘船出海,第一站就是东南亚的交通枢纽新加坡,于是新加坡的华人比例就大幅上升,逐渐达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
英国殖民者的法律化管理
来到南洋的华人,背井离乡,为了不挨人欺负,就组织成各种会社,实际上就是形成各种黑社会组织。其中让英国殖民统治者最头疼的黑社会组织,曾经让康熙也极为头疼,就是天地会。
我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讲述华人会社的展厅里,曾经看到会社挂出的一幅对联,读过《鹿鼎记》的人都不会陌生,上联是“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下联是,“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但是这天地会跟韦小宝以及跟反清复明都没啥关系了,平时经常干各种杀人越货的勾当。
这些黑社会肯定让英国殖民当局很头疼,所以在1877年,英国人成立了一个机构,要求会社要到这来注册。只要你注册了,就算是合法的,不注册,就算非法,当局会天天想法打你。
对会社来说,还是注册了省心一些,可是注册之后,就要接受法律管辖,慢慢地就只能走正道了。咱们前面说的,西方人的统治带来法律秩序的扩展,这里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黑社会组织也会通过法律化的方式,被逐渐驯化掉。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英国人的法律提供了一个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秩序,于是各种不同的文明在这里开始获得了一种互动的规则。不同的文明群体之间有什么矛盾,都会在法律框架之下解决,反倒不容易发生太多的暴力冲突。
我们通常看到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往往都是不同的人群彼此之间对于规则没有共识,一旦发生矛盾,为了能够让自己一方获胜,就得强化自己的动员能力;其中用宗教来动员是最简单高效的,于是一般的利益矛盾,就会迅速转化为文明的冲突。
但是在新加坡,这个问题就不严重,因为大家对于规则有共识,不肯接受共识的,英国人会强迫你接受,大家逐渐形成习惯了。各种矛盾就不会上升到文明冲突这个高度,都作为一般的利益冲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了,于是新加坡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
我在新加坡看到的一个让我非常吃惊的例子就是,在一个大排档里,我看到一家清真摊位,中间没有任何遮挡,紧紧挨着的隔壁摊位是卖肉骨茶的,就是一种排骨汤。两家和谐共处啥矛盾也没有。
新加坡人的海洋视角
另一方面,新加坡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当地人、即便是华人,看待世界的视角也与身处中原的人天然不一样。
他们天然地是从海洋的视角看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同时从太平洋、印度洋这两个大洋的角度来看世界,同时看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中华文明。
跨文化、多元交融天然地就在他们的视野里,从来不觉得异文明是什么了不得的洪水猛兽。相反,异文明人群的到来,可能意味着开拓更大市场的可能性,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气生财嘛,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存,在这里也更成为可能。
新加坡这个国家毕竟太小,它要面对的问题相对于中国简单得多,所以新加坡的经验不可能直接搬到中国来用。但是其中一些重要的原则,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下期预告
这次新加坡之行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获,就是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里面,我看到一个青铜的骑马雕像。

你一看这个雕像,会觉得这是个中亚的草原游牧者的雕像。但我要告诉你,这是爪哇本土制造的雕像。这就奇怪了,为什么爪哇这边会有中亚风格的雕像?因为,在历史上,东南亚和中亚曾经有过一些非常有趣又深远的关联。
我会专门再讲一次这个话题,敬请期待!

加餐04 | 贵霜帝国,如何成为“中介性”枢纽

你好,欢迎回到《中国史纲》,我是施展。
如果你是这门课的新用户,非常欢迎你,同时我也有一个小建议要给你。你可以在这门课程的右上角,点击“正序”,从课程的开头来听这门课,相信你会有更完整、更成体系的收获。
如果你是老用户的话,我想你应该很熟悉,在这门课程里,我一直在试图带你看到一个多元成分、动态变化的中国。在中原之外,西域、草原、高原等等不同空间,一直在发生着深刻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今天的这次加餐,我想带你把视野继续拉大,看看在“中国”之外,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次更大空间上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角,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贵霜帝国。
还记得在上次加餐最后我留了一个问题吗?我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看到一个青铜的骑马雕像,这个雕像是爪哇本土的,但是它看上去风格完全就像中亚草原游牧者的雕像。

那么,为什么爪哇会有中亚风格的雕像呢?
这就跟我们今天的主角,贵霜帝国有关了。正是贵霜帝国促进了在东南亚和中亚之间的深远关联。
二元帝国“贵霜”
贵霜帝国你可能没听说过,但是它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在公元一到三世纪之间是世界上顶级帝国之一。
当时世界上一共四大帝国,分别是东边的东汉帝国,西边的罗马帝国,还有一个是波斯帝国,在当时叫做安息王朝,再有一个就是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的统治疆域从今天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这些地方,向南覆盖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的恒河流域。你看看地图,很容易就能想明白,为什么它会成为中亚与东南亚之间的中介者了。

今天,我就要带你来看看贵霜帝国,在历史上是如何沟通南北,又融合东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性”帝国的。
贵霜帝国曾经对世界的贸易、文化都发生过很重要的一系列的影响,对中国内部也产生了很多重要影响。
说起来,这个帝国本身就和中国有撇不清的关系。贵霜帝国的建立者你多半会听说过,那就是大月氏人。大月氏,他们原本在河西走廊、新疆东部地区游牧,后来被匈奴人打得很惨,可汗也被杀死,头骨被匈奴人做成了酒杯。惨败的大月氏人逃往中亚,没想到后来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大帝国。
大月氏人刚刚逃到中亚时,建立了五个游牧小国。到公元一世纪,其中的一个叫做贵霜的小国统一了其他小国,建立了贵霜帝国。贵霜帝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同时统治阿富汗以南和以北庞大疆域的帝国。
阿富汗这个地方很难跨越的,横贯阿富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山叫做兴都库什山,山脉高大,地形复杂,它差不多可被视作帝国的天然疆界。
当年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争夺,最后就是以这里作为缓冲地区的;后来苏联入侵阿富汗就陷住了,美国打阿富汗也非常痛苦,都是与兴都库什山及其周边的高原地形相关。
很少有哪个帝国能够跨越这座大山来同时统治南北两边,除了贵霜帝国。你可以想象贵霜统治这片区域,对统治者的要求有多高。
贵霜帝国的北边统治着中亚的游牧地区和绿洲地区,中部是阿富汗,南边统治到了农耕的印度西北部恒河地区,因此,它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大清的二元帝国。
关于这种二元帝国的统治智慧,我在前面的课程里也跟你讲过很多,比如第29讲《大清的高级政治智慧》。
贵霜帝国的贸易中介作用
说回贵霜帝国。贵霜帝国在当时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贵霜帝国的南边,再顺着恒河往下走,就能通到印度东部地区,而印度东部地区与东南亚有着密切贸易联系。
要说到印度和东南亚的贸易联系,也和大月氏人有关。大月氏人逃到中亚之后,直接就改变了印度原来的贸易路线。
印度的贸易路线的发展是和他们对黄金的需求有关的。在大月氏人逃过来之前,印度的黄金供应是从中亚以北的西伯利亚方向来的;但是大月氏人跑过来之后,印度和西伯利亚之间的直接联系就被切断了,印度商人只好转而从海路上寻找黄金,就乘船进入东南亚了。这就刺激了印度洋上的远洋贸易的发展。
后来,中亚的物产就更进一步可以通过贵霜帝国为中介,再通过印度人贩运到东南亚。我曾经看到过一些研究,印尼出土的大概是公元三世纪的文物上,就曾经发现过贵霜风格的图案。
据说今天印尼的苏门答腊地方的土王,在古代也曾经拥有中亚出产的汗血宝马,这可是曾经让汉武帝垂涎已久的宝贝啊,东南亚海岛上的土王居然还搞了几匹来骑。说到这里,你就能理解我开头说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爪哇人会做中亚风格的骑马武士雕像。
刚才我们说的是贵霜帝国在沟通南北贸易上的作用,由于它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上,贵霜帝国除了沟通南北,还能同时沟通东西。
具体你看下丝绸之路就明白了,丝绸之路在穿过西域之后,就进入到了贵霜帝国的统治地盘,贵霜帝国北部的那些绿洲地区,正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中继站,所以贵霜帝国治下的贸易非常发达。贸易发达,那肯定少不了货币的支撑。贵霜帝国有完整的货币体系,以金币和铜币为主。

你可以看看贵霜货币的图片,这个风格有西方的味道吧?它就是模仿罗马金币制作的。东汉和罗马,都是贵霜的贸易对象,它把从罗马获得的金币融化了之后再制作自己的金币,中国境内也曾经考古挖掘出贵霜的货币。
贵霜帝国的文化中介作用
贵霜帝国沟通连接东西南北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这些物质贸易的层面,更体现在文化的层面。你很可能想不到的是,贵霜王朝早期用的文字是希腊文。
它怎么能用上这么遥远的文字呢?这又跟西方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征服者,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有关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一直打到中亚、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通过这些战争就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中亚来了,这段过程在历史上被称作“希腊化过程”。
亚历山大大帝完成征服之后,又留下人驻守当地,他们作为征服者,肯定把自己的文字弄成官方文字啊,后来就一度被贵霜帝国给继承下来了。直到今天,在阿富汗一些偏远山区里,仍有这些希腊人的直系后裔。
在文化方面,贵霜帝国不仅受到了希腊和罗马,这些来自西方的文化的影响。
来自南方的文化,也就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更深刻地影响了贵霜帝国,成为帝国的主要宗教,一系列贵霜的君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帝国的首都建立了很多宏伟的寺院和佛塔,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曾经看到过这些建筑,赞叹不已,说从没见过这么壮丽的。
贵霜在这里还有着自己进一步的发明,它把来自希腊的造型艺术,和印度的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后世所称的“犍陀罗文化”,你差不多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用特定的希腊雕塑的风格来雕刻佛像。今天你在中国各大寺庙看到的佛像,长得明显不像中国人嘛,也不大像印度人,这就是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说到这,你可能会进一步猜想,既然贵霜的佛教造型艺术影响了中国,那么佛教传入中国,应该也跟贵霜帝国脱不了关系。
没错,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贵霜帝国就是大月氏人建立起来的,但月氏人被匈奴打败之后,并没有全部逃往中亚,还有一小部分留在了河西走廊等地,这部分人被称作小月氏,他们在后来又接受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小月氏人就是佛教从贵霜帝国传入中国的人脉中介。
大、小月氏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所以来自大月氏的佛教,在河西的小月氏人那里非常有亲近感,以此为中介,佛教比较顺利的进入了河西走廊。刚好,由于汉武帝的征服,河西走廊有儒教,却又不占绝对压倒性优势地位,于是外来的佛教就有机会和儒教形成一定融合关系。
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中原地区的儒教占压倒性优势,佛教要想进一步往这边传,要是事先没有点融合工作的话,便会遭遇到儒教的强烈排斥,以至于难以进来。因此,月氏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两汉三国时期,云游在中国的外国僧人,半数以上都来自贵霜帝国。
我曾经与王剑利老师合作了一篇文章,叫做《从河西走廊看“多元互构”》,发表在《中国民族报》的“理论周刊”上,里面对这话题有更进一步的讨论,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的个人公号“施展世界”上面去找来读一下。
好,今天的加餐就到这里了。
我希望通过贵霜帝国的历史,给你展现了一个更大视野下的,跨越中亚、南亚、东南亚、大陆、海洋等等多空间融合互动的过程。
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以及还有什么进一步想讨论的东西的话,欢迎留言。我会从中选择一些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的话题,作为我后面加餐的内容。
两周后再见!

参考资料

有趣有料有种!

品三国

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

目录 · · · · · ·
开场白 / 大江东去_001
第一部 / 魏武挥鞭
第一章 真假曹操_016  第二章 奸雄之谜_026
第三章 能臣之路_036  第四章 何去何从_046
第五章 一错再错_056  第六章 深谋远虑_066
第七章 先入为主_076  第八章 鬼使神差_086
第九章 一决雌雄_096  第十章 胜败有凭_106
第十一章 海纳百川_116  第十二章 天下归心_126
第二部 / 孙刘联盟
第十三章 青梅煮酒_136  第十四章 天生奇才_146
第十五章 慧眼所见_156  第十六章 三顾茅庐_166
第十七章 隆中对策_176  第十八章 江东基业_185
第十九章 必争之地_195  第二十章 兵临城下_204
第二十一章 临危受命_214  第二十二章 力挽狂澜_224
第二十三章 中流砥柱_233  第二十四章 赤壁疑云_243
第三部 / 三国鼎立
第二十五章 半途而废_256  第二十六章 得寸进尺_266
第二十七章 进退失据_276  第二十八章 借刀杀人_286
第二十九章 命案真相_297  第三十章 夺嫡之争_307
第三十一章 乘虚而入_317  第三十二章 蜜月阴谋_328
第三十三章 白衣渡江_338  第三十四章 败走麦城_349
第三十五章 猇亭遗恨_360  第三十六章 永安托孤_370
第四部 / 重归一统
第三十七章 非常君臣_382  第三十八章 难容水火_393
第三十九章 痛失臂膀_404  第四十章 祸起萧墙_415
第四十一章 以攻为守_426  第四十二章 无力回天_437
第四十三章 风云际会_448  第四十四章 坐断东南_459
第四十五章 情天恨海_470  第四十六章 冷暖人生_480
第四十七章 逆流而上_491  第四十八章 殊途同归_502
结束语 / 滚滚长江东逝水_514

《 哈佛中国史 》

作者:【加】卜正民 等
译者:兴亮 李磊 刘雅君 张晓东
冯世明 李文锋 潘玮琳 李仁渊 张远
出版:中信出版社

这段旅程,从中国出发,咱们从这套书开始。

你会穿越到秦朝与汉朝,看“中国人“的概念如何形成,知晓“桃花源记”背后的真相。或者回到魏晋,看草根出身的刘裕等军事强人如何完成逆袭。你还能看到“天可汗时代”,感受盛唐气象的尖峰时刻。

这套书,会帮你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中国。

哈佛极简中国史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目录 · · · · · ·
前 言…………007
第1章 早期中国…………016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017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021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028
铁器时代:东周…………031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036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051
第2 章 中国最早的帝国及其后时期…………056
秦统一中国…………058
西 汉…………063
东汉及其后时期…………078
汉代思想与宗教…………086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095
第3 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100
帝国的重建:隋朝和唐朝…………101
宋 朝…………124
元朝:蒙古大帝国统治下的中国…………143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中国…………156
第4 章 帝制时代后期:明朝和清朝…………162
经济区域…………164
人 口…………166
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168
明朝的统治模式…………175
明朝的对外关系…………184
清朝的统治模式…………188
清朝的对外关系…………195
明清文化…………201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207
第5 章 近代中国…………212
清朝统治的终结…………215
从王朝统治走向军阀政治…………230
文化和思想激荡:“五四运动”…………238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243
历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255
注 释…………259
延伸阅读…………263

半小时漫画世界史

目录 · · · · · ·

  1. 简到崩溃的欧洲史(一):希腊&罗马/1
  2. 简到崩溃的欧洲史(二):黑暗的中世纪/29
  3. 简到崩溃的欧洲史(三):下海的欧洲/55
  4. 屏幕中的历史——《斯巴达300勇士》(上)/83
  5. 屏幕中的历史——《斯巴达300勇士》(下)/101
  6. 十字军东征之三大骑士团/119
  7. 真正的加勒比海盗/141
  8. 美国往事(一):独立战争/163
  9. 美国往事(二):南北战争/179
  10. 美国往事(三):上帝保佑美国/199
  11. 一口气读完日本史/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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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修订版)

目录 · · · · · ·
作者自序
一、如果东周列国是一个班级,这事儿就好理解了(一)
二、如果东周列国是一个班级,这事儿就好理解了(二)
三、如果东周列国是一个班级,这事儿就好理解了(假期篇)
四、如果东周列国是一个班级,这事儿就好理解了(三)
五、如果东周列国是一个班级,这事儿就好理解了(四)
六、端午节你到底关心过人家屈大夫没?
七、大秦帝国:过把瘾就死
八、楚汉之争(上)——败家子坑爹不求人,包工头怒掀造反潮
九、楚汉之争(上)——大哥刘三丢节操,楚霸王三犯傲娇
十、楚汉之争(八卦篇上)——张良、萧何、韩信——一个好汉三个帮
十一、楚汉之争(八卦篇上)——“邦女郎”之争

记录下

春秋——战国——秦朝——汉朝

春秋时期,西周迁都到洛阳,开始东周;

春秋五霸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这里只有楚庄王是称王,而不是公,因为楚国早前并不是周王室的封国,只是南边的一个部落,自立为王);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战国时代,终极PK中:

1、越国(勾践)打败了吴国(夫差),关键人物:西施;

2、三家分晋:韩赵魏

3、田氏代齐: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地,整个春秋和战国初期是姜齐,战国年间大部分是田齐;

4、齐国吞并了宋国,韩赵魏燕秦五国伐齐;

5、秦国:商鞅变法;

6、楚国:吴起变法,但刚一有成绩吴起就挂了,

7、战国七雄:韩赵魏楚燕齐秦,其他六国采取合纵策略对抗秦国(燕国苏秦建议),秦国采取连横策略(张仪建议),由西向东各个击破;后秦国又采取远交近攻(范雎建议);

8、楚怀王屡被张仪忽悠,不听屈原劝谏,终被灭国(灭国时是楚襄王);

秦朝仅仅持续了15年,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06年,秦朝创建了中国皇帝专制模式,采用三公九卿制度,三公是宰相级,分别是太尉(军事)、丞相(行政)、御史大夫(纪检);

战国时期,秦赵燕都建过自己的长城,秦朝是将这三段长城连了起来;

秦朝建立后丞相是李斯,

嬴政死后,秦胡亥继位,秦胡亥和赵高一起伪造遗书,逼蒙恬和扶苏自杀;

秦朝昏庸,陈胜吴广起义,全国各地造反,其中就有刘邦和项羽;后为当关中王两人开始撕逼,其中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河南荥阳鸿沟对峙(象棋中的楚河汉界),垓下会战四面楚歌,项羽自刎乌江边,开始大汉王朝;

刘邦能成大事多亏了三个帮手:萧何(后勤)、张良(谋略)、韩信(带兵打仗);韩信是被萧何慧眼识中,月下追回韩信后,韩信后成为大将军,是为“成也萧何”;后也是萧何帮吕雉骗回韩信除掉了他,是为“败也萧何”。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趣谈人性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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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漫画中国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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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视频: 汪精卫的命运深渊[罗辑思维]No.171

手机版: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DkyNTYyMA==.html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难谈的人物就是汪精卫。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很多历史问题观点都不一致,但唯独对于汪精卫这个人的历史定位大家是有共识的你就是一个大汉奸。1945年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到南京几乎第一件事就是把汪精卫的墓给刨开,把他焚尸灭迹。

在这儿我们插一句话很多人说中国有一个文化传统叫死者为大,错了!中国哪有这个传统。从伍子胥当年对楚王进行鞭尸开始,中国文化一直认为人死之后你的那个尸体也要承担生前的很多责任。所以仇家之间什么互刨祖坟,罪犯最后还要挫骨扬灰,这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说死者为大!总而言之,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下场最后被焚尸灭迹。

但直到前些年我才在网上看到一些散碎的文章包括一些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旅日华人林思云写的叫《真实的汪精卫》,这批材料才开始对汪精卫进行翻案,当然了肯定不能正式出版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确实了解了历史的另外一个面相。但是想想其实也不稀奇,我曾经在逛旧书摊的时候买到过上下两本一套书,但是因为最近我家里太乱所以没有把它给弄来——就是汪伪的那些汉奸,在抗战之后接受政府当时的法院审判的时候很多庭审的笔录。那里面其实对汉奸翻案,包括对汪精卫的汪伪政府进行辩护,那里面的材料其实很多了——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几乎从1945年从法庭上一直到监狱里(她五几年才死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里面),她一直在翻案。所以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新鲜。

那这些翻案的论调大概总结起来就是这么几点:

第一,汪先生有什么国可卖?当时的国土是蒋先生丢的,汪先生卖什么国?当时日统区没有一寸土地,真的由他的手里出卖的。
第二,汪先生在民国政府在国民党当中有那么高的威望,他也没有组织伪军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开过一枪一炮。伪军主要是主持各地方上的治安;汪先生那么崇高的威望也没有写信给他的一些旧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去劝降,这些事没干过就是他不是日本侵华的帮凶。
第三点就是他毕竟在日统区还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向日本鬼子争取了一些人民的权益,维护了地方治安等,这应该都是功劳。

林思云这本书除了讲这些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很独特的视角:他说汪精卫这个人一生没有权力欲望,他之所以要这么干主动去当汉奸,其实是出于一种烈士的精神——这事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干,都不愿意毁掉自己的名誉,那我干!我来保护中国老百姓。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那汪精卫是不是一个从来没有权力欲望的人而是有烈士情结的人呢?林思云在那本书里面给了一些论据:在历史上汪先生一旦遇到权力斗争,尤其遇到像蒋介石这种大流氓他总是退让,动不动就通电下野出国留洋,所以这个人看来对权力确实没有什么欲望。

这我就不同意了!从这开始我们今天展开对汪精卫这个人的论述。其实我们在汪精卫的身上能够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性格缺陷:就是他平时抱有一个宏大的、但是请注意是情绪性的理想,他往往又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理想。这个理想一旦不能实现,立即产生一种叫幻灭感的东西。这玩意儿很可怕!要么你就孤身犯险、孤注一掷,要么就撂挑子一走了之、归隐山林。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有所谓的儒释道三教,但是其实用宗教的模型是没法理解这个事儿的。

因为宗教嘛,要么是基督徒、要么是穆斯林,他不可能说我都是。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真的都是儒释道,这三个东西在他心目当中都有。

我先用儒家的理想去实现很多政治抱负,这是一种积极上进的入世的行为方式。一旦受挫,那马上就退回到道家和佛家的怀抱一切、看空,什么都是假的,这就是幻灭感。

这种幻灭感在汪精卫一生的政治实践当中都非常典型。你看他前半生号称叫道德完人,因为是革命志士而且是革命烈士。他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代表同盟会去刺杀清廷的那个摄政王载沣,当然没干成。但是在监狱里面留下两句诗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这件事哄传南北,马上就出了名。这件事当然很好了,但是你追源论始,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其实想想也是挺可笑的,是因为同盟会当年总部在日本,老是搞革命但老是搞不成,于是就有人嘲笑他们说:你们这帮人,老是要革命、排满,你怎么老找别人要钱,老是撺掇别人的孩子上去送死,你们自己咋不去啊?汪精卫一听受不了了,玻璃心碎一地,说那我就自己去——于是就跑到北京去刺杀摄政王。当然了这很可敬,可是你想想看,哪有一个成熟的革命家是这么干的?你死了那这一套理想和志业谁去完成呢?当然这是一个道德难题了。

但是可以说,所有干成革命的革命家从来不会这么干。但汪精卫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这种性格可以成就一个烈士,但是决计成就不了一个政治家。你看汪精卫自己有一个小弟叫周佛海,汪伪政权的3号人物。他私下评价他说:汪先生这个人一生无一定之主张,善变且做事不果断,非常容易情绪化。——这是他小弟自己说的。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反共。这事在国民政府的那些高官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立场。你看蒋介石这个人他要反共的时候他反得比谁都激烈,他要联合共产党的时候你看西安事变之后他也会坚决地转弯。以蒋介石为对照汪精卫,在这个事情上跟蒋介石完全相反。

汪精卫是一种情绪化的决定。你比如说1927年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南京的,叫国民政府,这其实是宁汉分流的产物。那汪精卫在武汉也有一个国民政府,这个时候他们是分裂的。汪精卫就觉得,我是孙中山的嫡传弟子,孙总理临死的时候留下来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不能反共。谁反共谁就是反革命,这是他跟蒋介石当时说的话。

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里面反共比蒋介石要激烈,甚至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决定和共产党携手停下内战、共同抗日了,汪精卫反对他说:凭啥这是国家的既定国策,甚至是国际上我看到很多国家,这是潮流我坚决反对,我非常痛心!

但他为啥呢?玻璃心嘛!其实是因为一件小事,说白了是因为一张纸。这张纸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文件,叫5月紧急指示。咋回事呢?1927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很多地方上的反动军官就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最著名的就是长沙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一个代表叫罗易,他不是我们老罗家人,他也不是苏联人,也不是中国人,是印度人。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罗易就把这事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在那么远的地方,他哪知道中国怎么回事,就下了一个命令叫5月紧急指示。指示说应该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农民军队,要搞8到10个师,然后就地成立革命法庭去审判那些反动军官。

斯大林说这种话远在万里之外,他又不负责任。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是陈独秀,陈独秀知道这肯定不能执行,就不理他。但是罗易外国人傻嘛,就拿着这纸指令跑去找汪精卫,说你看看这事行不行。汪精卫说我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我现在要联俄联共也最多就是容得下你们而已,你居然要成立军队来审判我的军官,你不是要造反吗?于是痛下决心,跟共产党翻脸,马上开所谓的分共会议。此后汪精卫杀起共产党人比蒋介石还要狠。

当然有一句话现在是不是他说的就不知道了,历史上有这么一种说法: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枉纵一个,据说是汪精卫说的。这不去说它了,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们不说反共这事是对是错,我们就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就是你的很多判断和行为要基于当下的立场。你不能说昨天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因为一个事件,马上就跟窜天猴似的立即就炸了,走到自己的反面。

事实上汪精卫反共他自己有一分好处吗?没有!因为证明蒋介石是对的。于是将来国民政府的主导权就归了人家蒋介石,那汪精卫只好自己又下野了。

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很不成熟的地方。他不成熟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幻灭感。辛亥革命之后你说这国家就会马上好了,马上就进入一个红彤彤的自由世界,不可能嘛!你看话剧《茶馆》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松二爷就讲了一句话,说这大清国不见得好,可是现在民国了我挨了饿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理想这个东西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实现的。(我插一句题外话我其实特别佩服像曾国藩、李鸿章,包括前半段的袁世凯这些人,他们都是对整个现实情况有明确的了解,然后愿意委曲求全,去想办法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困难,他们的一生就能够串起一个非常大的功业。)可是像汪精卫这种人他不管,我这个理想已幻灭,可一看民国了这也不见得好,就跑了。

他从1912年到1917年自己就在法国待着,而他一生一旦遇到什么事,马上情绪冲动,老子不干了、马上就撂挑子。比如说中山舰事件,这是1925年的事情了,发生之后蒋介石不尊重我,我还有什么可干的?啪一撂挑子走了。汪精卫后来当民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就相当于国家总理,因为跟张学良闹矛盾,命令张把兵撤到关内——我指挥你打仗你也不听我的,还找中央要什么粮饷,不听我的然后蒋介石也不给他撤职,就撂挑子不干了。

他从1912年一直到1937年,就这么着把平时生病去香港都不算,光去法国就去了6趟,动不动就不干了。

其实汪精卫在整个国民党当中是有非常高的威望。你看他跟蒋介石闹矛盾的时候,国民党内部还有一个派叫改组派,就是帮着他跟蒋介石斗。可是你作为老大你总得有点儿谱吧,你动不动就不干了、老子去法国,底下跟着你的小弟怎么跟呢?

这就是我说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原因。所以你看孙中山刚死的时候,汪精卫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当之无愧的一把手。那个时候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照汪精卫差老远了——仅仅是一个黄埔军校的校长加上军委的委员之一,仅仅是一个军人,他不是一个政府的头面人物。可是十几年之后抗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是一把手,而你汪精卫只能屈居人下当一个副职。

但是站在汪精卫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他当一个副职都已经很勉强。1938年的时候当时国家已经进入抗战,转入战时体制,整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采取叫总裁制——就是领袖握有一切全权。这战时嘛可以理解。当时总裁当然是蒋介石,那汪精卫咋办呢?只好安排一个副总裁的位置。他即使是这个副职国民党内的很多大佬什么戴季陶、吴稚晖这些人都反对——他没有这份德行。后来还是蒋介石玩了一点花招,说这样吧选举就不搞选票了,总裁、副总裁联合提名,要我就得要他,然后不搞选票,直接起立鼓掌通过就算了,他才当上了这么个副总裁。

汪精卫不是后来说投敌当汉奸才身败名裂的,他其实这十几年一直是一个下滑的通道。真是自己已经快作死了。那在这儿我得插一嘴前面林思云先生写那本书叫《真实的汪精卫》,说汪先生没有什么政治欲望,你看他动不动就下野动不动就出国留洋,他不跟蒋介石斗这叫没有政治欲望……这叫有政治欲望但是没有政治才能。我现在看到一则材料,当时人对他的一个评价说:汪先生这个人给他官做,他就什么都做不成,然后人望下跌大势、解体。但是你要是不给他官做,他这一辈子就要骂死你。所以你能说这样的人是高风亮节、一个没有政治欲望的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聊日本人是怎么样把汪精卫骗上船的。

我们得回到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是1937年7月7号的七七事变。我们都觉得这是抗战开始的一个信号,但其实当时人是不知道的,中日之间的那种冲突,他们欺负我们然后外交谈判签订一个非常屈辱的条约,然后把局面安定下来,这几十年一直是这样那。七七事变大家闹起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平津,就是北平和天津会不会将来通过谈判又搞一个什么协定,比如说另外搞一个塘沽协定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呢?当时人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中日双方都有两派,日本叫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扩大派就是接着弄中国、弄死他,攫取更多的利益,这是陆军部的那些人。但是其实还有一帮人,在日本内部就是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的那帮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这帮人其实是务实派。为什么?他在中国待着他观察中国的实际民情。

他有一些判断,他知道1931年的时候发动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了。1931年的时候当时反日的是一些什么人?上层知识阶层,可是1937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中国底层的那个力量已经被动员起来了。而且说实话通过30年代的建设,中国的经济、军事、各种各样的实力确实也不一样,所以石原莞尔这些人叫不扩大派。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吃不下中国了。

这日本分两派中国也分两派,虽然大家都觉得抗日(我们得在这儿声明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讲的两派没有谁是投降派,他只是对于当时的国策判断不一样),比如说蒋介石都觉得虽然我也抗日,原来我也承认可以边抵抗然后边谈判。但是七七事变实在是触及了蒋介石的底线所以他发表了庐山谈话,决定坚决抗日,你日本人要跟我谈可以先退回到七七事变之前。所以蒋介石这个时候是抵抗派。可是当时民国有一帮人是反对蒋介石的,觉得蒋介石是在唱高调。这帮人就组织了一个小俱乐部叫低调俱乐部,这里面可是好多名人。比如说军官有顾祝同,当然也有后来的汉奸梅思平,可是也有大知识分子,像胡适、张君劢、陈布雷、陈立夫这些人,他们都觉得唱什么高调,中国能打吗,一打肯定死的很惨,所以一定要理性的建国,理性地面对日本的威胁,这叫低调派。当然呢这个两派之间没有谁是卖国,只是策略不同。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要跟你交代两国各有两派,实际上是想说明真实的政治博弈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今天经常简化地说美国人怎么想、日本人怎么想,但是请问,谁代表美国、谁代表日本呢?难道是总统和首相说的就是国家意志吗?不会的!任何一个人和派别他在国内的政治共同体当中都有反对派,你要想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变成国家行动,然后和对方博弈出一个结果那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不要抓住任何人的片言只字就觉得这已经是对方的想法了,所以什么是大政治家他就是能够超越一些表象,回到一些大势的判断,上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不得不说抗战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就是这样的大政治家。他这个形势的判断是非常准的。首先他判断中国这个时候已经不会容忍一个不抵抗的政府了,和几十年前不是一回事,这个时候民心士气都已经调动出来。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已经形成,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是几年前的中国了,这一点我们以前节目交代过。那第二点蒋介石的判断是因为他原来在日本留学过,对日本很了解。到1937年的时候日本其实是已经失控的国家,没有任何人再能代表日本的意志了——首相不行、天皇也不行!

以前节目我们讲过,日本这个时候邪教的毒素已经发作了,形成了一种叫下克上的现象。任何政治家不管你表面上的位置有多高,如果你不能符合底层军官的那些想法,你什么想法都完蛋。所以日本已经变成一个谁都勒不住的怪兽。蒋介石说我跟你谈判、我跟你和谈,你最后想法一天三变,我才不上你那个当呢。

当时真就有一次和谈叫陶德曼调停。陶德曼是当时德国驻中国的一个大使,日本人是从1937年的7月7号开始打七七事变,当时军部吹牛3个月拿下中国,必须把它打趴下叫爹爹,结果3个月之后没拿下。淞沪抗战打得正热闹时,天皇就问军部那些人,你们不是说3个月吗,现在怎么样?所以很下不来台。所以日本政府当中那些不扩大派就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和谈,委托德国大使向中国提条件,那个条件提得很宽容的——连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的条件都没有提出来。

确实按照那个条件来说不打就不打了,签个和平协议继续回到七七事变之前就可以。蒋介石说你听他说,我根本就不跟他谈,先撤兵先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然后咱们再谈。果然蒋介石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日本人打下上海之后,迅速拿下了南京。到1937年年底的时候日本军部人说那此前那不算了,我再提一份又交给陶德曼。陶德曼一看我的个老天这哪是什么和平协议,这比一战之后的凡尔赛合约对德国还要苛刻,这简直就是让中国亡国。陶德曼就对日本人抱怨说你让我怎么下得来台,当年也是你们求我去跟中国人说。日本人不管你看它已经失控了。所以你看蒋介石这个时候的判断就是对的。当然了在日本人看来,蒋介石玩了他们,你骗我和谈,然后把我这一条一条地还让我做说明,现在你又公布到国际舆论上。

对当时国际舆论正是因为披露了这些条件,所以大大地开始同情中国。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叫卢斯亨利•卢斯,就开始在美国发动很多资源来帮中国。中国的那个国际舆论环境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所以日本人觉得上当了,恼羞成怒在1937年底1938年初就发表了近卫第一次声明,声明绝对不再和民国政府蒋介石政府谈判,你耍我。当时就搞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蒋介石这个时候在私下的日记里面还写:你现在给我提一个苛刻的条件挺好,这样我们这一方面就死了心了,专门心思地跟你日本人死磕。当然了到1938年初的时候,双方已经僵化到这个程度,但是私下的和平行动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

其中有一个人很重要叫高宗武(你别觉得他是什么卖国贼,他只是一个深通日本国情的中国人,而且从后面的行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爱国者),他的日语说得比普通日本人还好,而且说的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的那种日语的口气。据说很多日本人一听他张嘴说话立即肃然起敬,当时他穿梭在上海租界,包括东京之间进行了摸底,其实谈出了一个新的协定,这个协定叫重光堂协定。

重光堂协定虽然不是政府的正式协定,但是它作为一个中层人员的谈判结果,其实很有意思。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首先中国要承认伪满洲国,然后政府改组,日本将于两年后撤军。

如果这个要谈成,其实在当时人看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日本人占领伪满洲国恨不得已经快10年了,只不过是追认10年间的一个事实而已。那基本上除了这一点的话,就是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现在国家又输的这么惨,为啥不能接受呢?所以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协定。

当然重光堂协定对于汪精卫来讲最大的诱惑是什么?这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因为前提是改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让日本人觉得够够的,再也不愿跟他打交道,看重你汪先生。你要是能出面建立一个国民政府这个条件就给你,让你在中国人民中大受好评。我们可以构想一个政治路线图,假设汪精卫另组了一个国民政府,然后日本人宣布重光堂协定正式发布,然后汪精卫说这是我谈判的结果,然后国家就获得了和平。

因为虽然国家有损失但是损失毕竟不大,很多跟蒋介石离心离德的一些地方势力,包括汪精卫自己的那些班底就会拥护汪精卫。那这个时候汪精卫如果能够把日本兵赶走。日本稍微配合一下,你那边撤,我这边就进,大部分的国土就会进入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

那这个时候重庆的蒋介石他不就沦为一个地方政府嘛,如果再敢叫板的话,跟日本人一合作,灭掉你分分钟的事情。这个时候汪先生可就是又当了一把手了,而且是拯救中国的、是靠自己的政治魅力、是靠在谈判桌上用自己的主张获得了最终的和平。这个政策路线图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但是汪精卫觉得这是可行的,现在至少我们在理论上也觉得它是可行的。所以高宗武这帮人带着这个协定跑回重庆跟汪精卫私下一沟通,好有魅力啊!然后就决定他要出走,因为在重庆干这事是干不成的。

跟日本人已经勾兑好了12月8号,就是1938年的12月8号汪精卫出走,到哪儿呢?到昆明。因为昆明当时的军阀叫龙云,龙云跟蒋介石也是不对付,所以汪精卫到昆明去,然后在昆明跟日本人唱这出双簧。我宣布要和平,你那边公布好条件算,我谈判成功,然后后面就一路往下走。

可是这件事情就跟鬼打墙一样,汪精卫做的是极其不顺利。不是双方约好了12月8号他要出走吗?结果蒋介石那个时候在外考察,突然12月7号回到重庆。对汪精卫来说是不是你们的军统特务已经探知了我跟日本人这通勾当,所以马上就不敢走了。又拖了一段时间,这拖可就拖坏了事,一直拖到12月17号他才坐飞机从重庆飞到昆明。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飞机上突然发现还有一个乘客谁呀?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司令周至柔。周至柔自己也是飞行员出身,上了飞机之后副总裁也在,汪先生也在,这样驾驶员闪开,我也是飞行员,我给你表演一下飞行。周至柔去开飞机汪精卫也不好反对,可是周至柔开完飞机之后发现这个飞机怎么往重庆飞。

汪心说坏菜了,会不会这周至柔就是把我押还回重庆的。当然了没有,他只是表演一下飞行,这是一个插曲。那接下来的事情又出乎他的意料,17号到了昆明之后,原来跟龙云说好的,说你一个人偷偷见我就好了,我跟你说一些私下的话。结果龙云没理解到这层意思,居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汪副总裁汪主席来到昆明,云南人民夹道欢迎,新闻全部给报了。

他本来秘密出行,所以一下很尴尬,然后他就称病,别人都不见。跟龙云见了一下面就把这个想法说了,我们组织一个西南地方政府,然后我们跟日本人唱这么一个双簧,我们就搞和平好不好。结果龙云不表态。不表态就有风险,没准儿龙云就向蒋介石报告,再把我扣这儿怎么说啊,所以赶紧起飞。19号就降落到法属殖民,地当时的越南河内。

到了河内之后,汪精卫面对的局面其实已经变得复杂。原来跟日本人约好是在昆明,等日本人发声明然后你再做响应,即使没搞成没关系,我作为国家的副元首我到地方上视察一下怎么了,顶多是没跟你蒋介石打招呼,顶多是灰溜溜回到重庆,这事在历史上就跟没发生过一样。可是你现在出国了到了河内,你作为国家的副元首出一趟国,如果没有明面上的使命请问你怎么交代啊。所以19号到了河内之后汪精卫如坐针毡就等着日本人发这个声明。果然12月23号日本人通过广播电台发表了一个声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近卫第三次声明,提出了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就是共同防共、互临友好、经济提携。这都是一些屁话,这个声明就是发给汪精卫听的。

可是汪精卫在河内通过收音机听到之后那才叫五雷轰顶。因为近卫三原则表面上那些虚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日本人是不是像重光堂协定说好的两年后撤军,这才是汪先生所谓和平行动的终极意义所在。你只字未提撤兵我怎么响应,你不是把我搁这儿了吗?

当然搁这儿也就搁这儿了,如果这个时候汪精卫想明白了——算了不是事儿,日本人反悔了好,我回重庆虽然需要做一些交代,但是并无大碍。或者你就说我对抗日已经失去信心了,我仍然去法国那也行。但是汪精卫为什么没有回头呢?

刚才我们说到汪精卫在河内等日本人发声明,可是最后等来的是近卫第三次声明,完全不提撤军的事,而且背后隐藏的那个意思条件更加苛刻。如果这个时候跟日本人谈判,搞什么和平,那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朝鲜,那跟殖民地也没啥区别了。所以汪精卫知道日本人反悔了五雷轰顶啊。对他个人当前的处境来说也是进退失据。哪儿也去不成了。

那我们得解释一下,日本人为什么反悔呢?这就是日本这个政体的本性,他一定会导致这个结果。当然你要说具体原因是因为汪精卫不是原来说好的12月8号飞昆明吗,你咋没飞呢。日本人这个时候跟汪精卫沟通也不是那么方便说清楚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前面讲蒋介石12月7号突然赶回重庆汪精卫推迟了飞昆明的日期,但是日本人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双方其实处于战略猜疑期,叫麻杆打狼两头都怕。日本人怕你玩我,派个汪精卫跟我谈,把我的重光堂协定这么优惠的条件给骗出来了,然后你又不跟我谈,弄我一大红脸,我可不上这个当。所以日本人也开始胆小,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日本内阁就要倒台,具体的经办人除了自杀还有第二条路吗?这是具体原因。

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没有12月7号蒋介石这个偶然的返回重庆事件其实也不会发布——因为日本人下克上的那个传统。我们前面讲任何政治家其实都已经不能承担最后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条件,日本人其实已经无人能够主持。确实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之后,近卫自己都下台了,那后来政府会搞什么谁能控制得了?正如我们前面讲的,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失控的怪兽,你跟它谈判已经没有谈判对象了,所以汪精卫是傻老婆等汉子,最后等来这么一个结果。

话分两头,我们再来看蒋介石。蒋介石等他到河内之后大量的情报就涌到他桌上了,他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蒋介石这个时候的处置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理性的。一方面打电报给龙云说,你千万不能泄露汪先生跟你说了什么,这要当国家机密保持。然后接见媒体的时候就说汪先生到河内治病去了,这不代表政府,纯粹是个人事件,我跟汪先生这么多年,没有什么话不能摊到桌面上讲的。然后私底下跟媒体打招呼,严厉地告诫说你们不能骂汪精卫,一定要给他回来留足充足的回旋余地。另外一方面蒋介石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给汪精卫带信,大概是讲了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勿公开主和——你别主张什么和谈跟中央唱反调;第二勿与中央失去联系——就是你只要不跟我唱对台戏。你这个副总裁我还是认的,至少认你一个革命同志、革命元勋的地位;第三勿赴港——你不要去香港,去香港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控制;第四可以赴欧——哪怕你去欧洲呢,这个同志情谊我们还保留,面子不撕。这是蒋介石仁至义尽的地方。

但是汪精卫这个时候觉得不能这么回头,然后他抖了一个机灵说既然日本人发了这个声明完全这不是我意料中的,我不能回应日本人,但是我可以回应蒋介石对吧。我把我和平主义者的姿态给表现出来,然后再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是怎么样。因为主战还是主和这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我仍然可以扮演一个反对派,然后看日本人怎么反应。

你看这不就是屎糊了心吗?这就发出了1938年12月30号那个著名的艳电。普及一个知识,那个时候打电报为了节省字数,就不说12月30号,就给每一个日子下了一个代码,那一天的代码就叫艳,所以叫艳电。艳电的意思他没有说自己要通敌卖国,他只是说近卫三原则现在这个声明挺好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跟日本人谈判。总而言之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但是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国内舆论不干了。我们打的好苦啊到了1938年的时候武汉都丢掉了,中国半壁江山都不在了,你这个时候突然搞这个,全国都反对汪精卫。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3次事情全国上下的舆论是高度一致,

第一次是袁世凯复辟要当皇帝,全国都反对他;
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蒋介石抓起来,大家骂张学良;
第三次就是汪精卫发表艳电,当时反对到什么程度,连汪精卫自己的嫡系人马就是张发奎(这都是广东老乡,是汪精卫在军队当中的铁班底)都反对他,而且话说得非常之绝。当时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到什么程度。你想他是12月30号发的,元旦那一天开紧急会议,中常委开会决定全体一致同意永久开除汪精卫的党籍。虽然在历史上开除你党籍这种事都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都用过好多回,但是这一次可真不一样——是国民党上上下下是齐心都觉得你这个人要永远驱逐出我的队伍。可以说汪精卫前半生为国民党做的所有贡献、所有的同志交情一笔勾销就在这一天,这是1939年1月1号的事情。

汪精卫被骂懵了,舆论对他这种反扑他一辈子也没遇到过,我不是革命元老吗?我不是不负少年头吗?怎么今天这么翻脸不认人呢?连那个华侨领袖叫陈嘉庚也给国民政府上书说什么开除党籍,就应该直接通缉他把他当一个罪犯。汪精卫有点懵但是他总觉得,我总该搞清楚日本人为啥把我扔半道上了吧,于是他派了高宗武又去了一趟日本。

说我在河内等你,你把日本的情况摸给我看看,我们这个和平行动还有没有可能。临走的时候也给高宗武讲了一堆条件,我方的一些底线,总想争取一点政治资本嘛。高宗武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明白了,汪精卫给他的条件一张纸揣兜里在日本都没拿出来过。到了东京,摸了一圈底见了一堆大人物之后,知道日本已经完了,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主持这样的大局。跟他谈出什么结果都是白谈,所以高宗武就回了香港。到香港也不巧就病了,如果他不这样一病,跑到河内直接劝汪精卫可能效果又不一样。但是高宗武还是很负责任给汪精卫写了一封长信,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条路您可不能再往下走了,赶紧去欧洲后半生还能得个平安。

接到信的汪精卫一看大势已去,听人劝吃饱饭答应去欧洲,这是1939年二三月份的事情。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件事可能汪精卫的后半辈子也就在欧洲了此残生。

3月20号现在看应该是蒋介石派的,当然也有其他的争议了,就是军统的特务在越南的河内对汪精卫执行了一次暗杀行动。但是这次行动非常戏剧化,因为没有把汪精卫本人给杀了,而是杀了睡在他原来该睡的那张床上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曾仲鸣。如果杀的不是曾仲鸣,可能后来的事又得改写曾仲鸣是谁呢,是汪精卫的好友加秘书,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结果第一汪精卫那个情绪冲动那个劲又上来了,因为好友就躺在自己面前血泊之中那个情绪的激动你可以体察;另外曾仲鸣这个人就是给他安排比如去法国那边怎么联系包括船票怎么买,所有跟法国的线就断了。他想去法国,这个时候因为他个人的行动能力比较差可能也很难成行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促使汪精卫一方面情绪激动,一方面那条路也走不成,所以就干脆下决心要走上日本人的贼船。

但是我们这儿得说一句,汪精卫是一开始就想当汉奸吗?他不是。他一开始也是为国为民只,不过我跟蒋介石走的路线不一样、政治主张不一样而已,那说出来的话都好听的很。话说到这儿我们可就得点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汪精卫这个话题了。过去我们总以为政治家就是两极分化一种是好的为国为民,还有一种就是日本人说来我这儿有糖叫声爸爸我就给你。这样的汉奸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很多,就是为了个人利益。

可是你不觉得吗,这两个模式都没法应用到汪精卫身上。因为汪精卫有什么利益可贪图?他能在日本人那儿得到的,在蒋介石这边其实也差不多。到日本人那头他也不能做主,所以汪精卫就特别奇怪这个行为。他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很具体的私利而滑到大汉奸的那个位置上去,也正是因为汪精卫身上有这样一个反差,所以后来才能有翻案文章可做。包括林思云先生写的那本书,包括汪精卫陈璧君这样的人对自己的辩护,都是试图告诉我们说汪先生是牺牲自己的名誉来拯救日统区的老百姓。

甚至我还听说过有这样一则材料说汪精卫从重庆出发的时候,给蒋介石留了个条说:兄为其易我为其难。什么意思?就是你去抗战,这事很容易,我牺牲个人名誉去拯救日统区的老百姓,我这事很难。

这个材料我现在也没考证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不太可信。因为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的时候,没有想好他回来怎么办,他只是跟蒋介石分庭抗礼,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拯救这个国家。你不能说他的出发点就错了,那为什么从这儿出发最后滑到那样的深渊里去呢?

通过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细节,我不知道你琢磨出一点什么没有。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两个东西:

第一特别容易情绪化;
第二因为在政治上无能,特别容易放弃。这两个性格合在一起是什么结果,就是情绪化的时候做出不当的判断。可是对方一旦对自己施压,他就很容易放弃底线。这个时候就是曾仲鸣死了之后,1939年3月20号之后为什么汪精卫决定要上日本人的贼船呢,就是因为情绪化然后放弃底线的结果。

这个结果他不是一次性的就滑到大汉奸那儿的,他像是切香肠一样的,一片一片地滑过去的。刚开始只是想在西南成立一个跟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国民政府,后来就觉得我到日统区去也可以,只不过日本人要答应我一些条件,我不能丧失一些人格。

在这儿我们给大家举一系列的例子,比如说他决定去日统区了,当时日本人说那我们派船去接你。我汪精卫哪能上日本人的船,我就是去跟你们搞和平谈判,我也是得到上海,到上海我也只能在公共租界——就是英美控制的那个租界。我绝对不会进你们日租界。可是后来呢,表面上坚持得很好我只是国民党代表中国人民,想成立一个国民政府来拯救人民的,可是所有这些原则他一个一个的放弃了。

比如说船的事,他自己租了一条法国的船。可日本人就提醒他说我们日本的船5000吨你租的那个法国船760吨,在海上走风浪可大,这安全可就保证不了。汪精卫说没事不就这么点路吗?我坐小船绝不上日本船。可是上了法国船之后在海上风浪一来,颠那么两下,得了吧我还是上大船,就上了日本船。这一上可就是标志性的。这大概是5月份的事情。可是到了上海英美的公共租界之后,日本人就又开始劝:汪先生你在公共租界安全得不到保障,蒋介石的军统特务随时会刺杀你,还是去日租界比较安全吧。汪精卫一想也是,然后就去了。日租界哪是能去的?你到了日租界之后你再想走门儿都没有了,你后面的生命就跟阶下囚其实也没啥区别了。但是这个时候汪精卫还觉得我毕竟是中国的名人,我是政治上的元老,我有一堆政治上的号召力还准备跟日本人开始谈判了。

可是到了日租界之后发现谈什么判啊,日本人看你现在反而像烫手的山芋。因为如果要扶持你这个汪精卫的汪伪政权,那就意味着彻底跟重庆方面就撕了,跟重庆方面就再也没有谈判的可能。可日本人稍微明白点儿事的人都知道这一步不能走,所以汪精卫这个汪伪政权非常委屈。委屈到什么程度?1940年的时候你看1939年5月份他登陆的上海,跟日本人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一直搞到1940年,第二年的3月份,才勉勉强强地举行了一个叫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就是伪政府成立了。这是大半年又过去了,然后汪精卫什么时候就任国民政府当然是伪政府的政府主席呢,一直到1940年的11月份。

8个月,日本人拖着他为什么下不了这个决心,这可能是在全世界历史上最委屈、最尴尬的一个傀儡政府。一般来说侵略者在当地扶持一个傀儡政府,这都是非常急迫的需求,马上就要让你上去干。熟悉宋史的时候就知道,张邦昌那个伪政府金兵说不干也得干拿刀掐着他也得干。可是汪精卫呢,在这儿一耗就是一年多。才好不容易当上了伪政府的头儿你说他委屈不委屈。

当然过程当中就我们刚才讲的情绪化加上不坚持没底线,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滑。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这个国民政府应该用什么旗,那汪精卫说当然应该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否则怎么叫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呢。那日本人说这可不成为啥因为我们所有日本兵在战场上跟你们中国人打,打的就是你们青天白日满地红,你现在在南京、在我们地统治区又升起这么个旗,好像还是一个正确的旗,那怎么可以呢,这对我的士气是有重大打击的。

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家,号召力就在于正统的国民政府,所以汪精卫觉得这实在是个底线,就为这事跟日本人反复地、几乎到了求告的程度,日本人就是不同意。最后呢汪伪政府的那个旗是啥样?青天白日满地红旁边加一个黄布条,上面写和平反共建国。写上这么几个字就非常之尴尬。其实这不是没人跟他说过,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人叫高宗武,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是他班底里的人,叫陶希圣。

陶希圣曾经问过北平的周作人(就是鲁迅的弟弟著名的周作人也是汉奸)说跟日本人干怎么样,周作人说干不得。说那个王克敏当了北平那个伪政府的主席之后天天以泪洗面。别看是什么政府首脑,真的在北平城的地位还不如日军的一个大佐,这哪儿能干啊。后来陶希圣把这个话告诉汪精卫,汪精卫也知道但是没办法。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切香肠一点一点地往下滑。后来在这一年多跟日本人的谈判过程当中那个条件越来越屈辱,越来就越没法看,最后他身边这两个高宗武和陶希圣想办法在杜月笙的配合下就逃到了香港。到香港之后把日汪密约——就是汪精卫和日本人谈判的那个密约公布在香港的报纸上,又是举国大哗。这卖国卖得也太彻底了太不要脸了。

通过我们刚才这段讲述你体会到什么没有政治家的堕落,他不是一次性地过去的他是一点一点地滑落的。所以刚开始他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逻辑和性格特征。最后会从他出发开始把他推向一个无底深渊。

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一个命题,就是一个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强者,甚至一个在道德上还勉强过得去的人怎么样避免一种悲催的命运。

命运这个东西说不准的,随时会在我们身边挖掘一些黑洞和深渊。汪精卫用一生的故事至少告诉我们,这件事随时可能发生。而导致这种发生的就是你的性格缺陷。

所以我们再读汪精卫的所有材料的时候,确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应该有所警醒。我从汪精卫身上至少可以读出这么3个提示:

第一,永远不要用动机来辩护自己行为的结果。越是做大事情的人就越不要这样做。没有用的!很多人都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的出发点很好,所以闯的祸我也不想负责任。

我想汪精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睡到半夜的时候总在想:你看我这多难,牺牲了自己的所有名誉,苦苦支撑一个局面来保护日统区的人民。你看蒋介石在重庆,又饿不着又冻不着,派大量老百姓上战场送死。我这叫不容易,我比他正义得多。

这是你的动机,跟这个行为的结果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汪精卫干了一个汪伪政府动摇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动摇了民心士气,你产生的那个负面作用大了去了,这是用你的动机能够辩护的吗?说一千道一万,你不是说当烈士、牺牲自己的名誉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就好了,那你还有什么可辩护的呢?既然你牺牲的是自己的名誉你去干了一件事,你达成了你想要的结果,那你就安心地去吧,因为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你牺牲名誉?你又要当汉奸你又要所有人理解你,天下哪有那种便宜事。

第二,我们反复说汪精卫不断地妥协、不断地丧失自己的底线,一路往下出溜,这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性格缺陷,但实质是什么?实质是缺乏对大势的判断!

至少从抗战时期我们来看,汪精卫和蒋介石这两个人是有清晰的对比的。蒋介石在很多大事的判断上超越了汪精卫。第一对于日本的判断。刚才我们讲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国家,你跟它谈个屁呢,这是蒋介石优于汪精卫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当时中国的国情你要有判断。这个时候不是说我政治家我理性、我替人民做主我是精英。我跟日本人签和平协议已经做不到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民族情绪已经被动员起来。如果一个政府敢投降,或者不是投降就是搞所谓的和平行动的话老百姓是不答应的,战场上死了那么多子弟兵你现在去谈判桌上去谈不可能的,所以蒋介石曾经跟德国大使陶德曼讲,说我现在可不敢跟日本人谈什么和平,我要是敢谈这个国家就会爆发革命,我自己的权力都保不住。这就是蒋介石判断优于汪精卫的第二点。

其实我还想说一点:在当时如果你在那样的处境下会觉得和平也是一个方案好像也讲得通。真的是一个方案吗?未必!我讲一个我在乱七八糟的地方看到的一个史料顾维钧大家知道吧,是中国一个很著名的外交家。他经常在外交场合参加一些酒会,有一次就遇到了一个苏联军官。那是抗日战争期间,顾维钧就跟他说:非常感谢斯大林元帅给了我们很多援助。那个苏联军官也很高兴,酒过三巡之后就开始说真话:你不知道我们苏联军人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如果中国坚持抗战,我们就给你们支持;如果中国不坚持抗战,我们苏联就要出兵中国北部,跟日本人共同瓜分中国。顾维钧听得那心里是冷汗直冒——苏联跟纳粹德国联手在波兰不就干了一次这个事吗。

一个民族你即使再苦再惨如果你坚持抵抗的话那你就会吸引很多援助,如果你自己放弃抵抗的话,列强会共同来瓜分你。因为对苏联来说,它的国家安全也很重要。如果日本已经几乎占领了中国,它也需要重新平衡这个战略失衡,它出兵中国你说是不是可能。

所以如果中国当时不坚决抗日的话,这个民族的命运惨到什么份儿上其实很难说。这也是一个大势判断,所以汪精卫看问题的角度比当时的蒋介石还是要差了一些。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汪精卫经常会妥协、经常会放弃、经常击穿自己的底线,因为他没有那样对趋势的判断,所以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底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提醒就是甭管是对于一个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理性是最为珍贵的资源。当然你会说情绪也挺好——一个菩萨还有三分土性呢。一个人情绪外露不也是挺可爱的嘛,但是如果在决策的重大关头你任由情绪影响自己的决策和判断,这把你引导到什么样的深渊可就说不好了。

我自己创业之后有这么一个体会:我越来越少负面的去评价一个人和一件事,甭管是公开还是私下。这还不是为了怕得罪人,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一旦一句话出了口——比方说这个人不行,他就是个恶棍或者说是一个低能儿是一个傻叉,这话一出口以我们的知识和逻辑能力我马上会编造一套理由,在自己内心里来论证自己这个判断。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不是我得罪人,是我从此丧失了对这个人这个事代表的所有现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就是说我认知的大门就关上了。

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认知是我们唯一的屏障。

前不久我就看了一本书,就是一些人工智能的专家在想怎么能让机器人有人类的情绪呢?研究半天原理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人的大脑其实是一个资源池,如果想让它有情绪其实很简单,就是关闭一部分资源就可以了。

比如说想让它有愤怒的情绪,那就关闭什么谨慎、温情、不攻击这些资源,它就变得很愤怒。想让机器有情绪很简单,关闭一部分认知嘛!

所以你看什么是情绪,情绪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一种能力缺损!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任由它作祟呢?所以一个人在不断地自我修炼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其实路标就是你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一个国家要想看它有没有前途,其实也看这个东西。你看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多次讲过两拨国家的对比。在法国在俄国那就是非常热情澎湃,理想主义的国家,但是它的历史很糟糕。它是一个政治实验室,经常用理想主义煽动全民去追逐某一个目标,结果造成了大量的人间浩劫。可是有一些国家看起来非常的唯利是图、金权主义像英国、像美国、像荷兰。它们的商业氛围是非常之浓厚。但是结果是人家国泰民安,至少在国家发展的历史上没有那样的惨绝人寰的大劫难,反而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强盛的国家。

所以理性是一种资源,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光明正大或者不是那么有逼格,但是它是一个国家的珍宝。

最后我想说一点体会。我一直在说中国有前途,很多人说左派五毛。其实我的判断是这样来的最根本的一个判断,就是30多年来我们不管这个国家现在存在多少问题,你问题再多还能有抗战时候那个国家那么惨吗?那个时候你能看到大势,都知道这个国家是正在崛起、正在有希望,我们面对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我判断中国有前途呢?就是因为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商业的领域正在培养自己商业的思维方式。光马云他的阿里巴巴就在中国至少培养了一千万商户,这里面有好几千万的商人,商人的思维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甚至还有那么一点低俗化,但是它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当大量的中国人都进入这种商人思维,开始用成本收益比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任何人拿任何理想再想大规模的煽动中国人民那都做不到了!

视频: 杜月笙的代价[罗辑思维]No.170

欢迎给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我们今天跟大家聊民国历史上的一位奇人

就是杜月笙对就是你熟知的那个黑社会老大青帮大佬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奇怪在今天的微信朋友圈里面

经常有一些人刷鸡汤文人生格言如果他是政商大佬

什么乔布斯什么胡适马云我们也就认了反正他们也经常被人

编撰一些格言鸡汤杜月笙黑社会老大居然也经常刷鸡汤文

我在录这期节目之前还在朋友圈里看到一条说什么

上等人是脾气小本事大中等人是脾气大本事也大

下等人是脾气大但是本事小据说是杜月笙说的我考证半天

也不知道这个依据是什么最奇怪的是世界各个文明当中

黑社会老大甭管他多么有钱有势他的人生总不值得效仿吧

他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刷鸡汤文呢这是杜月笙身上非常有趣的一点

名人就是这样在当世的时代我们觉得谁谁谁很有名如雷贯耳

但是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之后

一个时代有时候仅仅能给我们留下那么几个人大家想一下

比如再过个两三百年京剧界可能最后也就留下一个梅兰芳

后世的人搞不清楚什么马连良荀慧生这些名字

可能渐渐都会被时光淡忘民国这个时代大家可以想一下

再过个500年关于中国的20世纪的上半叶大概能留下几个人呢

我自己掐指算了一下如果能留下5个人的话杜月笙很可能是在名单上

剩下什么总统督军将军什么政界大佬可能一概都被历史遗忘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杜月笙杜月笙身上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大家都说他是黑社会头子在电影里面你看冯小刚就演过杜月笙

那个气场之强大其实我告诉你杜月笙是没读过书的

现在即使他自己讲大概读过几个月私塾你想穷人的孩子那读私塾

又不想上进考功名那肯定不好好上学嘛

所以杜月笙这辈子其实大字不识几个那他怎么是青帮大佬呢

就算在青帮内当时上海滩的青帮大概是4个辈分最大的叫大字辈

然后是通字辈然后是悟字辈最小的是学字辈而这个杜月笙是悟字辈

倒数第二名这个辈分所以他在青帮里面

其实如果按辈分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个人混得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给大家随便举一个例子章太炎章太炎是大学者但是他有一个外号

叫章疯子就是谁的帐都不买那是一个死混蛋袁世凯当年想要称帝之前

就是拼命讨好章太炎希望章太炎用自己的社会名望为袁世凯称帝背书

当年把他弄到北京养起来给足银子各种各样的礼遇章太炎根本就不鸟他

但是章太炎跟这位杜月笙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

首先杜月笙的钱他是光明正大的要而且杜家后来建自己的祠堂

居然章太炎自己给他写了一封序写了一篇文章劈头第一句

说杜家远祖是什么帝尧帝尧就是尧舜禹的那个尧章太炎用自己的学问

一直从尧舜禹开始一直到汉唐公卿所有姓杜的夸了一遍

说这个杜月笙就是他们之后你看我来给他背书章太炎是这么个人

袁世凯大总统著名政治家不鸟他但是一个小流氓小混混

居然用自己的全部身家信誉去替他背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会发现

一旦我们用一种脸谱化的方式来理解象杜月笙如此复杂的人格

往往在细节上很多逻辑都讲不通我们随便给大家举点例子

杜月笙的后半辈子是跟一个叫孟小冬的女人过的那孟小冬是谁呀

是民国京剧界首屈一指的女老生就是在戏台上唱的是男人的角色

但自己其实是一个女儿身他号称叫冬皇皇帝的皇在娱乐界地位可高了

这听起来不就是一个黑帮大佬欺男霸女包养了一个娱乐界的女明星的故事吗

还真就不是这回事杜月笙当孟小冬的戏迷当了10年一直就在眉目传情

痴痴地等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个备胎而孟小冬当时是跟梅兰芳在一起

后来孟小冬梅兰芳闹翻了才从北京南下上海投靠到杜月笙的府第当中

所以这个故事哪是什么欺男霸女呢他是一个备胎加上暖男的故事

如果写成电视剧那也是如泣如诉的爱情悲剧

你看这个在细节上就不符合那个脸谱化的理解

杜月笙跟我党共产党是有血海深仇的我们学过历史都知道

有4·12反革命政变这事发生在1927年当时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清党

在上海屠杀工人纠察队那谁下的手呢就是这位杜月笙

当时的上海的工人纠察队那不得了号称总工会有80万人3000条枪

那是一个正经的武装力量后来是利用了杜月笙手下的这些

青帮的小流氓黑社会对工人下手当时上海总工会的那个掌权人叫汪寿华

汪寿华自己其实也是青帮的人后来有一次杜月笙就给他下帖子

到我的府中来我们见个面吃个饭很多人就说不能去

现在双方敌对得非常厉害汪寿华说这怕什么呀对吧

上海的青帮我们刚才讲是大 通 悟 学嘛他是悟字辈的

我是通字辈的说起来他见了我面还要叫我一声爷叔青帮大家都知道

欺师灭祖那叫三刀六洞之最说没关系我辈分比他高放心地就去了

到了杜月笙府上那帮小流氓就开始把王寿华抓起来然后痛揍一顿

然后杜月笙急的在旁边跳脚说不要在我这儿做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把它做掉但是不要在我这儿

后来这几个人就把王寿华弄到一个桥底下然后把他给活埋了

这是当时的一个惨剧后来据我知道到1950年的时候不是解放了吗

共产党当权了这几个当时活埋他的人还被拉到那个地方去枪决的

所以杜月笙如果在解放后还在上海的话会不会被枪毙呢

我估计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杜月笙和我党的关系其实还挺好

现在我们看史料在整个民国的历史上杜月笙和我党的关系一直就没断过

而且一直是良好互动比如说共产党有一任总书记叫向忠发

当然后来他叛变当了叛徒但是在向忠发被捕的那一刻

杜月笙居然参加了营救拜托他营救的人就是周恩来当然后来事没办成

5万块现大洋营救经费杜月笙还退还给了周恩来后来抗战的时候

我党在敌后搞的那些根据地肯定缺医少药嘛

当时能够买到进口药品的就是上海杜月笙经常帮忙

而且杜月笙还买了1000副进口的防毒面具送给共产党人

因为当时日本人经常用毒气战你看完全友好人士

在思想上也一样你别看杜月笙不识字当时敌后根据地就是延安

出版了一些左派的读物像什么《西行漫记》《鲁迅全集》

杜月笙买了一大堆封面上大模大样写着杜月笙赠

送给上海的一些图书馆你听听看这些事完全是一个左派友好人士的面目

但是我们又都知道杜月笙和蒋介石的私交那也是非常铁

所以你看这个人复杂到什么程度其实就在上海当时的三大黑帮头子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如果说文化素质可能杜月笙最差大字不识一个

人家黄金荣是什么人法国巡捕房的头儿那叫公务员那好歹是识字的

但是黄金荣和张啸林恰恰是我们脸谱化理解的那个黑帮头子

满脸横肉经常发横欺男霸女而杜月笙呢尤其是他的后半截

完全是一副温文尔雅的士君子的模样在十里洋场上混的名声极好

这我们一会儿要谈所以当杜月笙这个人他不是那种歪戴个帽子

斜穿着衣服露着胸毛不是以这副样子

而是以当时典型的知识分子的一袭长衫温文尔雅的站在历史的晨光当中

看着我们我们这些后人那他的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启发的东西呢

太有意思了好我先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杜月笙这个人的生平

他是怎么发家的杜月笙出生在1888年这个时候还有皇上前清的时候

他的老家就在今天上海的浦东当时叫高桥的一个地方

是最苦最苦的那种农家子弟出生但是杜月笙这个人的身世苦到什么程度

今天要有一个真人秀节目他要参加说出来绝对催人泪下

你想啊两岁亲妈就死了5岁亲爹就死了5岁养活他的是他的继母

继母在他8岁的时候被人给拐卖了所以杜月笙8岁的时候就已经流落了

东家凑一口西村讨一顿14岁的时候流落到上海你说这样的孩子

他能有什么出息就是典型的街头的小流氓烂仔嘛赌啊做一些小案件

混一口饭吃当时他还留下过一个史料

这是后来历史学家在那些巡捕房的证据当中逃出来的

他有一次跑到一个小旅馆说你们这家肯定容留吸毒我都知道了

掌握了证据现在我要去举报想不让我举报来给我5块钱

后来那个店家一方面给了他钱一方面以讹诈罪报了案

后来就抓起来关了几天他经常干这些事据说当时他在上海混有一项绝技

叫什么叫顶项宫项宫是什么就是帽子上海话帽子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个小流氓配合一个在前面站着一个人就跟在一个戴礼帽的人身后

趁他不注意在后面啪因为礼帽有那个沿儿一顶就飞到天上

到了前面那个小流氓的手里小流氓抓了就赶紧跑一般人帽子被人顶掉后

从后面顶掉肯定第一反应是回头杜月笙再跑

然后把这帽子拿到旧货店换几个钱用当然了他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赌

当时杜月笙在上海还有一项生计就是在一个水果店当伙计

据说练的一手绝技就是削苹果和梨的皮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水果月笙

当时水果店的伙计也不容易不仅仅是在店里卖水果经常要到赌场去卖水果

据说杜月笙的本事能练到什么程度别人在赌钱他拿个梨在削

看别人赌钱手削梨眼睛都不看居然能够削下来一条皮而且宽窄一致

非常薄所以外号叫水果月笙嘛后来他当了大佬还有这样的习惯

请自己的门人弟子朋友来喝茶拿起一个水果给你削削完给你吃

这也是他社交的一种手段总而言之14岁到24岁这10年的杜月笙

就是在十里洋场上这么混的他的生命的转折点是发生在24岁的这一年

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跑到青帮大佬黄金荣的家里去打杂

帮闲请注意那没有任何工资最多管你一口饭

因为黄金荣当时在青帮里的位置还得了我们前面讲青帮一共4个辈分

大通悟学大字辈是最大的黄金荣说什么狗屁大字辈

老子是天字辈在大上面还要加一横在十里洋场上青帮我最大

在这儿我们稍微说几句题外话

中国在民国的时候当时有三大帮会组织最大的是青帮然后还有红帮

那第三大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白莲教因为青红白嘛

正好凑3个颜色其实不是白莲教在清代的时候已经被剿得差不多了

第三大应该是四川和湖北的哥老会号称叫袍哥这就不去说它

因为他是一个地方性组织那青帮和红帮其实特点不一样

红帮的主要影响力是在整个南方而且红帮没有太多的组织性

往往一帮人要参加红帮我们举行个仪式烧个香拜个祖先

因为它是天地会演变过来的然后举天之下皆是兄弟这是红帮的搞法

所以号称叫红帮一大片我青帮呢是一条线它有强烈的组织性

因为青帮的前身是什么是清代搞漕运的那些船工的组织

所以青帮觉得我是有手艺的你如果加入我们是要拜师的是要递帖子的

一个头磕在地下一辈子是要认我为老师的

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讲青帮的辈分规矩为什么那么严就是从这儿而来的

那黄金荣就是当时上海滩因为青帮在上海当时漕运跟上海的关系也很深

青帮在上海的势力其实是大过红帮我们还是说回来黄金荣这个人吧

他是怎么当上上海的青帮老大的呢当然现在有争议啦

说他从来没有正式地加入过青帮组织但是不管了当时人都公认

我们今天抬什么杠呢那黄金荣获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机缘

我们都知道当时上海有租界英国人法国人在自己的租界里

搞的还是西方那一套什么法制人权但是你毕竟在中国的地盘上

有些小事情你是不是搞不定比如说小偷小摸的治安事件对吧

所以后来法国人也学乖了说这样我招募一些华人警察

当时叫巡捕来管你们华人自己的小混混地头蛇嘛这当然就有效了

这其实就是一次公务员招考黄金荣就借着这个机会进了这支队伍

当然后来据说干的很好经常破大案但是我们得明白

这个破案跟福尔摩斯那种靠逻辑推理能力破案可是两回事儿

一个租界地方也没多大能出什么治安事件无非就是偷拐扒拿这些事情

黄金荣当年当小混混的时候是有帮会背景的就是在青帮里的

你如果有帮会背景到处都是眼线这条街上谁偷了东西当然就容易破案嘛

而且你当上警察之后你还可以利用帮会来制造一些案件

然后自己再给他破掉对吧所以就进一步能够获得法国人的信任

而获得法国人的信任当上华人巡捕的头之后就形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

别人不敢干的生意什么黄赌毒之类的

他自己就可以指挥自己的徒子徒孙给干起来他就能更加吸附帮会的资源

而帮会资源越在他手里法国人就越拿他没办法

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黄金荣的发迹不是他个人的德性有多好

而是在中国的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外国人的租界和中国人的底层社会之间

正好出现了这么一个裂缝而黄金荣在最好的时机把自己给填进去了而已

所以后来他反正生意做得很大成为上海滩的大亨青帮领袖

而跟黄金荣比起来杜月笙那就是个爬爬虫什么都不算

首先岁数上就小20岁作为一个街头混混如果有机会到黄公馆

黄府当中去打杂帮闲即使不领工资是不是也觉得脸上很有光彩啊

但是这种底层下人你怎么能混得出来了这也得靠历史机缘

黄金荣有一个太太叫林桂生这个女人出身也不行窑子里的出身

当然原来黄金荣当混混也只能娶这样的女人但黄金荣这辈子

一辈子大大咧咧家里很多事也不愿意管

很多徒子徒孙的那种黑社会的帮会的小破事儿也不愿意管

就是这个林桂生林太太管他是黄府的真正的当家人

那杜月笙多精啊一进府第马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知道这个府里面谁说了算有一年林桂生突然重病在床好几个月

起不来床这个杜月笙就端屎端尿嘘寒问暖把她的病给伺候好了

但作为一个大家太太来说底下人嘛表现出很恭顺很尽心很巴结差事

这能算什么呢挺好小孩挺好挺上进也就这样正好在这个时候

林桂生的一个闺蜜当时法租界的总翻译的太太又病了

这个病了怎么办呢给闺蜜送点什么礼呢说杜月笙不错

你去伺候她的病去你不是伺候过我的病嘛又去端屎端尿

又好几个月又给伺候好了这俩闺蜜这一见面真棒你们那小伙子

有面子所以你看不是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对你好

是你让他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有面子他才会真对你好这叫社交货币

每个人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社交货币才值钱这是一个处世的方法论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有一年突然应该运到黄公馆的一麻袋货给丢了

你能想得出来那是什么货应该就是鸦片那种东西这个损失挺大的

这个时候黄金荣也不在家底下的那些帮会的徒子徒孙

有的都出去打砸抢了也不在家家里就剩一个林桂生和一些普通的佣人

这个林太太就很着急肉疼丢了一袋鸦片杜月笙说要不我去处理

你也没上街打过架你怎么能处理呢说你借我一把枪我就去处理

好吧把枪借给你去吧杜月笙就一想说法租界它是知道黄公馆的货

它绝对不会来现在天色已晚上海城他也进不去了

上海的县城有城墙的跟租界是两回事儿上海城他也进不去了

他只能去英租界所以提着枪去了英租界就在街上转

果然看到有一辆黄包车拉着一个人那个人坐在黄包车上

底下搁着一麻袋东西杜月笙就上去了先是把枪扬了扬

显示我是会玩枪的然后不跟那个车上的人说话直接跟车夫说话

说我知道没有你的事但是我要请你帮一个忙跟我去一趟黄公馆

去了之后我赏你两只大洋然后反过头来跟车上的人说

横财你是发不了了但是命总归还是有的你跟我去黄公馆没关系

跟桂生姐道一声歉命是有的你要是不信你就想一想

什么时候黄公馆里面做过人啊就是要做人我们也在外面做

怎么能在公馆里面把人给弄死呢就几句话把这两个人就弄回来了

一麻袋货也弄回来了这话不是我在这儿杜撰

杜月笙这一辈子到处跟人讲这段话为什么因为太高明了

你想先耍一耍枪让人告诉你我不是吃素的先把他震住

然后一句话先拿住车夫因为车夫是他的行动力

他那种底层人士一旦惊慌万一做出什么控不住的行为呢

说我知道没有你的事先给他吃一个定心丸然后把横话放出来

我要请你帮一个忙这叫先声夺人对吧请跟我去一趟黄公馆

然后再利诱一下去了之后我给你两只大洋把车夫安定住

车夫肯定不会动了车上的人就傻了因为他唯一的同盟已经丧失掉了

然后再安他的心说你跟我回去然后你还放心你命是保得住的

所以你看这一段话你别看杜月笙没有上过学真的说得是滴水不漏

我觉得这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把它背下来然后想想

处理这种危机事件用什么样一种节奏怎么样分化瓦解对方

最后把事情紧急搞定杜月笙一辈子对这件事都特别得意

那林桂生当然觉得很欣赏了小伙子真是能干后来林桂生为了考验他

还带他去赌过一次钱故意让他赢了大概2000块现大洋这不得了

2000块现大洋当时在上海是能买一幢豪宅的其实林桂生就要考验他

看他怎么用这笔钱如果是买房子置地这个人也不错但是没大出息

如果是狂嫖滥赌呢这个人根本就不能用但是杜月笙呢2000块大洋

首先把自己的旧债一还然后原来街上的那些小混混的朋友

把这钱就给分了林桂生说此人才堪大用就从这件事开始

从此后黄公馆的所有生意基本上都开始交给这位杜月笙来打理

你不要小看黄公馆的生意那是极其复杂的前面我们讲有黄赌毒对吧

但是所有的黑社会大佬尤其是青帮大佬他有一些面子上的生意

比如说当时上海的舞台戏院还有一些游乐场所

当时上海最著名的那叫大世界那是上海的大游乐场

有点今天的迪斯尼那个意思也是黄金荣的生意这是面上的生意

而且他作为帮会老大他还有一些慈善生意你别觉得这矛盾

一点儿不矛盾这些生意的跨度极大杜月笙就在黄金荣的府中

帮他打理这些生意长达10年你看这又是一个十年

当然他后来渐渐的自己的生意也起来了就独立了

他的生意最终做到多大比如说1935年到1937年的时候

现在我们看史料当时杜月笙手里有一家公司叫三鑫公司

鑫就是三个金字拼起来那家公司一年的总收入大概是5000万大洋

什么概念北洋政府一年的总财政收入才两点几亿个大洋

一家公司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百分之十几为啥做的鸦片生意嘛

当然大所以经济上已经变得不得了的有钱

而且杜月笙还有很多正经生意比如说他当了60多家企业的

什么董事长总经理有的是挂名有的是实职有的是干股

有的是真的入股因为后来他已经成为整个上海滩经济的一根定心柱

什么意思比如说大概是30年代初当时有一次长江发大水

那当然了银行就变得生意很不稳定很多人就要挤兑银行

跑到银行去取款后来有一家银行的老板特别聪明

就请到了杜先生说能不能到我那儿去一趟杜月笙说可以

就去了一进门申报存款300万然后往那儿一坐其他来取钱的说

杜月笙都肯把自己的300万现大洋存到银行里

我们还挤兑个什么呢就散了一场金融危机就此搞定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上海的金融界什么钱庄银行

都去找杜先生当顾问的当董事的给干股的

一定要跟你扯上关系因为关键时刻杜月笙是可以救你的命的

这是在经济上的成就了在政治上的成就呢

我们都知道民国那个时代其实谁比谁大今天是这样

明天可就是那样谁比谁大了说不好的

比如说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之后回到国内第一站不是来到上海吗

那请问他的保安工作是谁做的黄金荣黄金荣自己带着枪

亲自来当孙中山的保安而且孙中山搞革命事业的时候

黄金荣也是捐过钱的所以那个时候的黑社会

我们不能跟今天的我们印象中的黑社会相比

他们跟政治人物是有很多交道的到了杜月笙这一代

跟民国的那些政治人物就更是千丝万缕的关系了

因为那个时候政局动荡一个在台上的军阀政客督军

你怎么知道你明天还掌权呢一旦失势之后哪儿最安全

只能跑到上海的租界里面然后一头钻进杜公馆

杜月笙能护得你的安全什么浙江督军卢永祥山东督军张宗昌

包括九一八事变之后丢掉东北的张学良全国人民都对他喊打喊杀

一放眼全国哪儿最安全只有杜月笙家

当时民国有一个号称第一杀手的人叫王亚樵放出话来

我要刺杀张学良杜月笙也放出话来你敢动我的客人试试

你要是敢动我追杀你到天涯海角所以后来张学良就在这儿住下来

在这儿还有一个插曲张学良戒鸦片就在杜月笙家

当时杜月笙还找了一些外国的医生看着他怕他戒毒嘛身体反应过大

结果发现少帅的身体真好居然没啥反应杜月笙说嗨来人哪

给少帅换一张床他心里知道张学良一定是把鸦片塞在床缝里面

表面上是戒毒其实没有后来才成全了张学良戒毒

这当然是一个插曲了杜月笙一生最得意的当然是跟蒋介石的关系了

1931年的时候杜家在上海浦东的高桥建了一个杜家祠堂

这是他真正光宗耀祖的时候你想是一个地方上的小混混

吃不饱饭的人去上海混然后几十年之后回来建这么一个祠堂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给送来了一块匾文坛领袖章太炎我们前面讲的

给你做一篇序这是多有面子的事情啊

蒋介石当时送的那块匾上写4个大字叫孝思不匮

说杜月笙这个人非常有孝心大概是这个意思1931年

杜家祠堂落成的典礼当时是民国历史上的一种盛事

很多地方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了比如说民国当时的娱乐业

现在有什么韩星宋钟基网红那个时候就全是京剧大佬

京剧大佬在民国历史上聚得最齐的一次大概就是这一次

那些男的角儿就不说了就是演生的角儿的什么杨小楼这些都来

马连良四大名旦凑齐好像就这一次当年慈禧那么喜欢京剧

也没有过这样的盛事居然是为了杜月笙一个黑社会头子

家里的祠堂落成全部聚齐当时因为在上海浦东不是今天的浦东

那个时候你想那是乡下上海城里的人只要有点面子

你都得赶过去据说都没有车一些达官贵人只好走路去

因为杜先生的面子不能不给据说杜家祠堂落成的典礼那几天

同时要开几千桌的酒席一顿饭要翻3次台

当然他最牛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仪仗队5000人

而且这5000人可是八国联军英国的租界的巡捕出来高头大马

然后英国人骑着在前面领道法国人出了一队安南警察就是越南人

因为也是法国殖民地就有点像英国警察里面的红头阿三

就是印度人一样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然后中华民国的军队也跟着

居然进了租界你想那是租界理论上是人家的国土

你中国军队怎么能进去呢只在杜月笙杜家祠堂落成的那个仪仗队的仪式上

中国军队进了一次租界 所以你看这个人的影响力有多大

在这儿我们也不吹嘘杜月笙了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嘛 对吧

真正奇怪的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见过很多屌丝逆袭的典范

比如说我们安徽老乡朱元璋他就是靠打仗最后当了皇帝

这不奇怪但是杜月笙在他人生最高点的时候他也就是一个黑社会的头子

他打穿的可不是什么有财有势他打穿的是民国的政界

文化界经济界几乎所有人都买他的帐

而他的最终的身份不也就是个黑社会头子吗你不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吗

我们今天给大家聊杜月笙这个人真正感兴趣的地方不是他一生的落差

你看他起点非常低吧就是条虫用当时上海话来讲小赤佬

后来熬成了一条龙在民国历史上这样飞黄腾达的人

从底层出身的人很多但杜月笙的意义不在这儿

他是一个黑社会的底子如果你对这个人做各种外部条件分析

说青帮为什么能崛起青帮崛起能够支撑的一个人格的高点

他可能是黄金荣或者是张啸林那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杜月笙

杜月笙是获得了当时中国社会什么政界商界

文化界普遍认可的一个人物而它的底色仍然是黑社会

这是杜月笙最大的意义他为什么能做到有人说这是因为杜月笙能花钱

会花钱仗义疏财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举不胜举

比如说他原来进青帮的时候有一个师傅

这个师傅其实没有帮过他任何忙大通悟学嘛是通字辈的

反而压了他的辈分让他进入悟字辈这个人基本上也就是街头的一个烂仔

但是杜月笙一旦发迹之后对这个人几乎是予取予求什么都给

因为那个人叫陈世昌他儿子不成材经常赌钱

一次性输掉几万杜月笙给2万再输再来两万

一直给到这个陈世昌已经不好意思再上门为止所以给钱确实非常痛快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什么章太炎这些文化人当时上海滩的一些著名的律师

都拿过他的钱而且他对底层人民也很好

从1935年到1937年大概这两三年间杜月笙有案可查的捐赠

大概150万现大洋那是一笔多大的巨款啊他老家浦东

大概有200户人家的穷人就是靠他养活的每个月是定时定点来

到杜公馆就跟拿工资一样排队拿钱包括在他的老家修桥造路

开医院开学校这种好事做了无数后来杜月笙一生

他觉得最珍贵的第一个头衔不是哪个公司的董事长而是什么呢

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你能相信吗因为会长是蒋介石

是国家首席领导人副会长是杜月笙

这可能在全世界哪个国家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吧一个黑社会头子

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这是杜月笙最得意的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杜月笙成长的秘密因为所有混黑社会的

可能都得有这一套吧你在钱上抠得特别死你不愿照顾人

不愿意给小弟担着你在黑社会可能一个普通的头目你都混不上

所以这不是杜月笙真正的秘密杜月笙一生讲他说人一生3碗面最难吃

叫情面体面和场面场面嘛我们前面讲过什么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

那当然要搞个场面否则谁在乎你呢这叫势能

但是场面这个事你不能天天摆吧所以杜月笙就讲究第二碗面叫体面

就是从外面看你这个人随时随地都值得尊敬

这就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仗义疏财会花钱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外面人觉得你是不是个公道人呢是不是尊重你呢

我们给大家举例子当时上海滩有一个浙江兴业银行

不是今天那个兴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有一个总经理叫徐新六

这个人家世很好年纪轻轻就被送出去留洋学的金融

回来干银行的总经理这就是当时上海滩最典型的那种顶层精英了

那这样的人嘛当然做派非常的新式讲究一夫一妻也不会纳妾

而且他是一个银行的总经理在外面给大家留下来的印象也非常之严谨

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个徐新六在外面有小三养的一房外室

而且还生了孩子他跟谁都没有说但是他跟杜月笙说了

而且还预先留下了一份遗嘱说我万一出事你要去替我主持公道

帮我这个小三和我的私生子来分家产后来果然被他不幸言中

1938年这是抗战的第二年徐新六也是办公务从香港飞武汉

在路上就被日本的飞机给击落这人就死了

那那边徐家人在办丧事分家产不知道

这个时候杜月笙就带着他的遗嘱上门去主持公道

你想这件事情很难办的因为你只要不说人家也不会恨你

你上门主持公道没准儿人家大太太原来的子女还会恨你一辈子

但是杜月笙就挺身而出把这事办了办完之后

上海滩的很多政商大佬一看杜月笙不仅是仗义疏财

我们的很多家务事他还能来主持公道所以很多家务事也请他处理

这就叫体面但是体面毕竟还是给外人看的杜月笙还讲究的是第三碗面

就是接着往里来回到自己的内心他讲究第三碗面叫情面

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理解了

《水浒传》当中有两个人物都是仗义疏财的一个是小旋风柴进

因为他家里有钱嘛但是柴进对人如果你是江湖普通人士来投靠

基本上一盘肉一瓶酒然后再给什么一斗米十吊钱就打发了

如果遇到江湖上有名望的人那在热情接待

所以后来柴进把武松给得罪了就是这样刚投靠的时候好吃好喝的

然后后来就渐渐地冷落所以武松在他那儿待着是一肚子气

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宋江宋江也是仗义疏财急公好义

但是你会发现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基本上都一样

杜月笙就是这样的人这叫情面就是你不是只想让外面好看

是在心里有一杆秤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就是他跟黄金荣之间的区别我们前面讲黄金荣也经常做一些慈善

但是他做慈善比如说舍粥给穷人舍棉衣他就会干一件事

就是你打完粥或者拿完棉衣之后对不起找人把你看起来

为什么他怕你又转到队伍后面去再领一份本来资源有限嘛

这是黄金荣干的但是杜月笙有一次比如说他也是给全上海的乞丐发钱

全上海3万多名乞丐一起跑来排队

杜月笙就不会让人把领过钱的人看起来你就算再去排队我也认了

不就是多花两个钱吗杜月笙后来就跟人讲说乞丐也是有脸的

你那样即使给了他钱给了他吃的你把他看起来

把他当贼不信任他他心里还是不舒服所以你想

为什么杜月笙在上海当时的底层人民当中包括工人当中

很多工潮闹罢工和资本家搞不定的事杜月笙往往出面

出面的最终解决方案不是杜月笙逼资本家把钱出了最后自己掏腰包

所以工人包括底层的乞丐都非常佩服他这就叫讲情面

包括他给一些文化人送钱你比如说章太炎这样的人

上门非常礼敬谈话其实他也不识字临走的时候

你以为掏出钱来啪最好那钱越厚越好不是

一张小钱票折成一个小方块压在茶碗底下就怕别人不好意思

包括上海滩那个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这个章士钊也是一度落难没有钱

杜月笙就想送他钱又怕老先生面子上下不来那怎么办呢

就聘他为法律顾问是这个方式把钱给送出去

其实杜月笙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姓秦也是上海滩的一位名律师

他并不缺这个他只是在待人接物当中有一种本能

就是我不仅要对你好而且要以你最能接受的方式对你好

我不仅自己外面要做得体面而且在人群当中我们俩真的是互相尊重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落了难缺钱杜月笙送钱那当然千恩万谢了

但是如果送钱的方式让我觉得面子上有点下不来万一我缓过劲来

我会真的感谢你吗所以杜月笙特别注意把握这个内心的情面

这他才攒得下交情所以说到这儿我还想深说一句就是情面这个事

它其实是一种内心的非常微妙的感觉需要把握分寸的

但是你如果是用一种技巧把握分寸是没有用的

说到底是你的道德修养当然你会觉得拿道德来说黑社会头子有点别扭

但是本质上还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对于女人的态度这个黄金荣和杜月笙之间就有鲜明的对比

黄金荣嘛大流氓出身贪财好色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犯了一个最不该犯的错误

他迷上了当时的一个京剧名角叫露兰春

这个女孩其实就是他自己给捧出来的估计这个水平也不怎么样

但是露兰春是黄金荣的一个门徒的养女这差着辈儿了

小时候就在他膝盖上玩儿小女孩吗后来一旦长成了窈窕淑女之后

这个黄金荣就有点那个感觉然后就砸钱捧他在京剧界把露兰春就给捧起来了

捧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天天晚上在大戏园子里

带着钱赏然后捧角儿嘛但是旁边也有一位这位是谁呢

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叫卢筱嘉这个人号称叫民国四公子

那公子哥嘛就不想黄金荣这么懂事了

结果露兰春在台上一个音给唱走了在卢筱嘉就喝倒彩

黄金荣站起身来二话不说走到卢筱嘉面前上去啪啪就俩大嘴巴

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浙江督军是什么当时上海的城防就是浙江督军管

相当于你把你们城市最大的那个司令官的公子给当众羞辱了

这还得了后来就被抓起来了也不审也不判军阀嘛

也没有那一套就是各种折磨和羞辱黄金荣一条命差点就丢掉了

你看这就是普通黑社会大佬他要是跟权力硬碰硬

最后就是这个下场后来怎么缓过来的呢是杜月笙出面

仗义疏财花了大量的钱把他那个三鑫公司

就是最值钱的那个公司的股份的干股送给了卢永祥

后来才把黄金荣给救出来救出来之后

黄金荣一面是对杜月笙各种感恩戴德了说咱俩也不用按辈分论了呢

你别看我比你大20岁你也不是什么我的弟子咱俩拜把子兄弟吧

杜月笙说这不行这不行辈分是辈分而且我靠你提拔的

后来两人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杜月笙的儿子让黄金荣认了个干儿子

这就把辈分给扯平了这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但是黄金荣出来之后就觉得我为这个露兰春我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差点把老命丢了得了我把你娶了吧可是你想

黄金荣这时候54岁而露兰春呢25岁而且有男朋友就是有相好的

他没办法这黄金荣捧自己对自己有恩所以露兰春就提出了

两个特别不像话的要求第一小妾我是不当的要当就明媒正娶

我要当大房太太她其实知道黄金荣的大太太林桂生在家里掌财权

所以她又提出来第二个条件家里所有财权我要一个人掌

其实这就是提两个非分要求把色迷了心的老头给吓退了就完了

没想到黄金荣来劲了说行啊我就离婚家里财权全归你

这就太不符合礼法了大太太你为了一个小妾让她下堂

当时的道德是没法允许的而且也动了他的整个青帮和家族的利益结构

所以杜月笙就各种劝说嘴皮子都磨破了没有用

最后林桂生不得不出走 后来也看是杜月笙给林桂生买了一处宅子

一直伺候她到死就是把她当家里的长辈那样伺候那黄金荣呢

跟这露兰春你能想都想得到肯定没几年好日子

后来露兰春是逮着一个机会把家里所有的浮财金银珠宝一卷

跟她那个男朋友就跑了这件事对黄金荣的打击特别大

后来他就真的不怎么管事了所有的事都交给杜月笙打理

从此黄金荣就算是沉沦下去这是他对女人的态度

这种态度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那个素质的人那个道德水准的人

他就是这个下场但是反过来我们再看杜月笙对同样是一个京剧明星

孟小冬的态度呢孟小冬是和梅兰芳分手之后到上海来投奔他

两个人琴瑟和谐后半辈子相处得非常恩爱后来1949年中国变天了

杜月笙跑跑去了香港孟小冬也陪着去了

后来其实他们是想举家移民到美国所以全家就在统计人数

在办这个美国的签证后来孟小冬就在旁边说了一句话

说我这次要跟你去我以什么身份去呢是家里的丫鬟吗

还是你的女朋友呢你看暗示了一下杜月笙马上就幡然悔悟

知道对不起小冬说签证不办了停下来我先跟小冬结婚

在香港正式结婚然后再去美国但是万没想到这就耽误了

后来就没去成1951年的时候因为在香港缺医少药

其实当时杜月笙也没什么钱了渐渐地就身体不行了

1951年的8月份就死在了香港所以说他对孟小冬

实际上为了这个感情其实准确地讲都不是为了感情

为了对得住人家为了在道德上说得过去耽误了自己的性命

这是杜月笙所以你看什么叫做情面情面到深处其实就是道德

但是我们讲完那场面体面情面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解释杜月笙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是杜月笙的故事好像充满了浓浓的鸡汤味

因为表面上讲的就是一个社会底层人士怎么样飞黄腾达

我们中国人理解别人的成功通常会有3个归因

第一你运气好第二你肯努力第三你方法对

成功学大师特别希望我们相信这个公式因为运气好这谁也替不了你

努力是你自己的事关键是方法所以要听我们的

成功学贩卖的就是这套但是杜月笙用他一生的故事告诉我们

成功有另外一个面相叫代价成功学大师永远希望我们学会了方法

然后积极上进正能量然后就能成功扯淡成功是代价的结果

而不是方法的结果我们再来看杜月笙

杜月笙在民国时期给我们留下来的照片永远是一袭长衫

什么是长衫是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打扮那你杜月笙一个流氓头子

你穿什么长衫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嘛他就想混进上层社会

你看黄金荣就不想黄金荣喜欢别人管他叫黄老板

张啸林喜欢别人管他叫张大帅只有杜月笙

一生喜欢别人管他叫杜先生他要混进知识分子的队伍

但是他之所以要穿长衫还有第二个原因我看到那则史料的时候

内心其实非常震撼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街头当混混的时候

胳膊上全是刺青我为什么长衫没办法嘛

我不能让人看到我的流氓的历史我夏天再热

我从来不敢把袖子卷起来现在我们看史料上海有一次举行足球赛

大夏天大家都穿着运动服短裤请杜先生去给开个球

他居然也只能穿长衫然后撩起前襟踢了一下球然后默默地回去坐下

连话都没讲实在太热他不敢嘛在这个细节当中我们看出什么

看出一个人的内心煎熬那叫杜月笙上海的大亨

所有的人都会羡慕他但是在杜月笙身上你能体察到一个东西

叫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这个东西在黄金荣张啸林身上

你绝对看不到即使在国民党的一个普通的师团长身上

你也看不到但是在杜月笙身上是极其的刺目他一辈子不识字

但是他上进到什么程度他的府当中养着一个人叫新闻秘书

每天给他读报纸要讲给他听发生了什么他听不懂要问

他府中还养着评书艺人因为更宽广的那个知识领域他无法够得着

他不识字嘛只好通过评书他后来1949年逃难到香港

还专门派人回到上海请评书艺人去给他讲评书

可以说他用他的方法学习了一辈子那你可能说

这可能也容易做到但是下面一件事就不容易做了

他一生致力于把青帮给洗白包括1931年之后

他逐步就放弃了什么妓院烟馆赌场这些生意都不做了

他那么爱花钱那么多开销居然主动地减自己的收入

你觉得容易吗当然我觉得杜月笙这个人

一生干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创立了一个社叫恒社

这是在政府正式登记的一个民间社团这不是黑社会的帮会叫恒社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杜月笙是黑帮头子不假

但是我要向这个法制社会投降我要创立一个白道上的组织叫恒社

然后他在里面拉了大量的什么企业家新闻记者文人政客进来

希望把它洗白当然恒社的主体是什么还是青帮的那些小混混说白了

杜月笙通过创立恒社是要向社会喊我要以我一个人为支点

把几百年的青帮全部给它洗白这件事可就不容易了

很多人都喜欢讲我要做最好的自己他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

我要说做最好的自己然后稍微获得点成就就给自己一点激励

让自己对自己满意但是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杜月笙这样的人

一辈子对自己不满意这种内心的煎熬你体察一下是什么样的

这是他付出的代价但是一个想成功的人真正付出的代价还不是这个

而是你付出了代价你明知道就是成功不了你还必须继续往下付

而且是非常绝望地付那才叫代价杜月笙毕竟是黑社会头子

他一辈子想洗白自己但是其实一辈子没做到我就说一个细节

抗战的时候上海滩三个大亨表现是不一样的张啸林直接就投敌当了汉奸

黄金荣不愿意当汉奸但是他也不愿意离开上海因为毕竟产业大

他装病天天跟日本鬼子装病他也不走杜月笙是毁家纾难

自己去了香港在香港你想逃难去的人有多少经常各种散财童子

几乎把自己的钱给散光了所以1949年杜月笙逃到香港的时候已经没钱了

但是还有很多老乡故旧来找他伸手他从来没含糊过

这就是杜月笙在抗战期间他在上海原来青帮的子弟干了好多大事

你别看是流氓组织包括军统就是戴笠的那个队伍

在上海刺杀一些汉奸当时上海的伪市长傅筱庵等等

都是杜月笙自己派人下的手包括他那个结拜兄弟

刚才反复讲的那个张啸林都是杜月笙派人下的手当然也有军统的配合

他可以说对抗战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啥洗白嘛

我要帮这个国家渡过这个难关我想获得政府和传统社会的认可

但是结果呢结果抗战结束之后杜月笙回到上海他还有一个妄想

想让蒋介石让他当上海市长哪怕不是正市长一个副市长都可以

但是后来接到消息说没戏了蒋介石虽然跟你私交很好拿过你的钱等等

但是不会让你当上海市长的所以杜月笙这个时候也感慨

说怎么办呢我们黑社会嘛就是蒋先生的一把尿壶想用就用

不用就塞到床底下喽这当然是一句牢骚了但是他万没想到的是

他回到上海的时候他的弟子当然在上海火车站做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还搭了牌楼但是政府立即命令拆除什么呀黑社会头子回来

还欢迎还仪式哪有那个杜月笙知道这个消息心里特别寒酸

所以提前一站就下车了他要是真到上海站下车

他看到的不是什么欢迎仪式而是一些标语国民党写的打倒杜月笙

打倒黑社会势力他要看到这一幕他心里怎么想

后来蒋介石在上海要搞什么民主选举尤其是上海市的参议员

他就想当参议长用这种方法用民间的力量那不也可以吗

反正我交情好人缘好然后花了重金当选了当选之后

蒋介石托人跟他说说你辞了吧我心目中没有你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没办法当选之后当时只好宣读了一份辞职报告

然后让蒋介石心目当中的人当了所以他一辈子想洗白一辈子想努力

最后不行他临死的时候就是1951年左右他身体已经不行了

他让他的大女儿从当时香港的银行取了一大包东西回来

打开一看是什么呢全是国民党的那些大官一辈子写给他的借条

最少也有五千美金多的有十条大黄鱼什么叫大黄鱼就是金条

十两一根的金条十条借据杜月笙就当着他女儿的面

是一张一张地撕了一张一张地给烧了他女儿说你为什么要烧呢

他临死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

但是你们还有希望就是我不希望你们拿着这些借条出去跟人家打官司

我们老杜家要继续洗白这是一场没有完结的战斗

这是杜月笙一生最为悲情的东西不管他早年干过什么

他后来还&bbsp; 他后来努力但是没有用这是成功者真正的代价

你不要看今天的马云马云在会上他自己亲口讲过我最恐惧

谁知道一个最有钱的人为了钱去恐惧不是是一个像中国这一代人

我们从底层出发我们想往上走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禀赋

最终会有一个天花板把你死死地压住你一辈子也突破不了

这是真正的代价你明知道那个东西但是你仍然会跟它较劲

在最后我特别想讲杜月笙经常一辈子跟人讲的一番话

这番话见于各种各样的记载大概的意思都一样说你们跟我一样

都要跳龙门但是你们是鲤鱼你们修五百年你们就跳了龙门

我不一样我是泥鳅我的出身是在土里我吃土长大的

我先要花一千年先修成你们鲤鱼然后再花五百年我才修成龙

我才能跳龙门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另外一点

我一点闪失都不能有你们一闪失打回原形不过是条鲤鱼嘛

我一闪失打回原形还是条泥鳅我不知道杜月笙的这番话

戳中了多少中国这代人的软肋因为这几代人中国人其实跟杜月笙一样

我们出发的那个点就是泥鳅 我们不断地往上拱在别人看来

我们有一点点的成就有的时候我们脸上也会带出来一点得意

但是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代人和杜月笙一样

心中真正的东西是不能继续往上走的那种恐惧

这听起来有点心灵硫酸的意思的吧但是我真正想说的是下面这番话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社会已经阶层固化穷人再也没有上升的通道

屁话中国这三十多年最多说已经做到了叫阶层分化

远远没有到固化越是这样的时代边缘人士甭管是企业还是个人

都是更方便崛起的好吧当然有人会反驳那是少数的幸运儿

对呀那就是少数你以为呢这个社会甭管到哪一年

都是少数人能够出人头地他们在付我们这些常人不肯付的代价啊

在杜月笙身上我们能看到两点第一个代价是

永远不能获得终极意义上的幸福和快乐因为他们永远看不起自己

永远对自己不满意第二个代价是

他们在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目标付出绝望的努力

看看你身边的那些创业者你就明白了所以他们不是方法不对

他们也不是运气不好他们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在几乎已经看不到亮光的时候仍然肯付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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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一场不得不发生的政变[罗辑思维]No.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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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不得不发生的政变

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故事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叫“玄武门之变”。这个故事的梗概大家都知道,准确地讲,它发生在大唐武德九年的六月初四,换算成公历,就是公元626年7月2日。这一天,当时的秦王——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发动了流血政变,地点在长安(如今的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玄武门外。那一天,他杀掉了自己的哥哥——当时的太子李建成,还有自己的弟弟李元吉,还把这两个人满门抄斩。随后他进入皇城,控制住自己的老爹——当时的唐高祖李渊,然后逼着李渊把皇位禅让给自己。

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伦常惨剧,是老李家父子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有什么是非可讲呢?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罢了。但是,这件事对后来的初唐政局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包括李世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以及后来武则天当政,因都种在这儿。不过,这都是后话,我现在只讨论“玄武门之变”是怎么发生的。

历史就是这样,当时发生的叫“事实”,后人解读事实就叫“故事”——二者的区别可大了。事实包含大量丰富的细节,但是后人在理解前人的事实和历史的时候,只能把它变成故事,变成一段非常简单的情节,而且里面包含很多道德判断。

李世民本人当然希望后人这么去理解整件事:整个大唐的建立都是我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其实昏庸无能,但他是我老爹,只好让他先当皇帝,他百年之后我再当皇帝,所以我是真正的开国之君。李建成只是因为比我大一点儿,是嫡长子,才当了太子。他毫无功劳可言,后来又嫉妒我的功绩,反复害我,我是出于自卫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的。

现在我们说起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皇帝,首推“唐宗宋祖”,而“唐宗”指的就是李世民,世人对李世民的评价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看到网上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李世民其实没有什么功劳,他就是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故意谋害太子李建成,他其实是一个无比黑暗的人。

这两种说法到底谁对谁错呢?其实我们根本不必做判断,因为这只是故事,事实早就不见了,丰富的细节早就被丢掉了,人们只是根据当时的记录来判断的。

那罗胖我要怎么跟大家交代“玄武门之变”呢?罗辑思维一贯主张看历史要从格局的角度入手,每个人都是带着各自的禀赋、性格和初始位置进入历史格局的,然后被格局的演化推动着向前走,一直走到结局。如果你接受这个观点,那有两个倾向必须防止。

第一个倾向是道德化,就是评价谁好谁坏。其实,谁的心里没有私欲和贪念?谁的心里没有软弱和善良?从道德的角度做判断,虽然很过瘾,但是没有说服力。

第二个倾向是阴谋论。不是说世上没有阴谋,只是阴谋往往只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和非常小的格局里才能起作用,一旦时间变长、格局变大,阴谋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状的协作系统,它太复杂了,任何人再聪明、再勇猛,都不可能控制它。举个例子,为什么靠计划一定搞不好经济呢?按理说国家很强大,可以调动一切资源按照理性分析来安排生产,为什么最后经济还是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整个市场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协作系统,再强大的力量也控制不住它。

如果大家接受我的观点——不要道德化,不要阴谋论,那么历史读成什么样子才能叫读出境界呢?如果在格局中你最终读到了三个字:“不得已”,每个人那么做都是因为他不得不做,你才算读懂了一个好故事。但我仍然要强调一点,它只是个故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永远没法找回来了。老爹李渊是个窝囊废吗?

我们回到“玄武门之变”。要解读这段历史需要面对一个很具体的困难——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对史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不管唐太宗李世民在历史上有多好的名声,在这件事上,他真的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因为在中国古代,史官写史、给皇帝写起居注,皇帝自己是不能看的,这是一个对皇帝极具威慑力的武器,涉及他们千秋万代的声名,让他们不能干坏事。

但是李世民偏偏要看,前后要求了三次——前两次都被史官顶回去了,第三次史官没顶住。但是,在把史书交给李世民之前,史官当然把该改的改了,该删的删了